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基金(ORT)-“欲望中国”王华祥雕塑展】

黟人

刻薄的挪用——王华祥的《被缚的奴隶》

杜曦云

王华祥对写实语言有系统而精深的研究，却不断放弃他的语言优势，以介入当代文化问题为旨归。但这种不断的放弃其实是扬弃，在这个扬弃的过程中，与他的原初文化冲动更为贴近和契合，思考的深度和广度也不断推进。他熟悉艺术史发展脉络，从历史的文脉中挪用原典后进行改头换面，置入中国的文化现场之中。在历史与当下之上下文的对比和印证下，文化状况的差异被更加清晰地揭示出来。
《被缚的奴隶》挪用世人熟知的米开朗基罗作品，看似简单的姿态复制与形貌改写，其实煞费苦心。熟知中国当代艺术图谱的人，可以从记忆中回想起大量打“意识形态差异”牌的作品来，这些作品的模式（也可称之为一种方法论）大同小异：以曾经具有浓厚强制性色彩的大陆官方文化为背景，在时过境迁后（虽然这种强制性其实还存在），以一种意识形态受伤者的撒娇姿态出示给西方恩主，以迎合他者的文化俯视目光和复杂的政治动机。当然，在此要区别那些真正有切肤之痛的受伤者与浑水摸鱼者；那些真正严肃地反思历史者与那些炒作历史遗物者。
《被缚的奴隶》所针对的，显而易见是那些以撒娇来沽名钓誉的文化机会主义者。这件作品的辛辣嘲讽意味，被纵横捭阖的笔触和生动的情态所形成的综合结构彰显出来。各类文化人士蜂拥而来，在合力绑定“中山装巨人”后，各逞所能来瓜分与蚕食，先知者已所获颇丰，后觉者也不甘坐视。王华祥的写实语言功底，在不经意中发挥出来：这位如高康大般的“领导”之脑满肠肥，瓜分者们的孜孜以求，都非常生动乃至令人忍俊不禁。但一笑之后的苦涩也随之即来：这就是1990年代至今以来的中国当代艺术显象，正是这一文化方向，在被西方追捧多年后又出口转内销，订单不减反增，二十年来更加明艳不可方物……。
需要说明的是，在对米开朗基罗原典的挪用和改写方面，中国当代艺术家中，已有人郑重其事地做过：给被缚的奴隶穿上中山装。所以，王华祥其实是二次挪用和改写。将这三件作品互相印证，三种文化观念都得到了直接的显征，王华祥的“刻薄”也如此明显地暴露出来。

