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做“符号”艺术家

宋庄

不做“符号”艺术家   
  
陈文波　我不做“符号”艺术家

　　在这个新时代，旧的东西在崩坏，新的东西在滋长。彻底摒弃旧世界，就是为了奔向一个前所未有的新世界，历史感在慢慢消逝，紧迫感在嘀嗒作响。人们开始摆出各种各样的姿势去变换，遗忘、前进、摇摆、装饰，用各种合乎潮流的优雅表层来装扮自己。陈文波的兴趣就在于描绘这个时代的物质肖像，或者说世界物质化的肖像。表皮，更表皮，他在塑造一个比现实社会更为光怪陆离的世界。同时，他又用自己的标准来简化，简化到令人觉得这层新鲜的表皮之后，空无一物。
　　陈文波是中国当代艺术中最重要的年轻画家之一，从1900年到1992年的波谱形象作品，到1996年前的装置、观念艺术，直到今天的“都市诗学”创作，他从时间到空间、从现实到虚幻，一脉相承的是他对社会变换的思考和审视。在不久前的上海双年展上，陈文波的作品《正版盗版》得到了人们的关注，他在完好无损的光盘上劈开一个裂痕，就是在提出一个值得人们思考的问题，而答案却是不确定的，每个人对作品都有他们自己的理解。这就是陈文波在艺术创作中想带给观众的效果。
　　
　　绘画转型装置，用空间的方式表达思想
　　　1990年到1992年之间，陈文波的创作风格被艺术界称之为“艺术文化波谱”，当时的思想状态是对大众和流行话题兴趣。“我1989年从大学毕业，到1990年前后，我一直在做非大众化的题材，纯粹是个人感受的东西。但后来我觉得，艺术不是一个人的感受，而需要融入社会，与现实进行对话，讨论大众的话题。当时来自国外的波谱艺术对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产生了很多影响，也影响了我当时的创作。就是将新事物和旧事物并置在一起，进行对比并构成强烈的视觉反差，它没有褒贬和鄙视的意思，只是导致了人们对现代的一些思考。”所以，陈文波当时创作了像《两个雷锋》、《扑克牌》等一些归于波谱倾向的作品。
　　1996年开始，国外的一些装置和空间艺术走进中国，陈文波的创作也随着这股潮流，由静态的绘画发展到空间的装置、VIDEO之中。那个时候的他，开始选择一种比较方便、容易把握的材料来传达某种生活的艺术感觉。“在做一些观念计划的时候，我更多的是对一种品质感兴趣，这种品质是塑料的、透明的和虚假的。”从1993年到1996年，陈文波开始对时间、真与假的核心问题进行考虑。1994年，陈文波在《酚苯乙烯》的展览中展示了《鲜肉的表情》这个作品，他把照片当中的肉、凝固在琥珀中的肉和一块真实的肉分成三个部分展现在那里，就是要讨论什么是不朽的。“肉可能是对生命的某种隐喻，把肉放在塑纸当中，就好像是放在水晶棺材当中，永远不会腐朽。时间长了，它又会和挂在那里的真实肉发生气味，构成很强烈的反差。用三种状态的比较，来谈论某种会变化的东西，到底什么是不朽的，什么是永恒的。”
　 　　逃离流行热潮，走进“都市诗学”
　　陈文波曾经说“一个艺术家总是在逃避一个潮流”。装置创作之后，他的名字在艺术界有了一定的分量，也是这种分量刚好将他裹在了某种潮流当中。1999年一系列热闹的展览之后，当他认为的创作热潮已经告一段落之时，其他人却还在热闹于此，一向对绘画方向很明确的陈文波开始感觉到一些困惑。“2000年对于我来说面临着非常大的选择，一直以来我都在从事观念艺术的创作，这就导致我并不是某种热潮当中的符号画家。从2000年到2001年我没有创作任何一个作品，我安静地在思考，自己到底要怎么做。当时我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条是坚持画流行的东西，批量生产，制造金钱；另一条路就是进行新的创作，依然表达自己最想表达的东西。”经过了深思熟虑，陈文波依然选择了后者，此后他就完全放开了进行自我的创作。
