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读艺术乡绅栗宪庭

　京郊宋庄小堡村的通透庭院里，栗宪庭的第二任妻子廖雯抽一口雪茄，把宽大的阔腿裤索性拉到膝盖以上。
　　立秋后的北京依然溽热，她刚刚陪同一批新加坡来的艺术同行在宋庄转了一圈，聊天、看展览、吃饭。“热死了!又遛了一大圈儿。老头儿，快给我口水喝。”
　　“老头儿”其实还不到60岁，但几年前便已须发尽白。“他从来不去学校接孩子，怕人家当他是孩子的爷爷。”
　　这个当代艺术史上赫赫有名的批评家和策展人，2001年因为有了女儿小扣子，从城里移居到距城区几十公里的乡下，想住农家小院，想躲清净，想退出江湖，没有料到访客们不惧周折，宋庄一天比一天热闹，自己只能“每天下午都在家里待客”。
　　我写过垃圾，但是大家都忘记了
　　夫妻两个说想来想去，“就非典那会儿最幸福了。没人敢出来瞎串门了，每天早上起来，沏壶茶，翻翻书，太阳晒进来，就那么待着，真舒服。”
　　“其实我写过好多人呢，写了上百个，红了几个，大家就记得那些红了的艺术家，觉得我好厉害，看得准。还有很多垃圾文章，大家都忘记了。”
　　是啊，有谁在意那些“垃圾”呢？江湖上关于他的传说，只与罗中立、张晓刚、方力钧、王广义这些红得发紫的名字有关。
　　“玩世写实主义”、“政治波普”、“艳俗艺术”、“对伤害的迷恋”……他对中国当代艺术的总结和评介横跨30年，他所创造的语汇和策划的展览如同路标，把一个尚处于混沌忙乱的中国当代艺术家群体推向了西方，托举起一批天价画家。
　　上世纪80年代初，他也就30出头，因为是权威刊物《美术》杂志的骨干编辑，就已经有了影响他人命运的力量。
　　“1980年，罗中立创作油画《父亲》时还是川美的学生。我跟罗中立并没有交往，但《父亲》让我特别震动。画的尺寸用的是画伟人的规格，画里的农民父亲形象强调了真实的面貌，充满了人性关怀。虽然他当时还是个学生，我顶着压力在1981年第1期《美术》杂志封面上选用了。这幅作品得到中国青年美展很多评委的认同，被评为一等奖。”
　　与罗中立同班的张晓刚，毕业草稿因为“画风太粗野”，学校连画布、颜料都不发给他，只得画在牛皮纸上，就因为栗宪庭一句“张晓刚的这批也不错”，得以顺利毕业，而栗宪庭那句“有近乎梵高的情绪”的艺术评价，温暖鼓舞了张晓刚许多年。
　　多年之后，栗宪庭筹建自己的电影基金，找富起来的画家朋友们帮忙，方力钧第一个掏钱，张晓刚说：“老栗，我可以多给你点儿。”
　　教父·太像黑社会了
　　十多年前，当画家们还聚集在圆明园的时候，对社会主义国家前卫艺术抱有特别热情的美国作家安德鲁·所罗门来到中国，他结识了传说中的“老栗”，并赋予这个中国当代艺术精神领袖“教父”的别号。
　　“我从开始就不喜欢这个称呼，太像黑社会了!”栗宪庭摇摇头。他说自己是个“心事很重、胆小怕事”的人，绝没有传说中“带头大哥”的刚猛，年轻的时候就是凭着一股热情和真诚做事而已。
　　出国也是成名之后得到的好处之一，开始的时候很兴奋，“到处去，世界各地开研讨会，人家都正襟危坐，戴着同声传译的耳机，煞有介事地做文化交流。”有一天，他忽然觉得这事儿很荒诞，“耳机里的每一句话好像我都听懂了，但是人家演讲完，我好像什么都不记得，什么都没明白。”他问人家，“我的演讲，你听得懂吗?”人家说，“嗯，好像听懂了几句，合在一块儿也不太清楚。”
　　忽然就不想再开会，不想再出国了，对当代艺术这口翻滚的大油锅也彻底烦了。“文化真的能交流吗?人家真的想明白我们吗?”他写了篇《我们做不做国际艺术拼盘上的“春卷”》，“春卷不需要发言，也不需要被理解，只要摆好东方风情的姿态就好了。”
　　他长时间醉心于收拾庭院，在后院种玉米，看院里方砖上青苔渐生，无比快慰。“最高兴的是春节写对联，都是我自己编的，写得可好了!”廖雯笑开了花，“写文章对老栗是一种折磨，扣子说了，‘我爸一写稿子就变成奶娃子了！惟独写对联，他文思泉涌。”
　　在他疏离艺术圈的时候，恰逢中国当代艺术作品在国际市场价码飙升。