黟人

代创刊辞
告第三种力量书——我的心路历程
谁是第三种力量？第三种力量首先不是第一种，也不是第二种。你如果不喜欢被归类，你可以做一个散仙、一个孤魂或野鬼。但是不管你愿意与否，这三种力量的确存在。不要以为你自认为不在这三个阵营中，你就更加自由或者更加牛逼，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因为这三种力量已经挤占了艺术市场的大部分资源，尤其是前两种力量，一线市场基本上都被他们占据了，譬如以古典写实为主的第一种力量，和以政治波普和泼皮为主的第二种力量。第三种力量是正在显形的力量，这股力量的基本特征是具有自由精神和独立人格的人，其实这样的人什么时候都有，譬如本期杂志介绍的孙平、原国镭、和岽方等。还有一些艺术家也符合第三这种力量的标准，譬如艾未未、毛焰、何多苓、周春芽、陈文令、向京、陈文骥、任思鸿、曹辉、武明中、许向东以及老一辈的韦其美、罗尔纯、袁运生、田世信、蒲国昌、孙建平和大张等。批评家中的第三种力量也存在，按我的标准最典型的要数王南溟、温普林、李小山和杜曦云等。资深的理论家还有尹吉男、王明贤、王林和管郁达等。可能有人会说：“王华祥，你要干什么！是想造反吗？我看你就是脑后长着反骨的那种，是毛时代的红卫兵。火药味儿那么浓太文革了太过时了。”我认为你说的不对。因为我是一个最不喜欢造反的人。造反的人多是为了吃饭和夺权，我是既不缺饭吃也厌烦权利。的确，我写过《将错就错》，虽然他被保守派当作洪水猛兽而加以打压，但那是反抗不是造反。我没有夺权或者取代谁的意思，相反希望共存，这可以从我办飞地，从我写的若干书以及在美术学院的表现（主动辞去领导职务）得到证明。我是一个愿意为自己的信念付出代价的人，从不后悔做过的事。但是，有两件事我感到后悔，一件事是97年我向美院递交了辞职报告，这件事几乎引发了一场集体逃亡的大地震。好些今天已经调离美院和还在美院的人都对我说；“王华祥，看你的了，我们也会跟着辞职。”香港的某些媒体和国内的网站找到我，要采访和报道这事，美术同盟还请我去做嘉宾，都希望借此引发一场关于中国教育的改革和讨论。但是我拒绝了，我当时愚蠢地想：我与院长和学院并无不共戴天的仇恨，假如我那么做了，我和并无完全失去尊敬的老领导将陷入一场风暴的漩涡，并且万劫不复。于是，我在接受采访时只谈飞地，这令他们非常失望：“我们把这家伙当成文化英雄，原来却只是一个只想办班赚钱的草包。”现在想来，我的小人之仁不仅使我错过了一次为中国的教育改革尽责任和为美术史做出贡献的机会，而且还导致了另外一种滑稽和讽刺的结果：这些政治经验丰富的沙场老将很快将《将错就错》的锋芒避开，将我的举动引导为一场个人恩怨，于是，鲁迅先生所描述过的国民争抢着看“革命党被杀头”的一幕又在美院和美术界重演了。一些本来就妒忌我的人心中终于生出了一些日子的快感，另一些不明究竟的糊涂好人也劝我为人要含蓄一些。另一件令我后悔的事情是给院长书记写公开信，我的愚昧和简单又一次暴露出来。对中国的职称评定制度我一向不以为然，尤其是当学术认定变味为权力游戏的时候。我用10年不参评来表明我的态度，但在02年我再次体验到权利的可怕和可鄙。于是写了那封公开信。我只是表达了个人的愤怒，而未全面地公开愤怒的理由，至少应该让有良知的人明白：我的抗争不是出于脾气而是出于信念和责任。然而，我再次失去了一次机会。其实比起小题大做的陈丹青，我是自觉自愿的选择这样一种命运的。因为我深知我这样的人因为什么理由而活，如果我真正的只是哗众取宠，那我要为自己感到恶心。但是，我是有问题的，我反省自己并做出了修正。
于是，我在04年评了职称，05年当了副系主任，我成为权力阶层的一员，因为我以为权利可以如我所愿的进行教育改革了。但是，当上上下下都忙于评估的日子，月复一月，日复一日，我再次对自己的判断懊悔。于是，在07年7月提出了辞职。我开始着手办杂志。为什么呢？我通过半辈子的努力和思索，终于明白了，所有的造反多是没有意义的，教育才是根本。如果我们不能改变人的观念，不能将人从单一的权利和金钱观念中解救出来，那么，所有的革命都永远是“农民革命”，所有的造反都永远是权利斗争。中国本来就没有思想史，除了儒、佛、道我们的思想史早就停顿和凝固了，如果硬要说有那就是关于生存策略的思想，只是技术性的。因此我不再反权利，也不再反体制。如果我们不能改变和建设一种新文化，那么旧的土壤中就只能造就一代一代有文化的农民，不管他是政治家、企业家还是艺术家，统统都是农民。因此，我希望办杂志，写文章，创作作品，和通过市场的示范，去启蒙和塑造有自由精神和独立人格的全新的中国人。我认为只有这样，中国才有持久的发展和强盛，也才有未来。
可能有人会说：你是一个爱出风头的人，我们不想做你的背景，什么第三种力量，一边去吧。我说，你又错了，谁他妈的愿意把美术学院的公职辞了，愿意不要职称和几十万的分房，你出一出这种风头我看看。谁他妈拿出几百万去盖一所学校，几十万去办一个杂志，若干万去建造一个美术馆，你出一出这种风头我看看。你有不愿意做第三种力量的自由，但是，我仍然要怜悯你，那不会是第三种力量的损失，也不是我的损失。
