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折点——新现实表现绘画展》11月15日

黟人

展览名称：《转折点——新现实表现绘画展》
策展人：江铭

开幕时间：2008年11月15日下午三点
展览时间：2008年11月15日 ——2008年12月15日
展览地点：北京成乐轩（朝阳区酒仙桥驼房营南里甲6号东风艺术区）
电话：（8610）84707688

参展艺术家（按照姓氏笔划排序）：乌日金、李青、张学海、张建俊、赵志刚、赵晓佳、郎小杞、杨少斌、殷阳、唐建英、崔国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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黟人

新价值之发明者
——对黑白现实主义思潮的继续研究

江铭/文

这次展览的名称我确定为《转折点——新现实表现绘画展》，是继我2006年8月12日在北京皇城艺术馆策划《黑白——新趋向展》、2007年3月25日在北京大山子环铁将府艺术区策划《黑白立场展》、 2007年7月24日在环铁时代美术馆策划《黑白现实主义文献展》之后关于黑白新思潮问题继续研究的一次策展活动！

这次展览与《黑白现实主义文献展》的综合展出形式不同，我这次展出主要侧重在绘画上，而且选择的艺术家的作品侧重点有几个方面：一、题材选择贴近现实主义；二、绘画语言以及观念是表现主义的倾向，色彩感觉与现今流行的玩世风格、后波普风格在流行色彩学方面有明显的区分。三、画面感觉上注重对今日社会现实的精神与内在的表现。

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历史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其历史脉络的演变一路以这样的线索发生：从1976-1983年伤痕时期开始解冻，经过85现代主义启蒙、89现代艺术大展、玩世写实主义思潮、后波普浪潮——消费主义新阶段成熟、现阶段黑白现实主义问题开始暴露。

这次策划的新现实表现主义绘画展是中国黑白现实主义时期的一个引人关注的现象。这个现象在艺术的表达上即是对于90年代发生在中国本土的玩世现象以及随后的后波普现象在绘画方面的反动。玩世现象在中国的艺术形态上形成了某种特征鲜明的风格以及视觉感受。后波普现象在视觉表达上与玩世在艺术样式和风格上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只是在文化针对点上有所差异，玩世时期的针对点主要在于意识形态一元论方面，后波普的针对点则是由单纯的一元论的意识形态问题向意识形态与城市消费主义二元并存问题的转移。玩世现实主义的文化使命在1995年左右基本成熟而且已经完结，因为玩世现实美术的出现是89之后中国出现的意识形态暧昧时期的一种美术现象，所以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中国明确了市场经济的道路，中国人的身份问题即确定了。但是身份确定之后的中国现实并没有解决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问题，而是走了一条摸着石头过河—— 脚踩两只船的道路。在政治上仍然是打左旗，在经济运行上则是向右转。于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后波普现象的出现即是针对这样一种现实，在文化针对点上即针对意识形态问题，又针对消费文化问题。因为在那个时期城市商业文化开始兴起。只是由于中国由计划经济转向商品经济的早期，一些先富起来的人暴露出某些夸张的消费欲望，所以在那个时期有批评家提出了“艳俗”的概念。但是实际上是对于这种中国特色的“后波普”现象的一种误读，有关“后波普”问题请参考我在《后波普浪潮——对中国特殊消费主义的现象学》一书中的详细论述，在此不赘述！

