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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尚扬:追求艺术的天然偶成 [打印本页]

作者: 闻正    时间: 2013-12-7 19:14
标题: 尚扬:追求艺术的天然偶成


尚扬是中国当代艺术史上绕不过去的人物,更是当代艺术领域非常活跃的创作者。他很早就以“尚扬黄”扬名,上世纪80年代“黄土”系列、90年代“大风景”系列,2000年以来的“董其昌计划”系列,均在中国当代艺术史中占有一席之地。
  
《黄河船夫》作于1981年,是尚扬在湖北美术学院读研究生时的毕业创作,也是他从事艺术50多年来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当年《黄河船夫》完成后,很快就出现在中国美协的机关刊物《美术》杂志上。它一方面使尚扬与之后30年的中国当代艺术史紧密联系起来;另一方面,因为作品本身的某些艺术特性,也使他具备了与世界艺术史对话的可能。
  


尚扬的创作一直坚持个性化路线,“既有对现代艺术的敏感,又有着深厚的中国文化修养,它的画几乎不能用任何一种风格来概括,但能明显感到一种现代艺术精神的存在。也可以说,他用一种现代艺术的语言,重新阐释了中国的民族精神。”批评家易英这样评价他。
  
本刊记者走近尚扬,探询这位艺术名家的人生观、艺术观,以及他的作品在今天的社会能提供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观照。
  
1关于创作
  
《艺术与财富》:到目前为止,您只做过两个个展,今年有个展的计划吗?
  
尚扬:为了使自己能自在的、放松的创作,我没有找经纪人,没有合作的艺术机构,也没有专业工作的助手,并将很多个展都推掉了。今年9月份有一个个展在苏州博物馆。展览场地不是太大,需要的作品不很多,所以压力不是特别大。但我想,以苏州博物馆特殊的文化地位,还得拿出一些在艺术心理上能与苏博匹配的作品。参展作品持续现有的《董其昌计划》系列和《册页》系列,也会有些新作出现。
  


《艺术与财富》:这个展览的主题定了吗?
  
尚扬:主题要等作品慢慢深入的时候,最后再确定。我是属于做事很认真、又怕强拧的人,完成一件作品,过程往往比较艰辛。但最后一定是通透的。我是不将受累的过程放到作品上去的,让看到它的人很放松,而不是让人看得累。另外,我的作品很警惕机巧,有些聪明的画,人们看到也许会叫好,这样的感觉不该在我的作品里出现。作品呈现的状态应该是朴实的,内里积关于创作1淀是深厚的,看起来松爽一些,不那么华丽、乖张、机巧外露。
  
《艺术与财富》:您在进行艺术创作时,一般是什么状态?
  
尚扬:我多年来形成一个创作习惯,把一张画布摆在面前,不是拿笔构图,而是对着画布去想,这张布上会出现什么东西,跟我以前的画有什么联系。有时能想出结果,有时就想不出结果,有时甚至会想一两个月。我曾经画过一张将近11米的画,分了8块布,画布摆好以后,没有想好,就收了起来,过了一段时间又打开,前前后后两年才完成。有时候,一张画画着画着弄坏了,就放到一边。过段时间再拿起来,换一个角度去画,最后却是一张好画,比原先预想的要好。我自己粗略地估计了一下,70%的作品都是这样完成的。
  


《艺术与财富》:那是不是说,作品的形成本身具有某种偶然性?
  
尚扬:我的许多作品往往是在行进的过程中,甚至是在失败的过程中产生的一种新感觉。这种感觉不是你设定的结果,它是偶然的,偶然的东西常常让我兴奋。“天然偶成”这四个字,我一直在追求,这是艺术作品十分难以达到的境界。多少年来的追寻,发现它是无法企及的,但恰因无法企及,就越想达到。所以,常常在艰难的寻找中,我的作品也会偶然拾得这些痕迹。
  
《艺术与财富》:“天然偶成”是一种什么样的境界?
  
