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眼观潮|陈丹青“辞职事件”思考】

老渔翁

陈丹青“辞职报告”全文

诸位院领导大鉴：
　　我在学校任教的续签合同(2002年—2005年)，到明年元月15 日将届期终。据合同规定，如一方有变动意向，应在到期前九十天知会对方。经过慎重考虑，我决定在合同到期之日，结束我在本院的教学。

　　以下是对此决定的说明：

　　我之请辞，非关待遇问题，亦非人事相处的困扰，而是至今不能认同现行人文艺术教育体制。当我对体制背后的国情渐有更深的认知，最妥善的办法，乃以主动退出为宜。

　　五年期间，我的教学处处被动而勉强，而光阴无情，业务荒废，我亟盼回到画架前独自工作，继续做个体艺术家。

　　我深知，这一决定出于我对体制的不适应，及不愿适应。国家的进步在于：个人可以在某一事物上抱持不同的立场。我的离去，将中止对教学造成的浪费。

　　目前，第四研究室两位2001届博士生刚毕业，尚有2002届与 2003届在读博士生各一名，2005年、2006年毕业。另外，今年招进本研究室第一批研究生共四名，2007年毕业。我的请辞，与这六名学生的学业有所冲突，如何解决，愿在我退出的前提下，与领导协商可行方式，恪尽己任。

　　兹付附件之一，是去年北京外办转请本院外办要我书写的述职报告，经已呈交，因所涉不包括今年，故略作补充。附件之二《教条与功利》，是前年应本院研究所教改会议要求所写，因写在纽约休假期间，回国过了交稿期，迄未呈交，今原稿附上。附件之三《我对本院‘学术评价体系报告’的意见》——这三份附件坦率陈述了我对教育体制与本院教学的质疑，谨愿诸位对我请辞的理由有所了解。另有附件之四(近五年来学术活动的粗略报告)及附件之五(关于遗留问题)，希请垂顾。

　　此报告，将同时呈交清华校方、外办、人事办各一份。我的职衔、工作、居留及医疗等证件，合同到期时将会上交，俾便注销。目前借住的团结湖教工宿舍，其入住性质始终未获解释(参看附件之五)，何时搬离，听候指示。

　　再次衷心感谢学院对我的重用与信赖。我与自己的职称实难匹配，深感惭愧。五年教学是我弥足珍贵的人生经验，虽以请辞告终，但我对本院与教学的感情，恐怕比诸位所能了解的更深。

　　预先感谢院校领导予以批准。

　　此致

　　敬礼！

　　陈丹青

　　2004年10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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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一：呈本院外办及北京外办述职与感想(2000年—2004年)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第四研究室

　　缘起

　　1999年岁阑，袁运甫老师、刘巨德老师给我越洋电话，告知工艺美院与清华大学合并，并代表院领导热诚邀请我回国加盟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同时转致老前辈张仃先生与吴冠中先生的欢迎之意。

　　2000年2月正式报到，清华园陈书记、美院王院长、张书记，及诸位副院长热情接待，清华外办陈红老师，院外办张主任、苗老师一周内携我办妥外籍人员驻京手续。此后人事关系归属外办与人事处，年薪五万，教学启动费三十万。

　　同时，学院在外事办公室与我签署了2000至2002年两年任期的合约。2002年春合同到期，续签2002至2005年合约三年。

　　教学状况

　　院校合并，是清华自1952年“院系调整”以来，全面恢复人文艺术学科的重要举措。清华美院的成立，一时为八大高等美术学院所瞩目。

　　到任不久，学院宣布开设美术专业博士生课程，此举不但在国内美术教育是属首创，在世界范围同类专业中亦属罕见。为此，学院于3月间成立四所纯艺术教学研究室，分别由吴冠中、张仃、袁运甫诸位元老领衔，本人则主持第四研究室。吴、张、袁三位先生德高望重，育人无数。我初涉教学，尚无寸功，而学院予以破格，委此重任，唯惭愧衔命，郑重其事。

　　本研究室研究方向，初定“当代架上绘画研究”，前年易为“当代架上绘画与图像文化比较研究”。

　　5月，全国首届艺术学院博士生招生在本院举行，是本人第一次招生经验。二十四位各地考生中，五名入围，然因外语不过关而搁置。院方为支持本人首次招生计，经研究生院陈院长同意，以博士课程访问学者名义，招入五位学生。

　　2001年，五位访问学者完成博士论文选题，为转为正式博士生，外语考试再度失败，结业离校。

　　是年第二次博士生考试，全国共二十二名考生，正式录取两名博士生、访问学者两名。同年，首次接受研究生报考，约八人，无一通过两课考试。

　　应试文化的深刻积弊，已有社会的长期共识，不多说。而考试制度中，尤以人文艺术学科的外语考试、政治考试，严重滞碍并扭曲艺术教育的品质与性质。前者无视人文艺术学科的教育规律与成才规律，既徒具形式，又有效地削弱艺术学生起码的中文水准，观诸历届落选博士硕士考生试卷，此举已在事实上持续造成考生文化素质的直线下降。后者公然违背马克思主义及邓小平思想，对于清华大学两大传统，即“行胜于言”及陈寅恪提出的“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更是深刻的讽刺。

　　以上意见，我曾数次以书面及口头方式，对院领导和清华书记、校长坦率直陈。以“两课”分数作为首要取舍标准，学术尊严荡然，人文艺术及其教育不可能具备起码的前提，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实属妄谈。

　　由于此一政策的长期施行，人文艺术教育表面繁荣(如扩招、创收、增加学术科目、重视论文等等)而实则退步(如教师、学生素质持续减低，教学品质与学院信誉持续贬值)，“有知识没文化”， “有技能没常识”，“有专业没思想”，是目前艺术学生普遍状况，事实上，新世纪艺术学生的整体水准，甚至不如“文革”时期。

　　而人文艺术教育的量化管理，集中反映出学术行政化带来的后患。此亦北大近期决意实施改革的总背景，然而治标不治本：不施行，现状难以突破，施行，则势必重复历次治标不治本的改革，形成更为盘根错节的畸形教育结构。

　　本人不是教育学专家，以上感触，来自教学第一线的实践，而院中同事，俱抱同感。鉴于中国国情，鉴于人口基数与社会现实，现行政策有其不得不然之处，但人文与艺术将长期蒙受其弊。本人唯自知不能改变现状于万一，故聊作纸上空谈，在教学工作中，则恪尽己能，维持现状而已。

　　总结

　　我在学院的教学是有价值的，我因此认识到国家在改革开放后的新局面与新问题。我对教育体制的持续批评，出于对人文状况的操切之心。我不愿混饭吃，也不知道怎样违背自己的性格。

　　2002年，第三次博士生考试，二十名考生，正式录取一名，并访问学者三名。第二次研究生报考，约十九人，一名以业务最高分(90分)入围，因外语政治各差一分，经向院校申请通融无效，未予录取。

　　2003年，第四次博士生考试，考生十八名，正式录取一名。第三次研究生报考，全国十九名考生，上年度同一考生仍以最高分入围，再次因外语分数不过关，未能录取。

　　截至目前，本研究室共两名博士生毕业，两名博士生在读， 2004年首次招入四名研究生。

　　本科生教学，则本人负责绘画系各届每学期素描课、油画人体课各四周。另由教务处安排每学期开讲四堂大课，每堂四小时，各系各专业同学均可选听，每讲满员。2001年至2004年，讲题分别如下：

　　“欧美当代艺术比较”

　　“绘画、影像与西方观看传统”

　　“架上绘画与设计艺术的关系”

　　“世界范围反现代化思潮与文化守成主义”

　　“艺术史与传播史的关系”

　　“艺术赞助史与艺术功能史”

　　教学方法

　　人文艺术学科既有的学术行政化，越管越严，教学品质越来越可疑，此一体系虽便于管理，但与“人”，与“文化”，处处发生尖锐而深刻的冲突。

　　我不相信现行考试制度，不相信教学大纲，不相信目前的排课方式，不相信艺术学生的品质能以“课时”与“学分”算计——但我不得不服从规定——释放个性，回到直觉，摒斥教条，遵循艺术规律，曾经是民国、“文革”前、改革开放初期等阶段艺术教育取得显著成果的历史经验。然而有目共睹：这些传统与经验在今日艺术教学中已经全面丧失。

