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中国当代艺术田野生态调查（戴卓群著）】

闻正

《庄》04.刀：喝到警察下班，爱到床边为止

这一刻，面对这录音，我不知道是在跟什么人在说话。好像是对一些虚拟的人在说。我可以想象，有不少人在看着，不少朋友或者是陌生人，或者是一些真诚的人在观看我这个人说话是真的还是假的，有没有装饰过，其实这种形式还是挺好的。我还可以把它想象成是在教堂里面的忏悔，对神父在倾诉，还一边祷告。我在向他忏悔的过程当中，是在重映我的人生的经历，我的过去，还有一些想象的未来，不可预测的未来。在一个人们普遍自大的时代，很少有人能够有这样的机会这样地去说，面对神父进行忏悔，在一个很密闭的环境中，那样一个独特的空间，而且，你看不见神父的脸。有时我会想，只有上帝可以做到不要脸，因为他为了让人类能知晓真理，连命都可以不要，就算必将复活，死亡的痛苦却是要经历的。而人类为了要脸要面，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一切恶行。

我这个人，对世界有一种不安。也就是没安全感。好像是从童年的时候，就开始有很多不安的感觉，这种不安造成了我一生都不安。很小的时候就很不理解一个简单的词语：山外有山。稍大点后我就在想，山外是什么呢？当你真正知道你去看的山外还是山的时候，你很绝望！我记得我就三四年级那会，在贵州，当时是小孩子，你不可能走很远，只有等有机会才能跟着大人爬山，不管是去挖鱼腥草还是上山照相，那时就很想知道这山背后是什么呢？那时候你没有什么车可以坐的，那里基本没车坐，只路过的车，也没有什么人，你不可能坐个马车去看山。那时候没有公交车，有时候可能碰上大的那种货车你坐一下，回外婆家，上车没什么感觉你就睡着了，你都忘了，没有记忆就。

后来，到了三四年级，四五年级那会儿，学校里有了劳动，比如说初中有校办工厂，小学有校办农场。常常是一个班学生学生就在老师、校长的带领下去爬山，总有一块地是咱们班的，总得去种点什么什么的。那就有机会爬上一座山，看到的是山的后面还是山，当你到了初中以后你会爬上很高的山，后面还有无数的山……但过后你会发现，你从书本啊，那个图片啊能看见，那不像现在电脑上你拿个地图，卫星地图就什么都能看见了。那个时候的小孩你就是不知道，你听说山外有山你都不相信，总想山外应该是别的东西吧？或者会想象山外的山外，不管再多的山，你希望能发现一些没见过的东西，一座城市，一个村庄或者一条大河你都会很高兴。但你什么也发现不了。

一句话，我小时侯的这种不安可能就是孤独。就不相信你的生活就是这样子的，就只是周围的这些人，这些事，这种不安特别强烈。我记得我经常会在中午或者是在晚上吃完饭写完作业坐在门口外面，家门口那种平房嘛，那些院子啊房子啊等等，或者就坐石板啊什么的。坐着其实你就什么都没想的你就发呆，你就看看走路的人啊，看看夜空啊什么的。前一段时间，我在一首诗里面就写到这种童年的无助感。就是说有一个人，一个少年，在外面发呆，我写的时候就在想，坐在哪呢？房子边，马路边，屋檐下，窗台下什么的，都不准确。最后，我想到了一个绝妙的句子：一个人，坐在天下！我觉得中文就是这样子的。坐哪？在外面你就是在天底下，现在“天下”被完全异化为为一个专用词，好像就帝王将相他们的天下，就成为这种了。我觉得中文本身他的魅力就在这里。你看看那小孩他坐在外面，外面指的是家的外面，我说他坐在天下。所以童年的这种“一个人”的状态对我影响很大。我会有很多来自内心的或者生活的一种莫名其妙的紧张感。

小学五年级前，我们家住的是我母亲的工作单位商业局的房子，就一个大通间，隔成三间房。中间的房子很小，是我外婆住的。我至今不能理我父母这一代人对上辈人的准岐视。那个年代，大多数家庭的长者，都如同到孩子家寄人篱下来了。外婆住那间房是用布帘挡着的，没有门大门，侧面有一道门，打开后是公用过道。所以它既是一栋楼里面的一家，从另外门里进来好象又是单独的一户。里面住了，当时我看有我姨妈，有我外婆，我们家三弟兄，反正家人很多，但是好象所有人都没事干。那时是1973年左右，好象再后来也没什么事干。你想文革以后他们也没显得有什么事干，反正都是这样的。然后吧，我就不知道我读书干什么？当是真的不知道要什么想做什么，但是我知道我不要什么。在我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有一个人，他是我爸的一个朋友，是那个地方的一个广播站长。他们搞了一个无线电维修培训班，来跟我爸聊天的时候然后说我可以去学什么的，叫修收音机。我一听我就烦了，哪有心思整天坐着捣鼓收音机啊。

那时侯，我喜欢看连环画书，我们叫小画书，我有很多。一套一套的那种。当时所有的压岁钱啊，别人给你的零花钱的，还有我们拣的那个牙膏皮，拣铜丝啊卖的钱都买小画书记了。我们家不远处有个钢铁厂的第四分厂，是专门搞那种车钳铆电焊的，它每天会有很多各种各样的铜丝，就是在机器上，有用的就过去了，没用的多余的就跟刨花似的。就是个铜丝，我们有空就去拣，人家不让拣，就是半拣半偷啊（笑）。拣了就可以拿去卖两三块钱，两三块钱就是很多了啊，多到大人都会眼红。大人过年时才给你五毛钱呢。很少有谁得一块钱的。你说你老拿那铜去废品收购站卖，得买多少小画书啊。当时的铜价我记得是三块七还是多少一斤，小孩子卖铜是很正常的，大人卖铜可能还不敢。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买这种小画书，你们叫小人书。所以我的兴趣是在这里，我真正的阅读是从这种小人书开始的。后来就能看到一些小说，因为我舅舅他喜欢看书，我妈他们家本来就是书香门第，有阅读的习惯。到了1975左右，我还跟我妈还争抢那些个手抄本看。

我爸是学茶叶专业的，他的那个经历比较搞笑。当然准确的说来是比较悲惨。1996年，我从混了多年的深圳回到老家广东梅州大埔，看到了老家的那些祖坟。我在老家谁都不认识啊，我就找我一个姑姑，我爸的一个妹妹，她在一个叫茶阳镇的上。当年我爸离开广东的时候大概是十六七岁，现在我回来时，我是三十三岁。我不认识她们，她们也不认只我。所以呢就觉得很庄重很严肃，我带着我前妻嘛，还有我儿子，我们三个人去的。当时我爸写了一封信嘛，我就拿的那个地址找到那个地方。在茶阳镇的街道上，来到一条有些破败的街道，有不少老房子，房子里面有没有人住也看不出来。门口有一个人在卖菜，我问她，我找这一家人，你在这个门口卖菜，那这就是你家吧？那你是我姑姑吧？我是从贵州来的。我刚跟她说完这话，她放下手中那个秤（笑），哇哇就开始跑掉了（笑），我琢磨着我说话吓着她了，而她一边跑就一边往那边喊，那一幕真是让我挺感动的，一生难忘。她的意思就是说，谁谁谁家的人找回来了。她一直在哇哇喊着。对一条镇上的街道喊。

那个镇，叫茶阳镇，以前大埔县的县址，后来老发水就搬到另外的高的地方去了。然后可能她又觉得不对了，她已经跑出去二三十米，她又倒回来跟我招手，意思是让我们跟她去，我们就跟着她去了。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房子是我姑姑他们以前的房子，现在给他们住了，让他们在这里卖菜，原因就是一个街坊的都是熟人亲戚嘛。然后，我们就跟她到了我姑姑家，我姑姑的一个儿子，算什么，应该算我的表弟啊，在那个地方的税务局工作，他们住的是税务局的宿舍。走进了家门，我自我介绍了半天，他们很拘谨的，也不是很明白或相信。后来我就把那个信拿出来给他们看，她（姑姑）看了这个信他就哭了，她认识我爸的字，我爸那个字写的特别的好，我现在的字我再练也写不过，跟他们那一代没法比。就他那个圆珠笔、钢笔就直接可以拿来出字体的那种。

我爸他们那家是进士之家（笑），居中然有过那个一门三进士，那出来很多很多人，到现在他们还会有那种以前的皇上给的那种令牌啊什么的（笑），灯笼啊，石碑什么的。这方面我这代就比较淡了。我的父亲他的经历比较特殊，他小时候就被他的，我分不清楚是他的亲父还是养父就给卖给人家。如果他亲生父亲把他卖了，他就走…应该是他的养父，就是说他的亲生父亲后来就是一个迷，应该是参加过打仗，应该是三几年的时候，反正打到最后不知道是死在福建还是到了台湾，反正石沉大海就是永远找不到了。它就这么就断了，那最后呢，我爸他就是在……这个有些接不上了啊，反正他就是在六七岁的时候被人卖过一次，以前我不知道是谁把他带大的，因为我刚才说的回去见的小姑家，还有一个大姑家都不是亲的，他们三个都是三家人，就是这样的，他们是三家人三个孩子在一家长大的。那买他的这个人呢，就是我爸的养父，我爸这个养父啊后来他就去了马来西亚，就是这样子，到了马来西亚后来就死在马来西亚了。嘿，我还说清了这事啊。我母亲家外公家呢，是这样子的，他们是贵州的路家嘛。我们现在回到老家去，人家都会说这是路翰林家的后人，就是翰林（笑）。


那是1979年左右的时候吧，我的地理老师，叫李淑明，他有三个儿子，后来是清华、北大、人大各占一个。现在两个儿子都在北京，还有一个在深圳，他后来，他还当我们校长啊，那时是当班主任，这个退休以后被他们四川老家一个地方返聘去也当校长。他教书教成全国人大代表，这个老师太厉害了。我的语文老师是陈默，中央民族大学（以前的中央民院）的，他是因为被划成右派给打到贵州去的。所以我对那个学校特有感情，他还是我们民俗学的理论奠基人之一啊，是这样子，他太太也在学校当老师，很是知书达礼啊，读过两个大学，特别有意思，她姓李，她在校院里款步走来，真是母仪天下的神态。

就这样就高中读完了就去考试，考大学嘛，那时候真的不知道什么叫考大学。80年，没有人告诉你考大学和不考大学有什么多大的区别，你的脑子里面没有这些东西，反正你的所有的梦想里面没有考大学这一项，什么环境好啊，有出路啊，是你生活的必须要经历的一站啊。没有，就无所谓了，毕业就毕业了呗，没当一回事。考语文我是第一个交卷子出来的，我就按照我的写，我觉得我写完了（笑）。然后就考不上，考不上那考不上怎么办呢，后来老师说你再读一年你考这个学校应该没问题。我们班28个人，是一个文科班，很少的人，那不像现在的那个班级，随便100个人，那时候班上就10个人学习好，5个男的5个女的，但这5个男的就是一个没考上，那5个女的全考上了（笑），真搞笑，特别搞笑（笑）。

班主说如果你再读一年，你一定考上家乡这个学校，那是一所师专。咱班上那5个女的有4个考进去了，我还很喜欢其中一个。我要去了她当大二，我当大一，那多没面子啊（笑），那别的学校我又考不上，我就不考了。还有一件突发的事情，我们家那时已搬到我爸的单位宿舍了，旁边是公安局、法院什么的，都在一个大院子里面。有一天回家发现法院旁边那个地方一堆人站在那里，好多高中同学什么的。说的是部队来验兵，招兵。他们要当兵去。我看的我同学好多在那，我就说也去呗，好玩，去吧，大城市，还听说是什么技术兵种，马上回家就跟家里面人商量，说我要去验兵，家里面没怎么想，说你那想好了就去报名吧。反正当天还是第二天就报名了，报了名然后还托关系去了，报名一下就报了，但报了名你不一定走的了啊。哎呀，那就去找人，我老妈带我就去找那个车管所的什么人，反正转来转去，找到武装部的人，然后再找到征兵办，然后就是说可以去了。

我当时啊，就是说，特别想离开那个地方。不仅是你要离开你那个童年的小环境里，少年时期的这个环境，你想离开的是那一片，整个一片，你能看见的整个那个区域。现在看起来，其实是……其实也挺好的，不管你在外面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至少你见多识广，你对很多事是知道的，不是不知道的。今年4月份清明我还回去了，回贵州给我妈扫墓。然后去见了我的很多同学啊以前的朋友。这是我出来这么多年差不多20年，第一次去见了那么多人。因为去年我母亲去世，那就有很多人来帮忙啊，参加葬礼啊什么的，那我今年回去呢就要还一些人情啊，礼貌一点啊，我就在那待了十几天，这十几天就没有做别的，就是见人。我就把我小学的、初中的、高中的、工作单位的等等，然后做共青团的那一帮，什么机关上的，战友了，同学了，公司的等等各种各样的人等，能见的都见了。我突然感觉其实故乡已经不存在了，只剩一种记忆了。所有的一切都不是你想想的那种，它已经是变成了另外一种东西了。社会的转型变化，市场经济啊等等，它会对所有的一切有影响。同学朋友所有的人往桌子上一坐，你一眼就能看出什么人说什么话做什么事情处于什么位置，因为……哎呀，我觉得很可耻（笑），怎么是这样子呢，我看到我那些同学，尤其是初中同学，你看多小，初中十四五岁，在一起打打闹闹的长大的，喊旁边的一个同学要喊职务，不喊名字，我真想扇他（笑），哦，妈的，生气了。

当兵也是个搞笑的事情，当了两年的兵，两年铁道兵，先在湖北训练，湖北襄樊的郊区。训练完三个月完后就在湖北当兵，旁边有个空军的一个基地嘛，旁边就是我们的团部，我在铁道兵1师1团，是特别有名的一个部队，铁1团，所有的人都知道。我在那个团司令部，在那里当话务员，就是守是总机，其他线接外面，（原来你那时候就是搞高科技通讯的！）电话兵嘛（笑）。那个时候开始呢我就开始语音恋爱（笑），现在叫什么网聊，网恋哦，我80年就开始了（笑），我的初恋就是在部队，就是通过电话线，因为我在团部，她在师部嘛。我们相隔差不多100公里嘛，然后不停的就这样嘛，他们在襄樊市里面，师部嘛，我在张湾嘛，就是郊区一点，团部，就是在工作中在接线过程中常对话，说的也都是术语。但说多了就留下了语音记忆了。那时候我一直在买小说买杂志看，当时部队里面也有很多书啊，那个风气还是挺好的，总是有一些人喜欢读书，不管他读什么书，因为工作完了训练完了你没事儿，那个时候就有各种消磨的，读书那就是有很多人喜欢，我本身就喜欢看杂志看小说，那时候很多文学杂志，基本上是只要有名的文学杂志我几乎都有。

后来部队搬家，要修山东这条铁路，日照现在的这条。师部就先上来了，到山东兖州，下面部队过了几个月半年也到了。我到山东后第一天上机一接电话就听到她的声音，唉！对上了。电话里对上以后就开始聊，彻夜的聊，躲在被子里聊。（按现在那叫长途电话吧？）对（笑），长途电话还不要电话费，你说爽不爽。自己的电线，部队嘛，然后跟我通第一封信，来了信，我躲在厕所最里面的坑去看信，看照片。起来脚都麻了。

