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艺术与“后冷战时代”的国家形象塑造

老渔翁

中国当代艺术与“后冷战时代”的国家形象塑造

来源：《美术观察》2006-5
文/管郁达
    如果以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的倒塌作为东、西方持续40年“冷战时代”终结的象征，那么2001年发生在纽约的“9·11”事件则可视为一个以文明冲突为主要特征的“后冷战时代”的开始。
    所谓“冷战”，其实就是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以扩军备战方式为名，行内部思想整肃和认识统一之实，以挽救西方基于“弱肉强食”丛林法则的精英主义制度的一套战略规划。“冷战”在表面上表现为东西方关系，而“后冷战”在实质上是南北关系。
    “冷战”在表面上被安排为发展权和优先权的争夺，而“后冷战”是对世界上多数人口生存权的威胁。“冷战”被西方刻意包装为意识形态分歧，而“后冷战”则是基于西方追求排他性的资源分配地位所引发的深刻矛盾。“冷战”根据西方的说法是以和平的制度竞赛收场，而“后冷战”根据美国的安排，越来越指向核战争和种族灭绝，按美国最有名的策士亨廷顿的说法就是“文明冲突”。总之，“冷战”是西方在守势下的“以攻代守”，而“后冷战”则是西方特别是美国结束守势转为彻底的攻势，目下为中国许多“自由派”人士欢呼雀跃的所谓“经济全球化”，就是将“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作为一个普世性的标准推向全球，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利益金字塔，其结果是把处于边缘生存状态的世界绝大多数人口推向毁灭性的深渊。
    所以，“后冷战”时代实质上是西方现代文明以全球化的形式逐步落实其普世化诉求的时代，文化问题也不可避免更为尖锐地表现为政治问题。作为“后冷战”时代国家形象代言的“中国当代艺术”，自然也不例外。
               
    1989年以来，由强劲增长的中国经济所助推的日益强大的中国国家力量，亟需寻求一个新的“国家形象”，以取代过去在西方人眼中形成的那种古老、神秘的，封闭、狭隘的，专制、集权的，贫穷、落后的，乡土、农业的第三世界大国形象。这种国家形象是自鸦片战争l50年以来西方世界对中国的普遍认知逐渐累积形成的，也是中国充满屈辱的近现代史的缩影。最有意思的例子是，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实行改革开放、重开国门，西方世界出于对中国的好奇，欲借意大利成尼斯双年展将中国拉入到国际艺术大家庭的盛情邀请，以及中国官方艺术机构对此邀请的尴尬回应。当时的中国艺术仍处在官方意识形态的严密监控之下，中国政府决定1980年以“民间剪纸”参展成尼斯，1982年以“刺绣”亮相水城。作为国粹的“传统土特产”与展览宗旨和世界艺术潮流的格格不入，让组织者啼笑皆非。自此，以后的威尼斯双年展遂与中国无缘。直至1993年第45届威尼斯双年展，中国新潮美术实验已结出硕果，栗宪庭率王广义、方力钧、刘炜等艺术家以民间身份参展，中国艺术在西方人眼中的“古老”面目才开始得以改观。中国当代艺术遂成为新中国“国家形象”的代言者。此后的各类国际艺术大展，中国艺术家的身影频频亮相，成为国际当代艺术最令人注目的新锐力量。
    中国当代艺术亮相威尼斯双年展等国际大展，其在“国家形象”塑造上的影响并不亚于中国运动员在奥运会上获取奖牌。此后国家意识形态在文化、政治建设上所提倡的“与时俱进”、“三个代表”等等口号，仿佛也与中国当代艺术所一贯标榜的“先锋性”、“实验性”相吻合。2000年的上海双年展，被许多批评家认为是中国当代艺术从“地下”走到“地上”，获得“合法性”文化身份的一个转折点。至此，从上世纪80年代滥觞的、以思想启蒙为诉求的新潮美术运动，尘埃落定，成为近二十年来中国社会文化视觉记忆的一部分，也不可避免地蜕化为所谓艺术“国际化”体制中的一个商标和品牌。
    在国际当代艺术的体制中，中国当代艺术不失时机地承担并完成了“国家形象”塑造的转型任务，可谓“生逢其时”。但是正如我在文章的开头所说，“后冷战”时代的文化问题不可避免地也更为尖锐地表现为政治问题。当世界各地的当代艺术展览会、美术馆、画廊、拍卖行和收藏家、策展人、评论家，都在一窝蜂地追捧中国当代艺术的时候，我想他们选择的角度更多的是非艺术的。像王广义的“政治波普”图像、方力均的“泼皮幽默”图像、蔡国强的“奇技淫巧”、徐冰的“文字游戏”与谷文达的“水墨唐装”，还有以所谓“暴力化”表演惊世骇俗的行为艺术，等等，它们之所以能成为国际当代艺术体制所认可的中国当代艺术“标准像”，就在于所谓“当代艺术”所依赖的评价系统更多的是社会学的、政治学的、哲学的、经济学的，却很少是古典意义上的那个“艺术”的。难怪一位以当代艺术英雄方力均为榜样，怀抱理想去北京闯天下的青年艺术家，不久前回到昆明有点沮丧地对我说：现在搞当代艺术，光有抱负和追求不行了，关键是要懂政治!我理解这位艺术家说的“政治”，在时下北京的艺术圈里，也许主要是关系和资讯吧。
    在“后冷战”时代，西方世界真正感觉到，中国文明在鸦片战争150年之后的崛起和复兴，将必然根本改变现有的世界文明格局。这150年的历史，就是几代中国人追寻自主性的历史，就是一个对自己对世界负责任的民族愈挫愈勇的历史。一个对世界负责的民族，必然会有一种基本的抱负、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一种硬朗的自我期待，那就是作为一个大国，中国一定要以自己的智慧参与世界文化与世界历史。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为新中国“国家形象”塑造的“中国当代艺术”，其所扮演的文化角色与历史使命不可小视。我对中国当代艺术的种种批评与期待，也正是出于此种关切。
    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与中国不断增长的军事力量、经济实力相比，体现文化和形象凝聚力的软实力更值得关注。而软实力的源头是文化、价值观和具有正统性的政策。学者甘阳也认为，如何从中国的古典文明传统、中国的现代社会主义传统和中国的改革开放传统中提炼出优秀的文化和价值资源，凝聚出当代中国的“软实力”，让全世界的人为之倾倒，才是我们现在应该思考的。
    所以，中国当代艺术在新的“国家形象”塑造这一“现代性”建构过程中，所出现的“后殖民”文化心态和背离中国文化传统的倾向值得警惕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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