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辉岁月|花果山艺术同盟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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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文／张小庄
    E．潘诺夫斯基《作为人文学科的美术史》中有一段话，我一直铭记在心：
    在伊曼纽尔·康德去世的九天前，他的医生来访。年迈抱病而又近乎失明的康德从椅上起身，颤巍巍地站着，口中喃喃作声。他的挚友终于会意，原来康德是要等他先坐。来客依意落座，康德才让人搀扶着坐下来，在恢复了点力气之后，康德说道：“Das Gefiihl fur Humanitat hat mich noch nicht verlassen'’(我还没有失去人文的意识)。一时，两人感动不已，几乎落泪。
    这Humanitat  (人文)一词，在十八世纪顶多意味着温文有礼，然而，对康德却有着更深的含义。此时此境恰恰在于强调：人类对于自我证明原则和自我约束原则的悲壮意识，而这种意识，正好跟人类对于衰老病痛，以及“mortality'’(生命有限)一词所含之义的全然屈服形成对照。
    我们人类是无法逃避死亡的。但是，在这死亡到来之前，却能缔造出灿烂的文明，来提升生活，充实生命。这是一种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一种悲壮而又旷达的生命意识。   
    生命诚然可贵。
    生命也诚然脆弱。
    这虽然有限，但总希冀能更自由的人生!
    且问问自己罢，再看看身边，我们的生活方式虽然千姿百态，但在一生中，究竟有多少时间在做有意义的事呢?
    我相信，所有的“花果山”成员以及了解“花果山”的人都会同意我的话：在这两年里，学习上的进步固然是一种收获，而从中的感悟更难以令人忘怀。
    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大家都仿佛体会到了生命的另一种自由，还有--彼此之间的真情实感。
    我们之所以出这本集子，首要的，便是为了纪念这段难忘的时光。因此，我也就不想提出什么“主义”的理论，以免遮掩了这段情感的旅程。
    有了“人文”，当然就不需要什么“主义”。
    所以，我们没有“主义”。
    我的这些让我体会到“教学相长”的学生朋友们，我仅仅给了你们些许，但从你们身上，我却学到了更多的东西。
    我感染了你们，而你们又感动了我。
    还能再说出些什么呢?
    只恨自己的笔拙啊!
    且把弗里德里希·尼采的这殴话送给你们：
    假如人们始终只当学生，他一定会报复老师。你们为什么不愿扯拽我的花冠呢?
    你们还没有发现你们自身，可你们发现了我。....现在我请你们丢开我，去发现自身。而只有当你们大家都否定了我的时候，我才愿意来到你们身边……。
    2004年2月26日凌晨4点于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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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果山”的故事]
     文／张小庄
    “花果山”，是一个艺术同盟，所谓的“故事”，讲的是一段与我的学生朋友们朝夕相处的经历。
    四年前，我硕土毕业，离开学习生活多年的南京，来到了海南岛。
    海南岛地处偏隅，古时候是个流放罪臣之所，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却成了掘金者的乐园。我一边想着昔时的东坡
如何在困境中度日，一边又想着当年那些一夜暴富的人，精神恍惚地过了大半年……。