下面让我们一起简单分析一下三种力量形成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背景。先说第一种力量，在八十年代由于毛泽东思想和文化大革命造成了中国经济的全面倒退，共产主义信念和个人神话一度崩溃（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如此），以邓小平为首的新一代领导人意识到，如果不能发展经济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不仅会亡党，也会亡国，他们比中国的大多数知识分子和老百姓都要明白中国的问题，首先是生存的问题，他们非常英明地把思想之争，信仰之争和制度之争搁置起来，一门心思发展经济。老爷子心里明白：必须委屈你们人文知识分子和自由主义者了，但是这个阶段是迫不得已的。于是艺术界的唯美派们登上了舞台，从春晚到全国美展，从高校的到市场，技术高超的写实绘画从美化革命领袖到制造古典式的中国美女，这中间虽然发生了八五新潮美术，但是那只是一阵风，几年间就刮到国外去了（人去了）。那样的环境造就了陈逸飞、靳尚宜、艾轩、王忻东和杨飞云这样一些大家，事实上也只能产生这种类型的大家。客观地说，第一种力量的艺术家对中国的美术史是有巨大贡献的，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也并非没有阻力，用技术话语代替政治话语，这在中国是不小的进步，然而当唯美派成为当权派的时候，他们也重蹈文革政治相近的覆辙：打压持不同艺见者，用技术阻击思想，以人民的名义整治异己。
再说第二种力量。第二种力量的背景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改革出现了很多问题，信仰危机与权力腐败表现的相当严重。国外的政治势力和西方的国家战略导致共产主义阵营的对抗，经由冷战渗透到参与。“六四”顺势而生。在这之后，留在国内的自由知识分子栗宪庭选择和缔造了泼皮和政治波普，这种指桑骂槐和嬉皮笑脸的策略应和了西方政治势力的需要，也给儒雅羞涩的人文知识分子出了一口说不出的闷气。电影界的张元、小说界的王朔和音乐界的崔健都是这种类型的人。可见，第二种力量的出现和走红也是历史的必然。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自信和种族尊严彻底丧失的证明。直到后来的所谓70后80后，也是这样一拨人。除了个别有血气和骨气的人，如尹朝阳之外，多是些跟在政治波普和泼皮这群狮子后面捡骨头的豺而已。有人可能会说，中国的当代艺术的价格已经卖到了西方大师上面，这不让你自豪吗？你是酸葡萄吧？我告诉你，我也为他们高兴。但是，我又在思考：这又再次证明了西方已经强大到“不战而屈人之兵”（孙子兵法）的程度了。尽管栗宪庭说：“这是艺术家对旧世界的一声怒吼，是用调侃和耍赖去消解政治的专制话语”（非原话意译）我部分相信他说的，但是我认为这话说得太过了。假如真是如此的话，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伊拉克激进团体的人肉炸弹和街头流氓的刑事犯罪是在消解美国人的和平谎言？这种思想与毛泽东说的：“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有什么区别？难道资本主义国家的官员贪污了社会主义的人就要叫好吗？社会主义国家的爆民劫机了，资本主义国家的人也要说是英雄吗？我曾经相信老栗的策略。可是，十多年过去了，政治还波普着，泼皮还艺术着，而且在西方和中国的秀场中频频亮相，其价钱的威力比原子弹还要厉害。不仅中国的媒体天天争报“权力榜”，国际舆论也在大谈中国当代艺术的崛起。但是，我们要想一想，既然西方认为这些东西都是宝贝，那为什么不把这些宝贝留在自己国家的美术馆中而要返销回中国呢？他们怎么不把八国联军抢去的雕刻，绘画和典籍送还或卖回中国呢？他们为什么只选择中国这类当代艺术而不选择其他的当代艺术呢？在中国的批评家和艺术家中，栗宪庭和方力钧是我最尊敬的人之一，如果有人问我，你最佩服和欣赏谁？我会说：“老栗和老方”。造成政治还波普着，泼皮还艺术着的后果不是老栗他们的错，也不是西方政治家的错，更不是市场的错。人家按照自己的本性行事何错之有？可悲的是中国评论家的变色龙的嘴脸和趋炎附势的集体阵容。如果说毛泽东的时代是政治即权力的话，今天是金钱即权力。那么，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栗和方的影响比美协主席靳和刘的还要大的原因，也不难理解小小一个宋庄比文化部的影响还要大的原因。无论你喜欢不喜欢他们，他们被选中是历史的必然，也就是说，这个时期不是栗宪庭就是米宪庭，不是方力钧就是万力钧。只是当中国崛起和更进一步强大之时，栗和方会成为一个故事，他们的辉煌会成为一段野史。而在正史当中，泼皮和政治波普，可能不仅是作为一些文化枭雄被记载，也会作为中国曾经经历过的落后与羞耻的注脚。但是不管怎么说，栗和方是幸运的，他们做了他们能做的事，并且他们做的事被放大了。在我们批判他们的时候，是怀着崇敬之情和同情之泪的：他们将愤怒和无奈转化成一种艺术风格与方法，在国际政治和市场的传动系统当中，这两人是大气而智慧的人，他们自觉地，甚至是创造性地利用了这个传动系统，而且还带着一帮嬉皮笑脸的中国人走向了世界。我可以看到他们故意隐藏了理想与尊严。然而，我也必须指出，在他们几个领袖后面的队伍当中也有不少搔首弄姿的招嫖的嘴脸，而当更招嫖的评论家说这些人是前卫和先锋的时候，我就感到特别恶心。我毫不怀疑栗宪庭和方力钧等几个人会在美术史中留下来，而且方力钧的近期作品已经摆脱了泼皮色彩并具备我所说的第三种力量的基本特征。但是，那些跟风吃屁的艺术家、批评家和收藏家，将会变成狗屎和垃圾。
（告第三种力量书·待续）

