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眼观潮|陈丹青“辞职事件”思考】

酋长秘书

陈丹青谈艺术教育和教育
我们常说“不拘一格选拔人才”，可表格发下来，一格一格，全是格啊！

　　———陈丹青

　　一走了之，走不干净

　　辞职是私事，教育是公事，我所批评者，是招生与考试政策，是学术行政化，不是哪所学校。

　　记者：请谈谈你辞职的想法和前后经过。

　　陈丹青：教员辞职，国外无日无之。民国年间实亦司空见惯。1980年代初多有辞职单干的例，后来市场机制起来，饭碗随即紧俏，尤其高校。但聘用制早已试行，自亦会有解聘、辞职之类，不致诧怪。我今意兴阑珊，毕竟私事，结果议论纷纷，可见辞职仍算一件事———大学有问题，于此不难窥见。

　　念头是早有了。第一，浪费光阴；第二，土插队洋插队总共26年，野惯了。第三，SARS那年满五十岁，望见六十，要想画布上再扑腾，快走开。

　　可是课业在身，不能随便撂挑子。合约2005年元月到期，根据其中“双方任一方有变，须提前90天知会对方”的条款，熬到2004年10月，提交辞呈，并批评教育体制附件若干，俾便说明原因，计5份，分别递交院书记、院外办、清华外办、清华书记，及当年引荐我的袁运甫教授。

　　递交翌日，院书记与副院长立即约谈挽留，稍后，清华书记也带话过来，请一定别走，情辞恳切。我知道走不干净，因我主持的研究室还有两名博士、4名研究生，2006、2007年方才全部毕业，关键是不能再招，否则一届届进来，走不了。领导当即同意免我招生，不带本科，我则应承担本研究室教学，并继续担任春秋两季各十余钟点的“大课”，给各系学生通讲，于是续签两年。

　　记者：你为什么在自己的新书里收录了辞职报告？

　　陈丹青：其一，记存五年来的文字与行状。其二，国中于人之去留喜作揣测，以讹传讹，于公于私，均非妥善，故特加按语，说明清华挽留及续签情事。

　　然风声不免散出，11月初，即有数家媒体要来采访，以“中青报”为最先———辞职私事，公诸媒体不免有声张渲染之嫌，自忖《退步集》已作交代，所以拖延不见。然记者紧追不舍，隔周来电话，某日忽起一念：中青报乃我团报，品相端正，应该没事吧，遂于今年3月接受采访。

　　见报后，报道略去“续签”一节，外间以为事情才刚发生，我已走人。更不料媒体及网络纷起议论，可见书的影响远不及报刊。近日婉谢廿余家媒体采访，仍难平复。上海《文汇报》记者采访不成，竟擅自致电本院院办，一位接听电话的老师称不知我辞职一事，记者乃以“经清华权威人士证实，陈并未提出辞职”为题见报，变得此事子虚乌有，是我在欺世……

　　斗胆禀告媒体，采集事相，审慎一点，用词用语克制一点。对媒体，我克制而审慎的批评是：个别记者的语文水准，还得把把关——各报的形容词，也真看得我心惊肉跳：“拂袖而去”，那要古人的宽袖这才拂得起来；“拍案而起”，则我与领导接谈此事，彼此笑眯眯，谁也不红脸，国中单位的情面礼数，大家应该知道的。

　　记者：当年，你为什么会选择到清华教书？

　　陈丹青：我没有资格“选择”清华，是清华大学选择了中央工艺美院，兼及于我：老教授袁运甫及几位老师热情举荐，我都不知情，等我接到长途电话邀请参与合并后纯绘画教学，此事的前期工作已经做了。所以要说当年受聘是为“美谈”，实在是清华与工美的美谈。

　　我尊敬清华，亲见校长书记居然骑着旧自行车上班；我也感谢工艺美院，院内上下都对我非常友善礼遇———我与这两所学校毫无渊源，却得此聘用和重用。5年来，校方院方从不干涉我的教学和言行，更无有人事不悦，这情状，装是装不出来的，诸位可以到学校问问。此亦所以我至今心里惭愧。今舆论滔滔，我诚不愿外间对清华及院方有误解———辞职是私事，教育是公事，我所批评者，是招生与考试政策，是学术行政化，不是哪所学校。