    2001年，我开始执教2000级美术教育本科班的书法篆刻课。因为书法不算重要的课程，并且学生又没基础，所以我也教得浅，并不指望会有多奸的教学效果。
    学生比较调皮，而且觉得我神经兮兮的不太正常，再加上是门混学分的课，所以，刚开始上得并不太如意。
    先辈云：“寓教于乐”，我便变着法子跟他们玩。有一天，我忽然心血来潮，调侃着提议大家叫我“大圣”，并且相继成立了一些“委员会”，如：“陪大圣吃饭委员会”、“陪大圣打球委员会”。
    这一招，绝了！格老子！这帮小兔崽子逐渐觉得有点奸玩，纷纷愿意听候我的调遣，我的“师道尊严”也歪打正着地树了起来。
    形势有了好转，继而一片大好。一个学期下来，连最不愿意听课的同学也喜欢上了书法。
    爱屋及乌！
    课程结束后，举行了一次小型的观摩展，使得他们初次体会到了艺术的感觉。很多同学并没有因书法课结束而封笔，相反，关于艺术的激情已在心中升腾而起。
    郑香川是校团委的干部，他的用来画海报和写宣传标语的工作室极其庞大，虽然是个地下室，光线也灰暗，但这非常符合物以类聚者的心态。这群甘果初尝的家伙，聚集在一起，开始了疯狂的书法之旅。
    进地下室的时间是2002年3月份，后来回想起来，便以此作为“花果山”艺术同盟的正式成立时间。“花果山”的名称并没有什么寓意，因为我号称“大圣”，所以也就很自然地想到了“花果山”。
    “花果山”的教学与在班上的上课有着很大的不同。首先，这已不是应景的混学分的课程，而是同学们自愿去做的事。
在课余的时间，他们基本上呆在地下室里。当然，水涨船高，我也教得比以前更带劲了。
    地下室阴阴的，地上废纸、墨瓶狼藉一片，长长的竖幅挂满了墙壁，人进去可以捉迷藏。除了特别好奇的，一般人都不敢进来。
    2002年7月，我决定辞职，大家都感到依依不舍。为了减少些遗憾，我便推迟了离岛的时间。
    在我离岛前的这段日子里，同学们倍感珍惜，学习的气氛空前狂热，充分体现了“花果山”的三个精神：投入、忘我、疯狂。
    我粗粗估了一下，在这段时间里，“花果山”的成员至少每天消费两刀毛边纸，三瓶墨。并且，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假如作一个阶段划分的话，美术教育本科班的书法篆刻课可看作是“花果山”的萌芽期，到了地下室，是持续发展期，而我离岛前的这一个半月，则是高峰阶段。
    8月18日，我整装行李，终于离开了海南岛。当飞机升到美兰机场的上空，透过机窗俯瞰越来越小的海口时，我的眼眶湿了。
    “花果山”艺术同盟并没有因为我的离去而解散。不能面授，则退而求其次，他们不定期地寄来作品，或者通过电话的方式进行沟通，总之，大家都有把“花果山”坚持下去的决心。
    当然，函授终归不如面授。这一年的寒假，我从南京飞往海口，去与翘首以待的“花果山”小猴们重聚。
    “花果山”的会址已经迁到板桥路梅氏大厦的601室，是个中套，空间虽然远没有地下室来得宽敞，但也勉强够用。
    在我离会的时间里，郑香川任劳任怨，做了大量的会务工作；吴坤培则积极努力，带动了“花果山”的学习风气。
    “花果山”民风纯朴，彼此相处融洽，大家合伙开灶，轮流做饭。王道进是四川人，做得一手好川菜，一段时间下来，人人都能做出喷香可口的回锅肉了。
    “花果山”山民都是些没钱的主。因为平时纸、墨的吞吐量极大，所以只能节衣缩食，甚至告贷以济。他们的学习都很刻苦，在这个寒假里，大家常常通宵达旦。
    除了学习，“花果山”的娱乐活动也很多。比如说，秦花技、刘伟俊是排球杀手，殷诗润号称小罗纳尔多，钟俊是个打牌高手，杨先景很擅长搏击，陈曼别看是个女生，却是系里的篮球主力，王道进则在“花果山”第一届运动会摔跤项目中，过五关斩六将，获得了“金腰带”的称号，呵呵，真是人才济济。
    为了“花果山”的可持续性发展，我们制定了计划--每到寒、暑假的时间，进行“集训”，计划代号：“光辉岁月”。
    去年的12月，我第三次潜回海口。碰到以前的同事，不解地问我：“你有海南情结吗?”我一时无对，退而一想，是啊，我的众多“情结”，又哪比得上我的“花果山情结”呢?