后波普现象的文化针对点是中国城市的消费现实问题。而中国大中城市的财富积累是建立在中国廉价劳动力市场以及对底层资源的疯狂掠夺的畸形发展模式基础上的。特别是到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之后，由于近20年超常规的畸形发展，使得中国的很多历史遗留问题没有解决，社会各个领域暴露出尖锐的现实问题。学术界出现了反思的迹象，到2001年，9·11事件之后所带来的影响也促使中国对现实问题的关注。2003年非典的发生更是使得这种反思成为紧迫的现实需求，在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我们也看到这种需求的紧迫性。其表现就是不断由上层建筑的顶层提出新的道德原则与呼吁：从“三个代表”到“建立和谐社会”，甚至提出了“八荣八耻”的口号，其实这些都是时代呼吁新的价值观和建立新体系的需求。而这些突显出来的现实问题从贫富差距问题、失业问题、社会保障问题、三农问题、生态问题、道德标准问题、人民生命安全保证问题、城市化问题、民族矛盾问题等各个方面均有所表现。譬如近年来在中国发生的一系列重大的事件：1998年上海甲肝爆发；1998年山西朔州毒酒事件；2002年南京汤山中毒事件；2002年河北白沟苯中毒事件；2003年非典疫情爆发；2003年孙志刚收容遣送致死案；2004年安徽阜阳“毒奶粉”事件；2004年辽宁阜新孙家湾煤矿瓦斯爆炸事故；2005年安徽池州万人群体性事件；2005年黑龙江省“11·27”煤矿爆炸事故；2006年广东汕尾警民冲突事件；2007年山西黑砖窑案；2007年重庆最牛钉子户事件；2008年3·14西藏拉萨打砸抢烧事件；2008年5·12四川汶川大地震；2008年天水替考案；2008年湖北省天门市人魏文华被城管殴打致死案；2008年上海杨X袭警案；2008年，贵州省瓮安县群体性事件；2008年，云南省孟连县胶农聚集和冲突事件；2008年三鹿奶粉事件；2008年山西襄汾溃坝事故等等，不一而足。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20多年的改革，使得许多曾经被回避的问题演变成为急迫的问题。矛盾日益公开化。特别是近年来群体性事件的大量增加，说明社会的矛盾日益尖锐，中国的问题已经不仅仅是经济如何加速发展的问题，而是日益尖锐的社会问题如何解决和社会发展模式如何转变的问题了。

其实所有的问题最终都将酿成一种社会宣泄形式：即群众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如今的中国，经济问题日益政治化，其实我们今天用“群体性事件”来替代“社会运动”是试图将这些事件的政治性内涵弱化。但是，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就是群众的“社会运动”。而群众性的“社会运动”正是当代中国社会不可忽视的重大政治问题。既然是政治问题，那么我们看似个别的事件或者经济问题，其本质上是群众在谋求某种通过正常程序途径无法谋求的政治权益问题。有关调查显示，中国近10年重大的“群体性事件”增长了6倍。这正是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内部的经济利益矛盾、政治利益矛盾和社会利益矛盾等方面的集中突现。表面上看，酿成“群体性事件”的直接原因集中在劳资关系、农村征地、城市拆迁、企业改制重组、移民安置补偿等问题，但是，深层次原因是对政府腐败、官僚作风的民愤，它反映出了社会对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的不信任。当下现实真实的状况显示着，中国已经进入了工人、农民这两大弱势群体（原来社会的主人翁）维权抗争的社会冲突多发期。

中国文化关注点的转移正是这一深刻的社会背景的变化导致的必然。我提出的“黑白现实主义”时期的到来正是基于这样一种中国现阶段的社会政治现实。我所说的“黑白现实”的概念，不是一种色彩学上的艺术语言形式的概念，而是在表达一种立场，这种立场就是对于当下残酷现实的明确态度与立场。在文化诉求上，既是明确的对当代主流艺术思潮的反动。在形式上也有着清晰的思路，就是对玩世以来的以鲜艳色彩为代表的艺术样式的反叛，在文化针对点上也由针对意识形态问题、城市消费文化问题向着更契合中国现实的本土民生问题的各个方面转化。

对已经形成的价值体系的反叛，正是新历史转折的开端。虽然，由于商业的利益关系，旧有的价值系统及其表现作品由于利害关系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面还将占据主流。但是由于核心文化针对点的转移，新的价值系统已经出现，那么旧有的价值体系势必已经走到了尽头。人们的审美疲劳也已经到了无法忍受的境地。新的艺术思潮的到来已经不可阻挡。在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历史上，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实际上，自我2006年至2008年策划的一系列有关“黑白现实主义”展览的时候，就已经明确地得以确认了。