　　记者：有人说你是那个“说皇帝没穿衣服的小孩”，也有人说你在“作秀”，你怎么看待这样的评价？

　　陈丹青：我的胆子与天真哪及得那孩儿———自我回国上几回媒体，“作秀”之讥不曾断过。人要说你，便请说吧。

　　记者：你个人的特长和你的博士生方向专业设置上是否存在错位的问题？

　　陈丹青：有错位。但不是我要当博导，是被抬举安排当这份差。我只会画画，或许也能教人画画。我几次公开说，以现在的专业定义及定位，我不懂，也不配，辞职的部分原因就是要摆脱这错位，但不便明说，因有假“谦虚”或说反话之嫌。

　　事实上，这类错位成千上万———那么多职业人士去当官，那么多当官的同时又是“学者”与“专家”，到位还是错位？

　　摆设好了有饭吃

　　每年我留心当今大学“新鲜人”，他们好学，但是茫然；可爱，但缺礼数；清纯，但和我这一代一样，先天熟谙人前一套，人后一套，考试一套，生活又是一套……

　　记者：以你的观察来看，国内艺术基础教育的目标是什么？

　　陈丹青：以我的观察，国内人文艺术教育——不论基础教育还是高等研究——有两点从不说出的清晰目标，并完全达到了。一、好好维持这一摆设。二、摆设好了，大家有饭吃。我在一些机关看见庞大的食堂，在学院财务科看见层层叠叠的工资表格，顿时豁然开朗，对啊！这就是今日的人文艺术教育。

　　记者：国外艺术基础教育的目标是什么？艺术基础教育应该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和效果？

　　陈丹青：恕我无知，我不知道美国有没有“艺术基础教育的目标”这一说。你采访我，我赶紧去电话采访女儿，她8岁移民纽约，上完小学、初高中、大学，可是她怎么也想不起老师向他们宣传过“教育目标”。

　　美国高中生将届毕业，会收到许多大学寄来的广告册，吸引招考。各大学有自己的校史、传统、主张。例如女儿大二转学纽约“新派大学”(Newschool　of　University)，那是二战后由一群左翼自由知识分子创办，旨在教授二战后新的文化与政治理念，并开放给二战或越战退役的青年士兵，及意识形态比较自由激进的人。而哥大、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等老牌名校则宣传各自悠久的教学宗旨。要之，高等教育没有国家规定而划一的所谓“教育目标”。

　　反而是对国立小学及初高中，美国相当看重。多少非法移民进入美国，爹妈身份还黑着，小孩立即被要求就学，不然家长论罪。去过纽约的朋友应该看见，学生一半以上是各少数族裔，纯白人很有限。

　　记者：国内现有的艺术基础教育的教育方式合理吗？如果不合理，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

　　陈丹青：咱不谈“艺术基础教育目标”，就谈幼儿及小学教育吧———在周海婴回忆鲁迅的书中，附海婴成绩单。幼稚园时期的要求依次如下。

　　智力方面，理解、想象、观察、审美、记忆。

　　学习方面，音乐、故事、常识、游戏、工作。

　　品格方面，习惯、礼貌、态度、感情、体格。

　　小学成绩单依次包括以下项目：公民、读法、作文、写字、说话、自然、算术、历史、地理、卫生、英语、劳作、美术、音乐、游唱、体育、常识。

　　学生行为标准栏依次如下：爱国爱群、勇敢果断、整齐清洁、快乐活泼、遵守纪律、诚实不欺、勤勉好学、工作耐劳。

　　评价则分“甲乙丙丁”、“优良中差”，特别好的，以“超”字打分。

　　我珍视这份小小的文件，民国的孩子，也就是我们的父祖辈，是这样地开始了所谓“基础教育”。它可能是西来的，有别于清代之前的教育价值，也有别于我辈1950年代孩子接受的教育模式。今日小孩与少年的成绩单，是哪些要求呢？或许有类似的字眼，一定也有很多当年没有的字眼，顺序也必不同———我不是教育学专家，专家们有兴趣查对比较，做做研究吗？

　　我不敢小看这份文件。教育价值观的一切差异及后果，便在其中。我曾读到一位诺贝尔奖得主的自述，当然他是西方人，当被问到平生最是有教于他的是什么，他想了半天，说是幼稚园：专注、礼貌、诚实……

　　每年我留心当今大学“新鲜人”，他们好学，但是茫然；可爱，但缺礼数；清纯，但和我这一代一样，先天熟谙人前一套，人后一套，考试一套，生活又是一套……譬如两课考试吧，多少单纯透顶的孩子对我说：那是考试呀！背呀！没办法呀！