大概半年后去见面，约好一个地方，去送文件的时候，趁那个出差的机会，坐一两个小时的车然后去。找了别的一个营部的总机，因为有老乡有熟人在里面，打电话说我到师部送文件，然后约好在哪里哪里见面，只能用部队他们的总机来打个电话，当时又没有任何其他方法可以联络。你不可能跑到大街上找个公用电话，要邮电局，通过邮电局然后要部队，部队那电话一般找不到的，几乎不可能的就是，因为部队会觉得你怎么外线来找我们的人。所以只能用内部的线路。我这一打就接过去了，然后就见面。

走在师部大院，就那个时间，就那个地点，我这样进去，她那样出来，谁也不认识，谁也不敢打招呼，那时候男女兵几乎不说话那种，就像当年的初高中一样，男女生不说话，部队的男女兵也不说话啊。但是走过去了我一看前面黑了，没人，然后你也走过来，我也走过来，一看说“是你？”就是两个人面对面相互说的第一句话，是你？是你？（笑）。然后两个人找个电线杆底下漆黑的地方就说啊说啊，窃窃私语说不完的话，就算是初恋开始，从部队到回到地方，恋了好多年呢，五六年吧。通了很多信，少说有三十万字吧。主要谈文学，诗歌。相互赠书寄书。我1981的生日，她送我的书是一本南京的文学杂志《钟山》。事隔二十六年，我到南京领“柔刚诗歌奖”并在《钟山》上发了上百行的长诗，心情真的很复杂。她是我少男时的文学同伴啊。当时谈恋爱要是被部队发现了是遣送回家的，当兵的不能谈恋爱，要开除军籍。

可惜她的写作还没真正开始就停止了，真是多了一官太太，少了一女作家。她是被政治和物质双重诱惑而嫁人放弃写作的。我们这一代人中，不少少时有才的人，都被这些东西的击落下马。我因此感到沉重和深深的遗憾！精神生活，只有少数人才能一生守恒。

我们后来前可以兵转工，就是现在那些铁道部第十几部十几部工程局啊，比如说11局就是1师1团啊。然后就是退伍嘛，退伍回家。她在南方一个城市工作啊，他们家条件挺好的，我就回贵州了，当时的规定是回原籍父母所在单位，可我父母都在一个单位啊，那我回哪里去啊，我没有地方去我只有回那个单位去——农业局。

过了两年我弟弟毕业了，也分到农业局，那一个局长领导我们一家四口人，你说我能憋得住啊。我那个童年就是那种恐慌那种压抑又来了，就想走，就一直想脱离，哇，我终于脱离了，脱了两年又回来，又这样了。（又被打回原型了）哎呀！倒霉的我还碰上了一个不良局长，我不知道哪里得罪他了，他把我从那个行政办公室调到那个植保站了。那个植保站是专业人士待的地方嘛，你像那农学院的来在这待着了，你把我调到这个地方上来干嘛来了？对啊，我在办公室当我的秘书也好，行政也好，做什么我都还可以，弄点写写画画搞点什么都行，你一下让我到这个植保站，那是很专业，我连个我啥也不懂啊，土壤治理是有土壤学的，我能干嘛。他让我和我老妈办公桌对着，像在家里吃饭似的。所以我说这个局长是个不良局长，要整死我一样的。唉，后来我就不干了。

我就想，怎么样才能改变这种状况。要么就是去重新高考，那个地方有补习班，结果我去补习班一看更吓人，我正儿八经到那个补习班去补习了一个星期，我都二十三了，我到了那个补习班补习了一个星期，第二个星期有一天晚上我就看到老师当时我就跑了。因为我的同学跑来给我们上课，他们已经大学毕业了（笑），还是我喜欢的那个女同学（笑）。他们读那种师专，是读两年的，师专两年他们就毕业了，我两年正好当了兵，回来以后她变成我的老师了。哎幺，我的天哪，我说那怎么行啊，而且那会儿吧，我家里就有那个木架——书架，我自己钉的那个书架，书房吗就。有些朋友会来看到我那些书，也包括他们那个学校出来的师专生，就问我，你有这么多书，你这么多书你读得懂吗？我就特别受伤（笑），他们觉得他们都读不懂我怎么能读得懂（笑）。

我爸他们单位以前有个老秘书叫那个，唉，不知道他的名字了，他经常回老家，西安还是哪里我忘了，每次他就让我给他看家，然后我就借了他们家的一本书，好像是《古希腊哲学史》，史纲还是叫什么的记不清楚了。暗红色的很厚一个封皮，它上下集，但是好像我拿到的只是上集，我借了那本书看，然后他们就很奇怪我怎么会借这样的书看，因为那种书在他们那里没有人看过。

然后，这就肯定不可能再高考，我就想不行那就再做共青团，后来就做共青团，我就去把这个农业局的共青团组织起来，组织起来以后我们那局长就说你不是党员你不能当团支部书记，你当宣传委员嘛。然后我就想不对啊，你叫我弄共青团我就以为是这共青团就归我管了，我给你弄起来了，人家团委都批下来了，你又不要我干了，让我搞个委员。但是这个事以后，我就经常与区里市里的团委就来往嘛，活动一多做做一多，我就被借调到团委过去了。借调过去后来，开了一次团代会，我就被选进常委了，我就可以管我们全区的团委了（笑）。我当不上你的团委书记，我现在可以管所有的书记了（笑）。可我还是不是党员。所以我觉得那时候那是个挺奇怪的挺好玩的个事。

但是老下乡，因为贵州嘛，我们那里叫六盘水，他有各种各样的工作内容让你下乡，粮农推广，农业局的，计划生育也是，扶贫也是，然后还临时的一些各种各样的，还有一些农作物病虫害的调查啊等等等等。下乡，有时候一个月有半个多月在乡下，有一次是一个84年的一个工作，相当于是第二次土改嘛，就是分产到户，承包的那种。我带了8个人去管了两个公社，公社就相当于现在的乡。人家都说副局长以上的干部带队，就我们这个口工作队叫农业口，就农林水利这个，现在都是每个局，以前叫农林水利局，现在是农业局、水利局、林业局、畜牧局什么什么好多乱七八糟的局吧，以前都是一个局。然后抽了8个人让我当队长带下去，我们都是最先搞完的。我在下面还培养了一个人，培养了一个公社的女秘书，我说你这样不行，然后我就告诉她怎么去读书，她是那个少数民族嘛，可以读那个市委党校，然后去读那个民委的两年制的大专班，后来工作就分到区委上班，现在在地方上官做的很好，如果她要一直在下面就不行。反正不管我走到哪总是要碰到这样的一些人，多管闲事啊（笑），喜欢指导别人。（一般不指导男人只指导女人吧？）（笑），然后不是老下乡嘛，就不想待了，看到了那种农村的那种艰辛，而且觉得不一定会有太多的改观。

后来，就很想调工作，调一个不下乡的工作，这个就太难了，我跟朋友们说要调个单位只要不下乡就行了。他们想遍了市里面没有这样的单位，你除非调到什么矿务局去，或者你调到钢铁厂，那个不是市里面的，他它是属于中央直属企业的。唉，后来终于想到一个单位，那是绝对不下乡的，煤气公司，农村没煤气啊，哈哈！

然后，就调到煤气公司去给人家经理当秘书，我是87年去的，从87年我干到92年。（改革开放的春风终于吹到了南方？）（笑），在那工作了五年，那五年也是也当团委书记，还管工会，管宣传，管妇联，还有管办公室，还有安检，也是乱七八糟吧（笑）。我是我们国家的应该说第一批政工师，就是考试啊，我有那个政工师的证书本本啊，我是有这个本子的，而且是省里边给的不是市里边给的，但是有那个本呢你不一定就是，这个就把我搞懵了，为什么，就是说，你这个单位报上去要等省里批下来要考试，考合格以后单位聘用你你就是，单位不聘用你你就不是，这个我就搞晕了。我说这个给我一个证我考上了你说我是啊还是不是，你聘我就是，你不聘我就不是，这个很怪了。那比方说你是一个教授，我聘你你就是教授，我不聘你你就不是教授了吗？这个很奇怪，教授就是教授，所以这个职务职位职称这个你怎么去统一它啊，我觉得这个是有问题的。比方说你现在是北京大学的教授，我叫你戴教授，结果明天你退休了，我就不叫你戴教授了啊，或者你辞职不干你把它炒了，你也不是戴教授了，然后你在别的大学又上课了，你就又是教授了（笑），很荒诞的。

在那干了几年。然后到了88年，又想动了，正好海南岛哦，海南岛要建省，海南热来了嘛，就跑去看看，一看海南那个人才市场，还没有我这个餐厅（北京三个贵州人餐厅）大厅一角大，当年号称100万大学生下海南，那个人才市场可能40平米可能，一看文化局招一个人，什么招三个人，然后就失落了，觉得什么都没有戏，然后后来就回来了，回来了觉得也没什么意思。（在海南就没怎么停留？）就一个星期啊，住在人家什么海口市保险公司的招待所，两块钱一晚上，大厅，二十几张床，每个人一个蚊帐，哎呀，那看的清清楚楚。后来我就回贵州，回贵州以后就没什么心思上班了。去海南多少钱啊，120块钱就动身了，路过贵阳时一个老诗人朋友还有点问题，还留了10块钱给他老婆，这两口子现在在美国呢，混的很牛逼了（笑）。

从海南回来没多久就结婚了，因为当时我住在单位的宿舍里面嘛，自己住的一套房子嘛，单位说你单身汉就不能住这套房子了，要住单身宿舍，单身宿舍四个人一间，你的情况特殊就两个人一间吧，这个事是新来的一个办公室主任安排的，办公室主任他岳母是上面的建委的一个科长。这个主任的行为和长相都很像金庸的欧阳克。

结婚生孩子，但是到了92年的时候实在又待不住了嘛，就停薪留职了，然后当时就，因为80年代的所有热潮都逐渐冷却了嘛，所有的这些搞文学的、搞艺术的朋友都归隐到自己该去的地方去了，或者安稳回单位去，或者去南方，或者去北京，那时候也快要出现圆明园了，已经有人在那附近混了，还有一部分人是跑到南方了，当时一个大的趋势就是都跑沿海城市。我们当时就想，不是下海这种热潮嘛，觉得还是走吧，到外面去。我第一站去的广西北海，待了两个来月吧，东转转西转转，后来到了广州就犹豫着来北京还是去深圳。当时是北京的朋友多，但是北京的朋友多都是一帮穷朋友，那个时候就到94年底了，想一想就还是去深圳吧，经济特区嘛，去了可以找个工作啊，或者在商业上做点什么事。

在深圳一待就待了七八年吧，然后开公司啊，破产啊（笑）。香港回归之前我们给一家企业做一个订单，做好出来以后，因为国家不容许炒作1997香港概念，然后就全部的东西就不能做了，出现很多问题，最后就没人执行合同了。在深圳这么多年呢，就是彻底跟文化圈子断开了接触，偶尔写点诗歌和为数不多的写作或者搞文化的人碰碰面，也没有人知道我是什么人在深圳做什么。比如说想认识一个深圳的记者为自己的广告公司谋点什么利益都好难，你像现在认识一些媒体朋友很容易，当时因为你主动把自己打到了最底层，你自己去当业务员，自己去户外给工人送饭，哦，就是这样子。你和朋友合作你做广告公司，做装修也好，做什么也好，你整天骑着个破单车，你前面是汤，后面是盒饭，就是这样子。你得爬上脚手架，十多米高的，你得去量这个灯箱那个路牌是多少米，你就从那个竿子上慢慢爬下来，高空作业（笑），碰到很多这样的事情。

到了2000年的时候就在深圳待的没什么意思了，各种综合的原因嘛，就来到了北京。来北京就到了通州滨河住了半年，那时候就带了点钱过来打算开个餐厅，然后一来也是有朋友就比较穷嘛，也帮一下朋友，然后就是半年的时间除了帮朋友就是吃喝，把开餐厅的钱都变成酒喝光了，喝光了怎么办呢，那就再回深圳吧。在2000年的10月份我又回去一趟深圳，我准备悄悄走嘛，然后我把家里面的那些东西，我准备开餐厅嘛，买的东西都是相当好，我把家具卖光了就买了火车票就回了深圳，坐火车回的深圳，上了火车我才给朋友打电话，包括你像伊灵（画家）啊，我都是在火车上打的电话，他们说唉，怎么回去了不在北京发展，那个时候他们也早已经从圆明园被赶出来到通县了，我是一个人背个包坐汽车到西客站，上了火车到了深圳。

到了深圳是那种凯迪拉克来接我（笑），以前帮过一个朋友在那边做超市，做了三个超市，他去深圳的时候是我找的免检的车去接他的，因为他没有边境证，他到了深圳以后有一天跟我借钱，借100块钱，我说你缺钱？这是干嘛，你拿个几百一千去啊，他说没事我就这个就行了，没钱，他拿100块钱去办事，可能把事办完中途在哪里坐下来打个电话，叫人家谁谁谁把钱给打过来，就这样子，没有就没有的。他叫他的一个潮州朋友，做海鲜，做鱼丸的，那个很有名的，给整个珠三角大超市送鱼丸的一个老板，让他去接。

这一次，我在深圳又待了差不多七八个月，给深圳烟草的一个企业做副总，管近二百人，很累。做了好多事，长春烟厂还说过我是他们的功劳。但觉得还是不行，不想呆。但我一下想不到有什么地方可去，城市都一样。就没地方去了，这一下怎么办呢？最后我找了一个地方——青海。我就想出家了，那个时候我就认识了一些藏传佛教方面的一些人，包括活佛啊一些有智慧的人，青海我前后去过两次嘛，那时候，还是有些问题吧，自己各方面的，不能接受一些东西，习惯不了。比如说基本的条件嘛，没有水，没有电，我不能经常的收到手机信号啊，电脑啊是吧，（当喇嘛当和尚了你还手机电脑的？）因为去了以后到了另一个系统，你应该去修法去念经，那我还想的我的东西要写，要阅读，要上网，那肯定就不行了啥（笑）。

后来就又回来了，回来又东待西待的，然后这么些年。在北京就这多么年，基本都是生活在通县，通县就是艺术家比较多嘛，诗人什么的也有，但是比较少一些，所以基本上还是跟画家在一起。所以我是一个，开玩笑说是诗人当中的画家，画家当中的诗人，那就很厉害了，哈哈（笑）。跟诗人比，他画不如我，跟画家比，他诗不如我（笑）。这段间也给一些文化公司和广告公司做过一些副总的工作，有时候兼一个策划总监啊什么的，其他的就什么都不做了。这么多年我就发现了一个现象，我当初去人才市场找工作就谁都不要我，是不是？等我为公司去招人，发现很难找人。后来我才知道，北京不像深圳，人才市场很容易投简历啊什么的，北京是你进一个公司要么是朋友介绍，还有一个是网上找，跑人才市场去干嘛（笑）。