这种新的思潮与动向在艺术的表现上，就是出现了与90年代流行的艺术风格完全不同的艺术样式与风格。一些艺术家在自己的创作中开始自觉地远离玩世风格、后波普风格的影响。从架上绘画来看，这些艺术家开始在色彩感觉上回到一种淳朴的状况，我们看到一些关注现实倾向的表现主义作品出现了。这些作品在画面上，再也见不到玩世那种暧昧的主题、后波普作品中的被消费化的意识形态符号、大红大绿的色彩、夸张的表情，相反，这些作品大多都显得沉闷、黑暗、忧郁、焦虑。就像我这次选择的这些艺术家的作品一样。在语言上，这些艺术家也逐渐放弃了完全写实主义的手法，转向表现主义或者半写实半表现风格。他们这样做的意图与目的基本上有两个方面。一是在艺术风格与样式上与玩世写实主义和后波普现象拉开距离；二是通过这样的一种做法，表明 一种态度 ，即文化立场上与此前的思潮存在着截然不同的价值系统。

凡是在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与价值的阶段都在形态上具有与前一阶段明显不同的表达方式和立场。

这正是我对这一种现象一再进行研究与推动的内在动机。很多的画廊或者美术馆在不断地做各种展览，我们不能够说那些作品和展览没有意义。但是在更长的历史视野上，那些虽然具有很高商业回报的展览也能够产生一些影响，但是绝对不会对历史的转折产生影响。因为他们仍然在已经被商业接受的审美限度里面。在一个普遍性习惯的审美认知之中。

人们之所以对新艺术产生需要，就是由于新艺术对于我们人类审美的认知能够不断跨越。康定斯基说：“任何艺术作品都是其时代的产儿，同时也是孕育我们情感的母亲”。我们之所以对一件艺术作品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在于这件作品所释放的气息与时代的气息吻合了。它承载了我们对于此时代的真实感受。而我们对于一件艺术作品之所以产生审美疲劳、甚至反感，其实关键的原因也在于那些作品所散发出来的内在气息已经远离了我们对于时代的真实感受。这就是时代转折的内在原因。

今日的中国现实越来越严峻，人们在所谓的普遍富裕之后，内心的安全感却日益丧失了。在经过了多年物质主义的统治之后，人们发现单纯的物质增长并不能够解决我们内心的焦虑与灵魂的不安。人类对于精神世界的需要远远大于对物质的需求。
   
特别是进入2008年之后，整个世界的变化更让人们对未来充满了不信任、悲观，甚至恐慌。美国次贷危机继而导致信贷危机的到来，人们对中国奥运的失望，整个世界房地产业末日的降来，欧洲经济的下滑，华尔街金融风暴的爆发，危机才刚刚开始，甚至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也用“百年一遇”来形容这场不知将给世界带来什么后果的危机。这不禁让人想起1929年美国经济大萧条对世界经济政治的影响，即而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可怕前景。

在这样的一种社会背景下，只有那些能够准确反映人们内心以及精神不安的艺术作品才能够真实把握这个时期人们真实的状态。就像凡高在19世纪的创作对当时人们内心焦虑的表现一样。这些艺术作品通过表现性的语言，黑暗阴郁的色调，变形的或者是极端的手法来表达这个时期人们对世界的悲观态度、批判现实的立场。这次展览所有参观的观众将感受到在其他展览上完全不同的气息。这种气息正是新时代的开端，但是即将到来的这个新的时期，或者我们可以用未来十年作为预期，那么这个新的时期再也不是欣欣向荣、繁华灿烂的时期了，而是灰暗、悲观、低迷、焦虑、困惑、精神病状态的一个新阶段。在这样的一个时期，新的现实也必然要有一个适应它的新的文化艺术的表征。

