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岳川访谈|北大书法研究生班的文化意义】

郭燕平

有志于当代书法学研究的书法人，不能不看郭燕平的相关论文：《书法学学科学·书法学学科分类学简论》
郭燕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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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子主题： 强烈推荐：一位浙大教授的讲话           默认稍大普通较大很大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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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个学者，我不是来卖弄嘴皮子的。借助这个讲坛，我认为各行各业对知识的接受是潜移默化，循序渐近的过程。 下面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来谈谈我的一些观点，我提出几个重大问题：
　　第一，我国搞了几十年的科学研究与攻关，在几十个工业门类中，到底有哪几个是属于中国的民族工业或者可以称为自己的工业的？到底有哪几项科研在国际上是数一数二的？中国现在到底需要什么？我经常出国，每出一次国，灵魂就受到一次洗礼，就巴不得在回来的第二天就去中小学讲。为什么？就是感到紧迫的压力和羞愧，特别是去了日本和韩国，这两个同属于东方国家去了之后，感触更多。
　　下面这四个方面，是近５年吹得最厉害的。先说超导，这也是从美国人开始的。我是一个教授，在浙大当老师，浙大的“求是”是个无价之宝。现在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个弱点，就是不喜欢人家说自己的缺陷，更不愿意自己说自己的缺陷。我今天就愿意来揭揭自己的短，面对产业家，我更应该说实话。中国今天的科技很多都是“跟踪”，这也难为中国的教授，因为日子过得较苦，没有钱，加上很多领导同志本身也没有知识，为了蒙领导，让他们拨一点钱，总得把一些文章、报告、口号写得越高越好。比如，现在教育界号称“建世界第一流大学”，教育部跨世纪发展计划中定的10所大学，现在已选定了９所，第10所还未选出。在中国这个发展中国家，你能建10所世界一流大学，那美国有多少所？日本有多少所？
　　现在的实际状况是：世界上前200所大学，中国一所都排不进！在亚洲能排出几所？我到国外去看了以后，感到要将浙大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就像共产主义理想，我们永远要努力！但是，我们不应该去追求这样虚幻的目标，去呼这样的口号，我们的差距还很大。
　　现在的几个行业也是前几年套着中国科技产业目标走得几个方向。像纳米，它只不过是一个尺度概念。各种尺度的材料都有各自的用处，比如，为什么要把泥土拿来做成砖，砖的尺度比沙泥要大得多，因为小的沙粒没有强度。我们怎么能把丰富多彩的物质世界只说成是一个纳米呢？所以，谁都没有注意是谁提出的这个口号的，其实我们又中了美国人的圈套！这与军备竞赛是一样的。超导中国科学院在搞；基因上海在搞；纳米全国在搞，连工厂技术员也在搞。刚才何祚庥先生讲的悬浮列车，不要以为上海的高楼大厦与东京、大阪一样，中国就现代化了。修一个房子、修一座桥非常容易，但你要看看国民素质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阶段。日本大楼里走出来的人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而我们上海的大厦里走出来的人却都是些腰缠万贯的文盲！怎么能说国家已经现代化了？浙江杭州搞的世贸会挺漂亮，但你可以去西溪河看看，如果西溪河能出现小鸟、天鹅，杭州就现代化了，这不是一个穿一件衣服的问题。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我们不要用这些东西来摆样子！我们应该关注我国的哪几个方面？这是我的一些建议，提出的一些口号，以前说“无知无畏”，现在却是“无知才无畏”，许多企业把浙江省技术监督局、科委的人请来吃一顿饭，喝一点酒，他就给你签个字，再把我们这些教授胁迫到那里去，给你盖个章，然后就是“填补国内外空白”、“国际先进水平”，写论文则是“国际领先水平的研究成果”、“首次科学发现”等等，这都是目前非常严重的问！作为一个大学教授，我深深地为此担忧！这不是我们的责任，是我们的领导无知，是他们倡导了这个主流。我知道在座的处长或老总日子很难过，因为你们不写这样的报表，就拿不到钱，项目就得不到批准。教授也同样如此，天天写报告，而不是在实验室静下心来好好搞研究，这是很严重的！
　　科学家说，纳米无所不能，这一说，大家就都去搞纳米了；老板说：纳米商机无限，再不上就没有机会了，因此，宁波想干，诸暨想干，天台也想干，大家都来搞纳米。科学家知道纳米不稳定，它做成材料就聚集在一起，但产业家并不知道这一点。有人说，纳米这么好，我们都变成纳米人多好，但高的篮球谁打？篮框得降低了。纳米人的作用可否用在脑血栓治疗上，不用吃药，脑袋上挖个小孔，让纳米人钻进去清理一下就行了。这些东西可能只有我在说不好。纳米在最近的一二个月里在浙江炒得很厉害，什么“纳米冰箱能防霉”，我就不明白：一个是生物学与卫生学的概念、一个是材料尺寸的纳米怎么会防霉？所以，要千万注意，无知的人骗起人来不得了，因为他胆子大，什么都敢说，所以说：“无知才无畏”，我们懂一点的就不敢随便讲，这是误导！
　　现在，让科学界的人感到很困惑：许多与纳米研究无关，不具备纳米科研的单位都在上纳米项目，开设了许多新的战场。作为商界的人士，这个投入是风险投入，所得到的绝对回报是非常危险的。越是高科技的东西，越不要指望它的市场回报，这个概念是我今天提出的。
新闻界的人在干什么？新闻界的同志喜欢写一些新东西。我知道，没有新东西写起来不精彩。误导与新闻界有关，新闻界听到一点就是一个片，如此描述宣传以致于浙江的报纸整版整版地写纳米。我特别地告诫大家，这是把整个一个学科的概念搞得非常庸俗！