尚扬:就像我们今天去看那些史前的壁画和遗迹,由于时间,由于悠久岁月的刻蚀,由于大自然鬼斧神工的再造,当我们今天去看它们的时候,发现已是人工再也无法做到的了。人工无法企及的,就是艺术品应该追求的;反过来说,人工雕琢过多的东西,一定是离艺术本质比较远的。自然和社会生活里,也常常会提示这种准则和品质,这恰是艺术应该有的准则和品质。在艺术创作中,它常常会被忽略。因此,我常常提醒自己,把浮华、雕琢和机巧从作品里剔除掉。
  


2关于艺术本体
  
《艺术与财富》:您在很多访谈中多次谈到“艺术本体”这个概念,怎么理解艺术本体?
  
尚扬:当艺术发生的初始,人是淳朴的,是天然的一部分。当人与苍穹大地浑然一体的时候,就会产生表达的欲望。所以,在谈论艺术本体的时候,不要忘记艺术发生的初衷。但是,艺术也要适应人类发展的需要,由此产生了与时间与社会相关的内容。但归根结底,在历史的任何阶段,任何形态的艺术,艺术本体始终应是独立在加诸于艺术的种种诉求之外的那个东西,也应被视作艺术赖以存在的最具本质价值的东西。说得粗陋一点,就是脱下外衣的那个“人”。
  
《艺术与财富》:您的作品呈现的状态都很开放,但是其中一定还是有脉络存在的,这条脉络是什么?
  
尚扬:作品内在的脉络应该是两个相互作用的载体:一是与视觉特征相关的,另一个就是作品需要传递出我所要表达的东西。
  
我80年代早期去陕北,是为了摆脱苏俄绘画对我的影响。我大学时的初期受到苏俄绘画很深的影响。但在那些作品中,由于受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约束,我看不到性情的舒展。后来在刊物上看到了塞尚、毕加索的作品,在他们的作品里,我看到艺术就是抒发性情,抒发人性,真正让艺术本体成为画面最重要的品质。
  
有了这种启发,就想去实践,但是我1965年大学毕业后就被派去大山里参加“社教”运动一年,1966年“文革”开始,我14年没能画画。1979年,我考上研究生,恰逢改革开放,才开始按照自己的想法画画。我想走一条自己的路,就去了陕北,去找一种方式,把原来所学的苏派绘画的习惯丢掉,让我的头脑、我的心、我的手,不再与过关于艺术本体2去发生联系。我在陕北,画的基本上是平面的,放弃色彩,放弃明暗,放弃透视,放弃体积,把惯性去掉,就好像左手画画。
  
艺术本体还有一个原则,就是“个性”,强调差异性和个性化。如果我不完成个性化的铺排,我以后怎么走呢?那时,我刚刚有点自己的艺术个性,开始被别人认识,我就又选择了放弃。因为这还不是我要找的东西,我只是找到一种方式忘掉过去,但我还需要找到内心的真正表达。后来也不是很顺利,一直到画《大风景》,才感觉自觉和自由。
  
艺术应是跟社会相呼应的,艺术如不与当代社会的本质发生深刻联系,会是一个问题。艺术是非常社会化的,现在最形式的艺术也会跟当代社会的生活有关系。90年代初,我在作品中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从那时到现在,中国经济在粗放发展的同时,环境的问题每况愈下,积重难返。
  


3关于艺术标准
  
《艺术与财富》:您认为好的艺术家是什么标准?
  
尚扬:标准?一句话很难说清,说点感觉吧。你关注到他,是因为他必须被关注,在一个群展里,在一本刊物里,他就是让你看一眼就会被关注的人,哪怕他很粗糙,你也会注意到他。他的视觉特征是独特的,或者他做到了别人想到但还没做出来的,如果不是个性化的,也没有存在的必要。
  


《艺术与财富》:您的画面流露出一种古典气质,这也是您一直追求的吗?
  
