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岛子访谈-当代艺术要重新植根】

闻正

采访整理：赵梦莎

中国当代艺术的源起与发生

中国当代艺术开始于八十年代，西方则是二战后开始的。七十年代末，“星星画会”标志着中国开启了当代艺术先河。范式如艾未未，至今依然保持着当代性，何为当代性？用不着纠缠定义，从头认真看看他的作品就明白了。

当代艺术的起步有非常强烈的非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但它的精神是现实主义的。现实主义，从艺术形式上讲，要客观的再现现实；从现实主义的精神上讲是表现现实的真实性、人性的复杂性，也包括表达历史冷峻的真相。现实主义关注的不是上层社会，更不是主流意识形态的工具，也不属于流行文化，它是表现普通人，特别是贫弱者生活以及社会苦难。譬如库尔贝、俄罗斯的巡回画派、墨西哥现代壁画，属于广义的具象。

大致从1980年代，当代艺术走向了非现实。中国的现实主义一直被官方过度利用，作为执政党的宣传工具，或者一些历史画中体现党史、官吏史、没有艺术家的主体思考，但真正的现实主义还是有生命力的。九十年代后期逐渐出现了Document（纪实）摄影，它是客观记录，属于具象写实。在九十年代出现的纪实摄影还是基于客观再现的需求。这一时期的吕楠、刘铮是代表人物。刘铮在创作《三界》之前还是拍《国人》，现在看来那批作品还是非常有力量。就绘画而言，八五前后要谈到超级写实主义的代表，罗中立的《父亲》画面力图逼肖，把普通人的肖像画得和领袖像尺幅一样大，是表达一种真诚以及对中国农民的命运感的揭示。当时尚杨的黄河、黄土高原题材系列，也都是运用现实主义的形式。这时始终存在一种潜流，还是在寻求那个时代的真实性，来表现当时的社会状况与个体反省。

1980年代开始有一阵子短暂的抽象风和表现风。1990年代最重要的一个潮流就是波普。波普也是具象，只不过波普的具象不再是现实主义的。他直接拿来商业符号和流行文化，运用的都是当时最时髦最流行的符号。政治波普就是运用中国宣传画的工农兵形象和商业广告的写实符号。玩世也是一种写实，只是他夸张了一种表情与情绪。这种写实具象还是再现的方法，包括张晓刚的《大家庭》，从风格上来讲，是写实主义的一个不断变体。中国恰恰是在非再现的艺术中没有形成一个自己的传统，现代主义的特点就是非具象。我们要谈具象，肯定要谈非具象。这一点从林风眠在1930年代就开始了，到赵无极、吴冠中以及1950年代台湾的“东方”、“五月”，这两代人对非具象的探索还是卓有成效的，他们建构了中国的审美现代性的新范式。

八十年代星星画会这种非现实主义是接续了三十、四十年代中国的现代主义风格，这个一直到20世纪末“后抽象”形成一个线索。

这期间比较有意思的是观念艺术不再把具象与抽象二元划分，这很有意义。装置可以用现成品这种非常具象的，再现的是理念，而不再是模仿一个形象，从词语到意义的直呈。许多装置、影像作品，看似使用了具象，但表达的理念、观念往往是艺术认识论问题，或深度的文化问题。具象、抽象、意象，这三种象，在观念艺术里得到了非常好的解决。现在架上艺术的陈腐还是在看风格，当代艺术已经不能以风格论是非、高低。判断一个作品首先从实虚入手，实到超级写实，虚到至上主义，这两种极端的方式。而这些问题都可以在观念艺术里得到解决。



当代艺术必须重新植根


当代艺术表达社会自由，人的自由，首先是个体的自由。在当今后工业、后极权时代，尤其是中国还是后工业和后极权相互混杂，经济很发达，但是政治制度没有大变化。这个时候，中国艺术出现各种样式、各种探索方向，是很正常的。但是有一种不正常是，以前是权力左右艺术，现在是资本操控艺术。所以这一轮的当代艺术最大的危机就是资本的强权，用市场价格的好坏判断作品的价值。我也写了文章批评资本强权。

有一点要被提到，当代艺术本身可能什么都不缺了，缺的是精神价值，即批判性和人本之外的神本追求、神性信仰。人的权欲、财欲是无边的，可怜的是，人连一滴水都造不出来。这些年我倡导“圣艺术”，身体力行，不遗余力。在此也有必要解释一下：所谓“圣艺术”就是信仰基督的艺术家创作的艺术，这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在南方、北方随着福音的复兴，已经形成了广泛的基督徒艺术家群体，这表明它是一种社会文明的规律与积极诉求，是客观现象，也是一种不可替代的艺术形态。他们的作品都有圣洁的向往、超验价值的信仰和表现。我的理论文章和专题展览策划都有详细阐述。

艺术本乎自由，所以艺术家都热爱自由，然而殊不知自由本身就来自宗教，来自对超验价值的信仰。人与动物的重大不同之处，就在于人是具有超验背景的存在。否定人与神达成的超验关系，等于把人视作禽兽。而且，造物主把自由安放在人心里面，使得自由本身成为最重要的超验价值。没有依托具体宗教的超验信仰，就不能证明人人应该享有自由。任何科学的结论都不足以证成自由在价值上的正当性。