　　下面我谈谈科技问题。我们整个国家民族工业的基础极其脆弱，这几年我在日本商店购物，日本的袜子、手巾、低档毛衣、低档服装全都是中国产的，这是否感到光荣？其实，我们所谓的外资合营企业，所引进的东西，真正有科技的含量极少，这就是我们的天真，就是我们领导的天真！比如，东京这么大的城市，全部　的电视频道就只有６个，杭州有多少个？这是很清楚的。拿什么钱吃什么饭，我们现在是在吃国家的饭，所以，开了这么多频道不怕赔也不怕赚，而日本就不能这样。我在日本１０天，没有看到一条有关中国的消息，这也是中国人的天真。广岛亚运会在日本召开时，有哪一个中国人得金牌的镜头能在日本的电视上看得到？日本人喜欢下围棋，但他不知道聂卫平是谁。我国现在是需要国际化，但国际化了以后连自己的祖宗是谁都不知道了，连自己的民族文化是什么都不知道了，所以我要说，改革开放２０年，我们到底在经济上，科技上得到了什么？好的是有的，但作为一个科学家，我要深思：我们在高科技上得到了什么？日本、韩国、美国基本都是把国内不能生产的、低价的东西转移到第叁世界国家来生产。你并没有得到高科技，你以为他会给你高科技吗？不会的！比如汽车，我们联营了这么多家，但日本的汽车技术，比如丰田，都是第二代、第叁代之前的，他不会给你先进的！为什么现在柯尼卡、柯达、富士在中国“大跳水”？就是要挤跨乐凯，这个中国现在剩下的唯一一个国产胶卷！等哪一天乐凯垮掉了，国外的胶卷就会全部涨价！现在在中国卖的进口胶卷比日本、美国的都便宜，这就是倾销！这一点中国人并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大学排不进前200名？因为规定要有800篇ＦＣＡ的论文才能进入前200名。为什么浙大好不容易搞了10年的科研却没有钱？教授的论文写得少了，平均一个教授没有一篇，像我这样一年能 写５、６篇的很少。为什么？中国的教授一个月的工资平均只有1500元，相当于170美元；美国的教授拿多少工资？他的一篇文章值多少钱？可见中国教授便宜了！美国教授成本高！为什么会是这样？所以，我非常担心这样下去，再过５年、10年，你到底还有些什么东西？这样恶性循环后，我们基本上没有自己的工业了！我不赞成“ 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过若干年再看看，将会是什么样子？
下面谈谈我个人的观点：
　　第一，我们国家的现实和发展就是这样：凡是依赖不成的，我们自己都能搞得像 模像样，比如二弹一星；凡是能够引进的，就都搞不成。为什么？企业的科技人 员辛辛苦苦地搞一个技术革新，只要区里的计委领导、省里的计经委领导哪一天 带着人到美国去考察一下，买来几个电器产品，跟他们签个协议，然后再到美国 去培训10天，引进一条线，马上就可以把你这个国营企业打跨，这就是现实！现 在很多合资企业就这样，卖点东西，而没有去考虑这些深层次的东西。殊不知， 这就是社会的恶性循环！
　　关于电信的事，我只跟电信部门这样说：这点电话费我付得起！但是，你们想过没有，你们从自己的这个角度赚了消费者的钱，但消费者里面有大夫，你电信的人就不生病吗？你若进医院，他给你卖高价药行吗？我开玩笑：“你别看我是个穷教授，赚不了钱。我今天回去就去查名单，看我这个学院、我这个系的学生有多少是你们电信部门的子女，到了下个学期全部不及格！若要及格，每分交5000元钱。”但我决不会这么做！若这样做，这个世界就乱了。作为社会成员，一定要有这样的思想：大家是互相依存的，我们这个国家也同样。但是很多人只考虑自己，只要自己**而不管别人怎样，若那样的话，明天就可能得到报应。这是我的一个观点。
下面这几个问题是最重要的问题：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教育？中国需要什么样的人 才？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科技？中国需要什么样的产业？教育、学习是为了什么？最近，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以及饭店、各个厂矿企业等单位都邀请我去演讲，这是我应该为社会做的，是我的本份，加上我身兼数职：院长、系主任，所长等，他们开口就要找博士。其实，这需要共同语言受教育的层次、人格的素质，这才是最重要的！现在很多人对学生的教育没有注重这个方面。中小学在搞素质教育，什么叫素质？英语、计算机、钢琴都会一点儿能算是素质吗？我住的那层楼的孩子都在弹钢琴，我就听到二楼的一个男孩子在
弹《致爱丽丝》时，边弹边哭、边骂他妈妈。爸爸妈妈都是音盲，却一定要把孩子培养成音乐家。这么好的太阳，让孩子坐在屋里，他能受得了吗？这是何必呢？幼儿园３岁开始学英语，我这个观点不知你们是否赞同，我在学校讲课时，学生们听了觉得我所说的正符合了他们的心意。我认为：语言、计算机就是工具。中国的外语教授讲英语还不如美国卖菜的农民！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日本博士、德国教授说不出英语的多得是！我们怎么能说一个人不会说英语就是文盲呢？语言就是一个工具！你没有那个环境，他怎么能讲这个语言呢？比如，我３５岁开始学日语，我现在的日语是顶呱呱的。但是，我在国内进修一年，派日本教授来教我，可我就是学不好，非常紧张。因为年龄较大了，学得我白天的语法都错了，晚上做梦全讲日语，且这时讲的语法都是对的！到了日本后，我是在实验室工作，而打工的人２个月学的日语就比我学得溜，这主要就是因为没有环境。所以说，如果我是教育部长，我要改革二件事：第一，取消六级考试，你一个研究生连中文一级都不及格，你英文考六级干什么呢？看看研究生写得论文，自己的民族文化都没有学好，天天考英语──打勾：托福打勾，ＧＲＥ打勾，英文考出很高的分，可哪个写的英文论文在我面前过得了关呢？过不了关！这样培养出来的人能干什么？自己搞的专业一点都没学好！我跟在座的老板们提醒一句，等下我要讲一下人才使用问题，你们现在的招聘动不动就要英语好，干什么呢？在厕所里讲英语？需要吗？要计算机好？说不会计算机就是文盲，这又是一个误区！我现在是教授，我顾不上搞计算机，可是，浙大搞计算机的就特别敬佩我、巴结我：“郑强，你材料搞得这么好，我给你点计算机，你去用用玩玩，今后搞材料与我们合作合作，我们也可沾点光。”物质世界不是算出来的，算能把肚子算饱吗？现在我国搞了点软件，很多精英──年轻人都跑到计算机行业去打工，自己成不了材，可惜啊！不像我一直在做材料的教授，光荣得很！我们浙大就一个计算机院士潘云鹤，浙大的计算机在全国排在第几呢？浙大最好的学生都去学计算机了，我经常呼吁：这是在害人！我的同学现在在美国都在卖菜、卖中药，成不了材，他们现在倒是非常羡慕我在国内搞得这么好。他们的钱是稍微比我多一点,但是我现在在中国过的日子比他们在美国过得好！由此可见，这不是钱就能解决的问题。我到日本留学时受了许多苦，这次我到英国大学见到了十几个中国留学生，他们都向我诉苦：每天只睡４个小时！浙大有很多老教授，夫妻两个连走路都走不动了，孩子却在美国。我认为中国人的民族心理这几年扭曲到什么程度了
