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女性文化遗存：泾川西王母宫与武则天大云寺
中国新石器时代属于原始氏族社会后期，包括了母权制和父权制两个阶段。但是，因母系社会在前，父系社会在后并延续至今，故母系社会的历史文化被父系社会有意地抹煞而缺失。而在平凉采风让我看到了这里的女性文化遗存：泾川西王母宫和武则天大云寺。我认为，这是史前文明和女性文化难得的载体。
泾川历史悠久，旧石器时代早期境内就有人类生息繁衍。商代建有阮、共国，西汉元鼎三年（前114）置安定县，后秦置雍州，北魏置泾州。唐至德元年改名保定县。这是丝调之路的重镇。
你们看图片，这个是大云寺，后面这个山坡就是唐代的泾川，当时叫安定。《全唐诗》卷540有李商隐的一首七律诗叫《安定城楼》，就是这里。当年，泾川的古城就修筑在这个高地上，俯临泾水。李商的岳父开成三年(836)，李商隐赴泾原节度使王茂元幕，后来又做了王茂元的女婿，在这里待了11年，直到大中五年(851)其妻王氏病逝前后。它的这首《安定城楼》所谓“迢递高城百尺楼”，则是当年泾原节度使治所安定城巍峩气势的描写。唐代的丝调之路並非现在这条沿泾水而西的高速公路，而是从安定城所在的塬上横亘盘绕由东向西，而当年的安定城一带风景如画是“绿杨枝外尽汀洲”。这里的山水人物，与中国伟大的爱情诗人和《夜雨寄北》这样歌颂爱情的绝唱联系在一起的。
泾川是丝调之路上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北边有大云寺，南边有回山的西王母宫。《四库全书•史部》记载，西王母宫建立于西汉武帝元丰二年。西王母姓杨，名回，戏称王母娘娘。道教里边有三个最重要的人物：天宫中的玉皇大帝，三十三天上的老子，然后就是回山上瑤池边的西王母。《尔雅》记载西王母是远古时华夏族西部的一个氏族国。道教奉为女仙领袖，相传掌有不死之药、长寿蟠桃，周穆王、汉武帝曾在此拜谒过西王母。五帝时，西王母曾派使者帮助黄帝战胜蚩尤族，为统一黄河流域有过积极的贡献。根据人类发展史来看，西王母乃远古时统治华夏族西部的母权制氏族首领，黄帝则是继其后的父权制氏族的首领。
《三海经》：“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历及五残。”回屋后这个石壁浮雕的西王母就是按《三海经》描述的那样恐怖的样子，后来唐代雕塑的西王母又是这样漂亮动人的的女菩萨了。这是北魏时代的西王母，它跟古代民族都有戴假面具跳舞，像西藏的雪顿节一样。我想，当年西王母在原始宗教里为神明代言，没有这种令人精神恐惧的面目，怎么臣服仍处于野蛮和半文明时代的氏族酋邦，让这些原始的部落人民围着她转实行她的意旨？黄帝时代，母系氏族还在甘肃地方延续，黄帝要和中原蚩尤打仗的时候，来求助于母系氏族的西王母派兵到中原去把蚩尤族打败。李賀《上之回》描写西王母帮助黄帝战胜蚩尤族：
上之回，大旗喜。
悬红云，挞凤尾。
剑匣破，舞蛟龙。
蚩尤死，鼓逢逢。
天高庆雷齐坠地。
地无惊烟海千里。
可以说，泾川回山西王母宫这个地方，是中国的母权制时代女性文化最重要的遗存。我们其他地方没有，最多有观音庙、观音阁，父权制社会把观音也说是女相男身，分不出观音的性别，反正不能让菩萨是女的。我认为，西王母宫这样难得的女性文化遗存，同时也是史前原始宗教和道教文化起源的重要组成部份，它是有待我们当代史前文明史研究的前沿性课题。