后来就待在通县这么些年，慢慢地开始吧，2004年左右，就集中开始写作啊什么的，写诗歌，写艺术评论。跟宋庄接触也越来越多一些。后来在07年吧就到宋庄里面租了一个工作室，在那个东区艺术中心，前前后后也差不多弄了一年吧，那时候待在了宋庄，这样一个过程吧。宋庄，宋庄的冬天不好过（笑）。所有的这一切，有时候你分不清楚是一种理想还是梦想在驱使你这样做，但你一直在这样一种状态里面。就是说你可以选择去做一个纯粹的职业经理人，你可以很稳定的做一个工作，你有时候又不愿意同一些人做一种纯粹的商业的事情，有人会约你做很多别的一些（事），可能跟你的（想法）对不上，但是从你的利益，赚钱的角度就能够。

还在宋庄的时候，就开始计划投这个餐厅（三个贵州人望京店），因为一方面是有自己的虚荣心，总觉得自己是一个贵州人，三个贵州人的老板都是自己的朋友，自己在这个里面可能脸上有光，也能帮助大家一起共同发展。另外自己还有很多想法和一些经营的经验，就想和这个品牌挂上钩，把一些东西实现最大化。做餐厅呢，自己爱吃爱喝，喜欢交朋友，也觉得挺好，但是没想到做到今天是自己烟酒都不沾了，都戒了。然后就是各方面都特别难。

餐厅开业以后，有些事情当你面对它的时候，你没有办法不做出你的一些姿态，比如说我们在这里举办一些四川地震啊，或者为一些对朋友啊他们的家人啊做一些捐款活动，平常我们会做一些朗诵会，搞一些文化，文学的活动。做这些呢，气氛也很好，也可以增进大家的友谊啊，交流啊，也能为餐厅做一些品牌推广啊，自己也觉得好玩。但是最终好玩不好玩还是要看你的经营现状怎么样了（笑）。去年有很多状况，我们认为能赚钱，人会很多的时候，但恰恰是相反的。在奥运会的时候我们认为很能赚钱，会有很多人来，他（老外或外地游客）来了，但是他不是在这块，他在那块，加上车辆限行，单双号，加上地震啊受到的影响，那地震大家也没有什么心情啊，过后又是经济危机，经济危机还没结束然后又来什么猪流感，这些东西它都不是你约它来的（笑），它来了你就挡不住。

要从我的诗歌创作本身来讲，其实我很严肃的写诗是特别早了，应该是，严肃的写作应该是1985年左那会。我是1981开始写作的，我写作是特别早，我写作的时候现在很多有名的诗人还在学校里面呢，工作了的不多。就比方说他们现在划的三代，第三代，确实是，第三代里面也不年轻了，我63年（1963）的嘛，你想把第一代的那些不算，第二代的基本大家都认识，那第三代的这帮，基本都是在这个年纪上。

80年代好象不写诗就不太正常（笑），做文学社，出刊物，我们在贵州六盘水我们做了一个杂志叫《求索》，做过诗歌奖。然后到了85年我们有个杂志叫《大乌蒙》，云贵高原乌蒙山系，你应该听过，我们出了五六期，现在很多收集民刊的人还有。那时候我会写很严肃的东西，其实当时中国诗坛上有诗歌大省地位的省份只有两个，一个是四川，一个是贵州。但是四川的诗人几乎全部出来了，我敢说他可能99%都出来了，贵州的诗人是99%的没出来（笑），也奇怪了。

这个事啊，四川的钟鸣，我非常喜欢的一个诗人，很有分量的一个人，学者型的一个人，他写过一篇文章，说过“贵州诗歌为什么会全军覆”呢？这个事我一直想说，但是好象一直不是特别凑巧，应该，它是一个诗歌史的问题，里面应该有些理论的梳理和人为原因。有机会我会专门写这件事情，因为我身在其中，就算写出来真实到很不给人面子。

深圳那几年只写了几首诗，没有那个状态了，深圳可能就写的有四五首诗能拿的出来，后来我写了一随笔，叫《深圳，一个让诗人烟消云散到北京的城市》（笑）。后来到北京就是不间断，陆陆续续写，写的就每时期有不同的想法，因为现在你看的就特别的清楚，各个地方的诗人，包括世界上的诗人，都看的很清楚。

生活在北京的诗人，头脑里每个人的那种状态啊，影响他作品的那种东西，你看的清清楚楚。这样就知道你应该是维护你自己的什么东西，属于你特质的东西，因为如果你曾经写作是无所谓怎么写，现在你不是了，你现在你已经写了快三十年了，你就必须要注意了，有很多人是因为他很注意自己的写作，所以他的作品能够传下，你不注意的话，一个很好的东西就会被你写成一个平庸的东西了。当然这得有才情，生活和天赋，特别是语言天赋，有语言天赋的人，你读他一分钟就知他在哪个级别了。最低的是魔鬼说的，最高的是上帝说的。人在中间，有向上求索的，也有向下折腾的。

我一直在写的诗歌，一个是我的那个《时间里面的刀》，这样一个作品，它会从我出生的原点1963年一直写到我们现在生活的时刻。那我小的那几年可能会是道听途说，再大一点我就回忆，那更大一点我就基本可以完全把握了。前面的一部分，有一个，大概有个几百行吧，南京的那个《钟山》已经发过了，后面有一部分不知道他们哪个杂志还会要吧，这个我会一直的写。我是以诗歌的形式记录了我这个人整个的人生历史。那这个里面就有六几年的困难时期刚刚过，那个时候，过后的文革，然后有文革过后的那些复兴，百废待兴的那种时代，然后还有那些八十年代的诗歌思想，和那个特别特别繁忙的那个年代，然后九十年代那个经济大潮，下海，海南，深圳，然后北飘，我会集中的完成这个，一个人的史诗和时代的史诗。

第二个部分当然就是我一直进行的随性的一些诗歌啊散文的东西。我现在很少参加诗歌活动，就是想写点东西。参加活动的好处是很容易露脸成著名诗人，让北京以外的年轻诗人不知你的斤两，捞些肉体，物质和名誉方面的便宜。坏处倒也没什么，主要就是写不好诗。我身边有一些很牛的诗人，从他们身上，我学到了东西。

有可能的话会写一本畅销书，很有意思的在这个餐厅发生的人和事，因为所有的人几乎都来过，我指的是就文化艺术圈里面，大范围啊，不仅仅是诗人圈和画家圈，就整个大的文化艺术圈里面，包括一些歌星啊演员啊，包括一些摇滚歌手什么的，其他一些批评家啊等等，来了很多人。这样呢，就会把里面有趣的人和有趣的事都写上，想写这本书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我有一年多没画画了，对当代艺术，我有一些另外的想法。我希望我的作品有保存和收藏价值，而不是有能过上好日子的价格。

按赵野的说法（第三代这个概念是他提出来的）中国最好的诗人一半都住在望京。当然很多，各个行业的名人，很多都在这边。他们好多人都来这里吃饭，包括那些一线的演员、导演，都来吃饭，那我跟他们有喝酒，聊天，我可以写一写。还有可以从这里的事写到餐厅外面的事情，写过二三十个人，二三十万字也很容易的，这个它还有一定的文化价值，它不是一种新闻媒体的东西，也不是简单虚构的畅销小说，不是一些评价，不是影评与乐评，写这样的一些东西，也给他们带来一些让外界了解更多，还可以扬扬餐馆的名，万一让哪个女孩子喜欢上我也不错。（那又中你下怀了），哎……我比较喜欢谈恋爱嘛（笑），一直有很多美女、才女，全部都成了妹妹级的朋友，（你别全发展成妹妹级啊！）那个（笑），从去年开始他们就喜欢我两句诗歌：“爱到床边为止，喝到警察下班”，怕人家测你酒精嘛，酒后驾车嘛，哈哈！（笑），爱到床边为止，就说明没事嘛，太熟悉了下不了手（笑），所以跟谁都没有什么，喝到警察下班，酒也就醒了。天天在餐厅里面可以看到各种美好的事物，带有原罪的美丽的人。

我最后要说的是，我现在是一个基督徒，我把礼拜天用来做礼拜。并且烟酒不沾了。如果不是上帝爱我捡选我，你们可能在几个月前的北京地铁或我家楼下，发现一堆肉泥，那就是我。
很幸运，在我要放弃的时刻，主出现了，爱也出现了。我现在很幸福，我改名了，叫杨上，上帝的上。

闻正

《庄》05.邝老五：艺术真的不是最主要的

我家是在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1997年大学毕业，因为我不是汉族，藏族，少数民族嘛。毕业了以后就分配工作，工作了两年，在壤塘县的文化局，就感觉上反正就不舒服，虽然物质上还可以吧，当时做壤塘县办公室主任（笑）。应该说是按照那种常规的观念是挺好的，因为我家族里有当官的，就是说后台硬一点吧，可能也有点帮助。但是确实不喜欢那种生活，就是喜欢艺术，其实在大学期间，也通过看到过媒体报道，看一些杂志啊，关于圆明园的，流浪画家村，盲流画家，当时挺神往的，甚至我在毕业的时候就跟我们班上同学说过，年少吧，轻狂，当时就说以后你们到圆明园来找我吧，其实就是在毕业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个梦想了。

工作了两年以后，感觉官场上的那种文化，那种体制，感觉特别压抑，挺不舒服，并且在我工作的小县城啊，人口特别少，就是那个县城的常住人口也就两三千人。那时候就想，不愿意工作了，要到外面去生活，然后就出来，先到成都然后到北京，到北京的时候就直接奔圆明园了。但是那时侯呢，根本没有一个亲人和朋友，就完全一个人，背一个大包，就去寻找圆明园艺术家，但那时侯普通话特别差，我老家那边说四川话还凑合，但是说普通话不行啊，和别人一般的对话都挺困难的。包括现在，但是那时侯和别人对话，别人根本没办法听清楚我说的话，因为没钱嘛，就翻进了圆明园的围墙，去找艺术家，在残垣断壁间到处找。后来碰到一个老大娘，跟我说，画家村的画家啊，早就被警察轰走了，被警察轰出去了。没找到，那时也很失望，因为身上也没钱。那时侯就是1995年，已经被警察驱散了，就没了，然后身上钱也越来越少了，带的钱少嘛。就找工作，我就想的先在北京找工作，找工作呢就找的职业中介的那种，又被骗钱，就觉得印象不好。其实我觉得当时北京的那种感觉吧，就确实是文化上的，包括语言上的那种差别特别大，感觉挺困难的，但肯定不想回去，既然来了就不想回去，再怎么混也得混。然后有一次我就遇到一个朋友，和一个朋友合租了个院子，比较小的那种四合院，就在珠市口。他租的，不是我租的，然后我就搭着他睡一下，一个特别狭窄的床，蹭一蹭吧。然后就找工作，完全找不到，感觉是特别的困难。你知道吧，主要是经济，钱，挺拮据的。然后当时带来的一幅唐卡，我家里传下来的，实在没办法我就到琉璃厂，拿到那里去卖，因为没钱了嘛，没法生活了。卖了，好象卖了四百块钱吧，去转了两三天，有给五十块钱的人，有给两百块的，画的特别古老的唐卡，也是我家里留下来的，(有点历史的？)是很有历史很有历史的。卖了以后生活好点，但还是没办法，到处去应聘，第一个是交流上，普通话不行，然后又是藏族，找工作很难，问我会干什么，就会画画，没什么其他才能，找不到工作。

有一次在珠市口校尉胡同画画，碰见一个画画的，他也在那里画画。两人交流，聊着就说来找画家村，但是没了，他说有啊，我说在什么地方？他说他记不清楚了，可能在通县的一个什么庄，他当时具体还不知道是宋庄。当时，我就想，有就好。第二天吧，我就赶到通县，直接来找了。到通县问，很多人不知道，乘公车坐到亦庄那个方向去了，后来又折回来。然后就到宋庄，到宋庄乘2路车，我这个人也挺神奇的，乘2路车当时到辛店，人家说就在这些村庄里，有些艺术家。我从2路车上一下来，突然一下感觉，我会在这里待很久，很强烈，就像那种说的第六感吧，我一看到这块土地，这种空间，就给我这种感觉，那种感觉很强烈。那会儿还没碰见艺术家，然后下车，没走多远，都是农家小院，然后就去敲门。敲第一家，哐哐一敲，门一打开一个带眼镜的，拿着画笔拿着调色板，就是刘国强。我一看对了，我说你是画家吗？他说我是。好啊，我就是在找画家，然后进去，他当时正在画画，因为第一次，当时印象挺深刻的，他画了三代领导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当时住的就像我这样的一个院子。心里很喜悦的，那种喜悦是，终于找到组织的那种感觉，那种很强烈的兴奋的感觉，然后谈一下我的情况，说我想来这里当艺术家，刘国强说没问题啊，这里有很多艺术家。当天晚上就在成力家里，因为他和刘国强是隔壁嘛，在一起吃饭，我买了两瓶二锅头，鹿林他们来了，大概还有好几个人，就在成力那喝酒。很兴奋，喝高了点，鹿林他们来的时候就已经喝的很高了，很久没那么痛快过了。鹿林那种说话啊长相啊也是挺过瘾的，喷着那种酒气，抱着我，藏族哥们啊，哇哇，来这当艺术家，好的很啊（笑）。一下认识了五六个画家，我还没有想到当时宋庄已经有了相当数量的一些艺术家了。感觉好了，在这里待下来，然后就让他们打听房子。

我回城里向我那朋友说，我要去当艺术家了（笑）。他说，你去当艺术家，没一点钱，你怎么办啊？我就说，哎呀，走一步算一步吧。然后就在大兴庄租了个院子，那时候感觉就是狂欢生活的开始，真的，扎根在此，那时候没多想在艺术上的想法，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我终于找到了我理想中的艺术家的一种生活状态。然后在大兴庄住下，当时就和鹿林啊，和索探，和成力啊，刘国强啊经常在三元里食堂，山东老三开的餐馆，后来老三自杀了。鹿林爱喝酒，其实鹿林我们两是比较投缘的，很投缘的两个人。鹿林就说，喝归喝，我们的藏族同胞会不会画画啊，怎么不画画啊？我就想以酒会友，喝酒成了我的特点，我在老家也特别爱喝酒，当然主要这边也有一起喝酒的人，艺术家也挺多的。那种感觉，特别放松，大约两个月过后吧，就开始搞创作了。当时波普、玩世其实都已经出来了，然后艳俗，艳俗是刚开始，那时杨卫，最早做什么庸俗。后来老栗他们之间，可能是为这个问题还有过一些争论。那时候我们就喝酒嘛，包括尹坤，他们看我的这个基本功呢还行，当时就有艺术家建议我，唉，老五啊，你就搞这个艳俗吧，这个绝对有戏（笑）。我感觉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仿佛是理论家、批评家他弄一个框，然后大家都往里面跳。因为大学期间，我还是看了一些西方的美术史，美术思潮方面的书，像西方哲学萨特，波伏娃，包括康德、黑格尔等等。我当时就对他们搞的那个艳俗不喜欢，玩世还行，就像方力钧的那个。艳俗我就完全不喜欢了，都是那种嬉皮笑脸低俗的东西，我认为，画画到现在，艺术里面还是应该有一种崇高的，悲剧的力量，它不应该是一种搞笑，不是那种大笑的感觉。反正感觉当时艳俗是投机的，并且当时这个提出来是有原因的，被所谓的批评家、理论家“策划”出来的，制造出来的，感觉让人不舒服。所以我画天葬，我对死亡的认知，天葬也是我们民族的一种丧葬形式，对死亡的思考。先开始画的比较写实，后来的一些天葬作品处理的偏抽象。那时候喝酒，当然也没想什么太多的，其实，那时候大家啊，宋庄卖画的人也少，人和人之间那种区别比较少，不像现在形成这么大的差距。当时最喜欢的就是鹿林，一起喝酒，虽然他经常嘴上说话不雅，但是艺术家嘛，都是可以原谅的。行为上没有什么底线，当然底线也有，法律底线，不能杀人放火，我感觉这样也挺好的。