！外国人不理解，认为中国人有病：为什么夫妻不在一起，而是一方在国外、一方和孩子在国内，中国人这是何苦呢？！父母老了，是否需要人服侍？在国外的，是否想念父母呢？回答是肯定的，但不知是为了撑什么面子？！中国穷得这副样子，我可以公开告诉大家，我这次是跟浙大的最高人物一起去日本的──因为我在日本留了这么长时间的学，在日本，我只能请他吃一碗面：一天晚上，请了８个教授一个人一 虢 油面，就花了我1000元人民币！所以，我在日本就呆不住，像我这样的人，我现在就不愿出国，去１０天可以, 去１个月我就受不了！言归正传，现在的孩子学英语，但父母都不会讲英语，我的一个朋友的女儿在美国学了英语，回来就忘记了，这就是语言的特点。语言没有环境，就学不好。所以，第一，要取消六级，让孩子们放松；第二，大学一年级开始的叁个月像军训那样突击一下英语，马上过关，然后就任其自然。你看我，从高中开始学英语，大学学，硕士学，博士学，花了我多少精力！你说中国人怎么做得出高科技的研究成果？我这几天就教训我手下的几位女学生 ，问她们在干什么，看不到人影，一天到晚考这样、考那样的，到美国去干什么？在国内要干的事多着呢！你整天考英语，美国人连报个名都要收你们的钱，日本人也是如此，中国学生到日本去要交手续费，到日本留学是为日本人打工，好不容易挣点钱交了学费，读完博士在日本的公司就职，当劳动力，挣了一笔钱后要回国了就买了家电，把钱全给了日本人。你们都没有注意这件事，这里面都是经济问题。这就是素质教育到底是什么。现在有这样一个现象：大学叁年级时有42名学生，毕业时只剩15人了，其他人全部不能毕业。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在大学里玩。这就是中小学教育的失败！中小学的教育就是听话，老师管干部，干部管同学，孩子们都学会了成年化的处世方式，这是害人啊！这样强迫性地做了一些好事后，没有把做好事与做人准则结合起来去培养，而只学会了拍马屁、讨老师喜欢、说成人话。上次电视上就曾经播出，一个小孩得了个奖，主诗人问他最愿意说什么，他说：“我最愿意跟江爷爷说：我向你报告！”“江爷爷”是谁？还不是老师教的！孩子们在中小学活得很累，到了大学就没人管了，所以就要玩、就要谈恋爱。我们系有个男
生，跟四川一个女孩谈恋爱，前几天班主任向我汇报，上个月跑回去20天看他女朋友，这还得了！这是为什么？这就是从小教育的结果！我的儿子在班上就有６个女同学有“记录”的特权，记录哪个男同学动了。有了６次记录后，男同学就得写检查，家长也要跟着写检查。我第一次写时很难受，怎么能做这种事呢？后来就习惯了。到了星期五就问儿子：“这个星期要不要写？”反正脸皮也厚了，写就写吧。问题是，实际上他只违反了一次纪律就同时被６个女孩子看见了，这也算６次！但是，我并不为我儿子担心，我认为：他受这点挫折也好、压抑也好，对他一生的成长有好处；而我恰恰担心的是那６个女同学，以后怎么能够经历得起打击和挫折！这样的教育是很令人深思的。所以，我作为一个博士生导师，我从来是看人不看学历的，学历不等于能力。你们现在的招聘动不动就要高学历 ，我就是要批判这样做。
再进一步，老板会提问：“郑教授，我现在做的这些，你看看结合你的知识能否 给我改进一下？”我认为这样的提问是最好的。上次我们青年教授到天台去，天 台是个穷地方，前面11个教授都讲IT产业，讲得那些企业家第二天都要来搞通讯 行业了。我最后发言：前面的人讲的话又把你们害苦了。你们这么穷的地方怎么 搞得过宁波、杭州？你们应该把本地的东西通过我们的先进思想和技术改造好， 做得更好一点。所以我希望我们的企业家在下次见到教授时提出这类问题，你们 就进步了。真正的科技产业进步的源泉在你们，而不在教授。当你们有钱了、有 产业规模了该怎么办，就应该学学日本。
　　我国现在到底需要什么？软件搞得这么红火，但我们并不需要软件。其实，我们现在的软件搞不过印度。美国硅谷一大半的人才是从印度去的。但印度的国防部长常常惊骇这叁、四年来与中国的差距──他是从奥运会得了一块金牌谈起的，国民总产值才是中国的叁分之一，人口与中国差不多，而粮食产量却连中国的一半都不到。中国现在最需要的是材料，是制造与控制。不要以为我们什么都有，我这次到韩国看了真是痛心，在韩国的街上见不到一辆外国的进口车，绝对没有！我又听说现代企业的生产量比我国的桑塔纳、长春、武汉、富康的总和还多，且他们所有制造汽车的精密仪器全部都是国产的。而我们的这些部分却全部是进口的，没有一样是自己的。人家想做什么，什么都能做好，我们却是想做什么， 什么都做不成。归根结底，不是靠我们的软件，搞计算机的人什么都会玩，上次 到天台演示房子设计的动态，把房地产公司的人看傻眼了。其实，这都是哄人的 ，房子要造起来还是要靠材料，靠造房子的人。现在我国在这两方面是最薄弱的 。高等学校投了几十个亿买研究设备，但这些设备90％都是进口的，没有一样是国产的。买来的时候觉得很了不得，可以哄领导，但是若有哪个学生把仪器弄坏了，就死了，我们国内的企业没有一家敢修仪器的，即使一个很简单的实验仪器国内也没有一家工厂能够生产，这就是我国现在整个民族工业的一个缩影！我们不愿意踏实地来做这些工作，而只是做了很多表面文章，既生产不出材料，也没有先进的制造工艺。我的这个观点得到了大多数教授的拥护。但是，要求省里的科委主任把钱投到材料和制造工艺这两方面，他就不干，他要做世界第一流的“纳米”。说到底，这都是些表面现象，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人们的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我们民族已经没有这个精神了。我们现在想的只是“卖得越多越好“。