显然，三十年来当代艺术的实践依然不自由，过去依附政治权贵，现在依傍经济权贵，原因是无根漂泊，需要重新植根，最根本的要植根于一个更坚实的神性信靠里面，而不是比操作、比谋略、比机会、比权术甚至比凶悍和嫉妒。这个根要有关怀、有爱，要“回收”前现代的价值，“回收”公义的、伦理的、政治的、审美的整体价值（而非片、单一价值），即普世价值。

我也曾经年累月研究过后现代。后现代的多元主义解构了文化专制主义，但也导致价值虚空，一切都被允许，一切也将毫无意义。要害是人失去神的维度，什么都干得出来，不是吗？看看官场情形、再看看商界、艺术界、学界，在道德层次上，没有什么本质区别。艺术还是要有担当的，它既使不担当美（当然美也很多元），至少也得担当一种社会责任与社会伦理。这样艺术才会赢得人们的尊重。

当代艺术本来在一个前沿、先锋状态，但到了二十世纪末，它失去了这种特性。因此也随之终结了。在西方现代主义时期，很多先锋艺术家担当了社会责任，毕加索、博伊斯，还有许多表现主义画家都做出了贡献。后现代主义艺术也不尽都是投机分子、犬儒大师、虚无主义魔头。这是我的一个基本的价值判断。

手法借鉴是次要的

架上艺术有不少潮流之外的画家很值得研究。王音就很独特，他喜欢读书、思考，活得很淡定。他的作品多样、自由，例如用弹弓向画布弹射颜料来作画，请民间画彩玻璃的工匠一起作画，如同戏谑的顽童；同时又有深沉思索的一面，他画了许多前苏联的作家、知识分子，表现苦难和抗争。王兴伟用的是后现代的手法，即挪用一些艺术史的名作来揭示当下中国的处境，有很强烈的反讽效果。这需要一种智慧。这种绘画无论是画具象也好，对比性挪用也好，还是有发展的前景。

外来艺术的样式、创作形式和方法论都可以拿来用，但关键是要表达中国的真实境遇和作为艺术家个体关注的社会问题。好艺术家是持不同我见者。至于手法，是次要的。中国古代的、西方现代、后现代主义，总之古今中外一切艺术经验都可以借鉴。这不光涉及美学问题、文化问题，最终要表达艺术家个体生命问题的思索。至于原创性，在当代已不是紧要的学术问题。

中国中产阶级的自觉任重道远

对市场而言，我认为还是要建立中国自己的市场机制。不要人家说什么好就什么好，跟着西方富豪的脚印走。
当代艺术收藏群体在发展、成长过程中，尤其有十几个藏家值得注意。这个层面非常重要。如果中国的中产阶级没有文化自觉，中国文化将是一个跛子。所谓自觉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中国中产阶级要有独立的趣味；第二，这种趣味具有美学价值；第三要在中国中产阶级文化上要有独立的价值判断和责任感，包括政治、经济、伦理。中国中产阶级之所以没有成熟起来，是因为这三层自觉都没有，都严重匮乏。他们在政治和经济上是依附、寄生式的，巴结权贵，见风使舵。在文化上还没有自己的反思能力和选择能力，要么收藏古董，要么投资搞所谓文化产业，没有在他们当中形成精英式的文化。我所说的精英，就是要引领时代，爱神、爱人、推己及人，行走在公义、圣洁、博爱的前边；表现在文化、艺术领域，就是参与到当代文化、艺术的建构中，关照它的发展。这样中国的现代化才不是一个跛子，才能健全，有尊严，有生命，才能行走。
中国的市场问题也是这样，跟着西方富豪走，自己没有一个独立的判断，不过是盲人瞎马，也包括中国画廊，多数是当代艺术次货市场的零售小贩。中国中产阶级没有扶植中国艺术的意识和应有的抱负。所以我们应该给予那少数收藏家学术和道义的支持。

灵，而非肉

诚实的艺术不是娱乐，中国当代艺术越来越“愚乐化”，以煽惑肉欲、无聊为能事，“愚乐化”的艺术如同无水之井，狂风催逼的雾气。
我所说的先锋艺术、属灵的艺术或知识分子艺术，应该是被光照亮的艺术，它烛照人心、启明世象，“在明明德”。马尔库塞说的“单向度的人”，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人治“愚乐”，这种机器无限制造无聊、无耻的脑残，制造“平庸的邪恶”，把人置于蒙昧的黑暗中，可悲的是制造这种“愚乐”的人，一一都被“财神”钦定为本朝大师。这就是末世现象的强烈征兆。
人有灵性追求，这追求需要恢复圣者、圣徒传统，需要个体生命在属灵的信仰中、在自由的艺术中得以建造并不断更新。个体生命只有建立在灵里，才有希望，才信实而有光辉，“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加5：22-24）
灵性匮乏，灵命丧失，是当代艺术转型乃至社会转型的重大症候。无论艺术还是社会，正瞒跚走到一个危机四伏的关隘，我们当警醒，也当剑及履及。

看你

高人啊，真是好东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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