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研究院能否修复历史记忆

所谓文本 · 发表于 2005-6-6 15:00:16

国学研究院能否修复历史记忆

一心要成为“人文重镇”的中国人民大学，这一回，终于做出了一个具体的举动：以八旬高龄之冯其庸老先生为院长，年内组建国内大学第一个“国学研究院”，招收本硕连读、硕博连读学员。按照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的说法，成立国学院，将以“脊续文脉，重振国学”为宗旨，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5月30日《京华时报》)
　　这些年来，各地关于接续国学的消息不绝于耳，有动静大者，如学者蒋宽，干脆修了一个古意充盈的书院，峨冠博带去也；有动静小的，则默默地编出了不少国学入门书籍，引领着诸多童子高吟“道可道，非常道”。对于这类举动的评价，也声调不同，有笼统强调传递文化根脉，继承传统学术的；也有激进的学者认为，这是文化保守主义在社会转轨时期的体现。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也于近日在《南方周末》撰文专论《与传统和解———国学不是落后愚昧的代名词》，主张重估国学价值，呼唤国学的回归。在众声喧哗的言说中，隔膜了半个多世纪、很多知识人差不多已经不再熟悉的“国学”，一点一点活泛起来了。
　　“活泛”起来的国学，不再是苍白的面孔，也不仅仅拘执于认识论的一端；由于其广泛借鉴了西方学术文化中的优良养分而面颊红润。所以，现在所谈论的“国学”，已经是西学比照下的国学，而不仅仅是章太炎1922年在上海开讲的耙还逃兄省绷恕?
　　单从语词形成来看，“国学”当然对应着“西学”，某种意义上讲，二者甚至是互为依存、相辅相成的。回望中国历史，我们试着这样发问：在什么样的历史关头，人们更愿意强调本国之学？或者是中国学术文化遭遇西方文化范式狙击的时候，或者是中国国家主权遭遇西方强权侵略威胁的时候，或者是二者双至的危情时刻。
　　比如现在知识人津津乐道念念不忘的，其实还是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国学研究黄金期。1922年，北大文科研究所创办国学门；1925年，清华大学创办国学研究院。当其时也，清华国学院汇聚了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等一批学术大师，吸引了大批有志之士，极一时人文之盛，也为后世日渐精神贫乏的人们存留下难以释怀的历史记忆。
　　当时国学之盛，很大程度上与西风的强劲有关。章太炎先生在《国学讲习会序》中就曾说过：“今之言国学者，不可不兼合新识。”而所谓“国学”云者，内容虽然以经史子集等科目为主，但其概念本身却是指近代以来借鉴西方学术、理论、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与学术进行研究和阐释的一门学问。包括梁启超、王国维等在内的那一拨人，大都学通中西，原本并无排斥“新学”偏见的。
　　从历史回到现实，中国目前正面临着与上个世纪初相接近的转轨阵痛期。正如不少学者指出的那样，经过几十年的奋起直追，西方学术文化几乎全面覆盖了我们的学术话语，影响了我们的价值取向，我们距离中华“源文化”渐行渐远。于是，历史又宿命般地回到原点，在西学的强势之下，我们从来没有今天这样渴望“中国固有之学”这个参照系。人民大学的“国学研究院”，一样有着这样一个浓重的精神背景。只是，这样的实践与努力，能够多大程度上修复那个接近完美的历史记忆？
　　重提国学，重建学科，如果说为了平衡自身心灵的需要，应该没有什么困难；但如果为了重建兼容并包的中华新学术、新文化，那就必须具有开放的视野，健全的心态，熔铸旧学，“兼合新识”，不拘执，不虚妄。如此，国学或可“苟日新，日日新”。果如此，像“恢复历史记忆”这样的宏大叙述，要不要，也就在两可之间了。

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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