在泾川这个地方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女性文化遗存，就是武则天大云寺。大云寺就建在回山和安定城之间的河谷平原上，在隋代叫大兴国寺。由于泾州属长安门户，京畿之地，14粒佛舍利于公元601年10月，隋文帝60岁生日的这一天由高僧送到泾川，在大兴国寺建地宫，置函，供养。公元690年9月9日，67岁的武则天登基，称“神圣皇帝”。在男尊女卑的时代，武则天称帝受到各方面的反对和阻挠。武则天对以女性经变故事为主题的《大云经》为名建寺珍藏《大云经》，于是在泾川修建大云寺时，发现了隋代供养的佛祖舍利。武则天认为修建大云寺之举恰与佛祖舍利相遇，是上天降福于她的暗示，于是请金银器制作大师，选宝石珍珠，做成铜、银、金棺椁，以硫璃瓶盛装14粒佛骨舍利，配以石函。石函铭文曰：“大周泾州大云寺舍利之函总一十四粒。”石函四周铭文镌刻清楚朝代、地点、数量，然后用砖筑地宫，建塔立寺的经过。大云寺虽属佛教，但是武则天赋予它新的含义，它用佛骨舍利和《大云经》宣示了女权制的合法性：女性也可以统治这个世界，成为这社会的主宰。大云寺的重要，它的历史文化的标志就是女性文化，它记录这样一件事。
泾川大云寺佛祖舍利的收藏比陕西法门寺的佛指舍利收藏早了一百多年。明洪武三年 (1370)，泾州大云寺毁于洪水。上世纪六十年代，农民在大云寺遗址了的挖掘中发现装有佛祖舍利的石函，送到甘肃省博物馆收藏起来了，还奖励了农民几十块钱。泾川在最近些年在出土佛骨舍利的原址上，重建了大云寺。现在，唐代建筑风格的大云寺舍利塔雄峙在泾川北郊，巍峨富丽，下面也建了准备存放佛祖舍利的地宫，可惜当年发现的十四粒舍利作为文物仍保存在甘肃省博物馆，尚未归藏于大云寺地宫。
我们登上七级高塔，北临安定古城，南望回山与泾河，内心充满对历史文化的真切感动！当地领导要求我为大云寺撰写一幅对联，我即兴口占一联，并挥毫用八尺宣纸书出相赠。联曰：“祥临舍利塔顶日，瑞绕王母宫边云。”这次兰州“陇上鸿泥展”，我还特地借出此联展览以示其盛。
2.4、南石窟寺碑与柳湖书院
南北朝时代，陇东一带佛教文化相当兴盛，庆阳有北石窟寺，泾川则有南石窟寺，现在所留下的石窟佛教造像均是艺术珍品。这个地方我要提到则是北魏书法珍品《南石窟寺碑》。此碑乃北魏永平三年(501)刻，23行，行38字，额篆书《南石窟寺之碑》，民国初年于甘肃泾川县王家沟出土。罗振玉谓“从分隶出，颇似《中岳庙碑》”。其实，其结字精整但比《嵩高灵庙碑》厚重，点画有隶意但比《爨龙颜碑》自然。由此反映出南北朝时期甘肃地区书法艺术水平是与中原同步发展的，並有地域性的艺术风格。
上世纪四十年代，一个美国人到了泾川发现了《南石窟寺碑》，企图将整碑盗窃运走，结果被泾川的老百姓知道了，自发组织起来追上去，从美国人手上把宝贝拦截回来了。现在回山王母宫石窟外有一处旧房叫“三碑室”，《南石窟寺碑》就摇搖欲坠地锁在这里，拒绝游人参观。有一次我路过泾川参观王母宫石窟时偶然发现了这个“三碑室”，我们费了许多唇舌说服了管理员才把门打开了，面对这个“养在深闺无人问”的书法瑰宝感叹不已！
这个“三碑室”还有两个碑，都是宝贝！一个是宋释梦英篆书《陶谷碑》，宋代人如苏、黄、米、蔡四大家等均不善篆隶，而此碑却是宋代篆书稀少的代表作。另一个是元代八思巴文的《镇海寺碑》。八思巴文是元代朝廷国师创建的一种文字，元代复灭后这种文字就失传了。泾川八思巴文的《镇海寺碑》就像埃及的《罗塞塔》石碑一样，下面的汉文，正好翻译解读上面的巴斯巴文，是具有西域历史语言文献与书法艺术双重意义的国宝级的文物。
我到过平凉很多次，没有人给我提起过柳湖书院，似乎在平凉人心目中並不十分重要。然而，整个甘肃甚至西北地区就这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书院。提到这个柳湖书院，就不得不提到左宗棠和左宗棠在西域的贡献。