    说完了，这段在别人看来也许是平淡无奇的故事!  “花果山”的故事虽然平凡，但却已悄然改变了每个“花果山”人的人生旅程，而这段历史，也将成为每个人一生中不能忘却的“光辉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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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庄这个人]
    文／贾秋玉
    那时候，一群朝气蓬勃的艺术青年，在离南艺不远的郊区中堡村僦屋居住，整天舞文弄墨的，日子清贫，倒也过得无忧且无虑。这是小庄青春期中最快乐的时光，后来回想起来，便称“她”为“光辉岁月”。
    小庄在这座城里渐渐地成长，慢慢地，也有了自己的审美、价值观。这座六朝古都在给了他知识的同时也给了他“疑惑”，七年后，带着“疑惑”的他来到一个地处偏隅的孤岛，这是公元2000年夏天的事儿。
    天涯海角的这座孤岛，植物长得很好，一年四季漫山遍野的绿，郁郁而葱葱。只是没有人认识小庄，其实也没有人“能”认识小庄。
    刚上岛的那阵子，小庄常去假日海滩，对着大海，他的啸声抑郁而激昂，只是对岸的大陆相隔太远，没人能听到……。
    要感谢那帮形影不离的学生朋友们，教学相长的快乐渐渐使他心情平静，看着他们的成长，又能感到人生的惬意了。
    小庄很少谈他的过去，只是颓废的样子，容易让人觉得他应该是有点什么故事的人。平时话也不多，略带口吃的话语只有在谈起专业时才显得晓畅，言语幽默，时出奇句。谈到深处时，激昂慷慨，情深调合。
    淡起艺术，我并不是能完全读懂他的东西的人，但隐约地能感受到作品中蕴涵的那种刻骨铭心、震撼魂灵的力量。
    我不喜欢小庄平常生活中的“狡黠”，喜欢他在艺术状态中进发出的瞬间真诚也不喜欢他的颓唐放纵，而每每为他谈诗论剑时的激昂情绪所感染。
    因为，这原本是一个可以活得单纯、真诚而大无畏的人。
    记得法国学者熊秉明先生有这样一段话：“唯情派的艺术家大概是纯粹的艺术家，他们没有儒家的人世抱负，也没有道家的出世向往，他们‘在世间’，接受人生的苦乐。对于感情，他们不做儒家的节制，也不做道家的超脱，他们浸沉在情之中，咀嚼酸辛甜苦的深味，把情感的折磨与经验变成作品。”
    我真觉得熊先生的这段话是为他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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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哪!这群人]
    文／张小庄
    我曾在《：000美本班书法观摩展前言》中写道：
    与绘画不同，学习书法的唯一途径是临摹传统。所谓的传统，她就象一条川    流不息的大河。能把各个朝代的精革都容纳进来。所以，传统是活的。
    于是。我们应该努力去贴近传统，记住。只能是最大限度的贴近，没有人能够攫取传统的全部，如果有人这样自称。你可以善意地提醒他：“喂!请你闭嘴。”
    还得斥责那些“叶公好龙”式的“伪传统”捍卫者，僵死、呆板是他们的偶像，
    一旦新鲜活泼的“传统”出现在面前，他们只能大惊失色。
    假如有人要问“花果山”的书法是否“传统”，我会用毫不犹豫的语气回答他：“这，当然!”而倘使他问的是“是否现代”?我的回答还是同样：“!”