　　这次校长、书记在日本，见到东京名古屋大学的校长，他提了个问题：我们都属于东方文化，现在就要召集大家来讨论怎样保护东方文化，保护东方文化的特色。大家知道，生物是多样化的，世界上若只有美国人就没有味道。日本人说：“ 我们培养的很多人也到美国去了，当是他们很惊讶，你们的7位中国校长一致认为这种现象没有关系，这是国际化。”日本人这番话引起了我的深思：我们中国没有一点本钱来谈我们的人才储备敢与日本比，但是，我们所表现出了一种莫明奇妙的胸怀。比如，日本的许多大学为什么能得到许多捐款，就是因为捐款的人对母校有感情，对社会有报答。哪一个日本大学为日本的财团或企业输送的高级人才越多，所得到的奖学金就越多。现在，教育界有一种反思，清华大学自建校以来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完全实现了她当初的办学宗旨：“成为美利坚合众国的预备学校”。如果我是中国的纳税人，我怎么能想得通，我国国民花那么多钱投入到这个学校，可它培养的人却都跑到美国去了，为他们服务了。可是你有没有看到美国政府为我国哪个大学捐过点钱？你们体现出这么一种胸怀是什么意思呢？你们到韩国、日本、新加坡去看看，你们就知道中国人在精神上垮到了什么地步！我恨日本人，我到日本是作为日本大使馆面试的中国最杰出的博士生去的，当时在四川只选了我一个人，我到日本拿的奖学金都被告知不要告诉日本人，怕日本人嫉妒，他们就是要培养汉奸。但是我到日本是越培养越恨，神□大地震时我正在日本，我是中国留学生的领导，那时死了许多中国人，其中杭州人最多，就因为日本人先救日本人，根本顾不上救中国人！在日本空港，日本国民的进港通道有8个，而仅给外国人留一个，你得排队，等日本人全部走完了，他再转换牌子，让外国人再进来。中国人为什么这些年都往外跑，最重要的是要让国民自己爱自己国家。在广西，美国人的骨头埋了几十年，还叫中国农民去找，把美国人的骨头找到了，放在棺材里，送回到白宫，举行隆重的仪式、行军礼，这怎么能让美国人不自豪？反之，当找美国人骨头的中国农民在寻找时摔了一跤，骨头摔坏了，给200元钱就打发回家了，连“劳动模范”都没给人家，你怎么能让你的国民爱这个国家，有自尊的呢？！如果我是杭州的市长，我绝对不是狭隘的民族自尊心──如果杭州有什么灾难，我就首先把杭州的老百姓安排在香格里拉，让外国人在外面排队！（掌声！）这样，你才会让你的国民爱自己的国家！一个日本的农民跑到峨嵋山去玩，骨头摔断了，你就用中国空军的直升飞机去救他，而在日本大学一名中国留学生在宿舍里死了7天才被发现；名古屋大学的一对中国博士夫妇和孩子误食有毒磨菇，孩子和母亲死了，父亲则是重 肝炎，在名古屋大学医学院的门诊室等了12个小时，也没有一个日本教授来看望！而你们为什么还要这么友好，以为自己很大度，实际上是被人家耻笑，笑你的无知！你们这个民族贱！我们不能这样！我们的领导人跑到国外去访问，看到有几个人在欢迎他们，就感到挺有面子；而外国来了个什么人物，都是警车开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这让我们中国人感到是自豪还是悲哀？所有这些，对教育工作来讲，都是深层次的问题。所以我经常讲，我作为一位自然科学工作者，我教育我的学生，首先是学会做人，没有这些，你学了高分子，外语都是花架子，你不是一个完整的人。
　　怎样建立一个科技体系？在国外，这个部分不是大学办的，我坚信，目前“教授＋商人”的这种状态，过20年后会改变。在国外，没有哪个教授是既当公司经理又当教授的，这种现象极少，只有中国有！这就算是国情吧。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既要办公司，又要当教授，能当好吗？我不否认有这类特殊人才，很少见。关键是把大学教授神化了，让他们全部面向产业界，缺少了中间地带，这是中国目前最大的一个缺陷。省里的研究院，部里的研究院一事无成，为什么？他们是官僚，是企业出钱养的官僚！我认为今后企业改革的方向应该是把他们直接作为企业法人结合在一起。日本叁菱公司的研究院，富士研究所在日本是具备最好条件的研究院，他们不发表文章，就是专门做能与产业结合的项目。这是一句口号：“吃着、端着、看着”，“吃着的”－－企业正在干的；“端着的”－－产业开发做的；“看着的”－－前瞻性的东西、超前的学术研究让大学去做，这就是一个良性循环。但是，要做好这件事，我认为财团和经营界的介入也是非常重要的。同时也要建立一种体系，让这些信息能够互通与共享。
　　浙江的企业家现在在做什么？上次省委领导谈话时，我提了个口号：现在是“千载难逢”。我们浙江有一个优势──有钱，如果浙江的老板们有一点前瞻性的话，你们应该考虑到科技的投资和投入，就是为你们的子孙后代也要做这个事。表面上看你把好不容易赚的钱投了一点，但也许在5年、10年后你就会看到实效，这就是怎样确立一种“高瞻远瞩”的观念。
　　一个观念或是一个问题：是不是技术越新越好？今天谈的就都是提醒大家的。大 家注意：大学教授可以玩这个，但企业家就不能玩这个。技术并不是越新越好， 技术要有储备。日本的企业现在卖的东西大都是10年或15年前的技术，好东西他不拿出来，他要等到现有的技术把成本收回并获得尽可能高额的利润以后才会拿 出来。其次，我的对手什么时候推出新东西时，我才会出手。不要以为你今天好 不容易搞了生产线，明天又有新的了，你的钱还没赚到就换新的，有什么用？我 这次到日本刚好谈到悬浮列车──即使何先生在我也要说，这是中国人又在玩高 新科技。悬浮列车目前在理论上都还不成熟。日本现在最完善，最经济的就是新 干线。从经济和市场的概念来讲，越先进的东西，风险越大，有可能得到的回报 就越少。日本的住宅还没有声控电灯，而我们已经有了──我们已经走得够快了。
　　大宇汽车公司的倒闭给我们中国留下最重要的警示是：大宇丢掉了特色。我们的 老板不要包里有了钱就想膨胀，这是极其危险的！这实际上是投机心理在头脑里 作怪。你们就不自信：害怕哪一天吃不上饭，先找个尾巴、抓根救命稻草。这个 心理要解决，为什么不自信？你现在的东西是否在全国属于数得上的特色？这是 非常重要的，现在的模仿秀很多，但全是没有生命的。如同唱歌能闭得上眼睛听 出这是谁的歌声，这就是特色了。这一点我提醒在座的各位企业家，一定不能丢 了自己的特色去学别人，如化工的上水管道PPR，浙江省待批的就有33项！嘉兴的老板找我说：给你20万，你帮我上马。我想这还得了，排队的就已经有这么多了。这些都不对，一定要有“特色”这样一个深刻观念。
　　我讲这些是给大家一些建议。我刚才讲的是机遇，就是我们浙江省在有了一定的经济储备后，能不能在教育、科技上掀起一个投资。我只告诉大家：人活在世上，钱固然重要，但钱不是最重要的。高分子学科在全国的13个院士中有7 个是从我们浙江大学高分子学科毕业的。这次我通过省委宣传部同意，准备在浙江大学建立第一座高分子的科技大楼。校长批给我800万，让我去捐300万，我立刻就从海外的华侨、华人那儿捐到了。这次我不是为钱，而是想在世纪来临之际立个丰碑，这也是通过省委宣传部同意的。这一次他们说我把浙大的牌子给卖了，且卖得太便宜了：一个人捐1000元钱就可以刻上名字，刻个墓碑都不值这点钱，北京大学100年校庆时，在一把椅子后面刻个名字还收5000元钱。这次新大楼修好后要刻个碑或在墙上刻名牌，个人收1000元，单位收5000元。对此，潘校长就很赞成，这体现了社会各界对浙江大学，对全国教育的一种支持。这件事现在搞得很热 烈，杭州有好几个企业都是20万、20万的。我们不需要这么多钱，我们只需要体现浙江的企业家对浙江人才培养的一种真正的观念上的变化。现在出现这种情况：有的人把自己的儿子、孙子的名字刻上了，他这么做自有理：“你的名字已经留在浙江大学了，你要努力学习。”我也赞成这样做。