柳湖书院始建于北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时任渭州太守的蔡挺引泉成湖，且这泉水冬天不冻，柳树宜水，故处处植柳，故名“柳湖”。明嘉靖年间，韩藩昭王占为苑囿，并做了大规模的扩建，由明武宗敕赐“崇文书院”。清乾隆之后，又先后多次修葺。乾隆五年(1740)改名“百泉书院”，后改为“高山书院”。同治初年，柳湖毁于战火。同治十二年，陕甘总督左宗棠驻兵平凉，再次修复，更名为“柳湖书院”，并亲书“柳湖”匾额。但现在门前新建石牌坊上锈刻的“柳湖书院”四个字却是集米芾的字，因为这里所有左宗棠的书迹都在回人造反时被毁掉了，只剩一个“暖泉”二字碑。左宗棠晚清时代重大的历史功绩是收复了新疆，新疆在晚晴是被沙俄蚕食强掠，中国的政权的行政权力达不到这里。林则徐贬斥新疆六年后回福建老家，途经湖南接见罢官中的左宗棠，他非常看重左宗棠，期望左宗棠能为收复新疆作贡献，他还写了一副对联相赠：“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左宗棠则以对联时时激励自己，向已也曾反复书写此联，以致时人以为此联为左公所撰。林则徐回福建后不久即病逝，临死前曾在遗书中向咸丰皇帝一再推荐左宗棠为“绝世奇才”、“非凡之才”。咸丰开始关注左宗棠。当时，李鸿章主张放弃新疆，左宗棠力主收复新疆。左宗棠偷偷从俄罗斯买了武器回来，对付俄罗斯人。光绪六年(1880)春，左宗棠定出三路进兵伊犁之策。同年四月，左宗棠携棺木出关西征，以示与沙俄决一死战。在征战新疆时左宗棠没有忘记带上林则徐赠送的地图。
收回了伊犁和特克斯河上游两岸领土，左宗棠开始在新疆注意兴修水利、筑路、屯田、植树等等，建议以新疆建省，意义深远。收复新疆后，左宗棠曾专门到福建林则徐祠拜谒，在林公像前写了幅对联：“三吴颂遗爱，鲸浪初平，治水行盐，如公皆不朽；卅载接音尘，鸿泥偶踏，湘间邗上，今我复重来。”左常棠的友人杨昌浚则在《恭诵左公西行甘棠》一诗赞云：“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渡玉关。”平凉柳湖书院至今还长着粗大的左公柳，乃左宗棠重建柳湖书院时所栽的，令人睹物生情。
当然，左宗棠在处理民族问题上是有瑕疵的，处理回族暴乱，他用武力镇压过度，这是他的缺点。但是他知道在武力镇压之后，在这个地方建立文化教育机关引导社会伦理价值观的重要性，重建柳湖书院，就像伊斯兰教、基督教修教堂一样，建设宣传儒家文化，是让社会长治久安的文化战略措施。
柳湖书院这个地方已经没有书院了，留下一个遗址，和左宗棠的“暖泉”二字碑。回民在民国时间造反的时候，可能不认识这两个字，幸存下来了。兰州应该有个澄清阁，因为左宗棠曾为之写过楹联，但这个澄清阁也不知道在哪里了，可能在回民暴乱时统统毁掉了。我这次在平凉也书写了这幅楹联，目的想跟大家讨论林则徐、左宗棠与甘肃的近代历史文化重建问题。
我2001年第一次去平凉时，为当地书法家们的过一次书法演讲，当时我不知道有柳湖书院。这次叫我演讲，我说我们就到柳湖书院去讲。这个地方已经是一个游乐园了，市民休息的地方。我的书法讲演，老先生都来捧场。我觉得在柳湖书院谈论书法很有意义，这个地方需要有文化教育的传承，柳湖书院的文化传统应该想法传承下来。
三、河西、敦煌汉简写经与佛教文化区
第三个区域，我讲的河西敦煌汉简写经与佛教文化区域。
那么我要谈到汉简的重要性，我们现在认为最早的文字是甲骨文，实际上甲骨文是个成熟的文字。文字的主要载体不是甲骨而是竹片或木片上，叫简册。《尚书•多士》：“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意思是说,商人在灭夏时已经有了记事典册，记载了“殷革夏命”的历史。甲骨文中屡见“册”、“典”二字， 字形像编串好的许多竹简和双手捧简册。由于简册是用以书写文字之物，因此可以相信，在“殷革夏命”的夏桀、商汤时代，商民族已经有了文字，并能用来记载民族的历史了。那么夏代（公元前2070-前1600）初期，至少可以作为汉字起源的下限。