　此后，陈文波进入了“都市诗学”的创作，所谓的都市诗学是指在他的绘画中将主题和意义的消解，用现代的生活元素进行创作。他用巨幅画作描绘日常生活中物体的细节和局部，它们或发光或反射着光线。它们既无情节，也无台词，但又在暗示着某种场景。陈文波通过主观修改把场景、意义和情绪传达给观众，这些日常生活通过人工的光亮，光滑的化工材料营造出一种含混的生理的和心理的幻觉。
　　努力地去界定自己的处境，是艺术家的本能，也是一项工作。只是有些人擅长，有些人不擅长。而陈文波一直以来，似乎都对自己工作的方法和方向非常明确。就像他说的“你以为你能做很多很多东西，但实际上你真正于内心的有一种感觉，它是挥之不去的”。
　　文/本刊记者 刘烨楠 实习记者 刘虹颖
　　表皮，更表皮，陈文波在塑造一个比现实社会更为光怪陆离的世界。同时，他又用自己的标准来简化，简化到令人觉得这层新鲜的表皮之后，空无一物。
　　孙左满
　　收藏，为收藏家服务
　　大隐隐于市。孙左满的书斋位于北京闹市三里河，推开二楼矮窗，如果眼力够好，金融街鳞次栉比的超高建筑遥遥在望。说遥也不遥，二三百米距离将倾国财富的繁华和收藏家之儒雅尽数隔绝，孙左满的书斋就在这样一个位置——有趣的是，其书斋“底商”即是三里河邮局，外墙上“四通八达”的广告语正暗含不少收藏业内人士心中理想：宝通天下——自然，有流通，才有市场。
　　一般情况下，孙左满不愿意把自己当做收藏家：“盛世方收藏，这个提法相当准确，我仅仅是这个过程中的一个参与者，在商言商地说，我更是一个收藏家群体的服务员。”
　　孙左满，三十八岁，儒雅书卷。大学主修政工，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任职大学思想政治教师，1992年下海，以“书商”为起点，以“书店”为理想——中国知识分子大多如此，就算赚钱也需要一个兼济天下、改良国民精神生活的由头。
　　其书斋名为今古文化书店，面积不小，几乎由三个面积等大的部分组成：常规图书区；古旧书、收藏品区；文化茶座。三部分中，收藏品区的展品很是打眼，且雅俗共赏，最有特色的是满架的绝版“连环画”，多数出自当年上海美术出版社大师手笔——站在它们面前，八十年代前出生的人不怀旧才怪。
　　“收藏仅仅是为了怀念吗？”记者问。
　　“不要认为收集古旧书或者是连环画就是低端，每个人都有自我对于收藏的理解，当得到一件自己喜欢的‘珍品’，无论它是夏商周青铜器或者一本普通连环画，你所收到的感动都是一样的。”孙左满说道。
　　“如果从买卖角度来说，青铜器获利空间更大。”记者追问。
　　“我认识或者我所理解的收藏家群体中，没有人为了赢利而收藏，满足感无法用金钱来衡量。将藏品转手赢利的做法在圈子里很少见。”
　　你以为连环画能值多少钱？谁又会为了它而疯狂？
　　“连环画是中国特色的漫画，曾经伴随上世纪五十、六十和七十年代出生的几代人走过童年。现在，成人热衷连环画收藏，在心理上主要是借此满足自己的童年情结。”正如孙左满解释的这样，小小的今古文化书店，现在俨然成为“连迷”搜罗藏品的聚集地。“曾经见到过这样的场景，某位中年企业家拿着装满现金的皮箱来市场扫货，一下午时间用了将近二十万元人民币，我猜这一切的付出只为了追求一个精神上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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