　　我今天讲的，一个是高分子的介绍，另外是把我对科技、教育、社会等方面的一些思考奉献给大家。主要是跟大学一起交流，有不对的地方，希望在座的各位老同志、各位企业家、各位领导对我批评指正。希望大家加强联系，谢谢大家！
　　郑 强教授1982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化学系（BS）,1988年四川大学高分子材料系研究生毕业并留校任教，1990年就读徐僖院士博士生。经导师与学校推荐，被国家教委录取为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培养博士生，1994年12月获日本京都大学博士学位，1998年破格晋升为教授。曾获浙大“竺可桢”优秀教师和教育部优秀青年教师基金和教育部骨干教师基金的资助。
  

郭燕平

北大与哈佛
                                     余　杰

   1998年6月29日，美国总统克林顿在向北大图书馆赠书的仪式上，致词说：“参议员阿卡卡说一些人把北大看作中国的哈佛，而我想说，所有没有去过哈佛的美国人可能正在想哈佛是美国的北大。”这种说法，让骄傲的北大人腾云驾雾一般，继而以热烈的掌声回报总统。
   然而，北大真能够与哈佛相提并论吗？北大与哈佛之间有多大的可比性？北大与哈佛有哪些差距？这些问题，是许多只会鼓掌的北大人不会思考的。
   对整个国家政策的制定和对历史进程的影响来说，北大无法与哈佛相比。除了五四时代北大的学生运动切实推动的中国社会的进步以外，在其他的时段里，北大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力极其有限。在大多数时候，北大充当的是在野的角色。而哈佛则是真正的“在朝”。
   哈佛是美国最古老的大学，她建立于1636年。350年以来，美国有6位总统、32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和美国500家大财团中三分之二的决策经理们从这里走出。仅仅阅读一下哈佛的校友名单，人们除了能够感受到350年的历史潮流是如何激荡人心，还能感受到哈佛影响校外世界的力度、实际分量和范围。美国的教育界、学术界、政府部门、法律界、医学界、企业界和文学界都感受到哈佛对他们具有莫大的魅力。说美国被控制在哈佛人的手里，是毫不过分的。而北大则从来就没有掌握过中国。北大是中国的游离体。
   多年以来，哈佛形成了一种学术标准，对真理的认真探索以及道德水准的提高至今仍然是这一标准的核心，也是其他学校一直努力仿效的。这些比较深刻的特性也许可以追溯到创办这所学校的清教徒身上。而创办京师大学堂的则是一批老练的官员，一批缺乏理想的、热衷于权力的官员。创办京师大学堂有着明显的功利目的，而缺乏纯粹的追求真理和知识的态度。
   哈佛的另一个影响则没有这样一目了然。这就是哈佛的社会势力，它由现实和想象中的各种派系、关系网和社会名流之间的联系组成。在里根政府中任国防部长的哈佛校友温伯格就曾愉快地承认自己对哈佛毕业生有一种亲切感。他还补充说，他努力不让自己盲目地偏袒这些人，但上过哈佛“肯定不会对他们有碍”。
   哈佛的学位依然具有某种不可思议的声望，上过几年哈佛可以使人具备各种有价值的资格，结识许多有用的人。这一点每每会使其他名牌大学——这些学校很可能提供与哈佛一样优良甚至更好的教育——徒叹奈何。
   温伯格曾经在哈佛呆了7年，先上哈佛学院，然后上法学院。他热爱这所学校，热爱老师的严格治学的态度和敢于怀疑的精神。他回忆说：“他们简直就是在教你如何思考。”他在哈佛上学时成了读书迷，现在依然常常想起托马斯·沃尔夫在《时间与河流》一书中所描写的那位醉心于书籍的浪漫主义者在怀德纳图书馆的书架之间走来走去，想看完图书馆里的每一本书的情形。
   温伯格还记得，当年他听到有人说“波士顿茶叶事件”不过是当地商人雇佣的一群暴徒的所作所为时，觉得很惊诧。他说：“我进哈佛时基本上是个坚定的保守派。”他在政府中的表现依然如此。
   哈佛不仅对战争与和平，而且对政府的一般经济政策都有巨大的影响。例如，对罗斯福新政时的经济政策就有很大的影响。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回忆说：“凯恩斯革命并不是直接发生在华盛顿。它是通过哈佛传到华盛顿的，华盛顿最早的凯恩斯主义者都来自哈佛。”
   历史学家唐纳德·弗莱明写到：“在哈佛的黄金时代，哈佛大学许多人文学者的基本文化政治思想都是怀旧的。”哈佛的学生在学生时代对政治并没有太大的兴趣，很少直接参与跟政府对抗的政治活动，在一点与美国西部的加州柏克利大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与北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是，一旦他们进入社会，他们很快就占据了要害部门，从而得心应手地实施自己的鸿图，成功地对政府进行改造。
   哈佛大学的毕业生、著名的思想家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曾经说过：“一所学校就像一个变长了的人影。”哈佛本身的经历则把这句格言的含意延伸了。它表明，哈佛的神秘力量来自于建校350年以来校友们的卓越成就，哈佛现在虽然有几家对手和它争夺美国首屈一指的大学这一殊荣，但它颁发的学位仍然具有某种至高无上的声望。对哈佛的校友来说，服务于政府部门已经成为一种传统。他们同华盛顿外交政策的制定工作有密切的、牢固的联系，对教育也有惊人的影响力。
   相对与哈佛的保守而言，北大则显示出激进的一面。北大似乎不善于韬光养晦，少年意气暴露无遗。北大人在大学期间就直率地表现出自己对政治强烈的不满或者对政治强烈的兴趣，从而使政府对它充满了戒心。哈佛人在大学里接受严格的、正规的政治、法律的训练，逐步具备了从事实际的政治活动的方法和策略，为今后的政治事业奠定了牢固的基础。而北大人则急于表达自己的意见，急于对国家产生影响，结果反而弄巧成拙。许多北大人在没有经受过起码的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经济学训练的前提下，匆匆地介入现实政治运作中，能够有怎样的结果呢？