　　1989年的一天下午，王广义神秘兮兮地把他拉到办公室的角落，手哆嗦着，从一个破书包里拿出几叠油脂麻花的钱来，面额10元，1000块钱一沓，共10沓。他把一张画毛泽东的画卖给了一个叫宋伟的快餐店老板，挣了1万块钱。王广义说话声音都抖了，“今天我请吃饭，老栗你来点，什么地方都行。”晚上，一行十多个人，去了一个湖南馆子，吃掉了两百多块钱。
　　2004年，他在一个展览上看到张晓刚那幅《血缘大家庭》的标价，“吓了一大跳！心里咯噔一下，20万!”也就三四年的时间，这幅画已经被爆炒至2000万，“咯噔不过来了都。”张晓刚本人惊闻自己的作品拍出天价，曾发短信给他，“老栗，我感到虚幻，这个市场疯掉了。”他回给张晓刚的是，“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际云卷云舒”。
　　“在市场的巨大驱动力下，艺术家要定得住神儿，让钱跟着艺术走，不要让艺术跟着钱走。”他笑起来，“很难，做到这个很难。艺术家一旦成名，就变成了一个品牌，复制自己，他们也很痛苦。他自己想突破，但市场又不认可。”
　　“成功的艺术家已经不在我的视野里了，我对重复的东西没有兴趣，如果你能在成功之后，仍然保持想象力和创造性，我肯定会再去看的。”他有意拉开了与当红艺术家的距离，极少参加他们的聚会，基本不出席他们的画展。一日，方力钧跟朋友们吃饭，席间半是感伤半是玩笑，“老栗不关心我们了。”
　　我现在就是一个乡绅
　　淡出江湖，他鼓动廖雯出去挣钱，“我吃软饭。”
　　如果不是小堡村党支部书记崔大柏的造访，他的隐居梦想或许真能慢慢实现。“老崔有一天来找我，说我有一块儿空地，你给我设计个文化公园吧!我跟他说，文化公园到处都是，要那个干嘛，我来给你做—个艺术家园区吧。”
　　在村北的三棵大树下，他给崔大柏画出了艺术园区的规划，有美术馆，有个人画廊。村里一个废弃的鸡饲料厂，他设计成两层结构，“空间尽量大，留给艺术家工作，里面建一个小阁楼，生活空间尽量压缩。租金尽量便宜，比较拮据的画家也可以有自己的工作室。”崔大柏不知道，老栗画的是他梦想已久的“乌托邦”。“虽然方力钧、岳敏君这些非常有钱的画家都住在宋庄，但更多的是没有钱的，有很多穷得可能吃饭都是问题。他们需要一个便宜又安全的地方生活、画画。”他想做出一个“宋庄模式”，让更多人“把艺术家的聚集当成一种资源。”
　　“我来这里本来是想躲个清净，写点自己的东西，但终究还是一个信奉儒家思想的人，总是有做具体事情的愿望，不能够做到独善其身。”他笑言自己这些年最恰当的身份“是一个乡绅”，“在不伤害自由思想的前提下，以独立的姿态与地方政府合作。”
　　在美术馆和展览走上正轨之后，栗宪庭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他为宋庄设计的艺术规划如廉价的工作室、健全的作品推荐机制，还有很多没有实现。他几乎一手打造了宋庄小堡村的新貌。这个最初连柏油马路都没有的小村，如今空气里混杂着前卫、欲望、功名的复合味道，许多国际炒家循着这味道追了过来。
　　他比原来更繁忙了，甚至在自己家里接待了很多外省的市长，“很多地方都想做成我们这个模式。”
　　因为手握艺术园区的引入大权，谁能住进园区都得由他点头。江湖上关于他的传说更多了，有人把宋庄比作梁山，画家们当初在老栗的带领下“落草”，如今老栗已经被“招安”。还有人预言，充斥着封建行会气息的宋庄早晚会彻底毁掉栗宪庭。
　　“骂就骂吧，”老栗并不指望大家都能理解他，“从集体的思考和集体的体制里面，每个人以个人的方式挣脱出来，这个才是当代艺术。把这个当代艺术形容为结义，我特别不喜欢，既然不是结义，那么就不存在宋江，也不存在招安。”
　　“再过两年，”他给自己限定了时间，“等园区全部弄完，我就离开这个现场，做最后一件事。我要用自己的语言，抛开解构啊、话语啊、符号啊，那套自己半懂不懂的体系，梳理自己和艺术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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