后来就坚持不下去，坚持了半年吧，没钱了，然后回老家阿坝，筹了一笔钱。然后又来，朋友们一起喝酒啊，那样一种生活，在三元里“食堂”的晚上，每天晚上在那里狂欢，那时候过的就是醉生梦死一样的生活。艺术真的是，不是最主要的。就是那样一种状态，那种生活的状态。那时候和方力钧这些，包括老栗这些，有时候也就是在餐厅里见面一下，没怎么聊。当时好像鹿林有一次喝的很高的时候，跑到人家方力钧院子里去说，操！有点骂人家（笑），这些现在想起来也挺好玩的。然后山东一个哥们也开了个羊肉汤，经常去那里。就过这样的生活，当时就过这样的生活。这样的生活过的也差不多在2002年的时候，突然下我就很奇怪，2002年的时候这个画也卖不掉，有一种绝望吧。朋友里面片山已经离开宋庄了，刘桐他们也离开了，当时先是陶涛走，陶涛先走了，然后片山他们也走了，然后要到年底了的时候，我也走了。离开宋庄，就回去吧，混不下去了，绝望，是一种绝望。因为那时候宋庄也没有什么人关注，就是一帮艺术家在里面，很少有人关注，卖画的人也少。然后就回到了老家，当时我回到老家没多久，然后鹿林，也离开宋庄了。然后就在老家待了两年，你知道嘛，也过一种云淡风清的日子，然后天天喝酒，当然也做一些行为，做一些行为艺术，因为我其实在宋庄后来那一段已经开始做行为，包括和片山和刘桐合作，那时候是在潮白河，合作过一个行为。我当时对行为这一块其实就已经很感兴趣了，我觉得它表达方式的更适合我，所以回到老家我也是做了些行为。

一晃两年过去了，我回到阿坝过后啊，和宋庄的人基本就没有什么联系了，就也只是和鹿林有联系，但鹿林说是回了山东，已经也没有联系了。然后就一点消息都没有了，怎么办啊，阿坝是待到2004年的时候吧，就觉得，也觉得是又想回来（宋庄），当时一种绝望，也是一种绝望，当时就在那个小镇上，没有一个人，更没有像宋庄这样，有帮哥们这样。然后骑自行车，骑自行车从成都出发，到拉萨，选择冬天，冬天出发，也是做一个行为，每到一个地方，骑行川藏线，最难走的川藏线，就开始寄青稞种子。从成都出发，到都江堰，然后就是又到我们阿坝，然后到甘孜，然后进西藏。每到一个县城，就替中国各个阶层的人，代表性的人寄五六颗青稞种子，每个人寄一颗，然后盖上邮戳，就是用封信寄。然后我就给胡锦涛，温家宝都寄了，然后有张艺谋，刘欢什么的，当然国外的有布什，希拉克，还有萨达姆，本拉登什么的，花了五十二天，到拉萨正好是寄了一百颗青稞种子。然后就在拉萨待下来，在那边做一些行为，也开始打一些石头挣钱[在石头上雕刻六字真言]，一是没钱了，你知道吧。到2005年的4月份，就从拉萨直接回到北京，回到了宋庄。

到了宋庄一看，变化太大了！物是人非啊，然后看到曾经的一帮穷哥们，转眼翻身了，对我都爱理不理了，那种差距啊，心理落差是挺大的，也就走一条比较极端的道路。你不知道，我喝酒，喝酒在宋庄是很出名的，后来回来后那种状态，那种癫狂的状态也是吓人。因为和他们的这种冲撞，那时候我就骂他们虚伪嘛。刚回来没多久陶涛回来了，哦，先刘桐回来的，我刚回到宋庄一个月不到，刘桐回来了，然后我就给老鹿，鹿林打电话，他当时在上海嘛，在什么莫干山画家村。我叫他回来的，我敢这么说，然后他说老五在召唤，然后他回来的时候，我是到北京站去接的他。鹿林回来没多久，陶涛回来了，陶涛给我打电话，说要回到大兴庄，他说可以和我做邻居。突然一下，2002年走了以后的我们，不约而同的回来了，也没怎么联系啊，就是鹿林有联系，包括片山出家了这种，但是片山没多久也回来了。陶涛回来当天在大兴庄自杀，这个对我触痛特别大。我那时候爱喝酒，然后我听周围的朋友说陶涛，因为我们离开宋庄的时候，他（陶涛）有时候还有回宋庄，就说这人不好，给人制造一些困惑，众口铄金，积毁销骨的那种，就是大家都说陶涛不好。但是不好我是不管，反正我们都是那个规划内以外的人，和他们宋庄的所谓的主流不一样的人，他们不见容，不宽容我们这样的人，那只能用一种更极端的方式去对抗它。比如酒桌上啊，那种心态肯定是不太好，但是只要逮到机会就说他们，骂他们，骂他们虚伪啊什么的，你们现在卖两点就牛比了，操！我说真是农民啊，我说他们是农民，艺术家是什么，艺术家我觉得是很贵族的，精神上是有一种纯粹的东西，到处就是在攀比房子啊，女子啊，什么车子啊，听着就反胃口。过去和现在宋庄有一个很不好的现象，，谈艺术的人很少，其实这是我最失望的地方。在我心目中，这里应该像当年蒙马特高地的那帮人，但这种为什么呢？后来我分析下，好像就都是农民，都是农民思想，其实这是一种很失望的一种感觉。我记得清楚我们就是在那个大兴庄苗圃，就是在那个小树林里面，给陶涛举行了追悼会。当时那个狂风大作，吹的那陶涛的遗像翻滚，然后就念陶涛走好，陶涛的遗嘱他们看了以后，他妈还有他哥就从江苏赶过来，他妈的那种痛苦啊。那时我就难过啊，觉得再做艺术也不能这样，这是对亲人的一种极大的伤害，很不好。其实我觉得宋庄的这种气氛啊，人与人之间的那种很恶东西，待久了你就会发现，不过这可能也和我的认知有关系。

后来又没多久，然后老三也自杀，就是开[三元里食堂]的老板，宋庄最早的三块钱就可以吃四菜一汤，烟酒免费。陶涛我觉得是一个才子，他写的诗，他写的文章都相当棒，包括他画的画。我觉得对陶涛的认知啊，应该有一个重新的界定，不要说是他自杀了我们就忘了，其实我觉得陶涛在宋庄那种生活状态是特艺术家的，就是一种艺术家的状态。老三呢就是山东的，沂蒙山区的，很忠厚，老三有时候给我们整火锅，他很爱喝酒，很大罐的本地的那种土酒，很爽。老三回来以后就跟我说，哎呀，宋庄这些人变了，想当初在他开饭店的时候，所有人都说老三多好，他就突然一下感觉到人情冷暖，人情淡漠，已经分化了，暴发户们眼里面就是钱啊，这帮人呢起来了，还装模作样的就瞧不起曾经的，一帮，就说战友吧，或者说志同道合的艺术家。然后老三回去，回到山东，两个星期（就自杀了）……

其实那时候，鹿林那时候也很绝望，鹿林那种状态啊，我是很清楚的，他其实也挺苦闷的，我们在一块待的时间也长，他那时候也是精神苦恼，精神焦虑。后来他跟我说老三自杀了，在2005年的时候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我把它当做一个宋庄的分水岭，就是分成前后宋庄时期吧。那一年宋庄的一些美术场馆拔地而起，画廊开始铺天盖地，就包括早期宋庄艺术家的那种分化，一个个的集团，一个个往那个金字塔里钻进去。但是我依然保持我在边缘的状态，我想选择这种姿态，和一个朋友张海鹰，也是我的朋友，我们就策划展览，策划一个展览，就是在三里屯，张海鹰，陈秋池我们三个策划的。就是想办法嘛，还是所谓的老宋庄，包括赵铁林呐，黑白宋庄的老赵，也是很好的朋友，到今年也没了（去世）嘛。展览策划后就在那个宋庄艺术合作社策划的[人间烟火]展览，2006年，然后展览就被封了。后来片山啊，我们就又一块策划，大家在一块合作的一个展览，我记得，很奇怪，老栗刚好来了，展览的展厅我们已经布置好了，然后老栗来刚看一下，还没怎么看呢，一下子人就走了，哎？我就感到很奇怪。我后来才明白，有人已经告诉他警察马上来了，果不其然他一走警察就来了，就不准办。

其实有时候我也受到警察的盘问嘛，有一次就是从小堡逃出来的，被几个警察围住。我还和两个女艺术家，一块在大兴庄，因为没暂住证，他叫我们去派出所，我说你干什么，我刚从老方（方力均）家里出来，那是吹牛的，其实方力均家里没去过。哦，警察说：方力均，那算了吧。2006年的时候就是和海鹰在那策划了个“人间烟火”，做国际裸体日嘛，当时在潮白河，后来在媒体报道过后就引起了警察的关照，警察就找来了，做笔录，然后和他们对话，他说我在公共场所违反法律，就是指裸体嘛。他给我来个定义就是，有人的地方就是公共场所，我就调侃啊，我说珠穆朗玛峰8848米，也能有人的，那地方是不是公共场所，如果我在那里裸体算不算，违不违法呢？他说：你耍无赖的，你瞎鸡巴扯，在那儿冻死你。然后就叫我签保证书，你知道吗，胁迫啊，胁迫签，不能再做裸体的行为艺术，当然啊，我也签了，既然是胁迫你，签就签吧。

你想艺术市场这个东西，他们终于明白了，我觉得在2005年以前，这些警察，包括当地老百姓是赶艺术家的，不欢迎，就是老仿佛是麻烦制造者。但是2005年过后看呢，觉得艺术家也能够赚钱啦，大家都又抢着了想要和谐了。政策叫和谐，想的配合他们嘛，主要是。但我依然认为这是一个系统，文化系统对艺术家的一种压制吧，从来没有停止。并且说句实话，现在越来越变本加厉了，就是空间被压缩了。对于一个裸体日，我觉得本没什么，并且在潮白河那里，他后来都让我做了四次笔录了，我就感觉确实是精神上有压力。因为在和警察的对话中，他们的那种暴力和那种威胁，甚至有时候，他们那个打电话，早上，还没醒，因为一般都是十一二点钟才起床的，按时九点钟，还睡的好好的，就打电话过来，唉，邝老五吗？嗯，派出所，啊，没打扰你的灵感吧。我说没有，我说正在睡觉呢。踏实点，好好画画，别瞎鸡巴搞一些行为啊什么的，多画些花花草草，容易卖钱嘛。你看，你也不容易啊，因为他们经常到我家里来，也没什么东西，人家那就是给你那种敬酒不吃吃罚酒的感觉。我也就不想和他们对立什么，没必要。但是就在2005年过后，他们成立了个宋庄艺术促进会吧，我是强烈反对的，因为很多人啊，他们是被招安了。当初打着自由艺术独立艺术大旗的艺术家和批评家们，把他们的这个旗帜已经厚颜无耻的扯下来了，为了点利益，为了那一亩三分地。真的，有很多人就被安排了职务的，有很多人，那些艺术家也都得到好处的，我无论什么时候，我都可以说这些话，因为在私下里我和这些哥们也说，我也当着他们的面说。所以说，我也写一些这方面的文章，好多现在和促进会合作的艺术家看我都不顺眼，我好像是阻碍他们财路的一个人，不识时务。近几年宋庄的这个美术馆也好，画展也好，基本也没人找我，我也不愿意参加。所以说在第二届宋庄艺术节的时候，有一帮艺术家，我绝对选择和他们断绝，一刀两断，还是坚持选择自己的一种方式。我就在那个画家大院，小堡画家大院外面的旷野上，我就做了个行为，叫“闭”。用布把自己的眼镜、耳朵和嘴都蒙起来，在上面写个“闭”字，坐在那里一动不动，本来我打算坚持三天的，只坚持了十二个小时，就那样坐着，警察一来，就做不成了，他也没有强暴的赶你，就在我耳朵里说一些。虽然写的是“闭”啊，但是也能听见，就说一些侮辱性的带有打击性的语言，不管你，我都闭了是不是，其实我当时已经选择了通过行为的方式表明了对那些合作的，和促进会和官方合作的那些艺术家的我的一种姿态。你不管我是作秀也好，但是我绝对这样的姿态，就到现在，我依然这样的姿态。当然我做这个行为，也有很多艺术家支持我，以很简单的一个行为表达了一些艺术家的想法。其实还有一帮艺术家是想被招安，但是就没有给他们这个空间，就做了空白画布展，然后我觉得其实这就是一种分水岭。

其实又有什么呢，我们觉得可能会失去眼前的一些东西，但是这就是我要的。不管怎么说呢，多年在这个艺术圈里形成的，看一些书，我觉得一个艺术家，你的作品并不重要，我更强调的是人格，品质。因为我始终觉得艺术家和权力，包括和商业的这些东西要保持一定的距离，我觉得这会伤害一个艺术家真正的思想和独立的创作状态。当然你可以看到那些顺风顺水的那些合作者的洋洋得意，那种姿态，那种耀武扬威，当然也买了一些所谓的车子，整天在大街小巷，飞奔疾驰！其实我倒是觉得这种是个人的一种选择，就是一种生活方式。但是，其实我很愤怒的就是，当时有一帮人，都是标榜独立自由，拒绝和官方合作，甚至我们的栗老师（栗宪庭），我们尊敬的教父，他曾经说过，我们只是想住农家小院，那种风骨骨骼也是挺硬的，但在现实面前，我们可以看的很清楚，也不是我在这里我瞎说，每个人，宋庄的艺术家，都有一双眼睛，可以看到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觉得合作者始终是文化的悲哀，永远应该站在权力的另一面，艺术家或者说公共知识分子，这是最基本的应该坚持的。给你点小恩小惠，是吧，真是点小恩小惠，你甚至把自己的一种理念也抛掉了，这个其实可能就是我和这些艺术家的冲突的主要原因。喝酒，打架，以前就是，也有我的不对，骂他们，你们就是没骨气啊什么的，当然说的也过了，就打架，有时候打过了还是哥们，打，还是哥们，我觉得这是宋庄的一个传统吧，这是那时候的一种状态，我现在戒酒了。