   哈佛学生在毕业后进入社会的要害部门，并且形成一个联系紧密的群体，发挥着这个群体的巨大力量。而北大人进入中国社会之后，如同一粒粒的水融进沙漠里，很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他们没有形成一股能够对中国社会产生巨大推动作用的合力，他们在泥泞一样的社会里各自为战，最后往往被社会所同化、所改造、所吞噬。他们的命运往往是悲剧性的。他们永远是社会的批评者，而无法在建设上做文章。他们被批评为“只说不会做”，这个弱点是致命的。
   哈佛人之间有强烈的亲和感，而北大人只是一个一个的“精英”，每个“精英”都不认同另一个“精英”。校友之间形不成真正的关系网络。北大人进入社会后，校友的观念十分淡漠，即使在同一个部门工作，他们也很少互相帮助。北大的校友会比较松散，一如北大本身。在海外的校友会，要召开一次会议都很不容易。北大人很少考虑群体的利益，永远把自己放在最中心的位置。而在现代社会，即使是一个天才，力量也是很有限的。北大人最缺乏的还是“合作”的意识。
   哈佛学生的策略是：在校时吸取知识、抓紧时间进行能力的训练，而毕业后则迅速进入重要部门，运用已有的知识和能力，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而北大学生则过早地耗尽了自己天赋的才华，在学校时锋芒毕露，进入社会后逐步平庸化。他们与社会的关系是：要么全面拥抱社会，随波逐流；要么与社会激烈对抗，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这两种方式都很难真正对社会作出正面的影响。他们缺乏在批判与认同的张力中生存并创造的能力。许多才华卓绝的北大人，后来都避免不了“古道，西风，瘦马，断肠人在天涯”的命运。
   哈佛改变了美国，而不是美国改变了哈佛；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北大没有改变中国，中国改变了北大。这正是北大与哈佛相比难以企及的地方，这也是一个让人痛心的悲剧。
   曾经担任哈佛大学文理学院院长的亨利·罗索夫斯基谈到哈佛产生的复杂的影响时说：“一部分是神话，一部分是习惯心态，一部分是实际情况。”实际影响很明显，就是学术和科学领域的实际成就。罗索夫斯基认为，关于哈佛的神话被人们夸大了，但是确实有一种哈佛习惯心态，影响着哈佛的教师和学生，令他们恪守传统，认真学习和工作，因为这是对他们的希望。
   罗氏认为，哈佛大学至今仍然是最雄心勃勃的，从图书馆到物理学到医学，样样都想办得出类拔萃。而其他名牌大学大多倾向于专业化，有些则根本不屑于在某些领域竞争。他说：“哈佛和伯克利是美国大学中仅有的两所立志要把各门学科都办好的大学。”哈佛大学在经济学、法学、古典文学、拉丁语系各语种、化学、生物物理学、数学等学科实力雄厚，具有世界影响力；历史、物理和哲学系，虽说名声极大，但需要补充新鲜血液；而天文学、地质学、英语、社会学和艺术系的实力则比较弱。
   对于哈佛的宗旨，哈佛历史学家伯纳德·贝林认为，哈佛的创始人是希望建立一所与宗教上堕落的欧洲旧式学校截然不同的清教大学。当时，推动他们的还有一种所谓的“恐惧”心理，即恐惧这片新的殖民地会倒退，牧师们会变得愚昧无知。“追求真理”已成为哈佛的格言，这个真理指的是上帝的旨意。贝林写道：“正是一种带有浓重的宗教色彩的苦行僧式的清教文化产生了这所学校，使之度过了不稳定的岁月，进入稳定的18世纪。”
   哈佛的创始人强调勤奋、律己、守分，这一点至今不变。它令哈佛人一丝不苟地进行学术研究，努力工作。曾经在哈佛学院和哈佛商学院两次获得学位的美国财政部副部长查理德·达尔曼说过，哈佛灌输的是“人人必须有所贡献”的观念。
   与哈佛大学的学科广谱性相比，北大不能算是一所真正意义上的综合性大学。而整个中国的高等学校，也没有一所能够算是“综合大学”。这是50年代院系调整的恶果。目前，北大的学科体系有很大的残缺性，它没有医学院、工学院、农学院等重要的学科，而艺术、宗教等学科刚刚建立，教学和研究力量都非常薄弱。1952年以前，老北大的学科体系相对来说还比较齐全，但在50年代被阉割以后，它的元气至今还没有恢复过来。
   哈佛人标举“追求真理”的旗帜，而北大人至今还弄不清什么是自己的传统——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为学术而学术？为政治而政治？民间有一套阐释传统的方式，而官方更是运用所掌握的宣传力量，将北大传统按照自己所希望的路数来书写。
   新一代的北大人如同进入了迷魂阵里：我们来到这所学校，是为了追求什么？连教授们都无法回答他们的问题。他们看到的是传统的光环，却看不到传统光环后面的实质。他们的自信心无限地膨胀，失去了基本的“律己”的品格。在北大一百年的短暂的历史中，它所走过的道路极其坎坷，屡次经历致命的创伤。而哈佛在350年历史里，却平静得多，基本上没有发生过致命的动荡。当然，这与现代中国的外部环境有关，不能完全怪北大自己。但北大自己对此也应当负有一定的职责。
   在哈佛内部，学术氛围比政治氛围浓厚得多；在北大内部，政治氛围比学术氛围浓厚得多。哈佛能够对美国的政治发挥真正的影响，而北大则基本上是被政权排斥在外的。这是让人哭笑不得的对照。
   哈佛位于坎布里奇市。这里是一个大学王国，市里的商店、餐馆、书店等，几乎都是为大学而办的。美国的大学，自己一般不办服务，而让社会为它服务，是“社会办大学”。北大则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这一空间日益拥挤。北大拥有庞大的后勤机构，后勤机构消耗了大学教育经费的大部分。中国的高等教育是落后的“大学办社会”的方式。哈佛大学的校园是真正自由的、开放的，而北京大学的校园则像一个保密机关一样。
   北大三角地是一个敏感地带。一位新加坡留学生在一篇感想《三角地的布告栏》中这样写到：
   “三角地是北大校园里一个著名的地点。这里有长形的布告栏——它既是一般贴校内活动通知和启事的学生媒体，也是北大学生搞学生运动时，张贴运动口号或发泄情绪的大字报的宣传站。”
   “今天，三角地的布告栏非同往日，没有出售自行车启事或五颜六色的学生会通告，以及托福考试资料。一张覆盖了整个布告栏的布条垂挂下来：‘邓小平同志永垂不朽，北大师生永远怀念您!’”
