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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驱逐的艺术家要引入钉子户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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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1-11 10:06:0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时间:2009年12月26日下午2点
嘉宾:杨卫、夏彦国、王春辰、鲍栋、段君、张海涛、梁硕、黄敏
地点:798艺术区2号路706北三街其他画廊咖啡厅
主持人:丁晓洁   
文字整理:贾岚馨

段君:我觉得艺术家在整个社会系统里是一个抵抗的群体,他要不断地抵抗。在讨论艺术区拆迁的时候,应当把艺术家和工人、农民放在同一个位置上来看待,他们都是处在被驱逐的位置。我们不讨论是不是艺术家被驱逐了?或者是工人被驱逐了?这是要一起来讨论的,而不是讨论身份高低的问题。
其他画廊正好有一个展览,可能大家进门路过没有看,是满宇的作品,讨论关于《物权法》。《物权法》规定:为了公共利益,国家可以在适当的时候收回个人的住房或者是集体所有的住房。我们要讨论的是:什么是公共利益?在公共利益的名义下,可以把艺术家驱逐吗?
公共利益最终落实到的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中国官商勾结的传统。官方说白了就是卖土地,把土地卖出去之后获得巨大的利益。我们看中国的几个大城市,凡是房价比较高的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有极大一部分是来自于直接卖土地。这种做法是我们一定要批评的,这绝对有问题。中国历朝历代要解决的就是土地制度,关于土地所有权的问题。我们回顾过去,历史基本上都是土地私有,但同时要解决私有造成的弊病,孔子有一句话叫“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是怕贫困,而是要解决社会贫富差距的问题。
现在我们看国家把土地国有化之后,并没有降低贫富差距,反而是无限地扩大了。回过头来说,作为艺术区的艺术家是不是一定要抵抗官商强权?也不一定。为什么?比如当年索家村,梁硕当时在的时候,我也在场,有很多艺术家还是敢抵抗的,那会做了很多作品,跟警察相对峙,还是有价值的。但是我们要考虑这个价值:艺术家是为了什么要坚持?是不是仅为了自己的利益呢?比如你把我的东西拆掉了,我要走了,我损失了很多,如果是为了这个抵抗,是没有必要的。如果是为了一个更高的道义来抵抗,就是必要的。
为什么拆迁了这么多艺术区,没有出现一个钉子户?在艺术区的拆迁过程当中,没有一个艺术家是以激进的方式来抵抗的。钉子户的方式是要引进的,真的!真的是要这样的,为什么?我们看西方艺术区的起源,是十九世纪初的时候,在欧洲有很多艺术家,他们都是作为穷人的身份,才形成这样一个聚集的地方。艺术家就是穷人,中国现在的状况已经不一样了。
比如说中国两个最经典的艺术区——圆明园、东村。我对东村做过精深的研究,圆明园有杨卫老师在这里,记得你当时跟徐志伟他们三个人一起谈话的时候,徐志伟提到了一件事情,当时圆明园为什么被拆迁?其中有一个很直接的导火线,是一个圆明园的艺术家坐公交车,在车上跟别人吵起来了,就被抓到派出所,把他打了一顿,他就反过来要告派出所,很像**的事情。最后连累到整个圆明园画家村。为什么早期的艺术家村是很有必要存在的呢?就是为了共同抵抗,互相扶持。到了现在,我觉得艺术家村的存在甚至是没有必要的,我个人是这样认为的。
为什么?艺术家村分成很多种类型,比如说798是一个展示的类型,宋庄或者是318,或者是原来的索家村,它不是一个展示的区域,只是一群艺术家生活在一起,说白了它非常大的一个弊端就是圈子化。有几个策展人,我知道他们住在艺术区里边,每次做展览,最先想到的自然而然就是艺术家村里面周围的朋友,这对策展绝对是有伤害的。
在资讯这么发达、交流这么顺畅的时代,艺术家跟艺术家之间面对面的交流,或者是经常在一起串门、喝酒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我觉得艺术家与艺术家没有必要天天在一起,这对艺术创作是有负面影响的。我们看艺术史上一流的艺术家很少是从艺术家村里面出来的。他肯定是有一个自我思索的过程。交流当然很有必要,但是没有必要天天在一起交流。这是我对艺术家村是不是有必要存在的一个看法,不过798肯定是非常有必要存在的,它承担了某些公共责任。
所以说到最后就是一个利益的关系,798还是有一些很好的利益的,包括宋庄也是,他们经常提到宋庄每年缴多少税。艺术区的拆迁最终就是利益的驱使,没有别的东西。