　　记者：国外的学校在艺术基础教育上采取的是什么样的教育方式？国外的艺术基础教育目前处于什么现状？它达到了什么样的效果？

　　陈丹青：再以纽约为例，我在以下方面看见他们的“艺术基础教育”：

　　第一，纽约是美术馆重镇，从睁开双眼的婴儿到年迈老人，只要愿意，都在美术馆看见人类各文明自古及今的文物艺术。纽约又是所谓文化艺术重镇，音乐戏剧舞蹈节目无日无之，许多为老人与少儿预备的票价，便宜得惊人，更有大量免费节目四季推出，品质一流。

　　第二，美国没有中国式的“美院附中”、“音乐学院附中”之类……但纽约有两所规模甚大设备精良的“艺术与设计高中”，专为喜欢艺术的孩子建立，历史很长，培育出许多国际声誉艺术家，好莱坞几位天王巨星便是该校学生。二战前建立时，教学功能相当于我们的“技术中专”，因那时上得起大学的人数有限，这类艺术高中便培养相关专业技能，使学生早早出外求职谋生，教学品质既高且严。1970年代后大学普及，这类学校教学质量与投资反而下降。女儿上了其中一所，演话剧，弄服装，玩影像，也画画，毕业后上了纽约视觉艺术学院。

　　第三，美国艺术学院大抵私立，各自招生，没有全国划一规定。女儿上大学的所谓考试，就是写一篇散文，题目任选其一，“陈述对你有影响的一本书或一部电影、描述你的一个梦”(文章就在家里自己写完寄出)，然后通知面试，带几幅平时涂抹，看看聊聊，就算录取了———我甚至不觉得那是录取：有录取，便有落榜，个别例子有，比方名校竞争，自然择优录取，于是落榜，但其他选择很多，绝没有中国式的落榜。

　　第四，美国许多艺术学院不颁学位，招生没有年龄限制，只是兴趣教育。有些艺术学院挤满中老年人，尤其是妇女。艺术面前人人平等，我亲眼看见了。你喜欢吗？交钱、上课，如此而已。

　　以上情形，不知算不算“艺术基础教育”？其中第二项，略近我们这里成千上万的考前班，但人家那里正规多了，比我们一所综合艺术学院高级。第三、四项，中国还没有类似学院，社会上喜爱艺术的中老年，终生无缘接受艺术教育。

　　至于第一项，说来痛心疾首——中国近百年艺术教育，起码的前提至今空白，即没有美术馆固定收藏(在《退步集》中已再三陈述)，没有东西看，视觉艺术教育的品质和依据，永远是虚悬的，假定的，存疑的，任意的。因此，在美术馆功能长期缺席的状况中，国内艺术教育的职能、资源、环境、氛围，统统由学院负荷、从学院聚散，此所以中国艺术学院功能太绝对，形制太庞大，更兼学位制及种种考试铁律，以至问题大到等于没有问题。

　　目前中国各大艺术学院的硬体、规模与生源，雄居世界第一，古今中外，没有一个时期有过这样超规模的艺术学院，效果如何呢？“我们的社会基本没有美术这一块”，这是王朔四年前一篇文章的标题，结果美术界不开心，有文章反驳它，其实是大实话：如此世界第一的艺术学院群，除了超规模招生、发放学位，事实上为全社会的“美育”，作出什么翻天覆地的贡献吗？

　　记者：从现实来看，国内的艺术基础教育处于什么现状？存在哪些具体的问题？它造成了什么样的后果？应该怎样解决这些问题？

　　陈丹青：以上便是问题。以我直接与艺术学生交流，他们的感受是：没有受到教育，深刻地不信任教育。优异生也对教育反感。其悖论是，一方面，年轻人接受教育的惟一出路是大学，一方面，我几乎听不到对教育的感激之情。

　　至于如何解决，许多专家比我说得专业，因我不懂教育学。我只是看见大量问题。

　　学院顶重要，学生最最次要

　　学术行政化、考试标准化与教育产业化的庞大机器有效运转的后果是：学院顶重要，教育次要，艺术更次要，学生最最次要

　　记者：以你的观察来看，国内艺术高等教育的目标是什么？应该达到什么样的目标？

　　陈丹青：法律要严密、有为，学问要宽阔、无为。中国艺术教育的问题，就出在定“目标”，一定目标，一入功利，即变形变态。譬如“培养人才”一说，目标算得好听煞。那怎样算是人才呢？于是划定种种标准，变成尺子，削进划出，细细剪裁，先给弄得不像人样子，没有人味道，还谈什么人才？