　　我个人无法改变这一事实，唯在本研究室教学中，以“个案处理”的原则，根据每位同学个人情况的总和与细微的表现，在教学中务使知识面尽可能扩大，教学点尽可能具体。

　　这样的教学难以体现在教案文本上，难以在工作总结中表述，在我奉命填写的所有表格中，完全无法体现我的教学思想与教学后果。

　　艺术教学是非功利的，非程序性的，是具体而微、随时随地在每位学生、每个阶段，甚至每件作品中寻求当下的沟通、指涉、领悟。这一随机的过程——而不是预定的程序——重视体验与经验，问题与可能性，激发好奇心与热情，并以此检验学生的智能与品性：它开放给未知，落实为个人。

　　学院教育不是向上负责，而是对艺术、对学生个人负责。不幸的是，当今学院教育的通则与本质，是向上负责。

　　严格地说，我与每位学生不是师生关系，不是上下级关系，不是有知与无知的关系，而是尽可能真实面对艺术的双方。这“双方” 以无休止的追问精神，探讨画布上、观念上、感觉上，以至心理上的种种问题。那是一种共同实践，彼此辩难的互动过程，它体现为不断的交谈，寻求启示，提出问题，不求定论，有如禅家的公案，修行的细节。

　　它绝对不是量化的。分数、奖项、规章、表格，不是它的目的。它因人、因事、因问题而异。它追求教学的真实性，而不是程序化，它落实为个人品质的提升，而不是考试分数。因此，它在当前的教学体制中是困难的，孤立的，不讨好的，无法被教条证实，难以体现为可比的成果。

　　远溯希腊时期苏格拉底式教育与诡辩派教育的冲突，前者重视知识与品格，后者重视权力与实用。可悲的是，目前文科教育的种种政策限定，决定了人文艺术教学赤裸裸的形式主义与功利主义。

　　我与现行教育体制抱有深刻的歧异。在人文艺术学科，人才是无法培养的，没有人能够夸耀并保证在学院中培养出真正的艺术家，但学院教育应该，也能够达到这样一种起码的要求，即确立一位艺术学生葆蓄终生的品格，这品格，就是前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大师陈寅恪写在七十年前的名句：

　　“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

　　招生与教学感想

　　自2000年任教以来，我的教学实践及社会活动，大致有正面与负面两类感触，兹据实陈述如下：

　　正面——清华“长江计划”，是新世纪中国教育改革的措施之一，魄力大，投入重，期望高。特聘教授多数是外籍华裔，属改革开放后出国的中壮年专业人员，眼界开阔，知识结构大幅度更新，又大致是“文革”一代，兼具使命感、责任感、历史感，及民族情怀，归国投效，远溯二十年前留学大潮，近收改革开放之效，今推想此举，此其时也。

　　清华与工美合并，则体现国家在高等院校扶助拓展人文艺术、瞻望国际文化大势的良苦用心。

　　就我个例而言，去国近二十载，国中文化形势与文化环境，诚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在艺术创作及学术研究中，过去的政治钳制、狭隘的美学观、单元的创作格局，大幅度改变。院方对我的教学不予干涉，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及时支持。而同事、同行与不同专业间的充分尊重，彼此宽容，以至对新学院教学规划的共同热情，都使我切实感受到改革开放在文艺领域及艺术学院内的深刻变化。

　　负面—在教学实践中，我的困扰与无奈，来自国家现行教育体制及种种教条。其症结，大致如下：

　　这所学院让我感到亲切。我喜爱70年代出生的在校学生，他们甚至比我的孩子还年轻。我坚信他们是塑造未来的一代，因为青春理应胜过体制。

　　我对自己的教学，仍是“惭愧”二字。我在课外的大量时间无保留开放给本研究室，本系，以至其他专业的学生，并从中获益匪浅。

　　我有幸作为一位本院的教师，在专业以外更广泛的领域表达我对文化的认知，我知道，外界认同我乃因学院的聘用。这聘用的理由，或许因为我在域外的眼界，但我确定，这理由，还因为我虽然不是一位中国公民，但我是中国人。

　　中国人重世故。我的世故仅限于礼貌的层面，但我至今没有学会在表格上，或按照教条指定的方式，陈述“成绩”：那是对体制的确认，而不是对学术道德及其规律的确认。我今服务于这所学院的价值，以及我微乎其微的服务本身，远不如这所学院选择我的价值：这选择证实了国家的良性变化，在这变化的戏剧性环节中，我愿意充任一件可被暂时利用的小小的标本。

　　2003年10月写成，2004年10月补正

　　附二：教条与功利

　　今日艺术教育及本院教学感触

　　归国教学三年，承院方与同侪善待扶持，本人虽不胜任而能相处愉快。今国家富强，大环境空前良好，唯教育现状与大环境差异甚巨。走访南北各校，兼以教学四期，初识国中当代艺术教育套路，其间有所为，有所难为，希望大，问题亦大，是故，每在会议桌上直陈所想，意见峻急，念院方雅量，以礼听之。今遵嘱书面议论教学端绪，试以“考试政策”为面，“本院教学”为点，陈述教育事业前所未有的“功利主义”与“教条主义”——我自知以下意见无非空谈，故仅谓之为“感触”而已。

　　考试政策

　　春夏之交，永善老师与我被叫到校部开会，是清华前书记贺女士恳切听取人文艺术学院意见陈述。我仅提一条：“两课”考试制伤害人文艺术教育甚巨，不废不改，“人文艺术”一词，形同虚设。我对贺书记说：清华的传统与精神，一则，是中央草坪“行胜于言” 碑，一则，乃王国维自沉纪念碑后陈寅恪所撰“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是也。今全国大学生必须人人过关的所谓“政治考试”，是对清华历史的莫大讽刺与背逆。

　　“政治考试”置人格品德于不顾，其后果，仅述极端个案，即发生清华高才生以化学药水攻击动物园狗熊奇案。此案虽属例外，然为清华九十年所无有。该生学业优良，必通过“政治考试”，但不知怎样“做人”——“教育”而一至于此，尚复何言。

　　据《北京青年报》载，国家决定以西城区小学做试点，废除“政治”课(据此而知，连小学生也要学“政治”)，改以“品德”取试见教，此正本清源之举，善莫大矣。大学考试怎么办？具体意见，我已在本院“教学前瞻”会议发言稿有所阐述。要之，大学是葆蓄人文传统，承续文化命脉的场所，此乃常识。故政治考试不废，中国人文艺术教育无非摆设，休想跻身世界一流大学。

　　再就是人文艺术学科的外语考试制。去年我已在上海《艺术世界》为文细数其谬，痛陈其弊，若学院同意，愿再发表。要言之：一、艺术学生掌握外语有益国际交流者，纯属神话。二、今日大学生国文水准每况愈下，思之令人惊心，今欲起救，追之晚矣。盖国文者，国之文化命脉所系，国文不通，学生知识水准、文化修养、人格品质必混沌衰蔽，国文不良，则外语也必不良，此亦常识而已，我考试政策而竟公然罔顾之。

　　但我深知“国情”渊源，非如此，难以维持局面，故“两课” 紧箍咒的实质，乃是“权力”，不是“知识”，更不是“教育”。兹将当今教育体制种种表面文章与严格措施删繁就简，不过四句话：

　　将小孩当大人管，将大人当小孩管。

　　简单的事情复杂化，复杂的事情简单化。

　　三年来，我同全体学生一样，唯屈从而已，不是所谓“责任教授”，因无教育之责可负——我对所有考生只关照一句话：好好准备“政治”与“外语”，余皆次要。至于“振兴人文传统”、“开拓知识结构”、“与国际接轨”、“不拘一格培养人才”云云，实属梦呓，我不相信。

　　另一考试怪圈缘自中国当代美术教育史，实亦无以复加的教条主义，即千人一面的“素描考试”。因“前瞻性”会议发言已详谈，不赘。幸本院领导似有考虑之意，唯静待试行新的考试方法。

