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璜生卸任迷局

闻正

　　这并不是什么迷局。正常工作调动的王璜生，既非辞职，也没有在北上前对广东美术界进行厉声炮轰，这是一次“平静”地离去。只是平静的背后，却蹊跷地掀起了一场看似意外的轩然大波，在广东美术馆任职十三年的王璜生，从未如此集中地被报道，被谈论，俨然一个新闻人物和事件焦点。

　　王璜生为什么会成为倍受关注的新闻人物？馆长去职后的广东美术馆，前路又将如何？显然，问题的焦点在后一个问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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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璜生卸任后，谁将主政这家正处于快速成长期的美术馆？成为坊间饭局上的重要话题，可谓众说纷纭，扑朔迷离。
在岭南画派主唱广东美术的“主旋律”，潮汕口音成为画院系统的“官方语言”时，谁能从这一势力格局中冲出来，执掌这家位于二沙岛的年轻美术馆，对于身处利益关系中的任何一个人而言，都不会是一个轻松的饭局议题，而是关乎权力争夺、势力划分以及文化大省建设下的文化管制。
作为王兰若之子的王璜生，出自书香门第，在广东美术馆之前，他曾供职于《画廊》杂志和广东画院。吴冠中先生曾大肆批评画院是衙门，养了许多官僚，这不能不说是画院的普遍现状。王璜生能够从画院而至广东美术馆，并在和林抗生的“接力”工作中，将广东美术馆打造成一家被艺术界、知识界公认的“中国最好的美术馆之一”，王璜生对各方利益的照顾和周旋技巧，以及迅速进行角色转换的能力，应该是任何一位继任者都不得不学习的经验。
王璜生的工作无疑给后来者制造了一个难题。至于曾经在广东画院画水墨的王璜生，在广东美术馆之前到底对当代艺术的认识情况是怎样的，他是否一开始就具有了美术馆的办馆经验和管理水平，我想他的工作伙伴对此会有切身认识和体会。只是当王璜生卸任成为新闻，继任者的能力将会面临媒体的直接拷问，在这样的问答中，提问者以及部分公众，应该是不容易容忍一个出生时暂时风华不正茂的新馆长。
在“总结式”的报道中，王璜生以“史学意识”办馆的思路，被反复地提及，在主政美术馆期间，攻读了南京艺术学院博士学位的王璜生，被郎绍君称之为“拥有美术史背景的美术馆馆长第一人”。实际上，广东美术馆之所以快速成长的奥秘，更为关键的一面在于他们的开放胸怀和“引智”意识，忽略了这些，不能不说是对广东美术馆的误读。尽管这似乎是一家美术馆的基本之道，但广东美术馆是在旧有体制格局中对办馆“正道”的重归，其意义相当明显。
无论是对摄影师沙飞、庄学本的挖掘，还是作为广东美术馆王牌展览的“中国人本”，懂行人的参与，使一家没有配备相关摄影史论人员的美术馆，却在摄影上有了拓荒式的贡献，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小奇迹。在广州三年展上，巫鸿、侯瀚如的受邀介入，作为青年策划人的高士明的加入，王璜生团队的放手做事的意识，体现得尤为明显。同样的策划人也曾为上海双年展服务，两大双年展在外界的评价迥异，则足可见出两家美术馆作为雇佣方对展览的具体把控力。
无论是大型的三年展，还是’85美术新潮系列展，学者的介入成为其团队工作中最为重要的一面，王璜生和他的团队充当的是一位亲力亲为的“服务生”，为学者服务，为艺术家服务。即使在两湖展览的研讨会上，“半离职”的王璜生还在忙碌中，他的工作包括摆放嘉宾姓名牌，分发矿泉水，调试话筒。对广东美术馆从来不吝褒扬的陈丹青，曾经在第二届沙飞摄影奖评选期间，就对于王璜生能放下架子做事，感到非常地惊讶和打心底里佩服，应该没有多少美术馆的馆长能够完全摆脱美术官员的形象和架子，王璜生在此显得“另类”而让人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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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璜生的继任者，能否继承这一优良传统，尚不可知。更为关键的是直到目前为止，广东美术馆还是处于无馆长的“空窗期”，至于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空窗期”，相关的“话事人”在其中有怎样的纷争？公众从公开报道中，尚无法获知更多的内情。
对广东美术馆“前路不明”的担忧，彭德在“两湖潮流”上的玩笑，似乎显得极其认真，“‘两湖’展会不会成为王璜生在广东美术馆任职内的收官之作？”不知道当时坐在台下的王璜生，会不会在当晚的饭局上和彭德就这一话题也开一些认真的玩笑？
王璜生对于自己的离职，实际上是处理得颇为巧妙的。尽管他接受了无数的采访，但他依然保持其一贯的小心和谨慎。在王璜生离职前的访问中，不少采访者都极度期望从王璜生嘴中收获到对广东美术批评的声音，话题的中心也是“广东艺术生态”。不过，从采访的最终呈现来看，王璜生没有被任何一个巧妙的问题拉上钩，他只说现象，从不去下结论；只叙述、回顾，并不作负面的评论。这就是被媒体称之为“温和的馆长”在处理事务时颇为圆润的一面。
在总结式地谈论王璜生的工作时，如何不至于对王璜生的业绩进行“过高评价”，或者是能够进行工作失误总结，特别是后一点，实际上是在王璜生的公开报道中严重缺失的一面——这或许不是媒体的失误，对于王璜生工作业绩的正负评判，对于任何人而言，都是有很大的难度，即使是在利益关系之外的媒体，也需要冒一定的人情风险。以“自荐游戏”出场的艺术家陈侗，尽管他表示乐于奉献自己，他也需要在媒体刊载报道之后紧急登载后续“说明”。
陈侗期望将个人的关注，转换到讨论广东美术馆如何坚持当代艺术的议题上，外界所提供的方法论是否适用，是否能被继任者采纳，都是成问题的。我更乐意将艺术生态以及广东美术馆的问题转入到“美术馆生态”的讨论上，这对于讨论卸任风波或许更有益处和实际效果。
珠三角地区作为中国最为富裕的地区，“文化空洞论”一直给这一地区的官员带来压力和指责，在驳斥这一观点过程中，广东美术馆毫无疑问是一个有力的论据，只是一旦进行同类项比较，就暴露出了尴尬。观察同处一个城市的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大学城美术馆和广东画院美术馆的运作，我们不难发现广东美术馆的突围作用和个案意义是相当明显的。至于这样的个案为何仅限二沙岛，这不能不说是分析中国的美术馆无法自我成长时必须加以重视的个案。
在王璜生的离任后的一则访谈中，王璜生曾极其坦承地谈到了广东美术馆陈旧的人事制度对其发展形成的制约，我想这正是珠三角地区美术馆格局中发展的症结，感染此症，美术馆成为美术的殡仪馆也就不足为奇了。
文化之如珠三角地区，应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东莞在推动文化发展中，对文化的异化，以及特区深圳对文化人的圈养，都能说是这个国家在快速发展中出现的最为普遍的现象和问题。颇有意味的是在现有的美术馆格局中，广东画院和广州画院机构都计划在白云新城新建两座规模可观的美术馆，他们之如广东美术会发生怎样的效用，是加号效应还是减号效应？是一颗酵母，还是一颗糖？我想如果在症结未解的前提下，他们只会成为给二、三流画家加冕的礼堂。对于这样的大礼堂，我深切地知道，即使你去表达对他的厌恶，也是多余而没有实际用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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