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是检验黄锐的唯一标准

黄锐，北京人，是1979年“星星美展”的发起者之一。“星星美展”于1980年举办了第二届，1984年黄锐移居日本，1989年在日本举办了“星星十年”纪念美展。“星星美展”可以看作是中国当代艺术的发端，是中国当代艺术家独立性的象征。2002年黄锐介绍日本的“东京画廊”在北京大山子798厂开办“北京东京艺术工程”，成为大山子艺术区形成的先声。黄锐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在艺术区频繁发起、举办当代艺术活动，成为艺术区最重要的构想者和推动者之一。黄锐的艺术作品涉及装置、行为、概念、摄影等艺术形式，为“星星画会”艺术家中罕有的艺术常青树。他的作品利用中国现代社会生活中最常见的政治标语口号、文献和二锅头酒等日常元素，以简洁而直接的当代艺术方式智慧地揭示社会生活中虚幻的一面。黄锐以其个人的艺术方式，使中国当代艺术在日益演进中不断获得新的启示。
        黄锐曾说：“有一些人付出代价，在历史上会得到报偿。”
         远行的旅人错过了旅社，在荒野中失望而又期望地走着，出现什么最能让他欣喜不已呢？可能是远处的一点灯光吧？他会由此联想到什么呢?
              有人家？有床？有热乎的饭菜？恐怕，他不会想到爱迪生。
               
               
        任何正常人在享受着现成的合情合理的事物时，都不会时时念着为了这些事物的合理存在而付出代价的人。因为生活还要继续，谁还会追究已经合理存在的事物呢？一个做过点事情的人，当然也不会像祥林嫂那样到处去唠叨自己干过什么事，路是总要向前走的。但是从别人的作为中受益的我们，是不是要适时的总结与记录一下呢？
               
        一位年轻的画家，当他自称当代艺术家的时候；当他打算凭着当代艺术名利双收的时候；当他打算利用当代艺术表现自己所有奇思妙想的时候；他会知道中国当代艺术家独立的标志性事件是谁发起的吗？一群欢快的青年，当他们穿梭于798艺术区，尽情地感受艺术的时尚与浪漫的时候；当衣着光鲜的男女们在数不尽的开幕酒会上，手持高脚杯，频频微笑的时候；他们是否知道，如果不是某些“老革命”的机智与坚持，这片繁华的艺术区早就被夷为平地，取而代之的是北京已经拥有过多的CBD商圈。
               
          俗话说“喝水不忘挖井人”。是呀，我们能做到的，仅仅就是“不忘”！或者还可以试着提醒大家“请不要忘”。
               
          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中有一个观点令人欣慰，“顺应历史潮流趋势，推动社会文化发展的人必将被历史铭记”。
           一、两个基本点是了解黄锐的钥匙
               
          当我们试图了解一个人的时候，如果我们的眼睛只盯在一件又一件的具体事例上，那我们可能要茫然若失了。因为每一个与某人相关的事件都会掺杂太多复杂的因素，例如其他人的影响会穿插其中，事件的多重意义也会分散我们的注意力等等，那我们应该从何处入手呢？通过怎样的角度才能更好的了解一个人作为人的内涵呢？
           对于黄锐，我想有两个基本点是不可忽视的。希望敬爱的读者能通过这两点看到一个更立体的黄锐。
               
           第一个基本点是要了解当事人的“出身成份”。新中国Z/F曾经用“出身”来判定一个人的好坏，这显然是武断而又有失公允的。我所说的“出身成份”仅仅是指其特定家庭在社会中所处的角色位置，认清了当事人的出身成份，我们就能看到这“出身”对他面对人生时所持态度的影响。为什么两个艺术家在对待诸多问题上的意见不会相同呢？例如选取题材、表现方法等等。我们不能否认，这些差异来自于不同的生活、成长经历带来的不同思考方式、判断标准以及价值观念。一个资本家的儿子和一个贫农的儿子如果都走上绘画道路，因为产生思想的根基不同，所以他们在选择艺术道路时，在确立艺术风格时都会不同。或许相同的会是对艺术一样的虔诚，一样的执着。这不是孰优孰劣的问题，而是意识形态在根本上会有差异的问题。
               