　　本院教学

　　工艺美院有自己光荣的历史。合并而转型，院方殚精竭虑，实有诸多大为难在，因领导同样受制于教育部条条框框，又须迎对社会巨变带来的重重问题，今仅就本院上下关心的教学现状，撮要议论三点：教学品质、学院气氛、绘画系前途。

　　教学品质——“文革”前及80年代，工美人才辈出，有目共睹。90年代迄今，全国艺术学院教学品质持续下降，此也有目共睹，实非工美一家为然，其中或有以下原委可资探讨：

　　一、艺术学生向以才具高低为取舍，招生失利，余皆被动。十年来社会价值观丕变，生源品质日见芜杂，晚近教条盛行，招生过程已成“汰优”之势，而招生政策犹如雪上加霜，催之恶化也。

　　二、工美为历史所囿，教学务求其“实用”，以合并后办学新要求看，遂有教学品质褊狭滞后之虞。

　　三、艺术与设计教学为90年代全社会商品经济意识所裹挟，学生普遍心态是图实利，谋职业，学风学业转趋庸俗化，实用化。

　　四、对外开放愈广愈速，西方讯息大量涌入，技艺、观念、媒材、功能，均非昔时，而艺术教育的历史包袱一时难卸，新旧交作，自不免应对失据，教学中的整体知识结构亦必失衡。

　　五、世界范围大趋势，乃科技主义实用主义压抑人文主义理想主义，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科技至上”的国家功利主义因之尤急、尤偏、尤甚。人文艺术及其教育于今日国情仅属装点门面，怠无实质可言，此状，为五四运动近百年来所仅见。

　　六、功利心态势成主流，学术腐败弄虚作假乃为常态。其后果，是有效扭曲教育功能，持续败坏学术道德，动摇学院的超然立场，其形态，是教育界权力游戏潜规则与庞大行政势力网。

　　七、教育产业化，必致学院公司化。此为大势，无可厚非。然在教育宗旨与学院经营、人文理想与经济效益之间，必起深刻冲突，就现状看，问题丛生，后果堪虞。

　　八、或因以上诸因，遂有管理考核教育者及受教育者的种种政令教条出笼，繁复严厉，不假情面，看似“对症下药”，无奈我“国情”者实乃“药”、“症”同体，循环助长，几成“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之势。此一悖论与怪圈，亦见于艺术教育，因其规律在“药、症”之间横遭偷换，兼以强扭硬掰，前述“外语考试”看似冠冕堂皇，实则粗暴侵害人文艺术教育者，即其一端。

　　以上，仅第二点受限于本院历史，合并后理应乐观，徐图改善，而一、三、四、五、六、七点，悉因社会大势使然，第八点自上而下，莫可奈何也。

　　要之，当今学院是产业，教职是饭碗，凡此种种，均与学问之道无涉，人文状况魂魄离失，伪学术当道，乃属必然，所谓“教学品质”，说句实话：要保持工美原有水准于不坠，诚属不易，想要更好，短期内既不可能，也不现实。

　　近期教改种种“药方”，如聘用制、学分制、废除画种专业、增添选修课目等等，均移自西方先进经验。然实行易，见效难，因西方体制背后的深层结构——学术自主、教育私立、市场机制等—— 中国无一具备，仅片面引进“教条”，一相情愿强求，遂不免效颦画虎，两皆不似。而国中前五十年文化断层、教育滞后、行政结构尾大不掉、知识储备浅薄寡陋等历史包袱，并无本质改换，兼以前述“药、症”同体之效，诸般教条如急火猛药，过犹不及，尤添病源，以致原本针对现实的政策，严重脱离现实，甚至恶化现实，连国中艺术教育本来那点可怜的经验亦告涸竭见底，就我所知，自然科学教育现状同样弊端百出，其内情，诚不足为外人道也。

　　对照国家大势，以上状况或许是转型期必须付出的痛苦代价。是故，当代艺术学院承受着学院本身难以承受的难局，要维系教育宗旨及文化艺术的双重纯度，本院自身的操守与挣扎，其效甚微，

　　实有待于全社会的转型过程，逐步改良，逐渐完善——平心而论，本院未见公然的腐败混乱，可谓气象澄清。而合并后本应占尽优势，然教学局面何以迄今滞闷难开？

　　就本院现状看，校内与社会的整体文化资源，两皆窘迫——我们究竟侧重“专业技艺”的传授？还是更新观念、拓展视野、使学生更其博识？观今之教学，以上二者，无论是有所兼顾还是有所偏重，均不得要领——此题甚大，故长话不能短说。要之：教条与教改所期望者，悬之过高，既迫于文化大势，又昧于文化大势。此亦非工美一家为然。新世纪艺术教学的大是非大方向，各校主事者均难出以鲜明的阐发，宏观的把握，唯竞相改善硬件，扩招创收，取其表面繁华与经济实效而已 ——故清华校长梅先生名言“大学之谓非大楼也，乃有大师之谓也”，而今日大学唯大楼竞起，“建设”遥遥领先于“教学”，其品质的“今不如昔”、“一代不如一代”，早已是公认的事态。

　　鉴于此，唯一可资点缀门面的权宜之计，即抓紧“尖子”的培养。然进入21世纪的中国艺术学院，艺术的地位却易主为宾，不伦不类：本院规矩，是“两课” 成绩差之一分也必拒绝，表格则公然以“两课”分数居首，业务为最次要。本末倒置一至于此，岂非咄咄怪事？教学则以填表与量化为指归，罔顾学术，形同儿戏，而询之周围，见怪不怪——反观人文艺术教育百年历史，感慨多端：文化得势，即乱世也人才辈出(如军阀时期之北大清华，抗战时期之西南联大，甚至院校关闭的 “文革”期间)，若教条横行，则盛世也学风荡然(如90 年代迄今)。昔“国学研究院”梁王陈赵诸先贤，昔创建中美浙美徐悲鸿、林风眠诸大师，若其亲临视看，谅必啼笑皆非。

　　无奈今日是急功近利的时代，是推行量化不问品质的时代。学分便于划一，管理是为实用，教学核算利润，学府等同公司。凡此种种虽与文化艺术皆反其道，但确乎适应人口众多素质低下等教育国情。故每须提醒自己：认清现实，体念当局苦衷——职称、换届、住房、薪资、解聘、查岗等等才是切实的校务，成绩便于上报、关系必须平衡、学生不能出事、教育不能出格，方为办学的底线。至于培养人才之谓，纯属叶公好龙，殊不可当真是也。

　　此所以当今艺术学院不再激扬文化，带动风潮——后“文革” 之初，诚工美黄金时段，人才遍于全国，影响延十数年之久。90年代以来，中国有活力的艺术均在体制之外，偶出人才，其模式也必墙内开花，墙外结果：校园教条捆绑，岂可与校外生机社会大势相较量。文化规律者，柔弱而刚强，教条可使艺术憔悴，而形势可使教条黯然——奈何形者势者，今不在学院矣。

　　学院气氛——教学品质与学院气氛互为因果，以上诸因，必致艺术气氛欲振乏力。仍以本院为例，尚可从理工与艺术，行政与教学，学院与学生三组关系扼要议论之：

　　一、“艺术教学”与“理工模式”的深刻冲突，全国同业恐怕以本院为最尖锐，其状甚多，兹不一一。昔有“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之叹，今则文科“秀才”面对理科“秀才”，学术地位久居其下，“理屈”而“辞卑”，彼一“内行”支配此一“内行”，其状，犹较“外行领导内行”更其乖谬荒诞，诚“教育国情” 一大奇观也。然前有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卓然独立，足可缅怀，今有清华园体育教学的另类政策，足资借鉴——今日体育健儿的体能与政治价值，远远高于艺术家的心灵与精神价值——然据我所知，清华园领导始终理解并呼唤艺术教学的特殊性规律性，关键看本院决策。本院与清华固然是上下级行政关系，然理工与艺术是领导被领导关系还是平行的文化关系？此二者不清不明，何“气氛”之有？