    这并不是我在使用应酬的话语。我一直认为，“传统”与“现代”的划分，对于创作者而言，实在没有多大的意义。真正的艺术家并不会太在意古今中西的判别，去标榜自己为“传统”或“现代”，而是认为好的东西部可以“拿来”，好的思路就应该去坚持。
    用一句话来说：“花果山”拒绝这个让理论家忙得乐此不疲、艺术家不知所措的问题。
    不过，“传统”一词，往往是跟“继承”的问题连在一起的；而“现代”则通常是与“创新”有关。
    所谓的“继承”，讲得狭隘些，可以理解为如何对待临帖的问题，而其中一个最为一般的问题，是临得跟原帖象与不象的问题。
    我得坦白，“花果山”的成员们，帖部临得不太象。这并不是我有意的主张，只是在刚开始时认为是在写写玩玩，因此也就不作太苛刻的要求。但后来又觉得，不象tll未必全是坏事，所以便任其自然了。
    这个“任其自然”，并不是不负责任的意思，相反，我在这个问题上思考了许久。
    帖临得象是为了什么?是贴近“传统”--理解前人的用笔法则。而“笔法”又是什么呢?我认为，“笔法”的形成，除了书写的工具--有弹性的毛笔外，另外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便是手写字时的生理动作。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习惯上的生理动作，并且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它的潜在与“顽固”性决不可以等闲视之--正是它，在很大程度上使得“笔法”得以衍生，书家的个人风貌得以体现。
    我一直这样以为：假如，一群人从生下来开始就与世隔绝，给他们毛笔写汉字，不让临任何字帖，那么在长期的书写实践中，甚至是一代传一代，最后也能演变成象“二王”那样的高难度笔法。
    因此，我所理解的“传统”--那些古代大师们的经典书迹，简单地讲，都是符合他们的手写生理动作的产物。
    大师的作品固然魅力无穷，但对于初学者而言，有关联的只有一条，那就是他给别人提示了一种书写的模式。至于他那特有的手写生理动作，别人绝无法完全学得。也正是这个“动作”，导致了我们每个人的字迹决不可能一模一样，这有如千人各面，道理正相同。
    所以，从客观上来讲，帖是永远临不象的--只能是最大限度地贴近。所以，“传统”也就不可能完全被我们所攫取。
    既然临帖的情况如此，又既然手写的生理动作这么重要，那又何必斤斤于“临得象与不象”，而忽略了这个重要的因素呢?
    因此，相对来说，我的注意力便放在了如何发现各人的手写生理习惯动作这个问题上。用自己能写得最顺的动作，参照着“大师”们的书写模式，这就是“花果山”的临帖方式一一对于“继承”，也即“传统”的态度。
    这并不是我异想天开式的构想。试以古人为例，董其昌把雄强的“王字”写得轻描淡写，而王铎临了一辈子的《阁帖》，却又是个另外的模样。这名垂千古的“二王法书”，是历代书迹中的经典--传统之极，但每个人都把它写得面目不一。这其中的原因，说得抽象些，是各人的认识不同，但更具体地讲的话，便是手写生理动作上的差异。由于有了这个“差异”，王、董的字才有了区别，而“传统”也才得以生生不息，也才得以让我们后人知道董其昌啊，王铎啊，这些人的字是写得不错的。
    我们还可以从“手写的生理动作”来谈“创新”的问题。每个人之间的手写生理动作，既有其相同的规律--共性，象我前面所举的“一群人”的例子，就是说明这“一群人”的“手写的生理动作”是与“二王”有共性的；也有其差异--个性，如米芾是振笔直刷，黄庭坚却行笔艰涩，这是他们各自的特点，也是他们分别在笔法上所创的“新”。
    “创新”的问题当然比较复杂，但假使没有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手写生理动作的话，那“创新”就休想了!
    概括地讲，那些在笔法上(不包括章法及其他)有所创新的书家，者R具有自己独特的手写生理动作，说得抽象些，也就是自己的艺术语言。
    当然我也应该知道，关于“现代”的问题，也是一个关于“书法的未来”的问题。尽管我们可以充满使命感地去思考：“书法往何处去?”但又有哪位先知能作出令人满意的答案呢?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是实践先干理论的，在艺术史的发展过程中，理论并非一直都具有前瞻性。
    试想一下，假如让宋代的米芾看到清代碑派书家的作品，他会不会大惊失色呢?这位具有超一流艺术智商的天才书家，说不定也曾充满使命感地思考过“书法往何处去”的问题，但历史的发展又会和他的“思考”有多少重合呢?
    不要当预言家罢，做奸眼下的事要紧!而其实，做好了眼下的事，未来也就得以延续了。
    请不要误会，上面这句话是讲给“花果山”人听的。为了谋生计，理论家常常是不得不去充当预言家的，不当这个“家”的话，有时候便会三餐不继，这种情况我们当然应该给予理解和同情。
    “花果山”人是如何在做“眼下的事”的呢?
