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台北市长竞选演说

黑客

李敖先生
各位市民：你们好！
我李敖来选台北市长，我不是来玩假的，我不学其它几位的玩法。我不会要求你们选我李敖是一次对陈水扁及民进党的不信任投票，我也不会象某些人那样扮可怜，我也查不到人家的水电费，我也不指责人家涉嫌“高捷弊案”，我更没有什么“三个承诺”。
各位市民，整天就看这样的竞选表演，你们腻了没有？这些跟满足市民的公共需求有什么联系呢,在专制制度下，市长多数是贪官。在民主制度下，市长的要求只要是个清官就行了吗？清官跟有效提供公共服务有多大关系？市民需要的是一个能干的市长，不仅仅要一个能干的市长，而且要一个能干的警察局长，要一个能干的建设局长，要一个能干的环保局长，要一个能干的教育局长，要一个能干的劳工局长，要一个能干的消防局长……不仅仅是一个能干的局长，而且要有一大批能干的公务人员。这样才能给台北市民提供优质的服务。什么才是优质的服务？那就是：一个没有犯罪的城市，一个没有污染的城市，一个没有食物中毒、没有劣质商品的城市，一个没有贫困和失业的城市，一个建设有序规划合理的城市，一个没有火灾和传染病的城市……不仅仅是优质的服务，还要用尽可能少的钱办尽可能多的事，也就是要按最小成本的原则来建立政府，也就是效率。
提供每一种公共事务的机构都是一个系统，一个系统的效率的不断提高必需对系统运行的程序不断地创新，这与赢利性企业的运行规律是一致的。比如：犯罪率的不断降低需要有更有效的犯罪预防机制、更有效的公民安全教育、更有效的巡逻服务、更有效的侦破手段、更及时的制止犯罪发生的反应能力、更快速的犯罪惩罚机制等。同时也要确保所支出的每一分钱没有被浪费掉。这一切的实现有赖于警察局长和法院院长的更有效的领导、做出更多最优决策。最优决策的出现有赖于两个前提，一是决策者也就是局长和院长必需是在全体公民中通过竞争的方式产生，任何缺乏充分竞争的方式任命的局长和院长都不可能是最优秀的决策者；二是局长和院长必需处在一种优胜劣汰的竞争环境下，其优秀才华才会被充分地激发出来。说到底，就是有竞争才能有进步。
说到这里，有人就会说，我们现在也有竞争啊，我们的市长和市议员也是通过竞争产生的啊。但现实的情况也告诉我们，现在的这些所谓的选举所谓的竞争并不能触及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在现存的政府模式下，竞争以两种方式展开。一是象你们在开头看到的，这些想当官的人整天就知道去找对手的花边新闻，去查他有没有过去的不良行为，以此来证明自已更清廉。第二就是给支持者做许诺，答应当选后会满足支持者的某些要求，会实施支持者需要的某些项目。这些项目通常不是全体人民所能享受到的利益。这就是现代民主所呈现的政治分肥。这种分肥与专制制度下一群人占有另一群人的财富的结果是一样的，所不同的是以前是以谁掌握枪杆子谁就能得到更多，而现在是谁赢得选举谁就能得到更多。
现代政府的一个主要功能依然是财富再分配。这种功能的存在转移了创造财富的注意力。象前面所说的提高治安能力的行为是属于创造公共财富的行为，但如果有一个市长候选人只是提出一些提升警察效率的方案来做为竞选纲领，选民很难对其产生足够的兴趣，因为选民从一个理性的经济人的角度更倾向于选择能给他们带来特别利益的候选人。虽然这是以牺牲另一部份公众的利益为代价的。当然，如果一个候选人能提出政府各个领域多种公共事务的优化方案，使选民觉得这个候选人能带给他们的好处比任何特别利益都更大，这时人们会选择这个候选人。但是，这可能吗？现在台北市有20多个局和处的行政机构近八万名公职人员为二百多万台北市民提供服务，任何一个人都没有能力对许多方面的事务精通到超过每一个部们的官员，从而指出他们的不作为，证明他们的无能，由此证明现任市长的无能。而这种不可能又导致所有的候选人都成了纯粹的政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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