2008年的时候，也就是到了去年，选择6.4，做行为，从家里开始磕长头，朝圣，就是我家乡的那种，到拉萨，沿路磕长头。我就做了双铁手，铁掌，这么长，铁掌上就用铜皮焊的那个六字箴言，“嗡嘛呢叭咪哄”，6.4那天早晨的六点钟，从这里开始，就磕头嘛，一步三叩首，一直磕到小堡环岛的地方，就到环岛那地方，等于差不多已经是三个多小时。也累，很累了，这时候突然两个警车来了，直接上来就停到我面前，我一看，哦，警察来了，当然我很累，我是很累，我真是累，我不怕他们，我没有害怕，当时就是把我的三个摄影师，还有我的爱人，一块就抓到派出所去了。但我就很奇怪你知道吧，因为这个消息啊，基本没有人知道，我只是给我的搞行为的朋友发了几个短消息，又是早晨六点钟那么早，肯定是有通风报信的人。然后就交代嘛，你为什么弄什么自由人权啊？我说这是普世价值，那你知道今天是6.4了？我怎么，我说怎么不知道呢！那你为什么选择6.4呢？我说我觉得6.4就是个日子啊，我想选，它和6.5，6.6，6.7都是一样，但我就想6.4。操！一个警察抬起他那个脚来就来踹我，准备踹我一脚，离我脸上就这么远。我说你踹，我说你只要踹下来，我不和政府过不去，我只找你这个人，我们两有私人恩怨，我就和你有私人恩怨了，我可以报复你。他们那个语言暴力，很过分，把我和藏独扯上关系，问我对达赖喇嘛的认识，为什么画六字箴言，我说六字箴言有什么不好的，“嗡嘛呢叭咪哄”，我画了，就像你们的“南无阿弥陀佛”，我说你们倒应该多念念，中国也是个佛教国家，是吧，佛儒道的一个国度是吧，念这个对自己有好处的，我说你们都应该多念念，这有什么错。妈的！你别他妈画什么六字箴言，你画一些什么花花草草，好卖钱嘛，你看你那个家里成什么样了，瞎鸡巴弄，叫我们也整天弄这事情，我也不置可否。然后就一波问完了又来第二波，因为我的摄像师，摄影师都被拘留起来了，就一个个套话，我只是做一个行为而已，这有什么过分的。你呀，老五啊，宋庄的炸弹，老是弄这些事给我们添麻烦，你知道上次那个国际裸体日，我们领导开会压下来的，我们几天他妈的加班加点的，做你的事情。他一波一波两个人来审，到第三波我就感觉问题还有点严重了，说是要往家里面搜查。哎，到你家里面去看看，看看老五画画的，也许买你几张画呢。其实我知道他们是想要来搜查，我想，也没什么是吧，说句实话我是个天塌下来都不怕的，真是也没什么事是吧，即使有什么事也只能承受是吧。既然选择了做行为我就想到了要承受，来了十二个人，四辆还是三辆警车，到处搜，什么都没有搜到。然后我的爱人，我的三个摄影师,就先被他们放出来了，我说行，把他们放出来就行，我说和他们无关，都是我请他们来给我帮忙的，所有责任由我一个人承担。然后又把我弄到通县公安局，我为啥是觉得有点麻烦，因为就问我老五你想吃那种免费的共产党的米饭吗？我就笑一笑，我说都可以的，挺好。我就在想，因为他说：你做好准备通知你家里人，特别是指妈妈，说你的母亲要通知，这点给我压力很大，真要通知妈妈那可不行，我说需要的话我有爱人，通知我爱人就成。老家的话那太远了，老家藏区，我的老母亲也老了，不希望她牵挂。他说既然你晓得你还搞出这种事情（笑）。当天晚上有两个保安吧，我就特别困，你知道为什么啊，其实我磕头做那个行为很消耗体力，就睡着了。他们一个警察也挺好的，就给我买了一瓶水，买了个面包，因为一天了没吃东西嘛，一直都是在审问啊什么的，没吃饭。然后我爱人也是托他们给我带点吃的，不准见面嘛。吃了也没多想，就睡着了，睡的挺香的在禁闭室里，累了。第二天早晨，就是市公安局过来了，那些人就是挺专业的，又来审我，甚至连颠覆国家罪都来了，我想，要搞这个肯定那就要被判刑，但是也没办法，我只能这样，也没有什么人能帮我。然后就又来了两个来审我的，狂骂我啊，但是我想他这么一骂我，就有可能就是在警告我嘛。我的爱人，我觉得她是特勇敢，我被抓进去吧，她就一直来要人，通县两个公安分局都跑了，关在什么地方了？他究竟违反了什么法律了？特别强大的那种，所以这一点我很佩服，所以我就对她更钦佩，不是弱女子。第二天早晨就在那公安局门前面，然后就看到她来接我，关了我24小时啊！他们可能也没什么办法了，就警告我，给我滚吧！再他妈别给我做什么行为了，后来就把我放出来了，然后我和赵跃就离开了，我们在通县吃了顿饭，然后我因为手机都关机嘛，出来就给那些朋友啊，关心我的朋友就发短信息。到宋庄他们就知道了，做行为的这些都知道了，我说我出来了，当时他们都想，如果当时24小时不放人，他们就一个个举牌子去示威要人，其实我挺感动的，因为平时其实宋庄就这样子，包括刚才我们说的，和官方合作的这些艺术家，就是在这时候也是看到那种朋友的关心，那种感情，因为人在那种环境当中得到大家的支持和关心是心里感觉挺好的。

然后就这样吧，基本就是一种生活，现在也没有原来那么狂躁了，平和多了，等于好好的做自己的事，和朋友们愉快，一切都在进行当中，永远在路上的那种感觉，我享受这样一种感觉，但是我也做好了打算，今后和官方是永远拒绝合作。去年胡月朋我们和诗人何路等一起建立一个死磕派，但是说派吧，其实我对什么派啊、主义、团体都不太感兴趣，但是就死磕这种精神呢我觉得挺好，就在我们身上，包括圆明园时候的艺术家的，圆明园的精神，包括宋庄的这种风骨吧，里面就包含一种死磕的精神。因为很多的人仍旧是很不容易的，仍然在坚持，在一个孤独的环境当中。我觉得这一点是就对于整个的社会环境也是非常的好。就像前不久刚刚去世的黑白宋庄的赵铁林，我觉得他是我的一个哥们，一个藏族画家，刚到宋庄来，没姓没名的，他对我的关注和认可都是，包括有很多朋友，包括栗宪庭，其实栗宪庭也说过两次把，说我到你工作室去看看，事实上我这个人，可能是我的毛病吧，挺高傲的，不服从，内心里不想。整个我自己的艺术吧我把他强调是一个修行的方式，所以说我现在天天打这个石头，这就不简单的看作是做艺术作品了，我敲打这石头，边敲打边念，包括画画也边画边念，“嗡嘛呢叭咪哄”，，我感觉有一种真正的内心的充实，还有一种喜悦。所以说那些流行的政治波普啊，玩世艳俗啊，我是一定要保持某种距离，甚至从来没有想过。我想有一些东西就是轻车熟路的就可以达到，因为手上功夫嘛，但我更强调我仿佛冥冥中有一种使命，是一个藏人在这个画家村，在宋庄这个有很多文化人、艺术家的团体中，我不想影响他人，但我希望坚持自己。也就是一种苦行僧的方式，来达成我自己，我现在把酒都戒了，把自己内在的体制建设好，最重要的就是把自身体制的突破，包括自身的精神、思维上的，寻找一种打开的一种状态，使自己充满一种自在感，慢慢修行吧。

闻正

《庄》06.单竹兰：我好象一直在逃离

我1971年出生于江苏大丰，就从我们家说起吧，我们家在浙江一个传统的大家庭，一共有十几口人住在一起，所以我从小吧感觉，感觉就挺压抑的。因为什么事都是我爸说了算，当时家里条件还是很好的，我们家开个工厂嘛，在当时还算有点钱。但我爸他家长制特别特别的严重，比如说升学啊、找工作啊、谈对象啊……他都要管，都是他来决定的，所以说假如我不反抗的话，我就挺生气的，但是就是不爱说话，那就是反抗嘛！比如说，小学三年级，他不跟你说，他就让你留级了，什么事都是他自己觉得该怎么着就怎么着，他决定了从来不跟你商量的，就是这样的。后来找工作也是，找工作嘛，当时我就想自己找，但当时他就自做主张给我安排好了，找了一个认识的叔叔的建筑公司嘛，当时那工作也不对口，而且自己也挺喜欢画画的，就想出来，也是想逃避那个环境吧，正好那时在无锡认识一个画画的老师，他就建议我还是出来发展，介绍我到北京来。（当时你跑北京爸什么反应？）当时他就是那样的，那时侯在无锡的时候也是，他就自做主张给我找对象，他从来不跟我说，他都安排好的，找好了你直接就范就行了，所以我当时也就是跟他对着干的那种意味在里面，就自己跑来北京了，来北京后来就认识了吕上（丈夫）。（来北京前他知道吗？你爸）那时候就，后来知道了，我当时在徐悲鸿纪念馆廖静雯办的那个绘画培训班报上名，后来他知道的。因为那会在无锡当班的时候也挺困惑的，老是不想上不想上（上班），然后礼拜天就到城里去找老师学画画嘛，来北京之前基本就这样。不想再待到原来那个环境中去了，毕竟小地方嘛，毕竟北京这个搞艺术的比较多啊，来北京也挺艰难的，但就是不想回去了，不想回到原来那个环境，所以就留下来，等于是留到北京了。其实我就是反抗我爸爸，也不要他去干涉，我自己决定自己的路，选择我的生活。

在北京的话，我们要生存嘛，但他（吕上）又不愿出去，那只能我出去，家里面两个人总有一个人要出去你说是吧？没办法待下去了，后来只能我出去找了一份设计的工作。在城里上班，当时也挺矛盾，但是没有办法，因为家里总有人得作出牺牲吧，你说（笑）。后来他是2000年先来的宋庄，我是2001年吧跟着搬了过来。来宋庄后我也就继续上了一年多的班，但是我的本意还是想搞艺术嘛，也是不太情愿（上班），但是没有办法（笑），就上班，但也不愿住在单位了，所以天天就来回跑，特别的辛苦啊，每天天不亮就起床了，上班下班天都黑的，有点披星戴月的那感觉，上着上着就想撒赖了，就不想去赶趟了，有好几次都这样的，就赖在家里了。最后，挺痛苦的，就给经理打电话说，感冒了，生病了……不去了（笑），结果他（吕上）一看就不行，就还是别上了，再想别的办法吧。后来就回来不上班了，自己画点画什么的。但是还得生存啊，怎么办？我们就想别的办法，最后就到处去画点壁画了，搞点插图啊之类的，接点其他活就这么熬着过来的。中间其实就反反复复的，就不是那么顺利就。

我其实还是比较内向的，不爱跟大家窜来窜去的，平时一般就还是画点画啊，待在家里。后来他（吕上）去关辛庄（搞个宋庄艺术合作社）嘛，我还去通州待了大半年时间，后来还是回来了，反正始终中心就是围着宋庄这一块转吧。我一般就是不太爱窜门，主要还是想做自己的东西。画画的不多，后来是在关辛庄宋庄艺术合作社的“人间烟火”的展览开始尝试做装置，做装置也是发自内心的，自己很喜欢，觉得更能表达自己的想法啊，是这样，装置现在也不好被…（收藏），没有什么物质的回报吧，关键还是自己喜欢。而且每次，每次做的话挺辛苦的，因为平常就是经济不宽裕嘛，也不可能大规模的做，一般就是有一个展览了，那就是赶紧做，一般就时间比较短，十天、二十天基本就要赶出来，反正我做的到现在七、八个比较大的装置吧，基本夜里都是不睡觉的，总是在那种赶的状态，特别的辛苦。然后吕上他也帮我，他也帮我一块做。平常就是有好多想法吧或者说方案，就把它记录下来，到时候有机会就实施。就这样，做一些东西，平时也还画一些画。

宋庄这边其他的女艺术家，跟我情况相似的有一部分，一般都是两口子都搞艺术，还有就是单身的，那就更辛苦一些吧，他们就是在生活上可能就不太安全，这都住的院子。（你说你是个女权主义者？）我的作品吧，就是表达我自己内心的想法，女权也就是在生活当中经常感到不公平嘛，一个就是男女不平等，这个肯定是存在的，而且女人的机会肯定是不如男人，特别是在宋庄做展览，你就能看到，比如说一个十来个艺术家参加的联展，才会捎带上一两个女艺术家，在展览上给他们点缀一下，有时候甚至就是完全没有。而且就是每年都是三八的时候才想起来女艺术家的（笑），所以说展览是这样的。我觉得就是女的还是很弱吧，我希望的就是以后大家可以攒起来团结一起干一点事，有一个什么组织性的定期的活动啊，或者通过其他渠道争取一些自己的权利吧，我看之前他们也有做的，但是坚持下去的确很难。天青（宋庄女画家）原来不是在广场那做了个“艺群女屋”嘛，但做了一年之后也就不了了之了，干不下去，不知道什么具体原因，但肯定也是很困难的。女艺术家现在像我这样，其实来自家庭的压力也比较小了，老公挺支持自己，父母呢这么大了管也管不住了，主要还是来自社会的压力，还是主要的，女人想要做一件事的话还是不太容易。

我的性格跟很小时候的生活环境有很大关系，有时候你被压迫不光是因为父权的原因，女人往往有时候她会，比如长辈的人，她也会来压制你。就是她已经受大环境影响她也成了那个工具了，像我们家我母亲她是没有发言权，她是逆来顺受的那一种，但是我的再上一辈到我奶奶，她是很权威的家长制，在家里我爷爷全部得听我奶奶的，然后我爸也得听我奶奶的。还有就是我刚才说的，男人压制女人，但有一种情况就是，女人有时候也会成为男人的帮凶来压制女人，就是这样的，以前看到一个新闻就是说一个女孩子到十几岁了她浑身疼，后来去透视，然后浑身被扎的那个针，就是小时候他奶奶因为她女孩子嘛，恨她，就弄很多缝纫的针扎到女孩的身上。

做为女艺术家的话，还是缺少独立性，想做大作品，想有自己独立的创作空间，我一直想有自己单独的工作室，你看我现在还是和我老公共用一个工作室，最大的问题还是经济问题吧。我好象一直在逃避，我当年考大学我就是为了离开那个家庭，其实并不是说想学什么那个东西，主要原因就是为了逃离我的家庭。然后后来找工作，我就，就不想找工作，工作了又想着逃离那个单位，工作也没有什么意义，觉得都是被安排的。

我的第一个装置作品是在关辛庄宋庄艺术合作社的展览上实施的，当时吧，不由自主地，就好象是做了一个梦，就是一个枕头，然后里头有好多手伸出来，枕头上就是划了一个大口子，从里面伸出好多手。其实说，感觉上是比较暧昧吧还，有一种伤害感，伤害反抗的那种。后来第二个作品是在小堡这边的上上美术馆，当时是胡月朋弄的“宋庄制造”的展览，一开始我的东西还是比较私密性的，最开始是枕头，接下来是一个床，最初的想法是，最初想的是挺好，但是当时实施以后有一些困难，没那个条件，当时是想让那个床跟枕头上都长出那个金针菇。想自己种，但是当时是实施不了，因为种蘑菇好象是要求那种封闭的阴暗的潮湿的环境，时间上也来不及，后来就改变使用了医院用的那种棉花棒（卫生棉签），医生不是给人打针前，抹那个药水消毒用那种，就是把它稍微放大了一点尺寸。作品名字就叫《红药水和紫药水》，主要也是和病痛有关吧。当时一个一个，大约做了几万个吧，吕上他也帮我做，后来时间很紧的时候，几天几夜，一个多礼拜吧，基本就没有休息，然后做完了就一根一根往上扎，当时我扎的感觉啊，就好象是，好象就发泄的一种，特别的过瘾，就是有一种暴力倾向。表面上看是挺简单的棉花头，但是就那个扎的过程好象就是一种发泄的过程，一扎一扎的就一种暴力，你想第一个也有一种暴力，用刀把它（枕头）拉开，后来又在宋庄美术馆栗老师做的那个展览上，那是做了一个塑料管的作品，塑料管全部穿在白的那个KT板上吧，那个比前两个更麻烦，工程量更大，那个是做了一个多月，那个孔有几万个吧，当时十几块板，一块板上就好几千个孔。其实就那个过程啊，也是一个发泄的过程，有关联吧也跟以前的，当时找不到那么多的塑料管，就也还用了一些其他的管子来代替。做装置啊主要就是一个过程，重要的就是这个过程，作完了也就完了，做完了我也不在乎谁收藏啊干嘛啊，其实就是一个发泄的过程，好象就是这样（笑）。后来的作品基本上也都是跟输液管啊、药丸啊，跟病痛、伤害有关的思考吧，我的作品嘛就是猛一看，有的人可能不太明白，因为它不想那个政治啊（政治符号），或者大喊大叫啊什么的那种，不是那种直白的，有时候只能靠一种感觉来理解，隐寓吧就是一种。

