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什么献给你，我的农民兄弟？

老渔翁

拿什么献给你，我的农民兄弟？ （中国美术馆推出“农民·农民”大展）

      
1980年,尚在四川美院读书的罗中立以一幅超写实主义作品《父亲》而一举成名，该作品以纪念碑式的宏伟构图，饱含深情地刻画出了中国农民的典型形象，深深地打动了无数中国人的心。
    响应中共中央“建设新农村，培养新农民”的号召，由中国美术馆历时一年精心策划的“农民·农民”——藏品暨邀请展11月1日正式亮相北京。作为国内首次较大规模和集中展示农民形象的专题画展，“农民·农民”大展将百年来近现代画家描绘农民形象的作品集中筛选，按主题和时代特征梳理出绘画史上呈现的中国农民生存状态。文化部部长孙家正出席了11日1日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开幕式。
    中国美协主席靳尚谊对此次“农民·农民”——藏品暨邀请展的主题与题材，以及展览将对美术界和社会产生的影响作了高度评价。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用“历史变迁”“时代面貌”“人文关怀”三个特征概括了本次展览的特点，他说，此次展览展示了百年来中国美术中的农民形象，同时通过邀请当代画家为展览专门创作的作品刻划了当代中国的农民形象，中国美术馆将通过各种形式，让我们的农民兄弟也能看到中国美术馆为他们举办的展览。
     “农民·农民”——藏品暨邀请展共由260件左右作品组成，以中国画、油画和版画为主，展期26天。展览按“容貌与个性”“土地与家园”“社会演进与历史变迁”三个主题展示：“容貌与个性”表现了中国农民的个体形象，探讨农民个人的性格与内心世界；“土地与家园”表现了人与环境的关系，探讨中国农民的生活状况以及他们在生产、生活中的心境；“社会演进与历史变迁”表现了近百年中国社会剧烈动荡、变革中农民的位置以及他们对中国社会演进的影响。三者之间的关系，都可说是一定历史情境中农民形象的表现，是在同一情景中观察、表现农民的不同角度。而当代作品中农民形象的变化，既表明了画家们在形式上自由探索和变革的态势，也表明了在当代不断变化的文化环境中，画家们的思考和感情的投射方向。展览由“农民·农民”藏品展及“农民·农民”邀请展两部分组成，展厅内同时播映16集《中国农民》电视系列片。
    “这个展览不仅可以显示中国艺术家与亿万农民的深厚感情，也表现了当代中国农民生存和奋斗的精神状态。通过不同历史阶段画家所描绘的农民形象，观众可以思考中国社会的变迁与中国人的文化观念和精神境界的关系。”展览策划人、中国美术馆研究员徐虹向记者阐释了展览的意义。
        