            黄锐，生于1952年，北京人。母亲是一位小学老师，父亲黄洪煊，解放前北京市北郊木材厂股东，私营企业主，也可以叫资本家。解放后，中国进行了私营企业国有化改革，黄家的财产用当时国外敌对势力流行的一句话说就是被“共产了”。上世纪60年代，毛泽东批复了一份《北京市北郊木材厂认真落实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各项政策》的材料，从那以后，黄锐的父亲成了“团结、批评、团结”的对象，身份也转变为木材厂的一位工人。后来毛去世后，灵车和灵床所用的木料正是黄锐的父亲所在木材厂提供的。“因为我父亲的问题我们家在文革中受到的冲击并不大，就是我父亲被抓起来关了两年多。”在和我的交谈中，黄锐一边喝着香蕉汁一边淡淡的说道。记得我当时回答道：“嗯，那还真算不错了”。
            现在我们来大概的看看，黄锐的出身对他的人生态度会有哪些影响。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游行队伍走了几十分钟，浩荡的人潮随着指挥一齐涌向城楼，毛泽东在城楼上向人群挥手，少年黄锐看到身边的人都激动地哭了，他并不想哭，反而觉得奇怪：为什么见到毛主席要哭呢？
               
            那些人的哭是可以理解的，“翻身农奴”见到了朝思暮想的大恩人当然会因为激动而落泪。我还记得在2005年冬天我在内蒙古呼伦贝尔盟的一家土特产商店里看到的场景，一位蒙族老妇人穿着臃肿的棉袍、马靴，扎着一块大头巾，身体摇晃着走进店，她和店主人用蒙语交谈了几句，于是店主人递给她一尊毛主席瓷像。（就是那种在潘家园随处可见的彩色上釉的小号瓷像）老妇人捧着毛主席像，用一只粗糙而又似乎僵硬的手小心地擦拭着上面的浮灰，似乎并没有讲价，付了钱，又是小心地将毛主席像放在随身的大布兜里，转身离开了。这件事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这之前我低估了很多人敬爱毛泽东的深度与持久性。我到现在都能记得那蒙族大妈的动作，神情。她要是见到毛泽东一定会哭吧？
            黄锐确是没有必要哭，在那个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的年代，他有什么可感激涕零的呢？
            事隔多年回忆往事，黄锐说：“可能就是身体里的血液成分有点不一样。”
               
            1968年，黄锐插队到内蒙古自治区，劳动了6年。生活上的艰难迫使黄锐露出了小聪明。他和几个知青凑钱买来几头小猪，请当地的农民帮忙饲养，向他们支付报酬。于是这一年“肉都吃不完了”。哈哈～，每次听到这段经历我都禁不住笑，我总想问黄锐先生，当年他们插队的生产队长和大队书记怎么警惕性那么不强，没有及时割掉你们的“资产阶级尾巴”。
               
               
         “1978年，中央美术学院来了一批国外的画册。当时美院里都说这些是洪水猛兽，是精神污染。可是我第一眼看见马蒂斯、毕加索的时候，我就认定这是好东西。可能你们在我的画里能找到模仿的迹象。”1978年的中国美术界，前苏联美术教学之下的现实主义绘画是艺术工作者唯一的选择。因为只有这种写实的绘画风格才能完美的完成歌颂工农兵，歌颂毛主席的政治任务。当然欧洲也是有写实风格的，可那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东西，特定年代里学不得。而马蒂斯、毕加索对于当时的中国主流艺术界来说当然是精神污染了，那样的风格对于不强调个人存在的无产阶级艺术家有什么用呢？即不能用来绘制政治宣传画；也不能让当家作主的劳苦大众看明白。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即使是在今天，中国的民众对于马蒂斯、毕加索得理解也是十分有限的。但是反对政治宣传画，强调个人存在的黄锐“认定这是好东西”，这应该也是出身成份在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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