闻正

《庄》07.杜撼：三十载天涯寒窗，今朝全球怒放

1989年春节前来过一趟北京，当时其实目的，就是小孩时候的童年梦想，跑过来想考中央美术学院，那时候很小，大概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就想，就早看了廖静雯写的徐悲鸿的一生。那时候很小大概三四年级，三年级的样子，对当时的（心中的偶像）稍微有一点点了解吧，就是对那种壮怀激烈的，感觉当时我们那个时代完全不太一样。后来上了初中的时候正好碰见一个刘海粟的学生，当时那个老师都非常老了，应该有60多岁，返聘回去的，但是特别有热情。我们记得第一次期中考试的时候，当场画，完了以后拿着我的那个作品，其实现在想一想就是三个几何形体，一个正方体，一个圆柱体，一个圆锥体，（素描）很简单的就这么小的纸上画三个，45分钟，然后大概40分钟我就第一个交卷。大概过了有一个星期两个星期的样子，很多班上的人就跑到我们班上来问：哎谁叫杜军兵啊？我那时候叫杜军兵，谁叫杜军兵？初一7班的，都问。我说我叫杜军兵，跑到这问什么呢。后来有一次我路过隔壁那个班，我们那节课可能是体育课吧，就看那个老师拿着我的那张试卷：这是初一7班杜军兵的一张画，说这是我们学校这次期中考试唯一的一张优秀，带加号的。从那一瞬间我就觉得，小孩时候的那种鼓励特别特别大。当时有三个梦想，一个是我要当一个运动员，把当时刘易斯的记录破一破，现在想想简直太天方夜谭了，因为我去年8月几号去看那个黑人跑，离的很近，我坐第一排在那看，第一次感觉到什么叫里弦的箭，没法跑。还有一个梦想做作家，因为那个时候全校作文比赛拿过一等奖，但是这种鼓励是决定性的，这个老师叫邹光作，然后拿着这张画，每个班这样去说的话，而且正好我又看到了那次，那个力量简直就像个核能一样。然后就比如做作业的时候画一块石头，那力量多大，我就画100张100块石头，画100个，人家只画一张，我画100张，画一只鸟，我可能画2、30只鸟，我每次交作业都是交一打一打的。还有几个志同道合的小伙伴，哎呀今后要从事这个道路，要做一位画家。

后来从初中到高中，6年呢，当时一些出版物还是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在我们当地很多书还有一些外版的书都能买回来自己自学。然后我们一起长大的那个小同学，他爸爸是我们当地的很有名的画家，完了之后就经常在他们家寒暑假画画。（后来怎么上了美院的？）后来的时候我们就拉钩，要考中央美院怎么样，还挺有童年梦想的。后来这个小孩很聪明第一年就考到我们江西师大了，我就是为了完成这个梦想，高中毕业后在江西师大美术系呆了差不多一个学期，跟着他们一起画画，一个学期过了之后就往北京来了，到了北京发现这跟省里完全不一样，很多很多人，非常非常多，当时一看还有附中，附中他们小孩画那么好，你这根本就没法考啊，地方上画的那样，你到北京跟中央美院附中的孩子一起，那就差的十万八千里。然后就觉得这油画系没法考，太难了，就打退堂鼓，还是换一个容易一点的吧，还是学雕塑吧，雕塑容易，而且成本又低，有几块泥巴就够了。后来就在钱绍武那个班上学雕塑，城市雕塑研究班，当时都是五六十岁的人，我年龄最小，19岁。学了一段时间，发现哎呀，这雕塑，以后成了大雕塑家也就是做做主席像，做做这些领导的像，好像没有什么太大意思，后来又换，又后悔了，后来又想生命就一次啊，还是选自己最喜欢的事做吧。但是又没钱，然后家里也不错了，给了那么多也有限。后来正好钱绍武跟那个西游记有一个，做西游记宫嘛，很多地方都有，那就去那边干活吧，挣一些钱。在那边干了一两个月之后呢，就拿了一点钱，自己一个人去西藏了，沿路把中国的这些什么永乐宫了，敦煌啊，麦积山啊，云冈啊，龙门啊都转了一圈，看了一圈。那个时候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至关重要的一次游历。尤其是去了敦煌，永乐宫极度的震撼，觉得中国几千年的这个艺术太震撼了，无论是造型色彩就是从纯绘画的基本的角度来讲，那都是把人震撼的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然后又去的西藏去的阿里，阿里无人区。这趟游历下来之后，其实当时也是自己不自信，觉得我到底是考雕塑呢还是考国画呢，国画我觉得不用考，那么多博物馆你都能看得到原作。而且从小就画，觉得好像没有必要进科班学，自己就能学了，你血液中流淌的就是这个东西，没必要浪费那么多时间。后来觉得雕塑呢，出来都是干这个，也觉得不好玩。你想想80年代末90年代初可不都是那种教学方针嘛，就苏联的那些。后来还是觉得油画，因为那个时候喜欢印象派啊，后印象派啊，梵高啊，莫奈啊，塞尚啊那批人，还有德库宁啊，还有再往后一些，特别喜欢。但是在国内你又出不去，只能在中央美院学，但是嘛，浙美好像，我也挺笨的，浙美好像特聪明的人才能考的上。然后就跑到北京来，北京也是，一个看展览，那个年代只有中国美术馆有展览，不像现在那么多地方全都有展览，杭州也没有什么展览，只能到北京来。然后到西藏溜达了那么一大圈，死里逃生死过那么十几回，被狼追啊，冰雪啊，在那个唐古拉山去阿里无人区啊，那就不用说了，觉得生命就一次还是选自己最喜欢的吧。考吧，硬着头皮考，然后还算是幸运，也算是遇到一些比较宽容的，而且也是比较伯乐吧，然后就考上了中央美院油画系四画室。进去之后呢，因为之前考都是分工作室考，可以随心所欲的画，还挺开心，进去之后画了一两个月也挺开心的，后来要期中考试了，唉，一看评分的标准都是油画系所有的老师一起来打分。这下就麻烦了，要用铅笔画，这已经好几年不用铅笔来画素描了，而且也是还是苏联的那一套啊，你想想当时的那个靳尚谊啊来评分。唉，又觉得这下麻烦了，但是大家，学生积极性都很高，但后来也慢慢，确实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差异，各种各样的喜好不一样，大家都有自己的个性，后来就觉得越画越苦闷，越画越感觉是俄罗斯的美术学院的一个分部，就觉得特别痛苦，觉得还要在这耗3年啊，觉得太痛苦了。因为自己考进去在班上年龄也大了，24岁了，因为前面的那些千辛万苦，就觉得再熬个三年四年都老了。（心理有落差）而且我也一直有一个渴望，就是把中国这种几千年的绘画这种魅力通过自己，通过自己绘画的忘我的这种状态，把绘画的那种，国画的中国的这种绘画艺术本身的根基和魅力展示出来。

去美院前我就逐渐有这个梦想，要拍电影，之前看阿佳尼演的罗丹的情人，极其的受震撼。后来陆陆续续看了很多国家拍艺术家的电影，就是中国没有，可是中国的艺术根基如此之深厚，没有，一部都没有，我就觉得非常非常的失望，而且中国的导演更多的他也没法去拍艺术电影。我五六岁开始画画，当时已经画了20多年了，我冥冥之中就想把他拍出来，之前看了电视剧徐悲鸿的一生，演员演的不错，但毕竟没有绘画功力。后来觉得美院没有多大意思，有点浪费时间，就离开了去电影学院，正好有几个认识的朋友同学，当时也有这种趋势，很多学美术的搞导演，比如像王小帅，他原来就是中央美院附中毕业的，后来他拍的《冬春的日子》，是电影100年全球选100部的作品，他拍的《冬春的日子》就入选了，这也不容易，当初大陆入选的好像就这么一部吧。电影更多的跟大众会发生关系，比如你去老北京的家里，可以说每个人都看过电影，没看过电影的几乎就不太可能，但你说大学生20年前进过美术馆的，可以说寥寥无几，现在普及的多了，媒体啊，展览馆啊，美术馆啊，798啊，草场地啊，宋庄啊，观音堂啊，还有各种的艺术博览会啊，电视啊，都能看到很多。尤其对我触动最大的就是韩国拍的醉画仙里面讲的都是中国的画家，中国的文艺，可中国却没有一部，到今天为止都没有一部非常深刻的，非常深入的进入艺术本质的，而且是中国绘画、中国美学、中国艺术几千年本质的灵魂的这种电影还没有，一部都没有，只是有几部相对的故事片像——《画魂》。她只是作为一个女人一个艺术家他的传奇，而艺术本质的探讨没有，基本上没有，再加上她本身也是西方的绘画体系下的一个女画家。我在电影学院呆了一年多一点，主要是看电影，看这100多年来的。因为当时在北京，那个时候你只有在洗印厂你能看的到这种国外的电影，而且是原版的，不像现在有电影博物馆，各种媒体，各种碟，你自己都能买的到，那个时候哪有，那个时候没有。而且你看碟的感觉和电影院看的完全是两个感觉，而且那个时候大家吧，我觉得那个时候氛围挺好的，大家可以随便去上课。摄影系，录音系，绘画系，电影文学系，导演系，甚至表演系你都可以到处乱窜到处上课，那个时候好像各种那种有点各大中国各级的电视台啊电影人啊都在恶补的感觉，好像大家都挺好学的。后来我就一直这个梦想，但是这个梦想完成之前，你必须把自己打造一个自己认可的高度，你自己得把中国这个几千年的这个艺术啊，你自己至少得有个大概的眉目。虽然这20年，在孜孜以求的在学习，在探索，自己也别的事也没怎么从事，就是干这一件事，做准备，然后让自己的画能达到一定的出神入化的忘我的境界，你才能回过头来。因为你自己来演，出来之后就一直画画，而且周转全国各地，这么周游游历，这么一晃又十年了，很快非常非常的快。

宋庄其实1999年来过一次，1999年那个时候在那个山坡上，西街那边那个山坡，后来呆了一个多星期后来发现不行，没人，没地方吃饭，而且非常非常的冷，一个人，东西呀，什么水到处都结冰了，都冻上了，呆了那么一段时间之后发现不行，就一个人至少你两个人就好办，当时也有不少画家艺术家过来，他们呢都是一家人，或者是之前已经做好了一些铺垫的，或者是白天在这边工作，晚上不在这，可能不在这睡觉的，可能是两边跑，城里和这两边跑，然后我就回到798旁边那个小村里去。呵呵，后来2003年就彻底过来，非典之后，5月份就彻底过来了，过来之后因为这边也便宜，又有院子，一年才3000块钱，就潜下心来画画。这么一画，2003又到2009时间是非常快的，当时那个工作室很小只有五六十平方米，后来呆了三四年之后有一个八九十平米，后来2006年搬到这里有四五百平米。因为来北京21年了，最早的那个工作室才三四平米，真是三四平米，就放一张床，呵呵，一张小床，上下铺，下面是书桌然后呢上面是铺，旁边还有一小溜就画点小稿了。后来条件好一点点，租了2间小屋，就像防震棚一样到处漏风，四面漏风，冬天的话，那个房子都结了厚厚的冰，在那画画。不过现在想想这种经历是必须的，像咱们刚才讲到的涅磐，这个过程是谁都省略不了的，省了你到晚年就会出现问题，也许你会很风光很风光，滥竽充数，总有一天他会露馅的。这个工作室你也看到了，花果山水帘洞，外面下大雨里面成瀑布，3年前2006年签的时候，整个这个院子是7万，这一半呢是4万多，第一年还不是水帘洞，第一年是星星点点的雨，第一年是小珠，第二年是大珠，第三年就成水帘洞了，要是里面没画，就成天浴了，可以洗澡。所以这也是一直没有放弃绘画，没有放弃中国这种水墨，一直也画中国水墨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因为其他的很多很多同学，现在都在做什么观念艺术啊，行为艺术啊，影像艺术啊，都做的非常成功，像孙原啊，季大纯啊这些，同学都是同画室的，还有陈曦啊，都是同一个画室的，这些人都很出色，都在自己的艺术天地里打开了一片天空，所以说呢他们的成功对我也是一种鼓励和鞭策吧，因为每个人都渴望怒放，至少一生怒放一次吧，你不能一辈子……这个时代和梵高那个时代还不太一样，因为这个时代是一个……你如果是真正的，你如果是真正的太阳的话他一定得升起。所以他们都非常出色在自己的艺术天地里都打开了一片天空。然后呢，我觉得他们对我也是一个鞭策和鼓励吧，我觉得一个人一辈子总得怒放一次吧，在他所热爱的这项事业里面，或者所从事的这份工作里面，他总得让世界看到他。因为这个时代和梵高那个时代还不太一样的，因为这个是一个多媒体也是一个网络的时代，你如果是真正的太阳的话你总得要升起吧。即使照亮不了全世界你也得照亮你自己，照亮这个领域里，从事的这些，这个领域所从事，从事这个领域的朋友们吧，至少能够感受得到你的这个温暖和能量吧。