    且听我说。
    我在《前言》中还写道：
    一种方法，一种氛围，决定了一群人的成长。
    学艺者，天赋固然是首要，但方法也极要紧。前者是自身固有的，后者则来白干他人的提示。
    先说说“花果山”的氛围。
    其实也用不着说，只要看看这些“花果山”的现场图片，就已经能够说明情况。
    “花果山”的三个精神是：投入、忘我、疯狂。
    为了免得人权组织来找我的麻烦，需要略作申明：我并非想打造一个逼人为“疯”的邪教组织。此处的“疯狂”，应作“痴狂”解，什么是“痴”呢?
    情到深处--便称为“痴”。
    “花果山”的毛猴们，听着!且问尔等，这一“投入”，一“忘我”，一“疯狂”，是否陶陶然体会到了生命的自由?要为我作证啊!
    当然，我是以身作则的。我这率先一“疯”，呵呵，“疯”出了个别具洞天的“花果山”，格老子!值。
    接着讲方法。
    什么是“方法”呢?我查过辞典：指关于解决思想、说话、行动等问题的门路、程序等。
    举个例子，我们要往墙上钉钉子，假如是“大力神掌”的话，当然可以直接一掌拍进去。但对于普通人来说，最为便手的工具应该是铁锤。我们用铁锤来往墙上钉钉子，这就是最好的“方法”。
    “花果山”成员学习书法的时间很短，粗略地说是两年不到，但假如只算面授的时间的话，就只有十个月左右。除了郑香川、吴坤培，秦花技原先有点唐楷基础外，其他人都是从零开始。
    因为学习时间的短暂，于是就有人说“花果山”人走了“捷径”。我并不理会这个略带含蓄的贬义词，倒是从中理解到了他说这句话的前提：这群家伙已写得不赖!
    “写得不赖”就应该是“走了捷径”吗?这逻辑真衰!
    我设身处地地帮他想了想，情况可能是这样的：这位老兄的弱掌虽然并不“神力”，却己习惯于直接拍钉子。一回头猛然瞅到“花果山”的铁锤，因为他从来没见过，就当成是“异物”了。
    习惯了走弯路的人，往往同时还伴有“路遥遥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慷慨情绪。
    出于人道主义，我得提醒提醒他：“喂!老兄，别再用手掌了，这儿有铁锤!”
    “花果山”人自有自己学习书法的“门路与程序”。这个“门路与程序”，我奉想在这里和盘托出。可是，“花果山”众猴却笑着提醒我：“大圣，这可是知识产权啊。”   
    我改变主意的原因，并非是因为听从了这句话，而是转念一想：真话说得太多也未必是好事。
    但，稍微说一说却是无妨的。
    “花果山”的“门路与程序”，与别人有同有异。具体地讲，纸，用的是毛边纸；墨，也是最普通用来练习的“珠江”牌墨；笔，字大用大笔，字小用小笔，不过，对笔锋弹性的要求较高。
    临习的范帖以古代书迹为主，当然，临摹的对象是有所选择的。对于宋以后的书家，我选了元代的赵孟俯、张雨、杨维桢、倪瓒等，明代是祝允明、徐渭、傅山诸家，清代选的基本上是写碑一路的，如：赵之谦、康有为、沈曾植等。宋以前的书家作品则基本不作限制。总之，笔法坚实、丰富者，都纳入我们的临摹视野。
    “宋四家”堪称大师。苏、黄、米的行书都有戛戛独造，蔡襄虽保守，却也笔法坚实。而南宋的陆游、赵孟坚辈，虽然逊色了些，但典型犹存，读一读他们的帖会有利于对“宋四家”的理解。
    唐以前的书迹是不用说了，笔法都很坚实，所以都可以学。
    清代的帖派书家跟前人是没法比的，但清代的书法在整个书法史上却有其突出的贡献，那就是给后人提供了一整套写碑的全新创作技法模式。所以，对于清代的书家，我主要挑碑派的。
    当然，以上的范围也并非绝对，如果是“读帖”，那就完全没有限制了。