段君:我再接着鲍栋的讲,为什么没有人帮助艺术家说话?我觉得是现代性没有建立完成,什么意思呢?就是对于现代化或者是对于社会现代性没有反思,大家都认为城市就应该城市化了,认为在大的框架之下,艺术家的小利益是应该牺牲的,例如艺术区就代表脏、乱、差,或者是处在很偏远的地方,所以要把它城市化,大家对城市化没有反思。
这让我想到最近的电影《十月围城》,如果看过这部电影就知道,当时孙中山为了革命,为发动同盟会在全国各地的革命,去香港跟同盟会讨论怎么革命。里边就有很多当地人为了保证孙中山跟同盟会的人顺利地开会,争取时间,做了很多的牺牲。到最后孙中山说了一句话,他说:欲求文明之幸福,必经文明之痛苦,这个痛苦就是革命。我们现在要搞清楚:牺牲了谁的痛苦,最后达成了谁的幸福?现在牺牲的是艺术家的痛苦,达成的是谁的幸福呢?是官僚的幸福,是商人的幸福,这是一定要受批判的。
孙中山讲的这个“文明”,是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文明”?当然“三民主义”肯定是有现代性的,这是没有问题的。在普通人的意识里边,也就是我们头脑中的“文明”,它的概念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文明。比如最早人类文明开始,是因为有了文字,有了甲骨文,中国文明就开始了。我们现在说的现代文明,不是这样一个意义,它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文明,它要对城市化有反思,对社会现代性是要批判的,所以要非常清楚,我们为什么要革命?我是很赞同革命的。在《十月围城》的片子里边有一个细节,就是谢霆锋演了一个车夫,他为了要保护孙中山——其实他不知道为什么要保护孙中山,他说:“只要我老板高兴就好了。”这个老板是一个典型的商人,我们知道香港是很重商的,对商人的形象要美化,这实际上就是一个矛盾,你为了商人去干这件事情是不是很正当的?
我们先来谈为什么要抵抗?刚才我说的为什么要引入钉子户的精神。包括钉子户自己也有问题,就是他为什么要抵抗?他有的时候是为了一些小的利益,钱给得不够,赔偿费不够,或者对故土很依恋,不愿意离开这个地方,这是一些很小的格局。我们的任务是要干什么呢?包括我们这场研讨会都是要这样,要去唤醒这种意识,要搞清楚为什么要抵抗?为什么要革命?是为了一个更大的道义,为了社会的良知,当然我们做的工作一定是要具体的,不能说在一个城市化的大框架之下,就可以做一些看起来理所当然的事情,这是不可能的。做每一个事情,都必须要反思,这个目的是不是正当的?或者是不是为了一个更大的道义才这样去做的?
段君:还有没有时间?我再说一点。刚才各位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控诉,我觉得控诉是很必要的,尤其是黄敏控诉得非常有感染力,把这种痛苦呈现出来,媒体也应该把这种感染力和痛苦传播出去,甚至有的时候不惜放大,其实也不用放大,本身就很大。我提出在儒家的传统里,还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观念,这个核心观念到今天可能还是会有效,就是“仁”,“仁义道德”的仁,仁就是恻隐之心。孔子问他的一个弟子:“你天天吃那么好的粮食,穿那么好的衣服,你于心安乎?”那个弟子说:“我很安,我没有什么不安的。”孔子就说这个人没有“仁”了,也就是没有了人对人之间的关怀,或者是疼爱,那种东西没有了。所以我觉得痛苦要让大家知道。
最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原来专门对付钉子户的一个牛人,他当时很狠的,把所有的钉子户全部搞定了,就是不管人在不在里面,直接用铲车推平,到最后他成了一个什么人?成了最大的为钉子户维权的一个人。他后来反思自己,他并不知道自己当时为什么要去拆迁?为什么要去干这个事情?他是为了拿政府的一点钱,没有一个最终的目的。后来钉子户的惨烈引发了他的恻隐之心,所以他转变了,我觉得要把恻隐之心重新提出来。
像刚才夏彦国说的中国社会对当代文化的否定,其实并不是唯一的,特别是几个很重要的时候,比如孔子的时候、春秋战国的时候,也是反对当代文化的,礼崩乐坏,他要回到西周早期的时候;到了董其昌这个时候,也是一个复古的时代,其实这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只是现在中国政府愚民的政策是大家要清醒的,所以刚才为什么要提醒大家,要有一种现代文明的意识,这个比较重要。
最后说一点,有很多艺术区的开发商就是艺术家,像黄岩就是一个,他自己就参与了艺术区的投资经营,到最后出了问题,怎么办呢?实际上是小资本遇到了大资本,小鱼被吃掉了。在这样一个时候,仍然要关怀是什么呢?黄岩是一个小资本,这个时候也是一个受害者。第一步肯定要关心艺术家,他是真正的受害者;第二步,公正地来讲,还是要关心二级开发商;到最后的时候,一定要批判更大的资本,包括体制、官僚的运作,这也是我一向关注所有事情的基本立场,就是从被排挤的、被驱除的小的社会视角来看待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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