当然现在我们没有找到这个夏商时代的竹简，因为商代的木器出土的时候，都跟泥土一样，必须用一种凝固剂把它固定下来，才能挖出来。所以木简和竹简，现在没有实物发现，只传了甲骨文下来。但是我们说这个时代文字载体主要是简策。在造纸技术发明以前,中国古代书籍主要是用墨写在竹木简上。人们将竹木劈成狭长的细条，经过刮削整治后在上面写字，单独的竹木片叫做“简”，若干简编连起来就叫做“策” ，亦写作“册”。这是商代的青铜器铭文上的“册”字，这些“册”字，就是证明当时文字的载体就是竹木简册。西域水少无竹，故汉简皆是木简。
3.1、汉长城与四大汉简之居延汉简
王国维关于汉简最重要的著作叫《流沙坠简》,流沙古称弱水、若水，就是现在著名的居延海。敦煌河西的汉简最初是从三十年代出土《流沙坠简》，就是现在的居延海流域。居延古称“流沙泽”，《尚书•禹贡》“西”、“余波入于流沙”之句，说明曾有河流名“弱水”，王国维、罗振玉合作研究居延汉简的名著《流沙坠简》，即由此得名。王维有一首诗《使至塞上》：
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
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肖关逢侯骑，都护在燕然。
诗中的“长河”，即居延海
王国维曾经把居延汉简、殷墟甲骨、敦煌遗书、故宫内阁大库并称为20世纪中国文化史上的四大发现。这四大发现里边有两项就在甘肃，一个敦煌遗书、一个居延汉简。在这里为什么提到长城呢？因为西域出土的汉简多在汉长城遗址上，是一种古人的生活遗存。这是张掖留下的长城遗址，张掖里边有两道长城遗址，一道是汉长城、一道是明长城。这些竹简就是长城两边出土出来的，当时的驻守军士，行政官员把它遗留下来的。居延这个地方，有肩水金关，一个重要的关口。肩水金关位于金塔县城东北152公里的黑河东岸，距东大湾城7公里，为汉代烽塞关城，是当时进出河西、南北交通的咽喉，取名金关，含有“固若金汤”之意。以前读王维的诗，是误读的，以为长河指的黄河，黄河没有流过戈壁滩，这个长河就是现在的居延海，就是现在黑河，黑河是个重要的流域。我们从祁连山上的雪水经过张掖往北边内蒙古流过去。王维的“长河落日圆”，写的是黑河和居延，不是黄河，这个地方是兵家必争之地，所以留下大量汉简。
1930年中国、瑞典学者合组的西北科学考查团至甘肃附近考察，瑞典人弗克•贝格曼（Folke Bergman）在嘉峪关以东的金塔县破城子居延地区的城障、烽燧、关塞遗址发掘汉简一万余枚，多为汉代之物，故称居延汉简。居延汉简是记录了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历史非常重要文献。我们再看看它的书法，居延简主要是西汉早期的书法。一百年以前，即汉简出土以前，我们只能看到东汉末期镌刻在石碑上的书法，不知道西汉人二百年中写的字什么样子，这个居延汉简让我们看西汉人的墨书字，西汉人的古隶、章草。古代皆是书分三体，古埃及的文字也是三体：圣书体、僧侣体和世俗体。世俗体就是民间最常用的行草便捷的文字；圣书体就是一种铭石的官方公文文字；僧侣体就是謄写工整的公文体。在西汉早期的汉简分两种，一种是书籍、公文类书法，较为工整；一种是记录事件，像账簿一类的，多以章草记录。到了西汉的晚期，这样的一个多行字的牍，便非常标准化、规范化，没有古隶的痕迹，也就是没有篆书的痕迹了。居延汉简让我们看见了西汉二百年书体演变的过程居延汉简让我们看见了西汉，和这一时段的书法水平。
3.2、边城瓜州草圣张芝故里与玄奘