尚扬:上世纪80年代,我曾在文章中强调“古典气质与当代精神的契合”,现在看来,还是一个有价值的命题。这里所说的“古典气质”不是指古典风格,或是仅仅与传统相关的东西。我所说的“古典气质”,是指人类在历史长河中不断淘洗出来的那些最具永恒价值的品质,但一直延续在人类发展历程之中的,我把它叫做“古典气质”。
  
古典气质与当代精神的契合,在一个具有历史感的艺术家那里,应是一种必然。我也曾说过,在今天,在世界诸多被视作最当代最先锋的艺术家的作品里,我都看到这种气质和精神存在于他们的作品中,或许正是由于其存在,这些作品才具有了与文明的深刻联系,才具有了感动和启迪当代人的力量。
  


4关于讲真话
  
《艺术与财富》:您经历过“文革”,那个时期压抑人性,不能讲真话,作为艺术家,您有什么特别的体验吗?
  
尚扬:其实早在1958年,我就经历过这样的事。那年我16岁,进入湖北艺术学院附中第二年。那时,“反右”刚结束,“大办钢铁”运动还正在进行,我和几个同学对“艺术为政治服务”公开提出质疑,我们认为应改为“艺术为人民服务”。这是对党的文艺方针的公然对抗和挑战,当然,我们五个同学受到长达两个月的严厉批判。1962年,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期间,共产党政策放宽,我们五个人得到甄别平反。1982年邓小平发表讲话:“不要再提"艺术为政治服务"了,要提"艺术为人民服务"。”我们当年的“反党言论”居然与邓小平说的一样。
  


大家都知道有一幅画,就是《毛主席去安源》,这幅画可能是美术史上印得最多的一幅作品。1968年春天,江青等“四人帮”为了打倒刘少奇及夺权的需要,将《毛主席去安源》捧成“颠倒了被篡改的历史”的扛鼎之作,是“无产阶级的艺术珍宝,每一笔都闪耀着无产阶级的艺术光辉”(江青语)。这件作品在北京新华印刷厂制成多套印刷版型,由中央文革的人分途乘坐专机运至全国各省会,由各大军区司令员、各省革委会主任带领各级干部到机场迎接这幅画的版型。机场口号不断,锣鼓喧天,将版型飞快送至各省新华印刷厂立即印刷,当天分发各地,一时间全国城乡、家家户户都张贴《毛主席去安源》。
  
因为原单位武斗不断,这时的我,离开单位,自己去到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参与历史画创作。一天,农讲所召开座谈会,讨论《毛主席去安源》的伟大意义,由警备司令部宣传部长王某主持,还有新华社记者参加。
  


由于1967年冬天,我在中国革命博物馆一个展览上,看到过原作。这张画,艺术上是非常劣质的,而且画中的毛泽东也是孤零零的,作品给我的印象非常差。因此,我在发言中说了我的这些看法,并且说这张画画得跟油布雨伞似的老旧,并不像人民日报上所说的“每一笔都闪耀着无产阶级艺术的光辉”,我觉得这画跟这个评价完全不相符。但我不知道这个话是江青说的,当时宣传部长王某让记录员赶紧把这些话记下来,我说我的话自己负责。
  
到了午饭时,有人对我说,你说这话是非常可怕的,如果新华社记者写个内参上去,你就完了。我仍然认为我说的是真话,并与另外两个参会的好朋友一起过江,到新华分社再去向这位记者表明自己的看法。当时,那位40多岁的女记者在午睡,她把我们拉到房间里说,你们不要说来过我这个地方,你们出这个门也不要讲任何话。后来让我们坐下来,她说,你知道你讲这个话会是什么后果吗?这是直接反对中央、反对“文革”,是要杀头的。她说,我可以保证我不会写,但是出去,在任何地方再也不要提起这件事情。
  


我后来想,如果遇到另外一个想邀功的新华社记者,或是把这事当成任务,写了交上去,事情就是另一个样子了。另外,那位武汉警备司令部宣传部长王某很快也调走了,也没来得及追究我,让我化险为夷,混了过来。我总是觉得讲真话是不用怕的,因为心里坦然。只是多少年了,心里很后悔,我只记得那位女记者文静而有担当的模样,却忘了问她的名字。


作者: 闻正    时间: 2013-12-7 1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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