尼采说：“世界围着新价值之发明者而旋转：——它无形地旋转着。群众与荣誉却围着优伶而旋转：世界如是进行着” 。（引自尼采《查拉斯图拉如是说》）


作品阐释

乌日金的作品具有某种寓言性的指向，他通过狼——人视角的置换与镜像，寓言性地表达了我们这个时代疯癫的、野蛮的、毁灭性的发展模式与状态。今日社会，由于人类自身无止境的破坏而被大自然所报复的惊心动魄的灾难场面已经随处可见，触目惊心。是什么让一切足可灭世的大灾难在“后天”一起爆发，是什么把我们一步步地推向死亡的边缘，是什么造成了《京都议定书》所不能承受之重？这一切问题的答案，皆源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文明为主导的当代社会的生活方式——物质消费主义的泛滥。而这种泛滥在近30年的中国现实中变得更加的疯癫、更加的不可思议。那一头游走在都市钢筋水泥丛林中的荒原狼是否能够理解这一切？无论是黑暗的城市，还是地震上的废墟，它看到的到处都是人类的我行我素，一意孤行和不愿改变的物质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我们这个世界的文明中，几乎找不到人类传统中曾经存在过的真、善、美的精神，取而代之的只是无限制的以掠夺和破坏大自然为代价的追求金钱、财富、享乐和经济狂热增长的物质消费主义，这种物质消费主义已经使人类丧失了理智，正如同吃了摇头丸以后情不自禁地跟随强劲的音乐节奏的群魔乱舞，除了快感、狂热和不顾一切的宣泄自身的欲望以外，精神已经走向崩溃的边缘。

李青的作品是精神表现主义的，他的作品整个画面给人一种低沉、紧张、甚至带有某些不祥的恐惧感。这种感受正是现阶段中国社会面临复杂矛盾、所暴露出的动荡局面给人内心与精神带来的不确定性感受。面对今日的社会，人们在所谓普遍富裕之后，内心与精神却日益不安、焦虑。我们人类之所以为人，就是在满足物质、生理以及性欲这些基本需要之后，并不能够像动物一样感到完美。人的内心与精神、心理的满足才能够使我们感到和谐与完满。而今日的中国现实，社会的种种矛盾与冲突，传统道德的沦丧，人性良知的缺失，社会公信力的破产，政府的不作为、对底层人们的压榨等等的现实，让我们的幸福指数持续下降。在李青那些挥洒淋漓的画面上，那一双双犹如从地狱投射而来的目光，让我们体验到的不 是一片繁 花似锦的世界，而是一个日益疯狂、嗜血、冷酷、无情的精神病状态的世界，而这样的世界对于很多人来说却是真实的，触手可及的。

张学海的作品在社会意义的传达上我觉得他是通过对工业化的象征产品——汽车的冷酷描述表达出当代社会的一种“失控”状态，这种钢铁般冰冷的状态正在控制和牵引着人类向着更加快速疯狂的非理性的“进步”方向前行。而由此引发出人类精神、物质各个方面的全面危机和破坏。人类已经进入了一个异常焦虑、恐慌、冰冷、癫狂的时代。这是人类自身建设性毁灭的现实图景。正是这种表达在召唤着我们回归简朴、诚实生活的需要，这种声音正在越来越多的范围内传递，它表达着更多人民的心愿。我们需要一个真正和谐社会的出现，而不是被再次愚弄的羔羊。张学海的创作一直坚持着一个态度明确的立场。从早期的那些异常焦虑的、令人不安的头像，到他的“车祸”系列的作品，他始终使用黑白的颜色在创作， 在创作思 路上他是一个有着明确方向的艺术家。这种明确的方向与坚持，使得他成为“黑白现实主义”现象中重要的一位。

张建俊的餐桌系列是对于中国社会日益腐败状况的隐寓性阐述。腐败是一切社会的毒瘤，也是一切社会黑暗的、不公的、罪恶的始作俑者。中国曾经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就在距今不远的20世纪六十年代初，中国还经历了食不果腹、民不聊生、被饥饿夺去千万人生命的灾害年代，但是仅仅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如今我们看到的，却到处都是浪费、挥霍的景象。从普通百姓到政府高官，再也见不到几个人还在以勤俭节约为荣。如此现实，何以至此？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思。我们的国家现今的发展，的确改变了我们的物质基础，基本解决了温饱，但是一个忘记历史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一个醉生梦死、挥霍无度、腐败堕落的国家其最终的结局不言而喻。历史上有多少王朝不是因为腐败、堕落而导致亡国呢？中国革命是从农民起义开始的，今天的高官显贵有几个不是当年的泥腿子们的后代，可是，我们在现实的酒席宴桌所谈的却是名牌、豪宅和美女，有谁能时刻想起当年父辈们勤勤恳恳、吃苦耐 劳的情景？如今的中国是对于奢侈浪费、声色犬马的上行下效，因为我们骨子里的封建意识根本挡不住贪图享受和腐败之风的诱惑。然而，这种上行下效愈演愈烈的最后结局只有一个，那就是革命还要吃掉自己的孩子，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赵志刚的作品在整个画面感受上给人一种不安、恐慌、焦虑的印象。这次展出的这件作品给我一个直接的印象就是，这是一群生活在底层的被现实压榨的不堪忍受的人们。这些人面对滚滚而来的时代的列车，身处一种危险的无处藏身的境地，于是那些惊恐万分的表情，灰暗的天空都演变成为一场危机的前兆。赵志刚的这件作品让我联想起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发生在中国社会的那一场场铁路工人大罢工运动。在我的教育经历中，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对那些历史事件的讲述都是说那些事件都是工人阶级为争取自由和政治权利，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等而举行的斗争。但是假如我们今天的工人兄弟也组织起来为自己的权利而与我们的政府进行抗争，我们的这个曾经代表工农利益的政党还会说他们也是正义的，是为争取自己的自由与政治权力而斗争吗？今日中国有多少知识分子敢于提出过这样的质疑呢？我们这个国家有多少价值观经得起不违背良知地推敲呢？