方增先创作于1964年的《说红书》，是浙派人物画崛起时的代表作品，生动反映了当年的农民生活情景。
学术研讨深化主题展示
    11月2日，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和相关媒体记者50余人在中国美术馆举行“农民·农民”藏品暨邀请展学术研讨会，理论家和学者就社会变迁与绘画中的农民、当代中国美术中的农民、艺术观念与农民形象等课题开展广泛而深入的研讨。
    研讨会上被专家学者们提及最多的是关于审视农民的三种视角——俯视、仰视、平视。中国美术馆研究员刘曦林、西安美院教授程征、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吕品田等都以这三种视角为论文的主线发表了各自的观点，大家一致认为，这三种视角反映了中国现代社会的主流价值取向；而针对20世纪中国画中的农民形象的阐释，中央美院教授薛永年、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水天中、中国美术馆研究员裔萼、北京画院美术馆馆长尚辉、中国美术馆研究员徐虹都以不同的侧重点系统梳理了中国现当代美术史中的中国农民形象的阶段性特征。批评家贾方舟以忻东旺为例诠释了“一个靠自己的力量改变了自己的农民身份，又以画农民著名的个案”。
    原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所长何西来以《中国文学史上的农民题材作品和当前“三农”题材的创作》为题阐释了文学史中农民形象的变化，他认为，每个时代文学作品最重要的内容都是反映农民的生存状态以及他们的苦乐和希冀的；来自中央美院的教授李树声则强调，关心农民和表现农民，“真善美应当成为艺术的主流，艺术家既不能用艺术粉饰太平，也不能恶意的诽谤和诬蔑”；中央美院教授邵大箴也表示，“尊重农民、尊重生活的真实、尊重艺术创造规律应该是艺术家表现农村生活和农民形象的出发点”；四川美院教授王林指出了关于农民题材绘画的三个变化——从农民题材向边缘问题、从被表现者向文化主体、从受教育者向乡村公众三方面，受这三个变化牵引的中国乡村文化的重建要依靠独立、自由并有志于地方文化建设的乡村公民；中央美院教授邹跃进则分四个阶段阐释了20世纪以来中国美术中农民形象的意识形态功能。
    对于“农民·农民”大展显示出的问题，深圳美术馆副馆长鲁虹认为，这个展览是“由主流意识形态形成的宏观尺度来呈现农民，而中国农民的真实生存状态，还有他们的愿望、观点则很少涉及”；类似的问题，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王镛认为，展览中的作品有一部分“以画家惯用的艺术图式来表现农民形象虽然追求形式的美感但有些程式化”；批评家郭晓川以《时过境迁：一个范式的衰退》为题指出，反映农村题材的美术作品在理论和实践上正在逐步消退。
    另外，郎绍君、丁宁、孙振华、王璜生等因故不能到研讨会现场的批评家也向组委会提交了论文提纲。据策展人徐虹透露，这些论文将在展览结束后结集出版。
        
徐唯辛作品《民工李富国肖像》因强烈的视觉冲击力被悬挂在中国美术馆三楼正厅中央的鲜明位置。
配套活动精彩迭现
    “我准备把这张作品放大重新画一张，这也是很多理论家提出的意见。”在展厅中画家王少伦在参展作品《1978，11，24日小岗》面前告诉记者，对于这种可以深刻反映农村、农民生活变化的作品，画家肩负着社会责任，有必要将作品完善放大，让更多的人感受这种变化。画家徐唯辛早在一年前就将作品《民工李富国肖像》草稿贴至其个人博客中，向博友们征集修改意见，他这个题目的3幅作品因强烈的视觉冲击力被悬挂在中国美术馆三楼正厅中央的鲜明位置。徐唯辛表示，在挑选素材时，从几百张照片里唯独选择了这个有眼疾的农民工形象。他认为，只有如此才能够强烈暗示当代农民倍受社会不公待遇的普遍现象。作为具象绘画，形象的选择是极为重要的，加上超大尺寸和并置又变化的图象处理，这个有残疾、憔悴但却善良的农民形象，作为这个时代的伤痕会长久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据中国美术馆党委书记钱林祥介绍，随后几天，中国美术馆将展开与展览配套的相关活动。11月6日，展览组委会组织了民工专场，请150名民工们参观了展览，并现场设问答互动。这些农民工主要来自北京建筑行业，馆方向他们发放了参观展览感受问卷并赠送了纪念品。农民工兄弟们看到反映他们生活的作品兴奋不已，他们觉得“五楼（藏品展）的展品更好看，三楼（邀请展）的作品更真实”。
    11月19日，农民工子弟小学50余名少年儿童参加“我也画农民”的现场绘画活动，并由企业赞助学习用品；11月25日，东城区儿童活动中心和东城区少年宫的100名少年儿童将在美术馆参加“我心目中的农民”现场绘画活动。孩子们的目光，承继着中国农民淳厚质朴的优秀品格。
    “新农村建设期待着农村题材与农民主题的文艺创作具有更真诚的文化情怀与更丰富的美学表达。”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对于展览举办的意义有更长远的目光，“中国美术馆主办‘农民·农民’展览，更重要的是通过梳理现代、反映当代农民主题的绘画创作，辉映这个时代课题，倡扬新的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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