　　二、为贯彻前述教条，各校“管理”重于“专业”，“行政”支配“教学”，如此主从易位，则“行政管理”井然有序，“教学气氛” 自亦低抑徘徊——我的教学体验，是“艺术主张”未遇任何干涉，尚称主动，“教学程序”则处处听命于指令，步步被动——教师尚且被动，学生可想而知，何“气氛”之有？

　　三、学校的主人，学生也。学生活跃，则气氛活跃，反之亦然。就我所见，本院学生在教学中始终是缺席者，沉默者，唯考试交钱，顺应教条而已。如前述，社会的功利观，应试文化的恶性循环，加上管理教条节节收紧，已长期磨损大学生的朝气、锐气、志气与青春活力，当今艺术学生精神、心理，乃至智能，普遍压抑被动，而其集体性格是实用主义与机会主义。本院因实用美术的长期历史，艺术氛围原已匮乏，今受制于前述劣势，所谓“气氛”者，更是何从谈起。

　　平心而论，本院上下对此均有认识，决意起衰振弊，开会不断，然莫不止于书面与桌面。时代不同了。五六十年代深植人心的理想主义与献身精神，80年代全国上下的思考热潮与知识渴求，均使艺术院校教学气氛兴盛于一时。以文化形态学论，相对“疯狂”的“革命”时代，有惠于艺术，相对“理性”的“秩序”时代，有损于艺术。此中得失，或在国家转型与人文艺术之间难以兼顾，难以平衡。我对此现象，远程内抱以有限乐观，其近程与现状，则十二分悲观。

　　绘画系前途——工美易名，乃“纯艺术教学”在本院开新纪元之始。此亦远程内可持有限乐观之举。然观以近程，合并后的纯艺术教学远不及预期。具体说来，也有三点可资议论：

　　其一，易名易，易性难。本院绘画系师生占全院极少数，而工美办学思维惯性，一时难易，兼以本院教程单方面模拟“清华模式”，绘画系尚属草创，即为种种教条抑制阻难，进退失据，莫知所从。去年制定人体课程唯准许一周两天，为全国绘画教学史所无，各校诧怪而传为笑谈，虽即改动，然前述思维惯性宛然俱在。是故，绘画系之开辟仅属添一科目，对外有“清华”大牌，看似强项，对内则名不副实，十足弱项，与其他科系、其他学院相较，差异显著。

　　其二，上述情形犹在情理之中，有待渐变，而被强行纳入“清华模式”的纯绘画教学自必先天不良后天失调，更兼中美、国美等名校优势，高品质生源原已稀缺难求，即便来者有意，十九为“清华模式”俨然拒绝，令人望而却步。而院校双方唯以核对“两课” 分数为能事，诚不知所期者何？盖清华向以不拘一格拔取“专才” 为能事，何以新纳美院，本意乃扶持纯艺术教学，而竟出此下策？如此，追赶“世界一流”纯属说梦，即敬陪京都艺术院校之末座，也难上加难。

　　其三，归根结底，所谓“纯艺术”者，从概念到形态，日新月异，变化剧烈，在今日世界文化大局中正处于空前融会交叉的暧昧状态。“艺术教育”更无现成固定的指归与标高，兹事体大，不及详说，可说者，是应赶紧全方位解放思想，放手教学，以“无为而治”治之，始为上上策。而本院虚拟之“清华模式”，皆反其道，所订教学大纲及课程设置，挂学术之名，行行政之实，徒以名目繁多为快事，诚“伪学术”伎俩是也。

　　要之，绘画系教学是本院最为脆弱而扭曲的一环，假以年月，或许有所改观，然而大势不等人，教条不饶人，吾等教学，目前唯和尚敲钟而已。

　　结 语

　　说破其事：工美之于清华，摆设也；绘画系之于工美，犹摆设之摆设也。清华美意，本院苦心，众人固然领会，本人理应沉默，上焉者超然，下焉者混事。唯无功受禄，中心惭愧，兼受理想年代教育，耿介成性，实在不会敷衍。今决意不做应景之谈，专从问题处着笔。三年来违心听从教条摆布，无异做戏。目前心情，适可以两句话作结，谨供上下左右一笑：

　　敬功利远之，恪尽己能。

　　与教条共舞，维持现状。

　　2002年9月20

老渔翁

“陈丹青愤怒”暴露高校通吃病

从某种意义上说，“陈丹青愤怒”是一个令人无奈的结局。

　　在大学里，其实存在着两套系统，一套是由教师组成的教学系统；另一套则是由管理者组成的管理系统。

　　教师是被管理的对象，而管理者则掌握着标准的制定权和评估权。所以在大学中，真正有权的人不是那些普通的教师，而是那些担任一点行政职务的管理人员。虽然现在大学里面管理者多为教师出身，但是，这些教师一旦成为管理者，不少人就不但可以高高在上，对他的同行发号施令，制定规则，对他人的成果进行评估，而且可以占有他人的成果，成为各种各样的“学术带头人”。

　　高校通吃病表现在各个方面：在教学评估上，管理者担任的课程或者管理者的学生所担任的课程，大都是优良的课程，可以获得各种奖励；在科研经费的使用上，管理者所在的专业，绝大多数课题负责人都由管理者担当，科研经费也向管理者倾斜；在出国进修或者访问名额分配上，管理者必须被优先考虑。即使办学经费十分紧张，管理者也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出国旅游或者进修。

　　所以，当今高等院校的腐败问题还是比较严重的。只不过与社会上的各种腐败相比，它披上了所谓学术研究的外衣罢了。在一些学校，领导对内总算开明，除了创造各种条件改善教师的福利，还积极应对来自政府各个方面的评估；但是，对外的一些做法却依然表现为一种腐败，那么，对内的就是一种“隐性腐败”。更有一些学校打着所谓办学自主权下放的幌子，将各种创收资源下放给各学院，让这些学院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些理工学院通过各种关系申请巨额经费，用来分发给干部职工；而有些文科学院由于缺乏研究经费，通过贩卖各种文凭谋生。

　　当然，创收所得无一例外都要向管理者上交一定的比例。所以，表现“开明”的学校领导并不吃亏，他们可以通过各种途径，获得额外的报酬。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似乎就是当今高校资源配置的“路线图”。在大学里，管理者可能不是最有学识的，但却大都是掌握资源最多的人。

　　无论是在各个学术团体还是在国家的各项科研基金中，都能够找到高等院校管理者的名字。如果不了解这一点，就无法理解那些年纪轻轻的学者们为什么努力争取一官半职。其实，从一定意义上说，他们这么做是有其考虑的，因为当上管理者之后，不但可以拥有规则的制定权，对教师的评估权，而且可以直接支配大量的资源，这对于本身未来的学术发展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

　　所以，进行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实行真正的教授治校，才会化解高校通吃之弊。笔者认为，这才应是中国大学发展的正确轨迹。

老渔翁

“陈丹青愤怒”源于学位制度缺陷
学位是由高等学校或国家授予的、表示专门人才知识水平和能力的称号。学位制度是建立在高等教育制度之上的一套体系，包括学位设立、培养目标、入学资格、培养形式、课程要求、论文标准、学术审核等方面。传统的学位类型只有学术性一种，随着生产与大科技的发展，产生了专业性学位。

　　学术性学位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学术研究者，它要求学生除了选修一定的课程，还要写毕业论文，博士生毕业论文的学术要求就更高了。在美国，学士学位有文学士、理学士，硕士学位有文硕士、理硕士，博士学位为哲学博士学位(在学位后注明不同学科，以示区别)，地位最高。

　　专业性学位的培养目标则不同，只是为了培训从业人员，一般不要求学生写毕业论文，但要求有较多的应用性课程，许多专业还需要有实习期、实习项目。专业性的学士学位有应用科学学士等，硕士有教育学硕士等，博士多在学位前冠以学域称号，如教育学博士、农学博士等。这两类学位的入学资格、培养形式、课程要求等都很不相同。