   这位留学生意识到此时的三角地具有历史意义，便拿出相机，想把整个布告栏拍摄下来。“谁知连镜头还没有瞄准，就有两个穿着制服的保卫，走上前来阻止我。一个较为肥胖高大的，以盘问嫌疑犯的语气，向我索要证件，还连珠炮似地向我发射摸清底细的问题：‘哪儿来的？’、‘住哪儿的？’、‘来这儿干什么的？’、‘哪个系的？’问得我结结巴巴，不能言语。另一个保安手里拿出纸笔来，要开始动笔记录了。我吓得魂飞魄散，脑子空白。难道他们要把我监禁，送去劳改营？可是他们的语气又像在暗示，只要证明我是外国人，不是什么‘危险人物’，就不会找我的麻烦。可是我的学生证刚好没有带在身上。”
   “我对那位保安说：‘我把相机放在您这儿，我回宿舍拿学生证……我没有什么特别的目的。’那个肥胖的保安答应了。”
   “骑着自行车飞奔回宿舍的路上，我的心蹦跳得快要弹出来了。黑名单？劳改？终身监禁？我又猛然发觉，我刚才在三角地所做的，只不过是拿出相机来拍照啊，为什么自己会吓成这样呢？我的顾虑也许是杞人忧天。”
   取来学生证，保安又是一番教导。“保安仔细看了半天，把证件和相机归还给我，说：‘没事了。不过你不知道，这里不让拍照……’‘原来这里不让拍照啊，这我不知道。’‘对，就是不让照!我跟你说，在这里照相可是有规定的。’‘是吗？我刚刚到北大，还不知道。我以为挺有纪念意义的，所以……’‘是有纪念意义。但我们得到命令，就是不让照。’”
   这位留学生骑着自行车离开了，可是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三角地，简直成了一个保密地点。在哈佛大学里，绝对没有这样戒备森严的地方。大学就是大学，大学不是秘密机构。大学是读书的地方，这是最简单不过的道理。然而，在北大里面，连这个概念都很模糊。最热爱自由的人们，却生活在一个最没有自由的地方。这位留学生在北大里面切身感受到了卡夫卡小说里所描绘的荒谬的世界。这所太靠近政治的大学，最终被政治所扭曲变形。北大没有能够为中国增添足够的新的思想和文明，反而被外界圈起来，如同笼中之鸟。
   哈佛的崛起是在1869－1905年埃利奥特任校长的时代。埃氏赋予了哈佛以灵魂。他任命斯托夫·哥伦布·兰德尔任小小的、死气沉沉的哈佛法学院的院长。兰德尔改变了美国的法学研究，在他的领导下，教授们不再致力于阐释法学理论，而开始研究案例，现代大学生和律师就是通过研究案例来“发现”法律的。
   埃氏创办了哈佛工商管理学院和医学院。而哈佛的文理研究院仿效德国的学术研究标准，成为第一流的人文学者安身立命的家园。最有名望的哲学家如：皮尔斯、威廉·詹姆斯、乔赛亚·罗伊斯、乔治·赫伯特·帕尔默、乔治·桑塔亚那等在这里风流云集。长期以来，哈佛培养了一大批诗人、作家和评论家，其中有爱默生、梭罗、亨利·亚当斯、华莱士·史蒂文森、埃德温·阿灵顿·鲁宾逊、格特鲁德·斯坦、罗伯特·弗罗斯特、尤金·奥尼尔……等杰出人物。哈佛为什么能够产生群星灿烂的杰出人物呢？这与哈佛所崇尚的“通才教育”有关。
   埃利奥特校长采取了一个划时代的措施：废除为大学本科生规定课程的老章法，采取了选课制。哈佛250周年校庆时，校方开始允许学生不上课，有人听说以后立即扬帆出海去百慕大群岛旅行。被废除的还有早先强制参加的礼拜仪式以及必修拉丁文和希腊语的规定。埃氏把哈佛和美国高等教育中的许多制度推上了自由发展的时代，这种变化仍然在继续。
   与之相配套，为了造就一批更有能力、更具文化修养的毕业生，以应付日益复杂、日趋专门化、令人困惑而又难以对付的现代世界，20世纪的哈佛制定过一个又一个培养大学本科生的计划。用哈佛校长们的话来说，制定这些计划的目的就是要把学生培养成“通才”。“通才”这个概念是教育家洛厄尔提出来的。科南特进一步指出，要为学生提供“全面教育”；帕西和博克则分别强调“文科教育”和“核心课程”。
   “核心课程”主要有文学、艺术、历史和科学四个领域。哈佛的目标是培养完整意义的“人”——现代社会里，一个优秀的人才应该具有的知识和素养，大学都应当给予它的学生。哈佛还强调学科的广谱性，它拥有2个本科学院和11个研究生院。正如哈佛校长博克所说：“大学的学术结构模式是在一种特定的民族历史和文化氛围中形成的，是大学理想的现实表达，是在这种特定的源流环境中，人们对大学目标、功能、使命赖以实现的一种深思熟虑的理解、实践的结果。”
   而北大在“全面教育”方面基本上是空白。北大没有“核心课程”，而且越来越轻视“文科教育”。北大理科的学生中，许多人对人文方面的知识毫无了解。据一份抽样调查表明，有九成以上的理科学生没有读过四书五经中的任何一本、没有读过《史记》等任何一本中国历史书，没有读过莎士比亚的一部剧本，说不出拉斐尔的一幅代表作的名字来……这样的人才，难道不是有缺陷的人才吗？北大学科之间的交流很少，“通才教育”被看成是理想主义者的梦呓。在功利主义的泥沼中，教育者和被教育者都希望迅速看到教育的“成果”。教育变成了急功近利的一项投资。
   有一次，一位德国教育家到北大访问、讲学，北大为他配备了一位德语专业的研究生做翻译。他讲到洪堡的教育思想时，北大的这位被老师当作优秀学生的研究生居然不知洪堡为何许人也。场面相当尴尬。这位研究生向对方解释说：“我是学德语的，不是学教育学的。我们的教材里没有这方面的内容。”德国教授大吃一惊说：“研究生怎么能够完全依赖教材？研究生应该自己研究啊!学习一个国家的语言，怎么能不了解它的文化呢？更何况贵校蔡元培校长的办学思想很多都来自于洪堡。了解洪堡，不也是了解贵校自己的传统吗？”
   哈佛是地地道道的“巨型大学”。它的校园有2306亩，学生近2万人，专职教师3500人，每年经费达10亿美元以上。哈佛的图书馆是世界大学图书馆中最大的图书馆，藏书达1100万册，仅图书馆的开支，每年就达2亿美元以上。它有一套严格的教授聘任制度，而选拔校长更是如同选择总统一样严格，既照章办事，又富于竞争性。大学校长与总统是同一个词汇：President。
   而北大的经费与哈佛相比，简直就是沧海一粟。由于北大在意识形态上的敏感地位，使北大的校长仅仅满足于做一个“维持会会长”。只要在任期间不出事，就算万事大吉了。而对于学校的建设、发展、革新和提升，就没有精力来考虑了。所以，北大在20世纪的下半个世纪，在学术方面鲜有建树。即使在学生宿舍、食堂、浴室等看得件的基本设施的建设上，也没有什么让学生感到受益的动作。
