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庄，而不是宋江

黟人

文/马陌上

大概在2004年以前，许多奔宋庄而去的画家，都自嘲为“落草”——言语间颇多悲壮与无奈。跟当年投奔梁山的好汉们一样，俗世令他们蒙尘，或蒙羞，他们弃绝娇妻美眷以及体面或屈辱的人臣生活，只为一个自由。然而，宋庄许以他们“大口喝酒”，却并未许以他们“大块吃肉，大秤分金银”——生活，的确是个问题。这就是《长在宋庄的毛》的展开背景。
作为一部纪实小说，作者马越的叙述是恳切而令人信服的，毕竟他是久居宋庄的“老村民”。参与、见证并记录，作者的身份让这部小说看起来像是历史的草稿。在当代艺术市场日益火爆的今天，再回过头看2004年以前的宋庄，那种焦灼与挣扎、悲苦与绝望、郁闷与彷徨更显得像一次神圣的受难，但同时不乏喜剧因素。
是的，一种尖锐的矛盾始终困扰着他和他的同类：如何在保持艺术独立性的前提下，保持生活的独立性？在市场原则高度确立并几乎成为唯一原则的境况下，贫穷不再是“操守”、“风骨”、“德行”的代名词，而成为“没本事”的同义语。资本洗白了它的原罪，同时将反对者挤进道德的阴沟里。所以从书中我们看到，这个中国前卫艺术家最大的聚居地并不是一片乌托邦乐土，战士的决绝、戏子的半推半就、隐士的寂寞与农民的狡黠，共同塑造了复杂的宋庄精神，或者人格——它与80年代的前卫艺术运动以及直接承继其血统的圆明园画家村都有区别。同为造反，二龙山、方腊和梁山显然志趣各异：二龙山决绝且形而上；方腊想称王；梁山则复杂多了，悲剧义士林冲反奸臣不反皇上，无政府主义者李逵既反奸臣又反皇上，但他们都掌不了权。从这点来说，宋庄是犬儒的，它是艺术家从社会领域退回艺术领域的避风港，通过群居宋庄，他们集体褪掉了公共知识分子的那层皮。疯狂被佯疯取代：醉着，或者睡着，而不是奔走与呼号。成名于宋庄的画家偶尔也会对社会事务表现出兴趣，但仅仅局限于环保、赈灾义卖、反对美国欺凌中东等政治上完全正确的优雅的人道主义关切。
酒与女人让宋庄多了几分浪漫的江湖气，但这仍不足以掩饰家园失却之后的苍凉——他们摆脱土地与家庭的束缚，兜了一圈之后，却仍旧不得不谋求农业社会的庇护。事实上，他们的命运本身足以说明：中国的问题也许不是孰“左”孰“右”，而恰恰是孰“前”孰“后”。在高于政治的文明层面，他们不自觉地选择了“后退”。通过这种方式，他们对现代性表现出了自己的犹疑与不信任。他们反对精致，不遵从商业规范，疏离大众传媒，拒绝装扮成都市文明人的样子，通过性而不是毒品来激发创作热情，养殖蔬菜与狗……这一切，并非外界认为的波西米亚风格，而恰恰是一种粗糙而凌厉的前现代遗风。显然，这不是怀旧与复古，也并不充满忧伤的小情调，因此，它又是革命的。但脱离普罗大众的革命性究竟在何种层面上能给人以启示？或者说，它的有效性何在？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回答，那“宋庄方式”就不具有实验性，也就是说，它不足以动摇现代文明的根基。事实上，不论从美学层面，还是从社会学层面，宋庄并不自觉谋求一种全新的价值与解决方案，因此，它不是柏拉图的理想国，也不是康帕内拉的太阳城。
《长在宋庄的毛》不是一则传奇，也不是史诗，尽管我们希望从中窥视到性与反叛，追捕与流放，苦难与尊严，光荣与神话，梦想与现实——它有这些粒子，但都落在生活的墙角下。崇高与卑下并未在这里决战，因此，宋庄是平的。
然而我们还是要进入它，在确凿并咄咄逼人的资本逻辑下，它是一种可能，一种反对异化、保持完整性、与自由为邻的可能——你也许无法得到，但的确不会继续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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