　　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过去专业性学位地位不高，近几十年来，一批新学科如自动控制、遗传工程、电子计算机，以及新材料、新能源的发展，赋予专业性学位以新的生命，改变了其不受重视的状况。当今美国，在一些实践性很强的专业领域，如美术、城市建筑学等的硕士学位就是最高学位，其地位相当于其他学科的博士学位。而牙医、法律领域的硕士学位则比别的一般领域的博士学位地位还高，它证明学位获得者经受过严格的训练。

　　我国的现代学位制度建立得比较晚，基本上是走西方已走过的发展道路。最近一些年来为适应社会经济和教育发展的需要，注意在传统的学术性学位外，设立一些实践性强的专业性学位，主要培养应用型人才。在学位称号上，中国与西方有所不同，学术性学位没有通用的哲学博士学位，倒与西方的专业性学位类似，教育学的称教育学博士，艺术学的称艺术学博士。专业性学位，教育的称教育硕士，管理的称管理硕士。如在国内，不会有大的歧义，问题是中国已与世界接轨，学术交流日益频繁，有时不免引起误解。

　　与西方交流容易引起误解倒还是其次，关键是在有些实践性强的领域或学科，有些专业性学位与传统的学术性学位在培养目标、入学资格、培养形式、课程要求、论文标准、学术审核上区别并不明显。如美术学设立学位时，应将培养学者的学术性的美术学与培养画家的专业性的美术学区别开来，在培养目标等方面应明显不同。专业性的美术学不一定要设立博士学位，设立专业硕士学位即可，不要一味追求高学位。退一步说，即使设立专业性的美术学博士，它与学术性的美术学博士也应要求不同。

　　正是由于没有考虑这些情况，所以，陈丹青教授不理解“艺术与史论博士生的异同”，很难招到专业的美术学硕士和博士，招到了也难以培养。因此，陈丹青教授的愤怒，不完全是研究生招生制度的问题，也不完全是现行人文艺术教育体制的问题，还与现行的学位制度不完善有密切关系。它提示人们，分类设立，分别要求，完善学位制度已刻不容缓。

老渔翁

陈丹青出走，我们都有责任

近日，媒体纷纷报道了清华大学美术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陈丹青愤然辞职的事件。陈丹青从清华大学出走，不仅是告别现行的高校教育体制，回归他曾经生活过的真正艺术家的自由、游荡的日子，而且也是对现行体制中不合理和荒谬的规则发出挑战和拷问。

　　他的举动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不仅有在校的学生、教师，还有已经离开学校，但对高校体制诸种弊端记忆犹新、心存余悸，甚至受过伤害的人。

　　陈丹青首先感到荒谬和气愤的是，众多投考他的学生中，有许多学生艺术气质、修养和专业成绩都很不错，但他们因为政治和英语成绩不及格而落选，有的因为只差一分而与心爱的专业无缘。由于政治、外语关卡，陈丹青长达4年招不进一名硕士生。他很快就明白了，这种把优秀学生拒之门外的制度，20多年来全国艺术院校千万名老师早已司空见惯。

　　优秀的艺术人才、专业人才并非想找就能找到的，他们被排斥于进一步深造的大门之外实在可惜。我们不禁要问：政治、英语的那几分之差真有那么要紧？

　　比如英语。英语对于接受高等教育是重要的，俗话说，艺多不压身，外语水平越高越好，懂得的门数越多越好。但对于某些专业来说，它毕竟是锦上之花而非雪中之炭。就算外语不能不考，但对于专业上确有天分、确有培养前途的年轻人，它成了一道无论如何也跨不过的门槛，总不合情理。如果做不到外语低分也录取，总不至于只差几分就让人饮恨终身吧？还有政治，如果是考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升高中、大学时不是早已经考过了吗？难道不可以证明他们早已满足基本要求了吗？

　　陈丹青感到不合理和荒谬的第二点是：“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学思想、教学评估，是艺术学院的头等大事：没完没了的表格、会议、研讨、论文，加上满坑满谷的教材——艺术学院从未像今天这样臃肿庞大，像今天这样充斥办学的教条。”他弄不明白，那些充斥了“量化”、“管理”、“科学”、“科研”等等词汇的表格和人文艺术的规律与本质有什么关系。

　　正如他所深切感受到的，这些年我们的教学和科研中充满了虚假的“科学管理”精神和虚假的繁荣。好像什么事情，一经量化就变成了科学，或者就有了科学性。不论哪一个学科，只要能在成果登记表上填写上几项，只要能开上几个鉴定、表彰会，成立起什么学会或学会之下的一级、二级分会，再开上一两次年会，这个领域就算得上繁荣昌盛。

　　陈丹青看得很准，人文艺术教育表面看似繁荣——扩招、创收、增加学科、重视论文等等——实则退步，学生“有知识没文化”、“有技能没常识”、“有专业没思想”。他认为“在人文艺术学科，没有人能够夸耀并保证在学院中培养出真正的艺术家，但学院教育应该也能够达到这样一种起码的要求，即确立一位艺术学生葆蓄终身的品格。”这个说法对其他学科也适用，我们不能保证学校一定能培养出大科学家和高级工程师，但从大学出来的人必须要有基本科学素养。而现在的形式主义和表面文章与这种精神恰恰背道而驰。

　　在陈丹青的经历中还有一点十分有趣，那就是，他痛切指出的弊病并不是要有多高明的洞察力才能发现，要有多大的胆量才能说出的，他的同事在私下里同意他的意见。不过，每当他在会议上发言完毕，周围便一片沉默，或者话题随即转换。没有一位领导对他的直言予以制止和批评，个别领导还会鼓励他把想法讲出来。但显而易见，不会有领导和他站在一起，为改变现存的不合理状况而据理力争。这实在是我们面临的悲剧。

　　我们和陈丹青一样，不会轻易去责怪同事和顶头上司，我们和他一样，知道人们的难处，更是深知体制的惯性和力量。陈丹青可以和体制告别，但大多数人做不到，除了勇气、魄力，还要有本钱。但是，谁能说陈丹青就一点风险不冒，他心中没有丝毫的留恋和遗憾？难道这纯属陈丹青个人的私事？

　　我在各种会议上、饭局上见到过各种专业的知识分子，其中包括担任学院院长、系主任职务的学者，他们谈到导致陈丹青出走的种种类似弊端，无不感同身受。对问题的分析也可以说是鞭辟入里。但我同样知道，在慷慨激昂的谈话之后，他们没有采取任何行动。相反，大多数人实际上还是照样开会、布置、填表、争经费、争项目，做一切自己表示不屑的事。我们也许不可能像陈丹青那么坚决和彻底，难道不可以多多少少为改变不合理的体制尽力，而不是一面批评，一面却支持和巩固，以至于使人真的认为，不合理的东西是根本不可动摇的。

酋长秘书

陈丹青谈艺术教育和教育
我们常说“不拘一格选拔人才”，可表格发下来，一格一格，全是格啊！

　　———陈丹青

　　一走了之，走不干净

　　辞职是私事，教育是公事，我所批评者，是招生与考试政策，是学术行政化，不是哪所学校。

　　记者：请谈谈你辞职的想法和前后经过。

　　陈丹青：教员辞职，国外无日无之。民国年间实亦司空见惯。1980年代初多有辞职单干的例，后来市场机制起来，饭碗随即紧俏，尤其高校。但聘用制早已试行，自亦会有解聘、辞职之类，不致诧怪。我今意兴阑珊，毕竟私事，结果议论纷纷，可见辞职仍算一件事———大学有问题，于此不难窥见。

　　念头是早有了。第一，浪费光阴；第二，土插队洋插队总共26年，野惯了。第三，SARS那年满五十岁，望见六十，要想画布上再扑腾，快走开。

　　可是课业在身，不能随便撂挑子。合约2005年元月到期，根据其中“双方任一方有变，须提前90天知会对方”的条款，熬到2004年10月，提交辞呈，并批评教育体制附件若干，俾便说明原因，计5份，分别递交院书记、院外办、清华外办、清华书记，及当年引荐我的袁运甫教授。