　　记者：国外艺术高等教育的目标是什么？采取什么样的教育方式？目前达到了什么样的效果？

　　陈丹青：美国艺术教育，各校有各校的传统。耶鲁大学、纽约大学、罗德岛艺术学院、加州艺术学院、设计艺术中心学院……均有重量级艺术教学，彼此间未有统一招生法，教学传统与招数更是南辕北辙，因主事者群体的观念与渊源太不一样。巴黎美术学院，老牌名校。1970年代仅存一所绘画工作室教授绘画，老师还是南斯拉夫人。到去年，我听说该校正式关闭最后一间绘画工作室。

　　死心眼热爱绘画的家伙怎么办呢？进卢浮宫，进绘画材料店，自己玩，自己开心，弄出名堂，画廊有的是，还不称心，远渡重洋，到纽约闯天下。以我所见，纽约多有欧洲来的艺术学子，欧洲也多有美国去的艺术学子。艺术学院、艺术教育，只是年轻人呆一呆的地方。美国教育也问题成堆，也在衰落，也茫然，但它让一切发生，由规律支配，没有成规、成见、成法。艺术学院不是年轻人的进阶之所，更不是身家性命，哪里像我们一朝进美院，俨然定终生。

　　或曰，1950年代学苏联艺术定于一尊的教育模式，不也成就大批人才吗？很对，可前提是社会文化状况必须还原到1950年代，方才奏效。今天的社会现实与文化状况，何似当年？而当年可贵可学的一套，都给废了，譬如择优录取，业务尖子，便是教学良策，虽遭“文革”批判，1970年代末恢复高考，也还走老路，立马生效，问题出在1990年代，说来话长了。

　　记者：从现实来看，目前国内的艺术高等教育处于什么状况？存在哪些具体的问题？它造成了怎样的后果？应该怎样解决？

　　陈丹青：我所说的问题，全在太阳底下，无非是学术行政化、考试标准化与教育产业化的庞大机器及有效运转。其后果：学院顶重要，教育次要，艺术更次要，学生最最次要。而最最次要的学生，构成学院最重要的经济来源，近年学费翻倍，势不可挡，供求关系，畸形而失衡，今年各艺术院校数万考生，景象壮观，连夜排队的图片与报道，已成国际新闻。

　　记者：如果高等教育的教育方式不合理，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

　　陈丹青：有的是好方式：西方、日本、民国、五六十年代、八十年代，艺术教育攒着无数好办法好经验，可一旦学术行政化，绝对变质。

　　记者：在国内的大学里，与理科相比，文科往往是最穷的，国外的情况如何？

　　陈丹青：美国投资文科的钱，也比理科少得多。以上说了，人文艺术学院多是私立，钱自己想办法。但美国密密麻麻的私人基金会，在俗称美国“第二政府”的媒体之后，忝为“第三政府”。我女儿许多穷同学常年靠教育基金上学生活，有的长达十数年，成人后慢慢还。她一初中同学，父母离异，15岁上母亲死去，孤身一人，今25岁，全靠奖学金在纽约大学表演专业毕业，已接拍电影。美国人文艺术教育也算穷的，但那种穷法，怕是比我们这里最大的政府拨款还要多。

　　中国文科教育，穷只是问题之一。你去看看西南联大当年那付穷相，教授摆地摊卖家当，自己种菜养猪。台湾的殷海光，大陆的沈从文，留美的杨振宁李政道，都是西南联大穷学生穷老师啊。

　　美国的爱伦坡之流，穷死。福克纳说：给我纸、笔、面包、水，我就给你文学。海明威战后给毕加索送礼物，什么呢？一箱手榴弹！

　　孩子是考试的连体婴儿

　　当你说“高校怎样才能够录取到它想要的人”，已是高校立场，而不是“人”的立场

　　记者：你在书里有过判断，国内的艺术教育考试的结果是劣胜优汰，国外的大学是怎样方式、过程录取学生的？包含了哪些课目的考试？

　　陈丹青：美国“高考”必须通过的统一考试似乎是“SAT”，即语文和数学(跟中国一样，把孩子们圈起来考，仅三小时左右)，但录取与否，“SAT”成绩只占三分之一左右，其余方面考察，各州、各地区、各校，依据自己的标准，名目繁多，其中一项，是特别看重学生校外经历，譬如是否有点特长，会点外语，是否有出国(如去第三世界当义工)经历，是否单独弄过什么作品(有的美国高中生自己拍过电影，早早开始创作)等等。