在河西第二个值得我记忆的就是，边城瓜州的草圣张芝故里与玄奘。草圣张芝是敦煌郡悬泉置锁阳镇的人。中国书法史上只有两个书圣，一个书圣王羲之，一个草圣张芝，其他都不称圣。这么重要的人物生活在王羲之之前150年的敦煌，可以想见我们当时甘肃地区的书法高度发达的水平。我们今天把群众书法活动称为“书法热”，2000年前甘肃地区的“书法热”比我们今天更盛！汉代有个人叫赵壹，他是在朝廷做官的敦煌人，他写了一篇《非草书》，猛批敦煌士人天天练书法，忽视了儒学经典的学习。他说：“余郡士有梁孔达、姜孟颖，皆当世之彦哲也，然慕张生之草书过于希孔、颜焉。”他在文章中形容敦煌人追慕张芝练书法废寝忘食，眼耳鼻衣服全是墨染，迷惑于书法之中。他说：“夫杜、崔、张子，皆有超俗绝世之才，博学馀暇，游手于斯，后世慕焉。专用为务，钻坚仰高，忘其疲劳，夕惕不息，仄不暇食。十日一笔，月数丸墨。虽处众座，不遑谈戏展画地，以草刿壁，臂穿皮刮，指爪摧折，见鳃出血，犹不休辍。”
张芝在书法发展史上的重要功绩就是把章草演变为今草。章草是字字独立，张芝用“一笔书”把它演变成字和字连绵书写，从而创立了今草和狂草，所以被称为草圣，他的名作《冠军帖》。张芝在书体演变中间起到了重大的作用，与王羲之为什么称为书圣的道理相近，即他把带有隶书意味的钟繇“旧体”楷书演变成以“永字八法”为标准的“新体”楷书，最后实现了楷书的完全独立。张芝和王羲之为书体发展变化的历史起到里程碑作用，从而形成草书和楷、行两条平行发展的脉络。张芝的大草、狂草，开辟了后来张旭、怀素、黄庭坚这些伟大的草书书法家的前路，从而形成任情恣意地表现主义的书法流派。瓜州县抓住了这个历史文化艺术的节点，在这儿建立张芝纪念馆，其意义超过了区域文化建设的范围。只是文化建设不仅在“硬件”，还有待“软件”建设的加强。我有幸受邀书写了《瓜州草圣故里产业园碑记》，记录了草圣张芝故里瓜州县文化建设的功德。
同样是我们敦煌人，伟大的书法家除了张芝还有索靖。索靖的《出师颂》、《月仪帖》，是章草的经典名作。还有索靖的亲戚索紞，敦煌写经中有索紞抄写的《道德经》，此卷抄写于三国吴建衡二年五月五日(270)。此卷的真伪存在争议，但一直在沪上名家手中流传，内战后流入香港，今藏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附属美术馆。汉末至两晋，敦煌可以说是书法家辈出的时代。我们今天甘肃书法书法发展已经很不错了，以数量来说毫无疑问达到历史的高峰，但是今天的甘肃还没有产生像张芝、索靖这样的书法家名扬全国，还有相当的差距，甘肃人还有伟大的传统有待我们奋起直追实现超越。
同样在瓜训，还有另一位伟大文化人物的历史足迹值得我们纪念和学习，那就是玄奖。唐太宗贞观初,玄奘从长安出发,经凉州到瓜州。在此停留一个多月,收徒买马,打问西去的路径，在这里留下很多传说故事。瓜州东千佛洞里的壁画《玄奘取经图》，画面上有一匹马，也一个胡人，此人当是石槃陀，侧身而立的玄奘虔诚地朝拜观音。
当时唐太宗不允许玄奘出去，不给他关防，就是我们现在的签证，出不去，关防要逮他，把他送回去。他偷偷在当地老百姓的帮助下才逃脱了，从玉门关，从瓜州出去，到印度去，然后又经由瓜州、玉门回到大唐长安。
瓜州正筹建“瓜州县玄奘西行博物馆”，纪念和开展对玄奘西行研究。玄奘不仅是一位佛教、佛学发展史上里程碑式人物，为佛经汉译做出了杰出贡献，而且是一位伟大的探险家，他所撰写的《大唐西域记》至今是中亚、南亚历史地理研究不可替代的经典。开展对玄奖西行的研究，是对甘肃和整个西域历史地理文化研究的前沿性科学，其研究成果也将极大地有益我国西部开发的宏观规划。
张掖大佛寺们佛龛背后还有一个元代的壁画，画的也是玄奘西行取经图，这个《西游记》画的内容和后来吴承恩写的《西游记》完全不一样，人物性格都不一样。那个牵马的人不是沙和尚，而是孙悟空。挑担子的不是沙僧，而是猪八戒，猪八戒高老庄的故事也不一样，他很吃苦耐劳。这都和吴承恩写《西游记》塑造的人物性格不一样，从中可以看出历史文化传承中的变异，也能看出作家吴承恩的文学创造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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