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危机：老栗为什么会成为靶子？——兼驳吴幼明的荒谬言论

闻正

郭珍明

      从网络言论到饭桌闲谈，乃至社会活动，宋庄民间都在酝酿一股浓郁的反栗情绪。10月25日的宋庄艺术家游行本应成为2009年度中国当代艺术史上最有价值的社会事件，但由于其所采取的反讽与调侃手法，缺乏尖锐清晰的诉求与坚定明确的立场，加上组织人员的胆小怯弱，而最终草草收场。即使是这样，10.25日游行暴露了宋庄社会正在面临的一种深层危机，即以栗宪庭为威权中心的江湖体制越来越引发中下层艺术家群体的强烈不满和广泛挑战。



      栗宪庭一手缔造的宋庄社会，我们经常用“江湖”来指称它的这种前现代性特征，“江湖”事实上也扩展到整个中国当代艺术圈。与中国民间传统江湖社会如行会、帮会相比，当代艺术江湖也表现出某种相似性，比如“父家长”、“义气”以及宗法色彩等。



    “江湖”是以权威人物（当代艺术圈俗称“教父”）为核心，以人缘、地缘为结构纽带，以利益合谋为目标的社会共同体。江湖体制强调对权威人物的绝对尊崇以及尊卑有序，这是维持体制稳定的结构性力量。在江湖中权威人物扮演一个父家长的角色，所以权威人物天然地被赋予了一种崇高的道德形象，甚至面临一种被神化的精神压力。在很多（尤其是宋庄出身的）艺术家、批评家、策展人忆及栗宪庭的公开文章中，“老栗”被建构成一个和善、鞠躬尽瘁、关爱青年、无欲无求的长者形象。而在栗宪庭自己的文章，也暗含了这样一种自我道德想象。但在网络空间以及民间言论中，栗宪庭的慈父形象往往面临很多版本的伦理危机，这种危机折射出宋庄社会潜伏的社会控制失序和弑父冲动。对权威人物的人格贬损和道德伤害（不管来自江湖内部还是江湖外部）都会造成体制的集体利益受损，甚至陷入混乱和瓦解，即所谓“江湖告急”。



      江湖体制内部成员根据与权威人物的亲疏远近来分享利益，但是江湖内部不可能一潭死水，江湖内部的社会流动和地位变动存在多种竞争模式。比如“拜干爹”和“认干女儿”，它是一种非血缘关系的亲情模拟现象（因为它没有发生一种现代法律意义上的事实收养关系）。这种模拟的亲情关系能带来一种身份优越感，并在宋庄的艺术生产中转化为一种现实利益，因此造成宋庄很多女艺术家竞相标榜“干女儿”的社会奇观。



      江湖体制的父家长色彩进一步强化宋庄艺术家与策展人的奴性人格。“言必称栗老师”，在宋庄策展人的展览前言中，艺术家的自述中，我们能看到大量的、不厌其烦地、温情脉脉地、甚至矫揉造作地回忆栗老师的谆谆教诲与深切交情。奴性人格表面上表现出对权威的盲目服从和无限爱戴，实质是通过竞相邀宠，渴望在江湖格局中取得控制他者的权力，具有“媚上”与“凌弱”的双重社会危害。江湖是个大染缸，一个怀着艺术理想来到宋庄的青年，即使他有着勤奋的精神、过人的天赋，他还必须谙熟江湖的游戏规则，迅速掌握讨好献媚、两面三刀、四面玲珑的生存技巧。



      江湖体制是宋庄社会主导的艺术生产模式和社会运行机制，其形成具有自发性特征，正如宋庄艺术群落的自发形成一样，但是其可怕的超稳定结构以及来自中国历史深处遗传的专制气质、威权色彩、奴化人格和机会主义，会反过来深刻篡改和塑造宋庄社会。宋庄的原初吸引力和历史魅力在于从圆明园时代迁徙过来的自由气氛、个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传统，宋庄的这种美好品质在艺术圈迅速的社会分化后显然成为一种遗迹。来历不明的投机商、大大小小的艺术暴发户、改头换面的文化流氓、装模装样的下层文化官员、游手好闲的村民打手以及躲在暗处的秘密po.lice和娼妓，把这个原本安静的华北农村装扮的像个艺术菜市场。从社会学意义上和文化学意义上，宋庄都是当代中国一个最丑陋的文本。



    缺乏现代价值理念和制度设计的江湖体制自身不可能实现现代性转换，相反它具有极强的寄生能力，比如它与乡村官僚系统结合，在宋庄产生了一个半官方半江湖色彩的怪胎——宋庄艺术促进会。江湖体制内外孕育了重重矛盾，在现存的层级秩序和权力体系中，既得利益阶层与未得利益阶层将构成基本冲突。10.25日游行本质上是宋庄中下层艺术家一次关于利益诉求的群众运动，从现场联合签名的文本以及事后引发的网上讨论来看，宋庄艺术家群落正在自觉不自觉地实现由游民社会到公民社会的身份转换和角色认同。如果乐观地从这个层面来理解，10.25日游行只是一个开始。



      这让我们情不自禁满怀悲哀地怀念30年前由另一群青年人发起的”星星游行”事件，所产生的精神震荡，所标识的文化理想至今想来让人热泪盈眶。30年过去了，一些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30年过去了，一些坚固的东西始终存在。30年过去了，中国当代艺术运动在文化勇气上彻底倒退了。30年过去了，中国当代艺术历次进程中的精英分子正在成为当代艺术的掘墓人，他们才是当代艺术的首要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