　　美国考研究生，统考项目是“GRE”，仍是语言与数学，但要求当然高多了。注意，艺术专业，表演、舞蹈、美术、影视、文学，不考“GRE”。如前述，各艺术学院招考标准不同。老牌名校难考一点，因竞争者较多，择优录取。

　　美国是天然的英语霸权国家，大学不重视外语(如法语、德语之类)常被外界批评，而名校对懂外语的学生择优录取，因投考哈佛耶鲁多富家子弟，美国又是移民国家，不少孩子高中前后即因家庭背景及社交范围，而具备多种语言能力。但绝对没有外语和政治考试。

　　记者：你在国内给本科生上课，对他们满意吗？他们和国外的本科生有什么不同？

　　陈丹青：我不愿说年轻人。孩子都是无辜的。今日大学生在入学前已经被中学小学及整个教育体制所扭曲，这种扭曲折回家庭，家庭成为扭曲的合作者。今天的孩子个个是考试的“连体婴儿”，既想挣脱对方，又必须与对方同呼吸。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考试也颇激烈而扭曲，但少年们真的是以生命、智力与考试拼搏，但并未“连体”。高分竞争是所有后进国家及亚洲地区的常态，但港台地区、日本东南亚已经陆续走出这种历史阴影。

　　西方的本科生边学边玩，边玩边学，成绩并不是成长，成长不仅靠成绩。顶要紧一条，没人逼他，他于是不自逼。但美国的一些罪恶，是太自由闹出来的，譬如校园枪击、校园色情等等。

　　记者：艺术教育对考生的基本功、天赋、感觉、素养、个性，有它的特殊性，在保证考试公平的同时，高校怎么样才能够录取到它想要的人？

　　陈丹青：当你说“高校怎样才能够录取到它想要的人”，已是高校立场，而不是“人”的立场。这句话透露出划一标准思维。标准一旦划一，一旦成为行政措施，任何“殊异”先已失去了存在、开展、发育的前提———真实的命题是，如何使各色各样的“人”进入他想要进入、他应该进入、他能够进入的高校。所谓教育，“人”第一位！

　　我们这里是表格第一位，我们的学校领导曾在会上反复强调，大家要不拘一格选拔人才啊！我就说，表格发下来，一格一格，全是格呀！

　　一定会有意见说，考试绝对必要，不然全乱套。没错！又有意见说，放权给教授独立招生，营私舞弊怎么办？没错！事到如今，真是样样动不得———我的大部分同事都有二十几年教龄，大家正派辛勤，郑重其事，确如党所一贯强调———“绝大多数同志是好的！”可是今日教育的问题，远甚于营私舞弊，远甚于“乱套”，而是太绝对、太森严、太没商量、太无情———于是暗渡人情，阴损规矩，你绝对要管，我绝对有招，结果便是有道而无德，屡禁而不止。你防堵舞弊，但不能漠视人性，你设置规章，但不能罔顾规律。

　　今日艺术教育的所有招法，照北京土话，全给弄“拧巴”了；你非要严考，自然条条杠杠；你非要量化，必定排课填表；你非要论文，只好挖空心思到处找书抄……别考那么严，我反撒得开；别管那么死，我倒要自强。人的性命，创作的欲望，如种如茁如泉涌，不是开关，不是自来水。

　　记者：当国外的高校遇到你在招博士生出现的问题时，比如语言或者其他课目不及格、差几分的时候，它们会怎样处理？有哪些具体的办法？

　　陈丹青：国内问题一出国，便不是问题；国外高校的问题，我们也没有。譬如早先有种族隔离问题，晚近有校园暴力问题、吸毒问题、枪击问题等等，这类问题引发美国无数次教育辩论、斗争、立法、甚至社会运动。

　　至于入学的麻烦，举个小例。我女儿上初中时因有同学间相处不愉快，要我给她转到教会学校，下午陪她去，女校长自己出来，领她进屋考起码的英语数学，半小时出来，回家后电话打过来，叫她明天去上学。

　　清华有一真事，当年国学研究院招生，四川一位18岁考生错过报名期限，独来京城求见梁启超与王国维，梁、王居然出见，略略问过来历，梁就想要他，王则引他进里屋考高中语文数理，约一小时半。翌日电话招那学生，即请门房将行李搬入宿舍，上课如仪。这往事，便是这考生老来亲自撰写回忆的。