　　递交翌日，院书记与副院长立即约谈挽留，稍后，清华书记也带话过来，请一定别走，情辞恳切。我知道走不干净，因我主持的研究室还有两名博士、4名研究生，2006、2007年方才全部毕业，关键是不能再招，否则一届届进来，走不了。领导当即同意免我招生，不带本科，我则应承担本研究室教学，并继续担任春秋两季各十余钟点的“大课”，给各系学生通讲，于是续签两年。

　　记者：你为什么在自己的新书里收录了辞职报告？

　　陈丹青：其一，记存五年来的文字与行状。其二，国中于人之去留喜作揣测，以讹传讹，于公于私，均非妥善，故特加按语，说明清华挽留及续签情事。

　　然风声不免散出，11月初，即有数家媒体要来采访，以“中青报”为最先———辞职私事，公诸媒体不免有声张渲染之嫌，自忖《退步集》已作交代，所以拖延不见。然记者紧追不舍，隔周来电话，某日忽起一念：中青报乃我团报，品相端正，应该没事吧，遂于今年3月接受采访。

　　见报后，报道略去“续签”一节，外间以为事情才刚发生，我已走人。更不料媒体及网络纷起议论，可见书的影响远不及报刊。近日婉谢廿余家媒体采访，仍难平复。上海《文汇报》记者采访不成，竟擅自致电本院院办，一位接听电话的老师称不知我辞职一事，记者乃以“经清华权威人士证实，陈并未提出辞职”为题见报，变得此事子虚乌有，是我在欺世……

　　斗胆禀告媒体，采集事相，审慎一点，用词用语克制一点。对媒体，我克制而审慎的批评是：个别记者的语文水准，还得把把关——各报的形容词，也真看得我心惊肉跳：“拂袖而去”，那要古人的宽袖这才拂得起来；“拍案而起”，则我与领导接谈此事，彼此笑眯眯，谁也不红脸，国中单位的情面礼数，大家应该知道的。

　　记者：当年，你为什么会选择到清华教书？

　　陈丹青：我没有资格“选择”清华，是清华大学选择了中央工艺美院，兼及于我：老教授袁运甫及几位老师热情举荐，我都不知情，等我接到长途电话邀请参与合并后纯绘画教学，此事的前期工作已经做了。所以要说当年受聘是为“美谈”，实在是清华与工美的美谈。

　　我尊敬清华，亲见校长书记居然骑着旧自行车上班；我也感谢工艺美院，院内上下都对我非常友善礼遇———我与这两所学校毫无渊源，却得此聘用和重用。5年来，校方院方从不干涉我的教学和言行，更无有人事不悦，这情状，装是装不出来的，诸位可以到学校问问。此亦所以我至今心里惭愧。今舆论滔滔，我诚不愿外间对清华及院方有误解———辞职是私事，教育是公事，我所批评者，是招生与考试政策，是学术行政化，不是哪所学校。

　　记者：有人说你是那个“说皇帝没穿衣服的小孩”，也有人说你在“作秀”，你怎么看待这样的评价？

　　陈丹青：我的胆子与天真哪及得那孩儿———自我回国上几回媒体，“作秀”之讥不曾断过。人要说你，便请说吧。

　　记者：你个人的特长和你的博士生方向专业设置上是否存在错位的问题？

　　陈丹青：有错位。但不是我要当博导，是被抬举安排当这份差。我只会画画，或许也能教人画画。我几次公开说，以现在的专业定义及定位，我不懂，也不配，辞职的部分原因就是要摆脱这错位，但不便明说，因有假“谦虚”或说反话之嫌。

　　事实上，这类错位成千上万———那么多职业人士去当官，那么多当官的同时又是“学者”与“专家”，到位还是错位？

　　摆设好了有饭吃

　　每年我留心当今大学“新鲜人”，他们好学，但是茫然；可爱，但缺礼数；清纯，但和我这一代一样，先天熟谙人前一套，人后一套，考试一套，生活又是一套……

　　记者：以你的观察来看，国内艺术基础教育的目标是什么？

　　陈丹青：以我的观察，国内人文艺术教育——不论基础教育还是高等研究——有两点从不说出的清晰目标，并完全达到了。一、好好维持这一摆设。二、摆设好了，大家有饭吃。我在一些机关看见庞大的食堂，在学院财务科看见层层叠叠的工资表格，顿时豁然开朗，对啊！这就是今日的人文艺术教育。

　　记者：国外艺术基础教育的目标是什么？艺术基础教育应该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和效果？

　　陈丹青：恕我无知，我不知道美国有没有“艺术基础教育的目标”这一说。你采访我，我赶紧去电话采访女儿，她8岁移民纽约，上完小学、初高中、大学，可是她怎么也想不起老师向他们宣传过“教育目标”。

　　美国高中生将届毕业，会收到许多大学寄来的广告册，吸引招考。各大学有自己的校史、传统、主张。例如女儿大二转学纽约“新派大学”(Newschool　of　University)，那是二战后由一群左翼自由知识分子创办，旨在教授二战后新的文化与政治理念，并开放给二战或越战退役的青年士兵，及意识形态比较自由激进的人。而哥大、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等老牌名校则宣传各自悠久的教学宗旨。要之，高等教育没有国家规定而划一的所谓“教育目标”。

　　反而是对国立小学及初高中，美国相当看重。多少非法移民进入美国，爹妈身份还黑着，小孩立即被要求就学，不然家长论罪。去过纽约的朋友应该看见，学生一半以上是各少数族裔，纯白人很有限。

　　记者：国内现有的艺术基础教育的教育方式合理吗？如果不合理，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

　　陈丹青：咱不谈“艺术基础教育目标”，就谈幼儿及小学教育吧———在周海婴回忆鲁迅的书中，附海婴成绩单。幼稚园时期的要求依次如下。

　　智力方面，理解、想象、观察、审美、记忆。

　　学习方面，音乐、故事、常识、游戏、工作。

　　品格方面，习惯、礼貌、态度、感情、体格。

　　小学成绩单依次包括以下项目：公民、读法、作文、写字、说话、自然、算术、历史、地理、卫生、英语、劳作、美术、音乐、游唱、体育、常识。

　　学生行为标准栏依次如下：爱国爱群、勇敢果断、整齐清洁、快乐活泼、遵守纪律、诚实不欺、勤勉好学、工作耐劳。

　　评价则分“甲乙丙丁”、“优良中差”，特别好的，以“超”字打分。

　　我珍视这份小小的文件，民国的孩子，也就是我们的父祖辈，是这样地开始了所谓“基础教育”。它可能是西来的，有别于清代之前的教育价值，也有别于我辈1950年代孩子接受的教育模式。今日小孩与少年的成绩单，是哪些要求呢？或许有类似的字眼，一定也有很多当年没有的字眼，顺序也必不同———我不是教育学专家，专家们有兴趣查对比较，做做研究吗？

　　我不敢小看这份文件。教育价值观的一切差异及后果，便在其中。我曾读到一位诺贝尔奖得主的自述，当然他是西方人，当被问到平生最是有教于他的是什么，他想了半天，说是幼稚园：专注、礼貌、诚实……

　　每年我留心当今大学“新鲜人”，他们好学，但是茫然；可爱，但缺礼数；清纯，但和我这一代一样，先天熟谙人前一套，人后一套，考试一套，生活又是一套……譬如两课考试吧，多少单纯透顶的孩子对我说：那是考试呀！背呀！没办法呀！

　　记者：国外的学校在艺术基础教育上采取的是什么样的教育方式？国外的艺术基础教育目前处于什么现状？它达到了什么样的效果？

　　陈丹青：再以纽约为例，我在以下方面看见他们的“艺术基础教育”：

　　第一，纽约是美术馆重镇，从睁开双眼的婴儿到年迈老人，只要愿意，都在美术馆看见人类各文明自古及今的文物艺术。纽约又是所谓文化艺术重镇，音乐戏剧舞蹈节目无日无之，许多为老人与少儿预备的票价，便宜得惊人，更有大量免费节目四季推出，品质一流。