黟人

彭锋评《被缚的奴隶》
大约五百年前，米开朗基罗着手创作雕塑《被缚的奴隶》，结果怎么看也不像奴隶；王华祥最近创作的油画《被缚的奴隶》，结果怎么看也不像奴隶。米开朗基罗的不像，是因为那个奴隶实在不太像奴隶；王华祥的不像，是因为那些主人实在不太像主人。
即使在盛行艺术是镜子的文艺复兴时期，艺术也不是现实的忠实反映。更何况我们今天已经有了高度发达的照相技术！艺术不是照相，不是新闻，这不是艺术的弱点，而是它的优势。艺术可以用它敏于思考的优势，获得超出表面的真实，尽管它还得将自己保持在表面的范围之内。当然，艺术也不是哲学，不是做直白的思考，而是用无限密集的语言，例示或隐喻深层的真实。
王华祥的《被缚的奴隶》像一个巨大的题库，藏有层出不穷的问题。奴隶如何是那样的大？主人如何是那样的小？主人如何是那样的多？奴隶如何是那样的少？奴隶是如何就擒的？主人是如何获胜的？
我们将思路倒过来，将奴隶与主人的位置互换又如何呢？是不是有点像“被缚的主人”呢？根据东方的造型规则，主人比奴隶重要，因此主人大，奴隶小，奴隶多，主人少。这样似乎符合逻辑一点了。而从小接受的无产阶级革命教育也告诉我们，主人向来都是外强中干，真有点像这个虚胖浮肿的奴隶。然而他毕竟不是主人。而那些成群结队的主人也不太像奴隶，除了大小上和数量上比较接近奴隶的比例之外。奴隶代表革命力量，新生事物，在这群趁火打劫的主人们身上根本就看不到这些东西的影子。
好了，还是让我们将思路倒回来吧。我们的问题还没有结束。那些爬在奴隶身上或拥在奴隶脚下的主人究竟是人还是跳蚤？说人是跳蚤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因为在远古的时候，人就是寄居在巨人盘古身上的跳蚤。不过，从外表上来看，他们当然不是跳蚤。那么，他们究竟在干什么呢？在威胁奴隶还是在威胁奴隶身上的跳蚤？说他们在竞相抓食奴隶身上的跳蚤又如何？对于奴隶来说，帮他抓食跳蚤应该是件受到欢迎的好事，他如何还不情愿？甚至还需要被缚？难道他是一个顽皮的儿童？或者有生态意识，宁愿留着身上的跳蚤？或者有慈悲心怀，不忍心跳蚤被杀？
王华祥的《被缚的奴隶》引起了一系列身份辨认的难题。如果说在米开朗基罗那里身份只发生过一次倒转，那么在王华祥这里在发生了无数次的倒转。在这个身份高度混乱的时代，我是谁真的成了一个问题。