你看我的春联上也是写的“三十载天涯寒窗，今朝全球怒放”，四十岁开始得让，得走出这种涅磐，这个涅磐也涅了20年了，给自己盖上了一个第一步的合格证吧，所以前一段呢也虽然跟一个画廊签一个小约，也是，但是呢，我们前一段也是跑了一些，跑一些现在中国的画廊，北京的画廊也慢慢多起来，艺术杂志也多起来了，而且愿意，就是说现在以后的这种从事纯粹的艺术电影的人这个土壤也已经有了，慢慢的会有，不光是这种院线的商业片，其实很多人还是非常渴望能看得到心灵流淌出来的具有灵魂魅力的价值的这种真实的电影，但是这种纪录片也是一个方面，但是真正的艺术的电影，反映这个民族几千年的文化历史艺术的这种片子也该慢慢呈现出来了。所以上次王俊镖问我，说：你希望拥有什么？你希望得到什么？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因为现在你看左邻右舍，好家伙，动不动就是年收入上百万，上千万，动不动就盖四五百万的豪宅，开两三百万的豪车，这就你左邻右舍啊。所以，这就大环境，你就觉得哇，这些人哇，这一夜之间怎么会这样，当然他们也是从艰难困苦中走过来的。但是面对金钱谁都驾驭不了，他就会请枪手他就会电脑喷绘，因为这快啊，一天能喷个十几二十张一天，你看一张五六十万，哇，天呢！这一天就千万富翁了，这谁能抵挡的住。在这种大的环境下，你如何保持你的这种艺术，艺术灵魂的良知，这其实是一个很难坚守的，非常非常难坚守，因为他就发生在你的周围，就离的你不到一米远的地方，而且就真真实实的存在着，而且不光是一个，是一大片，就百分之五六十百分之七八十，你作何感想？所以这种触动肯定是会有，但是触动过后呢你又会反思，这些是你生命中的必须的吗？是你生命中所渴望的吗?确实我也渴望，但是他是你最渴望的吗？好像并不是，所以上次王俊镖问我那你需要什么，我觉得你有阳光有雨露，啊，有草原有自由的呼吸，这就很幸福了，咱们又没缺胳膊又没缺腿，跟四川跟这些难民跟非洲那个比已经很幸福了，是吧。虽然这个国家它有种种的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至少它还在高速的前进啊，至少谁来当这个政党，它都希望这个国家至少他得往前进，不做亡国奴吧，谁都希望它能富强起来，富强起来你总得一步一步来嘛，你不可能一下子……就像净空法师说的美国和中国的区别：中国是老字号，呵呵，美国是摆地摊，是…是一个，它有它，每个国家它都有每个国家的这种发展的策略和这种道路，不是说用同一个套路就能套每一个国家。这也不……当然这是政治家们和这种决策者探索的问题，咱们在这个国家，其实作为一个中国人，很多从国外留学回来的同学都抱怨这个不是那个不是，其实我恰恰觉得你拥有了中华民族流淌了五千年的这种热血和文化艺术的底蕴我觉得这挺幸福的，你就够了，再还需要什么？况且你从事这方面，还多多少少得到了一些人的认可，在你的几个阶段，啊，五千个人考试你能被录取，至少还说明在某一个阶段还是受肯定的。虽然你默默无闻的在探索，哇~突然有一天有很多人来买你的画，也不是很多吧至少有一些人来买你的画，你没做任何宣传也没做任何《展出》这也是说明对你的肯定，是吧。而且呢，你已经拥有了这种，这种千年宇宙（笑），天哪，旷世奇才你已经很幸福了，而且你还能自由的逍遥游在这种天宇中，这种艺术天宇中的能量，而且在零下十四度的地方，我睡了，来北京这20多年我差不多有十七八年是生活在没有任何暖气取暖的地方，睡在冰上，睡在冰室里面，是吧，你不具备这个能量你怎么活到今天？就证明你内心有这份渴望有这份能量，这份能量不是说你父母一生下来你就有的，是你这个民族你这个生命已经在这个宇宙中存活了几千年慢慢慢慢到了今天，他这个能量是跨越时空你所承载的，所以你才有这个核能，才有这个梦想，才能够在这种环境下不断的往前走，才能够有缘在一定的时间结识到你们这些朋友，其实这都是冥冥当中已经注定了的。

今年的话可能还是需要做一些展览，需要让大家就是能够，就是说怎么说呢，你的画能够进入一个正常的流通的环境，需要被收藏，需要被买，这样的话你的房租啊，吃饭啊，还有这些材料才能正常运作。像我现在这些的话，已经差不多欠人家加起来也得有十五六万，这些你必须得给人家。所以说先把这一点，就是说自己觉得认可的一个高度，然后回过头来可能会就是电影这块会进来，应该我就想着电影这块进来，这不就遇到你嘛，还有台湾的那个导演，还有台湾的那个刚刚从事电影学院电影毕业的一个学生过来拍，去年，拍了一个片子在台湾放映还有一点点反响，拿了一个奖金，今年再过来拍长片。所以说很多东西，就像你有这个渴望，然后把这个能量这个信号散布在这种大家都会有这种接受信号似的，所以说大家都会有冥冥当中的会有一个一个联系。

闻正

《庄》08.邱启敬：我要感到内心歇斯底里那种快乐

小时候，也不是学生，那时候就已经是雕塑家了（笑），其实那时候你每天纯粹兴趣就是这个，一到下课时间就跑到这个屋檐地下，下着大雨躲在底下雕那个泥巴，雕石头。那个感觉特别纯粹的，就毫无功利性。包括我后来到中央美院学习完，我还经常回忆起那种状态，就是这种东西到底是不是我兴趣的，是不是内心极其的那种特别高的那种，他有一种信仰，有一种宗教感那种。反正小学就这么一段经历走过来，每天一到放假就跑到山上挖树根，然后到田地里面找泥巴，雕泥巴就这样。

到初一的时候反正就学美术，学美术，特想学又学不上美术，美术班好像跑关系走后门的就要几个人，他们几个他妈的捷足先登，我们他妈进不去。然后就每天惦着脚看人家在里面画画，特别痛苦。然后自己也私底下偷偷的画，也不敢给人家看。后来不是因为家庭条件不太好嘛，本来是辍学了，不念了，念不下去，没钱念书。后来想去学那个石雕，学石雕印象很深的是初一的时候，反正家里小孩子我和我哥两个都念不下去了。然后就带这我，那个福州台风特别大，下着大雨，水淹到大腿根部这种，然后骑着自行车载着我去一个老师傅家里，他做寿山石雕的，到他家里，老师傅说，我这边只能管你住在这可以，吃的你就不行了。我爸他妈很不好意思，我爸以前是村长，他曾经做过很多生意但是都失败了，所以他造成的他妈我的童年很悲惨（笑）。其实我爸生意做的好的话，后期也是飞黄腾达了，然后他很不好意思说，哦，只能包住没办法包吃。他心里想的我这孩子养不起才送到你这混口饭吃，后来就咬咬牙硬着头皮又回去了。东拼西凑的到处借钱，借钱后来把我转到福州来念书，因为家里念不下，经常债主逼债。老家那会反正回家书包扔在桌子上也被人家债主偷走了，然后灶也被人家踏掉了，就是很悲惨，但那时候我就已经很懂事了，那时候记得晚上被子一盖起来就哭，就几乎念不下去了，也没钱上学，就写信给我爸，我说我不念了，我要打工赚钱。还家里那份债，然后我爸很为难，就借钱把我转到福州来念书，转到福州念书，来了之后就不知道念书念完将来走到那条路上去。偶然间听朋友说，这个好像学雕刻有个专门的学校，福州工艺美术学校，有个专门的学校，学雕刻还得先画画。我就回去跟我爸说，我爸说那我跑一跑去打听一下，那他妈农村到城市是煞笔的啥都不懂，出来东西南北都搞不清楚，到处打听，他说没错有个专门念雕刻的学校，然后送我到一个很弱智的培训班去学画画，我们天赋这么高，我操，进去学的也是一塌糊涂（笑）。进去每天很肯画，非常肯画，但是画出画面都是黑乎乎的一团，然后画了将近一年多吧，我们是暂读，就是寄读在福州的学校，到初三还得回家再考试。

反正福州工艺美术学校，这下好了，人生的目标确立了，将来我就要搞石雕，我就要搞雕刻。然后到初三开始考试之前，我爸就到处访问这些名师啊，这些著名的设计师啊，家里卖水果嘛，很辛苦，就提着龙眼荔枝到人家家里，请教人家，我这个孩子画的怎么样，有没有前途，能不能考上。这些人他妈一看到这些，哎呀，那他妈的就说这个画的什么东西，这他妈的小学水平。我靠！说的我们他妈心里太难受了，学的他妈一年多，我操，小学水平（笑），我爸一些朋友过来说，说你这画的乱糟糟的。就我爸那些朋友看完，他妈的对我自尊打击太严重了，啊，我们那么努力，那么肯画，竟然画成如此这般。后来完了之后，初三要回去老家的镇上去考试，参加中考，回去我们那边，我爸又找关系，找到我们原来的美术老师，他原来培养过很多学生，都考上了厦大啊，省工艺啊，考上师大啊这些。我一回去，我那同学他妈的初一的时候他已经学了三年了，好多都学了三四年，四五年了这种学生，我一进去那时候心里特自卑，画的那么差，这下咬着牙每天特努力，经常晚上加班加点的画。后来就两个月时间，哇，开始脱颖而出，然后就报考那个师范，报考师范都过了。但是这他妈的中国这现状，一个县只招1名名额，特别严格，然后校长的儿子初试的时候没过，复试的时候我们很奇怪他怎么也在里面，其实我们内心就清楚了，肯定就没我们的份了。后来初三我又复读了一年，我是拼尽全力要考到这个有雕刻的学校，因为从小喜欢石头嘛，喜欢泥巴这些东西。到第二年就相对顺利了，参加考前培训班啊，成绩也不错，也进去了，进去那时家庭也是很惨，一路都借钱过来念书的。

不过都差不多，反正中国目前现状我想很多人都是。在中专的时候，到了那个2年级吧，也就18岁，反正赚钱意识特别强，因为家里很苦嘛，老想着挣钱。17岁，就到一年级下半学期，全学校我最早跑出去赚钱去了。这边搞点小活，那边搞点老鼠工，挣个一百两百的，所以啊，能做一些填补我个人的家用。就这样到2年级，然后我就在校门口开了一个工厂，18岁开一个工厂，把班里的一些贫困生哦，有十几二十个全部拉到我工厂里面工作。他们做那个茶具上的那个螺钿镶嵌，有干1年多吧，同学们好像都有挣到钱，我反正是赔了500块（笑）。然后这时候就很少去上课，功课就落下了，两三个月不去，一去教室画素描头像，老师说你是那个班的？啊，我说我就是这个班的，从来没见到你这人。然后功课落的很厉害，到了三年级那时候就开始分专业，就分到雕塑班嘛，那时候就开始，又开始非常努力的念，念书反正呢念到，中专反正算完整的毕业了。其实心里面是很想考大学的，心里自尊心比较强嘛，自己就暗藏在心里面，反正我出去挣钱，挣几年。20岁就计划，我24岁一定要到中央美院去念书。不管怎么着，我就按着这个步骤，反正人家去考大学，好多人当时念中专的，都做一个跳板就考大学去了，好像有这么一个习惯嘛。

毕业后我就开始做石雕，做寿山石，做寿山石开头也很辛苦了，开头就不知道哪里有展览，作品怎么卖，已经雕的非常好了，就在那个地方已经雕的相当好了。拿出去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展览消息，拿去参赛，几个月雕一件作品拿去，什么奖都没摸到，那心里太郁闷了，然后作品也没人买。一个小店的老板说，小弟你去雕，我全部把你收了。我以前培养的几个，就和我们画廊签约的这些人啊，这些艺术家啊，他们现在都有摩托车了，房子也都买在福州了，其实都他妈的糊弄我。我们辛辛苦苦雕了他妈几个月才五六件作品，他妈的就花了1000块钱就把我全买了，而且最奇怪的是我还高兴坏了，我还高兴坏了（笑），因为你从来没卖过钱嘛，不知道我的作品怎么会值钱，因为在学校念书的时候校长都找我雕石头，一个礼拜我雕两件作品，三件作品，人家一个月完成一件都完成不了，班上同学我都可以带他们，教他们怎么雕啊，怎么弄。就这样，然后三年级拿出去比赛跟校长一块拿出去，我都获二等奖，校长就什么奖都没摸到，啊特别逗。后来毕业完在外面做这个城雕，帮桑拿做一些美人鱼啊，做些假山啊，这些乱七八糟，又做了将近半年嘛一大堆。一个人杀到长沙，做到江西，一路狂奔，到年底他妈一结账，一大堆帐都收不回来，想的特别气馁。

还是转入寿山石，家里没钱，父母亲就拿着去提货的一点卖水果的几百块钱，抽两百出来给我去买石头，买完我雕。我雕速度又特别快，一个礼拜能完成几件作品这样，然后那时候就开始知道一些展览消息，就参加，反正心里还是极度不自信，不知道外面社会是什么样子，没法把握。印象很深的一次是，我雕了就是我放弃了这个城雕工作，决定我要个体创作的时候，一定要自己创作的时候，雕了一个月，雕了七件作品。那个寿山石都是工艺美术，是很唯美而且很精细的，然后雕了七件作品，我拿去参加我们那边那个美术局举办的一个什么奖的一个大赛。作品拉进去，我那都破石头啊，一块有的买的50块钱，买的30块钱，石头都是特别烂的石头。然后跟我们一起拉过来参赛的这些盒子一打开，哇，晶莹剔透，一块石头都是几万块钱买的，盒子底座他妈都是下成本做的，虽然说我们对我们雕刻有点自信，但是一看到这种，就是你看到有钱人那种，心里发虚，心里特发虚。然后那天晚上，我拿着七件作品交完回去，一整个晚上自己都没睡。一个人坐在阳台上，抽烟抽了两包，到凌晨天亮才躺下去睡。

早晨凌晨七点钟，七点半这样，然后那边开展，我没过去，我们那边一个木雕的大师给我打电话，那是我念书的时候崇拜的偶像，给我打电话，他说：喂，你是邱启敬吗？我说，对啊。我是林学善，啊，我说啊，林老师，就很兴奋，特别兴奋，那种状态，就感觉一个快要死的人他妈一个灵丹妙药啪的扔过来，一下子惊醒了。啊，我想着反正这下肯定是有希望了，他打电话给我，接下来他就说，哎呀你的作品怎么卖啊？他想买我的作品，那就更兴奋了，这个他妈的现金很需要。然后他说，你这作品一件卖多少钱啊，然后哪件哪件，我说那个你看吧，都可以的，我的石头我都不是特别好的石头，你看都可以，他说那你得说一个价啊。我说那要算多少钱啊，算700吧，那件算700，啊，那件算800，嘿嘿，都在1000以下徘徊，然后他一口气就定了四件。哎呀高兴坏了，这下，那时候很厉害了，一件作品卖七八百，我雕两三天就完成的，就是同学们一个月在外面打工赚死了我草1000多工资对他们是天文数字。这下他妈的生活有了着落了，一下这个希望被点燃了，然后这下一发不可收拾。

这个非常关键，就在你的人生步骤当中，你将要面临绝望了，开始改变主意了，我要转型改做别的行业的时候，突然间人家给你一个星星之火，然后就沿着这条路，然后就有在香港办展，老板就进来买我的作品，一件作品就能买三千五千，价格就猛的半年递增，属于我们那些工艺美术师的中上等。啊，中上了，那很快我这个很迅速我介入一个群体，然后参加一些全国大赛啊，然后出去办展览啊，就能挣几万块钱回来，这都2000年的事情。也没过多少年，然后就这样不停的挣钱，到2002年我就在福州办个展，那时候挣多少钱就砸多少钱，就分一半给家里，剩一半我就砸作品，就不停的投入。其实这种方法，也是我现在一直都在用的，我觉得啊，因为我觉得也没必要剩太多钱，没用，主要做作品你很快乐嘛，那我们花钱找快乐也一样的嘛，然后就这么一路过来了。挣钱挣到2003年嘛，那时候一年都能挣几十万了，很厉害，也很年轻，22岁就在福州办个展，买房子，把家里的问题解决了，把我哥婚结了，也做了很多事情嘛。