　　第二，美国没有中国式的“美院附中”、“音乐学院附中”之类……但纽约有两所规模甚大设备精良的“艺术与设计高中”，专为喜欢艺术的孩子建立，历史很长，培育出许多国际声誉艺术家，好莱坞几位天王巨星便是该校学生。二战前建立时，教学功能相当于我们的“技术中专”，因那时上得起大学的人数有限，这类艺术高中便培养相关专业技能，使学生早早出外求职谋生，教学品质既高且严。1970年代后大学普及，这类学校教学质量与投资反而下降。女儿上了其中一所，演话剧，弄服装，玩影像，也画画，毕业后上了纽约视觉艺术学院。

　　第三，美国艺术学院大抵私立，各自招生，没有全国划一规定。女儿上大学的所谓考试，就是写一篇散文，题目任选其一，“陈述对你有影响的一本书或一部电影、描述你的一个梦”(文章就在家里自己写完寄出)，然后通知面试，带几幅平时涂抹，看看聊聊，就算录取了———我甚至不觉得那是录取：有录取，便有落榜，个别例子有，比方名校竞争，自然择优录取，于是落榜，但其他选择很多，绝没有中国式的落榜。

　　第四，美国许多艺术学院不颁学位，招生没有年龄限制，只是兴趣教育。有些艺术学院挤满中老年人，尤其是妇女。艺术面前人人平等，我亲眼看见了。你喜欢吗？交钱、上课，如此而已。

　　以上情形，不知算不算“艺术基础教育”？其中第二项，略近我们这里成千上万的考前班，但人家那里正规多了，比我们一所综合艺术学院高级。第三、四项，中国还没有类似学院，社会上喜爱艺术的中老年，终生无缘接受艺术教育。

　　至于第一项，说来痛心疾首——中国近百年艺术教育，起码的前提至今空白，即没有美术馆固定收藏(在《退步集》中已再三陈述)，没有东西看，视觉艺术教育的品质和依据，永远是虚悬的，假定的，存疑的，任意的。因此，在美术馆功能长期缺席的状况中，国内艺术教育的职能、资源、环境、氛围，统统由学院负荷、从学院聚散，此所以中国艺术学院功能太绝对，形制太庞大，更兼学位制及种种考试铁律，以至问题大到等于没有问题。

　　目前中国各大艺术学院的硬体、规模与生源，雄居世界第一，古今中外，没有一个时期有过这样超规模的艺术学院，效果如何呢？“我们的社会基本没有美术这一块”，这是王朔四年前一篇文章的标题，结果美术界不开心，有文章反驳它，其实是大实话：如此世界第一的艺术学院群，除了超规模招生、发放学位，事实上为全社会的“美育”，作出什么翻天覆地的贡献吗？

　　记者：从现实来看，国内的艺术基础教育处于什么现状？存在哪些具体的问题？它造成了什么样的后果？应该怎样解决这些问题？

　　陈丹青：以上便是问题。以我直接与艺术学生交流，他们的感受是：没有受到教育，深刻地不信任教育。优异生也对教育反感。其悖论是，一方面，年轻人接受教育的惟一出路是大学，一方面，我几乎听不到对教育的感激之情。

　　至于如何解决，许多专家比我说得专业，因我不懂教育学。我只是看见大量问题。

　　学院顶重要，学生最最次要

　　学术行政化、考试标准化与教育产业化的庞大机器有效运转的后果是：学院顶重要，教育次要，艺术更次要，学生最最次要

　　记者：以你的观察来看，国内艺术高等教育的目标是什么？应该达到什么样的目标？

　　陈丹青：法律要严密、有为，学问要宽阔、无为。中国艺术教育的问题，就出在定“目标”，一定目标，一入功利，即变形变态。譬如“培养人才”一说，目标算得好听煞。那怎样算是人才呢？于是划定种种标准，变成尺子，削进划出，细细剪裁，先给弄得不像人样子，没有人味道，还谈什么人才？

　　记者：国外艺术高等教育的目标是什么？采取什么样的教育方式？目前达到了什么样的效果？

　　陈丹青：美国艺术教育，各校有各校的传统。耶鲁大学、纽约大学、罗德岛艺术学院、加州艺术学院、设计艺术中心学院……均有重量级艺术教学，彼此间未有统一招生法，教学传统与招数更是南辕北辙，因主事者群体的观念与渊源太不一样。巴黎美术学院，老牌名校。1970年代仅存一所绘画工作室教授绘画，老师还是南斯拉夫人。到去年，我听说该校正式关闭最后一间绘画工作室。

　　死心眼热爱绘画的家伙怎么办呢？进卢浮宫，进绘画材料店，自己玩，自己开心，弄出名堂，画廊有的是，还不称心，远渡重洋，到纽约闯天下。以我所见，纽约多有欧洲来的艺术学子，欧洲也多有美国去的艺术学子。艺术学院、艺术教育，只是年轻人呆一呆的地方。美国教育也问题成堆，也在衰落，也茫然，但它让一切发生，由规律支配，没有成规、成见、成法。艺术学院不是年轻人的进阶之所，更不是身家性命，哪里像我们一朝进美院，俨然定终生。

　　或曰，1950年代学苏联艺术定于一尊的教育模式，不也成就大批人才吗？很对，可前提是社会文化状况必须还原到1950年代，方才奏效。今天的社会现实与文化状况，何似当年？而当年可贵可学的一套，都给废了，譬如择优录取，业务尖子，便是教学良策，虽遭“文革”批判，1970年代末恢复高考，也还走老路，立马生效，问题出在1990年代，说来话长了。

　　记者：从现实来看，目前国内的艺术高等教育处于什么状况？存在哪些具体的问题？它造成了怎样的后果？应该怎样解决？

　　陈丹青：我所说的问题，全在太阳底下，无非是学术行政化、考试标准化与教育产业化的庞大机器及有效运转。其后果：学院顶重要，教育次要，艺术更次要，学生最最次要。而最最次要的学生，构成学院最重要的经济来源，近年学费翻倍，势不可挡，供求关系，畸形而失衡，今年各艺术院校数万考生，景象壮观，连夜排队的图片与报道，已成国际新闻。

　　记者：如果高等教育的教育方式不合理，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

　　陈丹青：有的是好方式：西方、日本、民国、五六十年代、八十年代，艺术教育攒着无数好办法好经验，可一旦学术行政化，绝对变质。

　　记者：在国内的大学里，与理科相比，文科往往是最穷的，国外的情况如何？

　　陈丹青：美国投资文科的钱，也比理科少得多。以上说了，人文艺术学院多是私立，钱自己想办法。但美国密密麻麻的私人基金会，在俗称美国“第二政府”的媒体之后，忝为“第三政府”。我女儿许多穷同学常年靠教育基金上学生活，有的长达十数年，成人后慢慢还。她一初中同学，父母离异，15岁上母亲死去，孤身一人，今25岁，全靠奖学金在纽约大学表演专业毕业，已接拍电影。美国人文艺术教育也算穷的，但那种穷法，怕是比我们这里最大的政府拨款还要多。

　　中国文科教育，穷只是问题之一。你去看看西南联大当年那付穷相，教授摆地摊卖家当，自己种菜养猪。台湾的殷海光，大陆的沈从文，留美的杨振宁李政道，都是西南联大穷学生穷老师啊。

　　美国的爱伦坡之流，穷死。福克纳说：给我纸、笔、面包、水，我就给你文学。海明威战后给毕加索送礼物，什么呢？一箱手榴弹！

　　孩子是考试的连体婴儿

　　当你说“高校怎样才能够录取到它想要的人”，已是高校立场，而不是“人”的立场

　　记者：你在书里有过判断，国内的艺术教育考试的结果是劣胜优汰，国外的大学是怎样方式、过程录取学生的？包含了哪些课目的考试？

　　陈丹青：美国“高考”必须通过的统一考试似乎是“SAT”，即语文和数学(跟中国一样，把孩子们圈起来考，仅三小时左右)，但录取与否，“SAT”成绩只占三分之一左右，其余方面考察，各州、各地区、各校，依据自己的标准，名目繁多，其中一项，是特别看重学生校外经历，譬如是否有点特长，会点外语，是否有出国(如去第三世界当义工)经历，是否单独弄过什么作品(有的美国高中生自己拍过电影，早早开始创作)等等。