黟人

盘古后身
王华祥的不朽男根

  原始的创造力终于复活了，像埃及法老王的金字塔一样伟岸的男根。不管文明怎样的更换外衣，他一如既往地倔强，孤独，愤怒，执着，期盼，喜悦``````
  他的《吊》是可以瞻仰的，惟有仰视它，作品中奔涌而出的喜悦之流才能与观者相应。这种不可诉说的无言体验可以解开因自我对文明，文化等一切知性层面的执桌所产生的结。华祥先生用他深邃的勇敢为当代艺术，为当下有健全肢体和七情六欲的众生提供了一种思考。一种彻底的坦白和真诚。同时也打开了一扇没有丝毫人格偏好的解脱之门。
  从他的作品中你可以直觉到作者正用爱和关怀治疗着属于整个人类的愤怒和迷茫。
  群《吊》像守护人性真相的卫队，把苦乐，善恶，美丑，男女，等一切主客二元岁里的概念情绪转化为圆融的清净力量。一把开天巨斧带你回到混沌初开的纪元，带你去面对天地之间的第一涑光芒。大身上的血液是属于盘古的，属于那个开启秘密之道的人。
  如果说《整容》时期的他是具有清醒审视态度的旁观者，那么，今天的《吊》则使他成为一个启蒙者和引导者。《吊》是他的武器，手术刀，凿开你的直觉，恢复你的良知。
  佛陀用舍利塔作为象征物，把对众生的加持和祝愿献给这个世界。而群《吊》的主人则把男根作为象征物，为当代艺术架起天梯，指引当下的饮食男女们，进入原初的觉醒之境。