　　再说北大旧闻，当年蔡元培办公室“门虽设而常开”，学生随时进入要求某事，凡能当即解决者，蔡老无有二话，吩咐下面，着即办理。

　　我就任之初，清华书记请吃饭，席间笑谈清华好传统，列举钱锺书数学不及格，吴晗数学零分……这类神话，今天可以有一万条理由反驳——那时人口少啊，制度松啊，今天要是这么做，麻烦大啦，家长告啊，学校难啊……没错，没错，我真心同情今日的当家人，你请来哈佛校长管，保管他抱头鼠窜，没奈何。

　　怎么会弄成这副局面呢？国情是也——“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这千古奇观，我称之为“药症同体之效”——标准考试久病，病根在你，药又是你开，药是你开，必惹你的病，于是药添其病，病助其药，如此循环到今日，已是病里有药，药里有病，分不清哪儿用药，哪儿是病……健康自有规律，病灶、病征、病体、病变，规律也严密得很呢。

　　例如你规定某落后地区考分、名额要照顾，我就把孩子移民该区，此“移民考生”是也；又譬如你规定“交费”也可录取，于是这边交钱，那边进人。凡此种种无比精致的应对招法，简直剔透玲珑，无所不用其极。今日各大美院周边上百所考前班，本科生据说到二年级就逃课出外，纷纷去考前班教学赚钱，等孩子考上了，再去教考前班赚钱。山东是美术考试大省，成群辅导，大批赴考，浩浩荡荡上北京……考上清华美院的孩子，辅导老师奖金论万，能不拼命教？

　　有位办私立大学的热心人弄了十余年，大败而回，总结国中五十余年教育史，精辟之至———六七十年代，政治控制；1980年代及部分1990年代，分数成绩控制；近十余年，利益控制。此颇堪玩味，哪种最厉害呢？显然最后一种。连二年级学生都分得利益，这机制你动得了吗？外语教育，更是一庞大产业链。

　　至于学术行政化、大学国有化、教育产业化，严丝合缝，变本加厉，更动不得，处处动不得，好，各种并发症冒出来，您就下药吧。

　　记者：英语在人文艺术教育中应该占什么位置？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英语教育的尺度、边界在哪里？

　　陈丹青：我的问题是，今日中文教育占什么位置？扮什么角色？中文教育的尺度、边界在哪里？

　　关于外语教育，贵报去年有人民大学教授顾海兵长文《中国公共外语教育反思》，又有今年清华大学退休外语教授孙复初长文《标准化考试可以休矣》，都谈得比我专业太多了。前者雄辩透辟，结论清晰——外语学习目的，学不致用；外语学习内容，不切实际；外语学习效果，得不偿失。最重要的是，他首次提出，独尊外语，于法无据。后者教了48年外语，痛陈今日外语教育之重重弊端，他回顾道，四五十年代的外语教育十分合理奏效，高中生多已熟练掌握并应用英语，读写听说均过关，上大学后就是应用与提升，他指出，“大学英语”一说纯属今日畸形外语考试及教育的“怪胎”。

　　我父亲与孙先生同辈，1940年代高中生，上大学前，掌握读写听说，1948年考入上海海关大学，教师多为英美人，上课没问题。1970年代末恢复出版英文报纸，其时父亲外语已荒废三十余年，照样拿起报纸就读，翻给我听。

　　孙先生慨叹，当他这辈人退出教学，全国外语教员都是标准考试培养出来的，他们再不知道此外还有什么别的教育方法。而文章开首他就语重心长———教育问题和“三农”问题、经济问题一样，是严峻的问题啊！

　　父亲最近给我寄来上海一份报纸，也谈外语教育，其中教育部副部长出面说明，教育部从未规定大学考试必须以四六级外语成绩作取舍标准。

　　所以更严峻的问题是，这样的文章、说法，登是登出来了，有用吗？

　　