赵晓佳的作品通过对昔日辉煌的大工厂被时代荒废的景观性描绘，传达了一种焦虑的精神状态。这种状态可能与他现实的人生经历有着某种联系。东北地区曾经是中国的重工业基地，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20多年的时间里，东北重工业为新中国早期的建设做出了特殊的贡献。那样一种社会背景，特别是对于赵晓佳那一代人造成了特殊的影响。工业大风景在他的记忆中是他生命成长过程的一部分。那些父辈们热血沸腾的生产场面，兄弟般的建设友谊无疑在他成长的记忆中挥之不去，然而，正值他那代人青春时期，风华正茂之时，那些昔日辉煌的大工厂却前赴后继地荒废了。那辉煌大工厂中曾寄托过他父辈们理想与信仰的一切都在改革的浪潮中灰飞烟灭了。巨大的落差所带给那里人们的只有失落、焦虑、惶恐和愤怒。他们是改革的代价，他们甚至在某一个阶段沦为了社会的最底层，他们是下岗的工人。实际上，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其实就是中国工人、农民这两大曾经的主人翁阶级，被新兴的资产阶级取代经济、政治、舆论领导地位的30年 。如今，当新兴的资产阶级已经决定性地取得领导地位的今天，中国社会工人、农民与城市资产者之间的现实矛盾、心理矛盾也日益公开化了。赵晓佳作品从这个角度来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郎小杞的那些具有场景的作品是对某些报纸新闻的重新叙述。在那些重要的新闻事件中透露着历史的重要信息。这些影响深刻的头版头条、重大案件、焦点事件深刻折射出了今日现实的种种问题。郎小杞用她特有的表现手法，使得整个画面传达出某种紧张、焦虑、严肃的感受。人们在面对这些作品时，不禁还想重新翻阅它们发生时的报纸，想获知那些事件的历史信息。更重要的是我们面对这些作品时不得不重新正视现实与历史，我们不禁要问：我们这个社会真的和谐吗？是什么使得这些事件不断在发生？这些事件不断发生的根源与症结究竟是什么？郎小杞最近发给我的作品，取名叫《伤城》，顾名思义即被伤害的城市，在那些城市建设的风景中，我们见到的不是欣欣向荣，而是繁华如梦，繁荣不过就像梦幻一样， 它并不真 实，而在繁华背后是危机四伏、矛盾日深的真正的阶级斗争的开端。今日的阶级斗争不是毛泽东时代想象的产物，而是现实的产物，是近三十年崛起的新兴资产阶级、新兴地主阶级与沦为“弱势群体”的工农阶级的斗争。