　　美国考研究生，统考项目是“GRE”，仍是语言与数学，但要求当然高多了。注意，艺术专业，表演、舞蹈、美术、影视、文学，不考“GRE”。如前述，各艺术学院招考标准不同。老牌名校难考一点，因竞争者较多，择优录取。

　　美国是天然的英语霸权国家，大学不重视外语(如法语、德语之类)常被外界批评，而名校对懂外语的学生择优录取，因投考哈佛耶鲁多富家子弟，美国又是移民国家，不少孩子高中前后即因家庭背景及社交范围，而具备多种语言能力。但绝对没有外语和政治考试。

　　记者：你在国内给本科生上课，对他们满意吗？他们和国外的本科生有什么不同？

　　陈丹青：我不愿说年轻人。孩子都是无辜的。今日大学生在入学前已经被中学小学及整个教育体制所扭曲，这种扭曲折回家庭，家庭成为扭曲的合作者。今天的孩子个个是考试的“连体婴儿”，既想挣脱对方，又必须与对方同呼吸。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考试也颇激烈而扭曲，但少年们真的是以生命、智力与考试拼搏，但并未“连体”。高分竞争是所有后进国家及亚洲地区的常态，但港台地区、日本东南亚已经陆续走出这种历史阴影。

　　西方的本科生边学边玩，边玩边学，成绩并不是成长，成长不仅靠成绩。顶要紧一条，没人逼他，他于是不自逼。但美国的一些罪恶，是太自由闹出来的，譬如校园枪击、校园色情等等。

　　记者：艺术教育对考生的基本功、天赋、感觉、素养、个性，有它的特殊性，在保证考试公平的同时，高校怎么样才能够录取到它想要的人？

　　陈丹青：当你说“高校怎样才能够录取到它想要的人”，已是高校立场，而不是“人”的立场。这句话透露出划一标准思维。标准一旦划一，一旦成为行政措施，任何“殊异”先已失去了存在、开展、发育的前提———真实的命题是，如何使各色各样的“人”进入他想要进入、他应该进入、他能够进入的高校。所谓教育，“人”第一位！

　　我们这里是表格第一位，我们的学校领导曾在会上反复强调，大家要不拘一格选拔人才啊！我就说，表格发下来，一格一格，全是格呀！

　　一定会有意见说，考试绝对必要，不然全乱套。没错！又有意见说，放权给教授独立招生，营私舞弊怎么办？没错！事到如今，真是样样动不得———我的大部分同事都有二十几年教龄，大家正派辛勤，郑重其事，确如党所一贯强调———“绝大多数同志是好的！”可是今日教育的问题，远甚于营私舞弊，远甚于“乱套”，而是太绝对、太森严、太没商量、太无情———于是暗渡人情，阴损规矩，你绝对要管，我绝对有招，结果便是有道而无德，屡禁而不止。你防堵舞弊，但不能漠视人性，你设置规章，但不能罔顾规律。

　　今日艺术教育的所有招法，照北京土话，全给弄“拧巴”了；你非要严考，自然条条杠杠；你非要量化，必定排课填表；你非要论文，只好挖空心思到处找书抄……别考那么严，我反撒得开；别管那么死，我倒要自强。人的性命，创作的欲望，如种如茁如泉涌，不是开关，不是自来水。

　　记者：当国外的高校遇到你在招博士生出现的问题时，比如语言或者其他课目不及格、差几分的时候，它们会怎样处理？有哪些具体的办法？

　　陈丹青：国内问题一出国，便不是问题；国外高校的问题，我们也没有。譬如早先有种族隔离问题，晚近有校园暴力问题、吸毒问题、枪击问题等等，这类问题引发美国无数次教育辩论、斗争、立法、甚至社会运动。

　　至于入学的麻烦，举个小例。我女儿上初中时因有同学间相处不愉快，要我给她转到教会学校，下午陪她去，女校长自己出来，领她进屋考起码的英语数学，半小时出来，回家后电话打过来，叫她明天去上学。

　　清华有一真事，当年国学研究院招生，四川一位18岁考生错过报名期限，独来京城求见梁启超与王国维，梁、王居然出见，略略问过来历，梁就想要他，王则引他进里屋考高中语文数理，约一小时半。翌日电话招那学生，即请门房将行李搬入宿舍，上课如仪。这往事，便是这考生老来亲自撰写回忆的。

　　再说北大旧闻，当年蔡元培办公室“门虽设而常开”，学生随时进入要求某事，凡能当即解决者，蔡老无有二话，吩咐下面，着即办理。

　　我就任之初，清华书记请吃饭，席间笑谈清华好传统，列举钱锺书数学不及格，吴晗数学零分……这类神话，今天可以有一万条理由反驳——那时人口少啊，制度松啊，今天要是这么做，麻烦大啦，家长告啊，学校难啊……没错，没错，我真心同情今日的当家人，你请来哈佛校长管，保管他抱头鼠窜，没奈何。

　　怎么会弄成这副局面呢？国情是也——“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这千古奇观，我称之为“药症同体之效”——标准考试久病，病根在你，药又是你开，药是你开，必惹你的病，于是药添其病，病助其药，如此循环到今日，已是病里有药，药里有病，分不清哪儿用药，哪儿是病……健康自有规律，病灶、病征、病体、病变，规律也严密得很呢。

　　例如你规定某落后地区考分、名额要照顾，我就把孩子移民该区，此“移民考生”是也；又譬如你规定“交费”也可录取，于是这边交钱，那边进人。凡此种种无比精致的应对招法，简直剔透玲珑，无所不用其极。今日各大美院周边上百所考前班，本科生据说到二年级就逃课出外，纷纷去考前班教学赚钱，等孩子考上了，再去教考前班赚钱。山东是美术考试大省，成群辅导，大批赴考，浩浩荡荡上北京……考上清华美院的孩子，辅导老师奖金论万，能不拼命教？

　　有位办私立大学的热心人弄了十余年，大败而回，总结国中五十余年教育史，精辟之至———六七十年代，政治控制；1980年代及部分1990年代，分数成绩控制；近十余年，利益控制。此颇堪玩味，哪种最厉害呢？显然最后一种。连二年级学生都分得利益，这机制你动得了吗？外语教育，更是一庞大产业链。

　　至于学术行政化、大学国有化、教育产业化，严丝合缝，变本加厉，更动不得，处处动不得，好，各种并发症冒出来，您就下药吧。

　　记者：英语在人文艺术教育中应该占什么位置？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英语教育的尺度、边界在哪里？

　　陈丹青：我的问题是，今日中文教育占什么位置？扮什么角色？中文教育的尺度、边界在哪里？

　　关于外语教育，贵报去年有人民大学教授顾海兵长文《中国公共外语教育反思》，又有今年清华大学退休外语教授孙复初长文《标准化考试可以休矣》，都谈得比我专业太多了。前者雄辩透辟，结论清晰——外语学习目的，学不致用；外语学习内容，不切实际；外语学习效果，得不偿失。最重要的是，他首次提出，独尊外语，于法无据。后者教了48年外语，痛陈今日外语教育之重重弊端，他回顾道，四五十年代的外语教育十分合理奏效，高中生多已熟练掌握并应用英语，读写听说均过关，上大学后就是应用与提升，他指出，“大学英语”一说纯属今日畸形外语考试及教育的“怪胎”。

　　我父亲与孙先生同辈，1940年代高中生，上大学前，掌握读写听说，1948年考入上海海关大学，教师多为英美人，上课没问题。1970年代末恢复出版英文报纸，其时父亲外语已荒废三十余年，照样拿起报纸就读，翻给我听。

　　孙先生慨叹，当他这辈人退出教学，全国外语教员都是标准考试培养出来的，他们再不知道此外还有什么别的教育方法。而文章开首他就语重心长———教育问题和“三农”问题、经济问题一样，是严峻的问题啊！

　　父亲最近给我寄来上海一份报纸，也谈外语教育，其中教育部副部长出面说明，教育部从未规定大学考试必须以四六级外语成绩作取舍标准。

　　所以更严峻的问题是，这样的文章、说法，登是登出来了，有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