坡子吕三

离开大染缸，好事啊！

易一

陈丹青的“行为艺术”
    马永安
  我国著名画家.清华大学艺术学院博导陈丹青，因为对现行“学术行政化”的教育体制无法适应也不愿适应，愤而辞职。此事经《中国青年报》报道后引起广泛反响。陈丹青曾被誉为“20世纪最影响中国的艺术家之哦一”，他这次“拒绝再玩”的行为在很多人眼里具有了某种特殊的意义。我的感觉它更像一次无奈的“行为艺术”，辛辣的讽刺性和强烈的批判性是它的内涵。
  第一批博士全军覆没.4年没能招到一名硕士生，令陈丹青感到气愤的是，众多艺术气质.修养和专业成绩都很不错的学生，就因为政治和英语成绩不及格而落选，有的甚至因为只差1分而与自己心爱的专业失之交臂。陈丹青始终不能容忍考试表格中的分数顺序：政治，外语，然后才是专业。而这种被他直指为“荒谬”的顺序不仅在我国的艺术教育中存在，所有的高校一直都是这样招考硕士和博士，大家司空见惯，认为天经地义。
  怪异的体制更让他难以容忍。“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学思想.教学评估，是头等大事---艺术学院从未像今天这样充斥着办学的教条。”在他每年重复填写的表格中，从来都拒绝填写“科研项目”，并在文章中公开指责：“科研，是一个外行词语，竟公然霸占着艺术学院的教学表格。这是对艺术的轻蔑，深刻的轻蔑！”他警告说，人文艺术教育表面繁荣实则退步，学生“有知识没文化”、“有技能没常识”、“有专业没思想”.....对很多现象，或许未经揭示的时候我们都会泰然处之，而当那一层层华丽的伪装被这一连串激愤之语剥掉之后，惊现的是现行教育体制的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怪胎。可气的是，并非陈氏有什么特异功能，只有他自己已有所发现，而是大家都明白却心照不宣。就像那个说烂了的《皇帝的新装》的童话，他只不过是那个指出真相的孩子而已。
    那么，多年以来，我们就是在如此荒谬的体制下培育着所谓的“高水平”人才，而且不断的荒谬下去：硕士博士招生外语不管有没有实际作用，政治分数不管能不能考察出一个人的真正政治素质，始终拥有一票否决权；高校教师不管讲课实际水平如何，也不管所谓的科研有多少价值，发表的论文如何产生，后者总是考核的重点；而文凭又成为“人才”最重要的衡量标志，不管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诞生的......如此循环往复的一个怪圈，坚硬的占据着高等教育的阵地，除了可悲可气之外，我们都应该感到可怕才是。
     曾经有一些书，如《大学有毛病》、《教育病》等等，虽然出版发行，都是波澜不惊，指出了许多弊端，对坚固的体制却毫发无伤。陈丹青教授从清华大学出走，似乎是站在一个万众瞩目的舞台上给了现行高教体制一个耳光，也让许多人看到了“教育的耻辱”，这一“行为艺术”已经有了最初的意义，但我们不知道，已经“行政化”了的“学术”还有多少回可能。

黑客

    陈丹青不玩了，我们慢慢玩
    刘擎
　　陈丹青到清华执教五年，始于“引进人才”，终于“愤然辞职”，舆论哗然。
　　从未见过陈丹青本人，只从共同相识的朋友那里听到过他的一些故事。还有一次在《人物》电视节目中领略过他的风格。知道这是个有真性情的人，也是十分明白通达的人。陈丹青坦言，他的离职完全是因为对“现行人文艺术教育体制”的“不认同”、“不适应”和“不愿适应。”
　　那么，我们对现行的体制就很认同、很愿意适应吗？艺术教育体制的弊端可能格外突出，比如考生中最有天赋的艺术人才因为英语和政治考试不合格而被淘汰，这种考试制度被陈丹青斥为“不折不扣的荒谬与侮辱。”但人文专业领域也不乏类似的荒谬规则。举例而言，要求硕士研究生写毕业论文之前必须在正式刊物上发表文章，这一考核规定已经导致了大规模的、明火执仗的“版面买卖”交易。学生从网上拷贝资料、东拼西凑而成的“论文”付钱后获得录用，在印刷发行之后直接被扔进垃圾桶。这同样是“不折不扣的荒谬”，而且是不折不扣的反环保。
　　陈丹青说“不想再玩下去了”，虽然他知道“这样做很奢侈”。但我们大可不必为“娜拉出走之后”的命运担忧。做过8年中国农村的知青和18年纽约的“资深盲流画家”，有这两种“插队”经历垫底，到哪里都活得出自己的一片天地。问题是对没有胆量或者没有资本像陈丹青那样“奢侈”一把的我们该怎么办？陈丹青不玩了，我们还要继续玩下去，我们怎么玩？
　　如果认定体制就是如此铁板一块，个人完全无能为力，那么我们只有违心地认同、无奈地适应，直到心甘情愿甚至不亦乐乎。但这是一种很不好玩的玩法，实际上是完全被体制玩同化了。我们也不能指望一个英明的新体制从天而降，革除了所有现存的弊端，因为任何全盘性的改革方案都会有不可规划的破绽。
　　体制的效力不是来自一堆公文条例，而是一种权力实践。但福柯思想的一个启示在于，并不存在总体化的权力体系，个人也并非完全无能为力。对于体制，我们在绝对屈从与彻底拒绝之间还有多样的实践应对选择，有着广阔的可“玩”的空间。可以举证的一个事实是，陈丹青当初被清华作为高级人才“引进”，这本身就是一个体制内的操作结果。将一个没有博士学位文凭的艺术家引进为“博导”违反了某种体制程序规则，但在实践中陈丹青的引进被操作成功了。这表明体制并不是铁板一块，借助体制的一部分力量可以打破另一部分力量。
　　体制自身主张了一种“培养人才”的理性目标，这为抵制荒谬提供了符号资源和可能性空间。体制实践是一个充满博弈的场域，是一种布迪尔所说的“竞争游戏”。规则就是在各种“玩法”之中更变和改良的。从更开阔的视野来看，陈丹青的“不玩”正是这个游戏的一种极端“玩法”——将体制主张的“理性”与其中的“荒谬”并置，形成了一个具有压力的事件，可能会影响现存的力量平衡格局。他的奢侈玩法与无数勤俭温和的玩法一起才能构成体制变迁的动力。而好的体制就是这样慢慢玩出来的。