   哈佛是一所真正宽容的大学。它容忍着最尖刻的批评，并且对这些批评给予鼓励。谁批评了哈佛，谁就会被哈佛请进学校、请上讲台。管理学家史坦勒博士就是因为激烈地批评哈佛企业管理教育的弊端而被哈佛聘任为教授的。而北大的气度则小得多。1996年第4期的《中国青年》杂志发表了一篇《北大，魂兮归来》的文章，对北大的现状提出了一些正常的批评，没有想到却引起北大的激烈反应。只有衰弱的病人才会讳疾忌医。北大通过种种手段向《中国青年》杂志施加压力，北大由民主、自由的捍卫者蜕变为压抑不同声音的力量。以前是别的力量不让北大说话，现在居然是北大不让别人说话。写作此文的北大青年教师受到的激烈的人身攻击，有人甚至扬言，要将作者驱逐出北大。蔡元培先生听到这样的说法，会有怎样的感想呢？当年在文言文和白话文的论战中，林纾就曾经企图不让北大人说话，企图通过军阀的力量对北大进行镇压，给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一点颜色看看。林纾的这一险恶用心被蔡元培校长一眼洞穿，蔡校长为捍卫北大表达自己言论的自由而拿起笔来奋战，给予其以迎头痛击。蔡元培先生会想到他所创办的大学会堕落到这样的地步吗？
   在巨大的压力之下，1996年第6期的《中国青年》杂志被迫发表启事：“由于编辑把关不严，造成文章的内容和结论有失偏颇，给北大的声誉造成不良影响。对此，我们谨向北京大学领导、向无辜受到伤害的同志表示深深的歉意，并向本刊的广大读者致歉。……我们将尽最大的努力，挽回因我们工作失误给北大造成的不良影响。”其实，北大广大师生的利益并没有受到这篇文章的伤害，受伤害的只是一小部分人而已。大部分师生看了这篇文章，感觉是“于我心有戚戚焉”。这篇文章的作者，恰恰是为大家说话。北大由被压制者向压制者转化，是何其地迅速啊！一所拒绝批评的学校，是没有前途和希望的学校，是没有生机和活力的学校。
   1998年3月23日，哈佛大学校长陆登庭博士访问北京大学，受到北大学生的热烈欢迎。当他走进会议厅时，北大学生全体起立，热烈鼓掌达十分钟之久。北大学生向来桀傲不逊，很少这样热情地对待客人。北大学生之所以这样热情地对待陆登庭，显然不是因为他是“陆登庭”——一个学识渊博的美国学者，而是因为他是哈佛大学的校长，是美国高等教育的一位代表人物。他们是在向一种教育、一种文化表达发自内心的敬意。
   陆登庭在表达作了题为《21世纪高等教育面临的挑战》的演讲。他回顾了哈佛的历史，并指出大学在现代社会所面临的挑战——这些挑战，既是哈佛所面临的，更是北大所面临的挑战。
   首先，他提出一个核心问题：大学应该提供一种什么样的教育？
   他认为，大学要重视对“人文”学问的传授。高等教育作为人才培养的更高层次，应该提供无法用金钱衡量的最佳的教育。这种教育不仅赋予我们较强的专业技能，而且还使我们善于观察、勤于思考、勇于探索，塑造健全完善的人格、特别是通过不同学科知识的参透，使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开始懂得鉴赏艺术，从事艺术创造的人逐渐了解科学，使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正是这样，尽管在复杂的条件下，无论是哈佛还是美国其他大学都在竭尽全力为更好地传承文理融合的“通识教育”而努力。在本科4年的学习中，除主修像化学、经济学、政治学或是文学等一个专业外，还要跨越不同学科，从道德哲学、伦理到数学逻辑，从自然科学到人文，从历史到其他文化研究广泛涉猎。此外，学生们还应花费一定的时间，如向周围社区公民提供咨询服务，为报刊杂志撰稿，参加各种文艺演出等。事实上，我们的学生直至完成4年的人文自然科学的自由教育后，才真正进入他们的专业训练。
   陆登庭批评了片面的“实用”的教育观。他说：“美国大学更应该注重基础科学研究。并且不是怀着实用的心态，而是在对自然、人性深刻了解的基础上进行的深入探索。”他指出，如果很久以前，哈佛的先辈狭隘地理解知识的组成，哈佛就不会有今天举世瞩目的成就。学术的成果来自日积月累，来自研究机构的设置，来自大型图书馆的修建，来自于学术资源的投入以及有志学者几十年如一日的奋斗。没有前辈们大胆的创想、尝试、甚至是“闲逸的好奇”，就没有今天哈佛雄厚的实力。
   他进一步论述了20世纪“无用”的知识的用处。20世纪最实用的知识都是在对自然界基础知识的探索中获取的，而不是所谓“有用发明”追求的结果。正如遗传领域的发展可以追溯到半个世纪前脱氧核糖核酸的发现一样，当时，没有谁能预料这个发现会带来怎样的变革。同样，追溯激光、卫星、光纤、磁共振影像等高科技的发现过程，最初也完全出于对基础研究方面的探索而没有任何实用的目的。倘若在最基础的研究方面没有一点好奇、一种兴趣、一份投入，也不会有社会和人文学科的重大发现。因此，为迎接21世纪的到来，大学应该把加强基础迎接放在首位。
   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北大校方的想法正与美国以及世界大学教育的方向背道而驰。1993年，北大推倒南墙以后，南墙变成了喧闹的商业区。校方尝到了甜头，于是致力于开发北大的商业价值，将办高校当作办公司来看待。赚不到钱的基础学科，被抛弃在一边，因此，像文、史、哲、数、理、化等学科，日渐萎缩。北大在没有充分准备的前提下，匆匆地开办了广告等时髦的专业，这些专业，看起来“赏心悦目”，然而办学质量却让人难以恭维。到了20世纪末，还搞不清楚“大学”的基本内涵，令人莫名惊诧。
   陆登庭先生谈到的第二点是：大学如何适应拥有众多的学习领域、充满着众多的社会问题。
   随着学习领域和社会问题的日益国际化，每一项新的发现都将得益于各个国家的专家和学者共同努力与合作。怎样控制全球经济的发展以减小对社会的潜在威胁？怎样阻止传染病的蔓延？面对近来来国际局势的重大变化，怎样维持未来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他认为，解决这些问题必须超越传统学术的禁锢，跨越区域的界限，积聚各方面的实力。幸运的是，信息技术的发展为生活在不同地方、相距遥远的同行相互交流提供了便利，但又没有真正取代面对面的交流。总之，一向信守学术自由的大学应该成为开放性对话、自由自在的研究创造一片“中立的空间”。
   陆登庭最后论述了如何保证大学联合体的开放性。
   大学应该为不同层次、不同文化背景的专家和学者提供学习和研究的机会。大学需要思考如何接受不同的观念和态度，如何适应不同的习惯，如何在与不同的价值观念的人频繁的交往相处中，保持自身的文化和人文价值。他指出，应当让大学联合起来，自由地交流观点；竭尽全力地去协调冲突，去理解和接受分歧，去鼓励学生和教师之间有益地合作；让图书馆、博物馆极其他学术资源得到更广泛地共享；让彼此在一种互敬的基础上，奋力去追求开放的思维、自由的探索、真诚的交流。
   这是哈佛的理想，也是北大的理想。
   对于哈佛和北大来说，同样任重道远。
   北大不是“中国的哈佛”，哈佛更不是“美国的北大”。我们绝不能因为别人的恭维而沾沾自喜。北大只是北大自己。伟大的诗人屈原说过：“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今天的北大人，行走在一条更加漫长、更加坎坷的道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