    要作说明的是，我们选择了这些名家，并非因为他们是名家才选择，名家与非名家，只要是写得“奸”的，在“花果山”都受到同样的对待，我们没有抬高非名家的企图，当然更没有亵渎名家的意思，我们只取我们所需。
    所以，我们有时候也拿一些非名家的字来临，不但是古人的，今人的也临，比如说，乡下老先生写的春联，墙上“准文盲”胡乱涂鸦的书迹，只要觉得有可取之处，都照临不误。
    讲完了纸、墨、笔、帖，再接着讲执笔。
    执笔是个较为重要的问题。并且，单苞、双苞；转指、运腕；深执、浅执，情况很复杂。有讲“指实掌虚”，也有讲“执笔无定法”。
    名目虽然繁多，但有一点却是确凿无疑--在客观上讲，一种行笔方式，相对应的只有一种最适合的执笔方式。譬如，用康有为的执笔方法去做徐渭式的“行笔”，则其效果肯定不如用“徐式执笔”去做徐渭式的“行笔”更能准确地再现“徐氏笔法”。但这并不意味着“康式执笔”就不如“徐氏执笔”，只是两者适用的空间不同而己。
    这说明，执笔方式是因人、因行笔方式而异的。
    所以，写篆隶与写行草完全可以采用两种不同的执笔法。
    “花果山”的执笔有点特殊。因为并不要求帖临得很象，所以我们也无须殚精竭虑地去猜测古人的执笔到底如何。“花果山”式执笔的形成，也有着一定的客观原因--由于桌案的缺乏，我们都蹲在地上写字，再加上用的是斗笔、提笔之类，笔杆细而笔头粗，为了书写方便，就采用了低执的三指执笔法(单苞)。
    用这样的执笔法，写起字来，当然会有所不同。古人云：“(执笔)去纸近，则揾锋势重。”执笔低了，笔锋对于手腕的生理动作的反应自然会更敏感，而手的控笔动作也能做得更到位。
    当然，“花果山”的“行笔方式”是更特殊的。对于点画的起讫动作、行笔过程中笔锋侧面的调整，我们都作过深入的思考。
    在实际的行笔过程中，笔毫基本上处于侧锋的状态，而纯粹的中锋几乎不存在。侧锋行笔，再加上铺，裹等动作--这是“花果山”式的笔锋运行法则。
    另外，我们也很强调笔锋与纸面摩擦的感觉。摩擦得细腻，再加上动作的到位，则点画自然更具有艺术感染力。
    字为心画，这没错。但其实，写字--墨汁通过笔毫渗透到纸中，这也是个“物理，，的过程。如何能够让纸面更自然地受墨，这是一个需要作认真思考的问题。
    “花果山”把大、小行书区分开来练习。大行书都是巨幅，字很“大个”，五、六张毛边纸粘接而成的纸面，一行只能写六、七个宇。通常入字一写大就勉强，往往非描即画，伸胳膊撩腿的。而“花果山”人写得轻松自如，是一个纯乎自然的书写过程。
    还有，关于楷书基础的问题也要作个交代。一般人初学书法，都要在楷书上  磨练好几年，甚至十几年，才开始转学行书。而我们却多则一个星期，少则两、  三天，在体会了点画的基本写法后，便直接临摹行书范帖了。当然，这并不是说  我们对楷书很不够重视，在写了一段时间的行书后，回过头再来练楷书，效果是事半功倍的。
    以上简单地介绍了“花果山”的氛围与方法。总而言之，方法--提供门径，氛围--“打造”人格，这便是“花果山”的“人道主义”教学方式。
    写到这儿，本想就此打住，可“花果山”众猴却未肯罢休：“大圣，再多写一写啊。”
    我明白，这群家伙是嫌我在他们身上吝啬了笔墨。
    “花果山，，虽小，统治起来却也需要点政治头脑。所以，尽管我“牛”，但只要超过半数以上的毛猴共同向我提建议，那--我必采纳。民心向背嘛!
    为了更加充分地体现出“花果山”的民主精神，干脆，就让他们自己写吧。
    小的们，听着!你们爱怎么写就怎么写!
    但是，不可以骂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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