（2005年4月7日《外滩画报》）

访客

对于陈老师的辞职，我是理解的；虽然大家总喜欢把问题归结到英语政治等分数线这样表层的问题上。但是，陈老师决不会和英语政治这样的小问题过不去，有必要吗？他深知语言（英语）和智慧（政治）的重要，但是不用通俗的词汇大伙是难于理解的。谈到体制，自然问题很复杂，我也不愿多说。但是当年谭嗣同先生不也说过 “总有人要为共和之事捐躯吧，我只不过是先行者罢了”，相信大家应该理解陈老师的苦衷。最近很忙，一直没空来这里看望几位老朋友，但一来发现，都已经过去了那么久的事还能被炒，不难看出陈老师的“行为”有其价值与影响力。英语政治之类这样的名词咱就不提了，提多了有伤身体。还是让我回到对于陈老师辞职的事上，首先，我没资格直呼陈老师的本名，因为我既不是他哥们，也不是他同事或长辈，很难想象我这样无德无才的人如何有资格直呼他，更别说指责他了。老骰我，资历学历阅历皆尚浅，但倒也不浑浊，鲁迅先生我是喜欢的，陈老师我也是相当敬重他的为人处事的。他虽是一个油画家出身的老师，但何谓“师也”？中国现在的教育体制中，有多少能真正被称之为老师、最近有幸旁听中央美院设计学院某研究生班毕业答辩，让我充分领略到什么是教育的“成果”？！当时我找了一个不太碍眼的位置坐下，旁边一女生稍微离开了一下，原定2：00开始的答辩，过了10分钟才勉强到齐“主角儿”，搞设计的人在我印象中是整洁体面，爱挎笔记本带金边眼睛的那种人，关键是他们有超强的时间观念，对于他们来说TIME IS MONEY，但是迟到的事不知是否他们过于繁忙而导致，这是其一。其二，刚才提到那位离开的女子，因为迟到的某位老师没有坐位接着就转身不问即拿我隔壁的这张椅子，副院长坐在他对面，我阻止他说：“很抱歉，这里有人”。让我瞠目的事发生了，他牛气冲天的说“总不至于让评委没凳子坐吧？”！哦，原来是评委，还以为是军委！不就一把交椅吗，给你坐就是了！我最后起身走了，因为这样一来那个没座的女孩不至于尴尬，因为她们总是害怕老师的。当时我很想抽丫，只不过那位院长在场，因为他为人厚道，真可谓厚德载物，我甚是敬重他，爱戴他，所以决定离开就罢了！抽他的后果对于我来说并不会让我有什么后怕之处，反正中国这样的人多不胜数，就这么一个芝麻绿豆小事倒让为那些个孩子能得到这些个为人师者的”老师“们的教育难过了很久。所以陈老师的离开我是理解的，因为他毕竟不愿意去适应；很明显，他没有做“老师”的天赋。最近本人在做一个关于老北京文化的调研工作，在国子监和孔庙处呆了许久，看到孔圣人那张仁义的面孔，心理顿时想了很多很多，万世师表四个大字映入本人眼帘，当时没敢抬头看，我怎敢正视呢？中国的教育体制本身是不会有什么大问题的，因为制度是建立在宪法基础上，那么多智者制定的宪法基本上是完善的。但中国教育体制下的那些个缺乏德育者却在教育着他们的下一代，这或许才是陈老师真正想说，但又懒得说透的问题吧！
晚辈老骰
2005父亲节晚写于老美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