2008年4月5日
佟成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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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愿意做一个有责任的艺术家
王华祥
我把艺术分为三种类型：娱乐类、批判类和责任类.但与其说是三种艺术,不如说是三种人群,三种做法,三种活法和三种结果.在现实当中,娱乐类主要服务于权力和商业,它专擅歌功颂德,抚慰受伤心灵.美化赞助人或出资方,主要形式是唯美,唯健康.唯高大,唯繁荣,主要词汇是,吉祥如意,恭喜发财,一帆风顺,万寿无疆,幸福安康……创作动机上，娱乐类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就是：“讨好”。从古至今，艺人们（包括画家）的存在，主要就是为了娱乐主子，这主子包括上至皇帝和达官显贵，下至百姓和三教九流。娱乐得怎样（包括技巧和智慧）决定了讨得的好的大小。对这一真相，能看到的人不多，因此，从事娱乐工作的人常常还以为自己动机纯洁高尚，更有糊涂者，嘴上总挂着真善美。善和美是真的，这我相信，因为它符合“讨好”的本质，而真却不可能，真其实就是假呢。既然定位在娱乐，目的是讨好，怎样真得起来呢？如果非要说是真，那就叫真的假话吧。
批判类艺术的特征主要是说“坏话”。好的绝对不说，积极的绝对不说，正确的绝对不说。它像医生，专挑人的毛病，越是疑难杂症越有揭露的兴趣，还专挑要命的地方讲。不管是真病假病，病情大小，男女老少一概没有好人。一个理性的社会是欢迎和包容批判类艺术的，因为人们懂得“有病治病，无痛防身”的道理。但是，在中国，这种艺术一直讨不来好，我对它的处境与命运，也用两个字来概括，叫做“讨打”。华佗为曹操治病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名医华佗因为报出曹操颅内有病需要开刀，而引起曹操大怒并要杀死他。读者大都将之解读为曹操性情暴躁多疑，但是在我看来，所有的中国人都是曹操。因为，我们都不喜欢不好听的真话，都听不进批判和批评的话语。只有一种情况批判和批评被接纳，就是：充当政治和权力斗争的工具。我欣赏但并不完全赞同批判的艺术，因为，看病不应当止于揭示和揭露，还应该给出防病和治病的方法，光批光否定不仅容易”讨打”,也容易使批判者陷入自恋狂和口淫狂的泥潭。甚至背离真实。然而，对于社会或一个族群，对批判类艺术的态度，却是可以当成民权思想，法制真伪蒙昧与开化的试金石的。我们不仅不应将其视为异己或敌人，想反，我们要感谢甚至培育这样的艺术。因为它比起娱乐（讨好）的艺术，更忠诚和更能治病防痛呢。甚至可以救我们的命。
责任类艺术是我最愿意提倡并奉行的，有的美学家认为，艺术就是没用，越没用越利害。我惊异于最保守的传统派（以古典艺术为摹本）和最激进的先锋派（以创新为己任）也都说这句话。但是，事实又如何呢？它成了因循守旧的人拒绝进步的托辞，成了形式主义的自恋癖和自大狂的自我封闭的借口，成了胸无大志只想把日子过好的庸人的高尚牌坊，成了艺术市侩遮掩其权奴嘴脸的幌子。在中国，多么深刻的东西都会变味，对于天生的功功利主义者来说，对于形而上形而下的所有思想观念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将之转换为形而下，都可以变为酸腐文化和市侩文化的养料。因此，我是主张艺术有用论的。
艺术之用，用在其用和不用上。意思是可以娱乐，但不是出于讨好的动机，是出于真爱。可以批判，但不是为了显摆自我，也是出于真爱。就像医生之于病人，光用美言安抚是不够的。过分了就是骗子，属于医德问题。警察之于小偷，光用道理是不够的，过分了就是失职。惩戒是其天职。假如要给一位老人祝寿，奉上美言是符合天道的，假如要给一位美人过生日，奉上鲜花就是符合天道的。假如需要贺喜某个领导升职，奉上美酒是符合天道的。但是，假如已有一位重病人，在美言，鲜花，美酒和手术刀之间，我们该如何选择。艺术存在的道理，与此相似。
我选择手术刀，即使病人不喜欢。我将此称为有责任的艺术。我常对学生和朋友说，赚钱的方法有很多，美言，鲜花和美酒都管用。但是，我选择攻击和批判（用手术刀）。将病人损伤了，刺痛了，肚子划开了，他还感激你，这才是本事。今天的艺术市场，鲜花和美酒卖得比药贵，这表明我们的许多藏家学费还没有交够，或者根本上这类人也是骗子。以假当真以次充好，把水搅混了，目的是捞钱。“聪明反被聪明误”当代艺术的地震其实正在发生，什么是真正的当代艺术，什么是好的艺术？标准恐怕要重新制定了。我认为是：有责任的艺术。我的“被缚的奴隶”“欲望中国”和“起来”系列作品，正是基于这样的出发点。它们不是美言，鲜花和假药，它们可让人不舒服，但救命。

2008.07.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