到2003年8月份过来中央美院，家里的装修扔七八万块钱，然后他们装修，我就出来念书，年底回去的时候，回到家跟宾馆一样，那种幸福感，他妈的，就那种状态，特有一种成就感。因为你压抑太多年了，你从小到大受的这种环境你受不了，你跟路边的野草一样，我要他妈拼命吸取阳光雨露，要拼命生长。就这样，就是我的计划是一步一步从20岁计划到我27岁中央美院毕业，我知道我央美念完我的观念会彻底转换，那后面就没办法做计划了。那果然到27岁毕业完，思想上也进行了很多的改变，就受到很多的这些主义的影响。之后觉得，哎，我必须还得回去做我自己，我自己到底我是不是真兴趣去做这个，就跟刚才我给你讲的那个话题，回到童年般的那种感觉，我试图去把他找回来，就那种童真那种毫无功利心的状态。那种快乐是源自内心的，他是不依托于任何的物质啊，这些外面社会的因素，没有鲜花掌声，什么都没有，他就是纯粹力气活。

有一个插曲，我当时在中央美院念书的同时我还在不停雕刻，还在外面做生意，包括做寿山石的工艺啊，也做到轰轰烈烈的。发生一件事情，2004年吧，年底我到杭州参加一个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展，当时我装了几木箱过去带着我寿山石的一堆作品过去，参赛的时候我突然间想到一个场景，哇自己吓一跳。啊，是什么样一个场景，2000年我当时家里情况很差，借的钱，借了4000块钱参加那个博览会，带着十几件作品出去，拎着一个破包，拎着一个我哥以前打工到外省用的一个布的一个黑色的一个拖箱，又脏又破怎么办，我们会做雕塑，会做仿古嘛，拿着皮鞋油蹭，蹭的把他蹭的油光滑亮的看起来挺新的，拎着这个包，就到了杭州。同行的有一大堆十几个人，一个年纪稍长的他没什么感觉，他是无意当中一句话，但是那时候就对我的自尊心刺伤特别重。啊，然后他就说，启敬你就拖着这么一个破包你就来了。就这么一句话，你内心会觉得哎呀太难受了，就是我们极力想掩盖的一个事实，花这么大代价想掩盖的一件事情，啊，竟然就被他给一口气揭穿了。你心里会很难受，其实他是无心的，他也不是什么揭穿你，只不过调侃的一句话。到2005年我把那几个木箱汇到那边开始布展的时候，突然间想起这件事情，啊，那时我内心确实感到一股就是鸡皮疙瘩快出来了，就很震撼的一种感觉吧，就几年时间那种落差。发现真正的这种内心的强大，我觉得不是源于那些物质的，跟社会一些比较浮躁虚华的一些东西，应该真正就是你个人的，纯个人的东西，和外延的一些东西毫无干系的。

到后面反正就逐步到中央美院两年，当时也很困惑，念书的时候都特别困惑。找老师来专门聊，啊，就疑难杂症怎么弄得越学越蒙呢，我当时抱着那么崇高的理想来这边，怎么搞的现在好像啥都找不到了，当时经常失眠，很痛苦，就住在崔各庄那边院子里面，经常失眠，然后我就不断的看书，反正就把这些理论思绪把他缕出来，逐渐逐渐才目标就清晰起来。到2005年当时就在徘徊当中嘛，是要留在北京啊，还是回去福州，福州那块土壤的话，他足可以让我过上很好的日子，那你想过一些小生活的话，一年挣个几十万那来钱非常轻松。寿山石传统这个行业的话，它已经沉浸了几百年这个历史，里面的结构非常完善了，他比起当代艺术他要成熟的多，里面的东西你可以套现，这块石头拿出来十块五块一万两万，马上就有人接手，就太成熟了，里面沉淀了很久了。当时到中央美院是想借助雕塑界，后来觉得雕塑界就是你看完很多东西，你觉得很不好玩，一些特别中国现状的这种，都是一些幕后操作啊，参加一些展览啊，官方的展览啊，你做起来特没意思，然后逐渐当代艺术界这些，念书越来越多的时候，就介入越来越多，理解力越来越深刻了。然后就2005年还是咬咬牙先回去，北京这块我不放弃，因为这块毕竟作为一个文化的窗口嘛。

然后就回去了，回去等于那时候是口袋没剩多少钱回去了，那回去又一边挣钱，然后就逐步投入，开始这边挣的钱往这边投，就两边这样子就平衡做的比较好。投入到2006年，那时候思想还是相对很干净，比起现在也没那么牵扯的东西，很纯粹的。就拿着钱，反正有多少钱先跑到山上去，带着他妈几个助手就住在山上面，从正月好像三月份，三月份上山的，就一直呆到十月份，啊，才下来。2006年就开始做嘛，那时候是中央美院毕业完第二年，啊，2005年北京市场就已经起来了，2005年那一大堆的，索家村这边就很红火了。当时我们也没那个意识，其实那时候我觉得艺术家对钱这块意识还不是特别强。只不过他妈的刚刚丢了你一枚金币，我靠大家捡起来还在纳闷，还在端详着当中，不知不觉后面的金币一口气一股脑稀里哗啦全倒下来了，所以一些人厉害的能钻营的他可能抢在前面就可以赚到钱。

那我那时候2005年回去的时候，压根就纯粹吧，它就是我说的状态，就是当作我个人真正快乐，我要感到内心歇斯底里那种快乐，所以会决定做这个“大迁徙”，那也是我对寿山石一种早期的一种判断。就我离开福州能跑到北京的时候，我看寿山石在福州就看的很清晰，用你经常说的，我们身边没有风景，我们发现不了，你陷入一个局面的话可能就无法自拔，但是我跳到北京的时候，我就知道，哦，寿山石是什么，它能做的它无非就是一块石头。当你文化不赋予他意义的时候，人不动手的时候，它就是一块石头，它的物理性就凸显了。它就是没用的，那你随便怎么用，我们用它只不过是挥发我们个体的一个思想。所以当时躲在山上的时候，思想就很干净，也相对纯粹，就不会想那么多，就想我先把作品怎么做啊，而且对问题的一些认识的话，也没有做过多的计划跟预测。知道将来会碰到更多的事情，就这40吨石头的迁徙能够走多远，会碰到更多的事情，但也不予计算，就一步一步，困难是在所难免的，就是我们生活的经历，就是痛并快乐着，所以当时就做到九月份，就把大迁徙这套东西给做了，做完了然后又福建、北京、上海各路开始奔跑，奔跑就一路这样走下来。

做大迁徙的时候那段是很平静的，当时心情是抱着一种特别宁静的一种状态去做那个事情，当时开头第一批头像雕了十个，十个完了我就想雕一百个，啊，一百个完了我就想到中国这个现状，啊，也想切入这个大迁徙装置，其实后来也回想，跟我个人经历也很像。不断那么奔跑，不断迁徙，在福州从小到大，搬家就搬了十几次，所以跟这个经历也有关系。最后一下做了两千多个作品，太庞大了，在山上等于没日没夜的，天一亮六点多就起床啊，到门口的小溪洗把脸，然后就开工了，开工然后到中午，做到中午吃饭，饭吃完一大堆学生拉着去山上游泳，游一个多小时回来又继续开工，一直做做到天黑收工，每天都这样，一天有时候多做了可以打几十个，少做了一天就做个三五十个。有时候状态好，体力状态好就多做一些，就是日复一日的不停的劳作，那种状态也挺美好，躲在山上也没人干扰你，电话也少了，也没朋友拉着你喝酒。晚上如果想喝的话，叫隔壁的邻居到他那打一只什么野的东西，野猪啊什么东西，拿回来炖一下子，拿着啤酒就开喝了，就比较快乐吧，相对比较快乐。那种状态是我目前也一直向往的，就没那么多劳心的事。不过后来也预测到大迁徙后面的路途肯定要比前面来的辛苦，前面好像在山里面，在村上，然后你到城里面奔波，在想着这么多的石头作品将来流落到哪里，接下来整个故事就随着我的行为不断的增加。它一旦有车费他就开始迁徙，这群两千多的这个军团，随着展览，不断的进行，也不断的损坏，一大堆破损啊，丢掉啊，现在总数停留在北京的只剩下1600多个了，只剩。原来2300多个，局部早期有卖掉100多个，是台湾的客人买走的，其他已经不知所踪了，在北京有卖掉几个，等于这套就是，我心态就很平和，心态跟这个大迁徙是一样的心态，走到哪里算哪里，也没有做过多的计划，这个想玩就给他玩，卓群你想玩就给你玩，你玩不动了，啊，这样，随着它现在就这么停下来了，但将来有机会它还是会动起来的。

大迁徙那套相对于是手法各方面比较粗糙一点，大迁徙当时完成的话，第一次是在寿山上面办的展，在山上办展，我跟村长商量我说我几月几号在山上办一个这么样的展览，村长说它就是山上的，就觉得这不是瞎胡闹嘛，这什么石雕啊，雕的那么粗，切割机来雕的，他觉得搅磨机雕的东西能值钱吗，拿着石头不是破坏石头嘛。当时地方媒体也很多人来觉得很奇怪，啊，在山上办展览我找了很多朋友在山上。完了然后福建美术馆接手，福建美术馆接手就从寿山浩浩荡荡拖拉机找了几十辆，啊，还有那民工，还有自行车，还有搬家公司汽车十几辆，一个队伍上千米浩浩荡荡从寿山下来，直接到福州的二环路，然后再到福建省美术馆，举行这么简单的一个行为，就配合我们这次的展览。福建美术馆展完，到第二年才转到北京的，在福建停留了有半年时间，整体经历反正我觉得，谈不上特别起伏吧，中间的困难肯定是有的，我觉得那些都算不上，这事必经的，你要做这个事，中间没出现这些矛盾与困难也不叫事了，当时也没什么感觉，但是我觉得重要的就是你个人的那种切身的那种体会吧，你在伴随这个过程当中你感觉到一种心酸苦乐。这些都是我们的选择，包括我们所付出的，所收获的就是这些，就是一种体验。从经济商业价值，一开始做这套我就压根没想着要挣多少钱，也没想着想一夜暴富或者怎么样子，啊，就很平和，倒是到“孪生”这套的时候就是2008年去年那套的时候，还略微转到商业性上面，有些考虑，也跟我预料的一样，就也在我的预料之内吧，投入到回报到各方面相对也还可以，就去年那套做的。啊，大迁徙不就后来停在你那了嘛，大迁徙我玩了60多万嘛，开头58万，画廊也投了十几万，加起来70几万，啊，换回来的东西就是自己的这段经历。我觉得后期就是经历最关键了，其他的都不关键，其他的回想起来你挣了多少钱，你存在银行里面也不是你的钱，等到花的时候那就是你的钱。那这个时间也是一样的，有时候我们把时间当作工具来利用嘛，是时间为我自己身体所用，其实一大堆人现在是被时间所利用。你的生命你的个体是被时间所消耗的，不知不觉陷入到这个淤泥当中，没办法拔起来，方向上面也会经常的偏掉。

我因为当时做寿山石的时候福州寿山石这块也开始国内市场开始火起来，一大堆的朋友，当时也一大堆的人当时也抱着很理想的状态，能不能做的更纯粹一些，就是能不能就更干净的为个体投入一些东西，后来随着这个经济市场起来，一大堆我的朋友，全都开头很执着的，后来也是被市场大流给漂走了，这几年几乎他们都有挣到钱。那我那时候就放弃了，那现在介入当代艺术界也是这个现状，也是一大堆人，我看着旁边的朋友一个个他其实都喜欢朝钱走，他开头的出发点是非常好的，动机都是非常纯的，都想做一些自己真兴趣的，个体爱好的，就是到后期发现更喜欢钱啊，当然钱这个资本我们不需要去排斥他，这个东西你作品做的好它自然而然就有效，这也很正常，我一直说成名挣钱，这些名利，当你的作品做的好，就我们讲的俗一点，就是你把事情做好了，其他东西都会有。艺术行业成名成家也是非常正常的一个事，它的行业特性。资本没必要回避，那你有超越资本的一种眼光，有这种领悟力，你能够好的把握这个尺度，这就可以了。不一定所有都是为你个人服务，将来的状态我肯定也是这样，就是我只做我自己喜欢的，那生活各方面我觉得目前社会这么完善你说怎么能让一个人贫困潦倒，我都觉得挺难的，你有双手有一个脑袋，稍微聪明一点在外面洗碗挣钱，晚上回来也能搞艺术，也能做作品，如果你是真正喜欢的话，跟那么多的，你看的大腕，怎么来钱，怎么样子，好像拼尽全力的去玩这块，我觉得也没什么必要。

今年这套作品其实也是很偶然的，因为我之前有介入关于性题材的这方面东西的一些思考，这块问题不是说在中国是一个大的一个文化话题，我觉得在人类社会的话，性这块主题都是很凸显的。它时隐时现的，一直在主导着人类的一种发展，所以它是相辅相成一个东西，就你不知不觉也会关注到这块。本来早期我会相对避讳一点。现在已经就是感觉到这块东西，这个就是重点，当你关注到一个点的时候，你会不会把他无限的放大，会发现里面很好玩，有很多问题，做作品的过程就不断的，其实在问自己，是在反问自己，然后回到这个问题的动机，你再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他就是这么一个过程。（那这个公开展览会不会遇到一些障碍？）够呛，现在已经就是走到这步，就是现在暂定今年的展览作为这个内部学术交流展，已经是退了无数步了，媒体报道全部不做，已经是我们就是已经走到没有退路了。那把官方的这个美术馆变成我们地下的一种实验活动，作为内部观众交流展，都是专业的观众，那这个就是对观众有效的进行筛选，这种对艺术的本质还是相悖的。你为了普及你的理论跟你的艺术，当然面对这种现状，你只能作出相对的妥协。就看这，先开上两三天看看情况，如果可以的话，安然无恙的话，那其他省份就敢介入，他会觉得这个就是，我们的政府已经承认了这个展览，别的美术馆他就会感兴趣，作为交流项目来进行。接下来，明年倒是有想一口气，那我前面不是有压了另外一场展览，印章那场，现在已经数量特别多了，一直在沉淀，但是作品是做不完的。如果你没有给我一个期限，我这作品老在做下去，已经加今年已经四年了，这套东西压得。有想明年五月份如果可能的话，把几场展览，三场个展一下子就是在北京展开，那种可能也比较好玩嘛，其实目前在做的，无非做一些就是雕塑上所谓的风格手法进行多样化的一种徘徊阶段。这样，一个是试图创造一些现金，另一者的话在雕塑上面那些风格符号里面做一些游弋。当然今年这个性展览这边有意的把一些图片啊、装置、影像引进来，也就是将来会关注更多的其他的艺术领域。不要再局限于单体，就个体的材料的一些运用，可能就整个就会拓宽一些，明年这几场展览如果同时能够顺利举行的话，那也就告一阶段了，就跟你说的，可能我会去完成那套作品，那个是我真正感兴趣的，中间这两年等于是作出调节，把这些你还没挥发完整的东西，把那些内心觉得不爽的东西，把他挥发完了，可能也就是回去做我那套规模比较大的，那个就印烙在心中已经他妈很多年了，继大迁徙之后，创作状态我都一直都很平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