杨少斌是中国当代艺术历史研究的重点人物，他早期曾经创造了典型的个人表现风格的作品，表达了对暴力的迷恋。但是在那一代艺术家中他是难得的几个敢于大胆突破的艺术家，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尊重。而且他的改变之彻底，显示了一个艺术家不断超越自我的批判精神。他近年有关煤矿题材的作品是我提出的“黑白现实主义”时期重要的作品，这一点我曾在《黑白立场》的阐述中提到过。他的这种转向即与他个人在矿区的成长经历有着某种情感联系，也与他严肃的对待现实的态度有关。杨少斌的多元化转型正是通过关注煤矿题材开始的。中国的煤矿引发了关于能源、地产、劳资关系、廉价劳动力、底层生存环境、可持续发展等诸多方面的问题。每年不断增多的矿难透视出中国现阶段残酷的现实状况。杨少斌参展 的油画作 品通过表现性的语言，营造出某种阴郁的视觉效果，使我们面对这种画面时内心由衷地唤醒了自我的觉醒意识。在一个如此恶劣的社会背景中，那些矿工们的命运又如何不是我们每个人的现实命运？丧钟为我们每个人而敲响，杨少斌的作品为我们提出了警告。


殷阳长期以来一直在表现中国煤矿工人残酷的生活状态与精神状态。这源于他本人当过8年采煤工人的经历。这种经历是其他人无法替代的。在中国产业工人中，煤矿工人的生活特别是那些边缘小煤矿里面的工人的生活是最悲惨的、黑暗的，甚至是凶险的。那些进入地层深处的人们，他们被置于幽暗、险恶的环境，那里有死亡和本能需求匮乏的阴影，同时也有地下火一样的顽强和灼热。当今的中国社会从物质匮乏到全面物质化，人的身体成了欲望的盛筵，人对金钱的索取也到了疯狂的程度。但是频发的矿难却正是物欲横流结出的一个恶果。在越来越多的艺术家把关注的目光投向城市、投向官场、投向财富时尚的时候，那些关注在矿难中牺牲的生灵，以及表现底层人民的命运与精神的作品的确更让我们感动。因为，艺术家是人类的良知，这个良知失去了可能比矿难还要可怕。

唐建英的作品是通过对监狱、囚犯的描述揭示了这一特殊人群异样的内心与精神世界。那些被限制了人身自由的人具有特殊的社会学、心理学的研究价值。罪犯是社会结构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就像长在一个人身体中的肿瘤一样。但是这个肿瘤也是一个生命体，它有着一套自我发育、成长、毁灭的系统。这个系统其实是从另一个反面透视了一个社会的健康指数。当代中国社会，由于转型的影响，整个社会的伦理、道德、精神、信仰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经历了一段长达30年的物质主义的统治之后，新中国所建立起来的新型社会主义伦理、道德体系彻底崩溃了，这种转变使得过去人们的精神、思想都发生了彻底的动摇。新的社会经济结构、政治秩序也使得新型的社会犯罪问题突显出来，而犯罪类型的转移、犯罪心理、精神等等问题对于研究，当下社会的矛盾、冲突等问题具有重要的价值。我们甚至可以说罪犯是人类另类文明之花。其实人类的那些美好词汇，譬如正义、高尚、信任、仁慈等等，如果不和罪犯联系在一起阐述，其内涵将显得很是空泛。而假如在一个官商勾结、警匪一家、黑白颠倒的时代，谁又是真正的罪犯呢？唐建英的作品是通过对罪犯的描述来让我们来反思这个社会的真实现实状况。

崔国泰的作品大多是黑色的工业厂房、高大的烟囱、浓烟滚滚的火车。它们矗立你的面前，让你感受到一种强大力量带来的压抑。崔国泰的作品与他的个人记忆有关。这些关于中国重工业地区的历史与他个人的成长经历有着无法割断的联系。他的作品是中国重工业历史的集体伤感印证：残存的厂房在寒风中人去楼空，昔日火热的生产场面不再了；轰隆隆的机车停止了，汽笛不再长鸣；孤独高大的烟囱默然耸立，凝望苍天。那战天斗地的男人女人、豪迈的气概，在这些钢筋水泥、重型机械的帮助下改变了昔日传统的时代。然而，新时代的车轮在短暂的瞬间就将这一切湮灭了。铁西区变成了废墟、无数的主人翁沦为了失业的游民，他们茫然而不知所措。新的时代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可是另外的大多数却付出了代价。当距离越拉越大，问题越来越多，贫富差距越来越悬殊之时，焦虑与对抗便在人们的内心里面酝酿与建立起来。而这种普遍的焦虑与对抗一旦泛滥，其结果不可想象。


2008年10月7日写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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