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理解构：装置艺术现状警报

黟人

　　近几年来，装置艺术在中国的冲击力已大不如前，而且其先锋性存在着逐渐丧失的危险。对公众来讲，装置艺术的形态学问题已经基本解决，即“装置作为艺术”这一命题，开始得到社会的初步承认；而对业界来说，接下来的课题当是明确本土装置艺术生产的特有意识与方法，以便装置的历史和未来不至于荒唐。解构，正是装置艺术在当代中国语境中最为显著和尤为有效的思想方式。德里达逝世以后，有关解构的讨论虽已退潮，但在此不合时宜地重提解构，乃是为了挖掘和强调1990年代中国装置艺术的社会干预精神，敦促未来的装置艺术生产强化自身的力度意识。
　　解构，对中国装置艺术的有效性，就在于装置艺术从一开始就定制了众多的敌对者。从早期解构思想对话语、本质主义的质疑，到解构思想晚期对社会制度、政治结构、顽固传统、思维方式的批评，装置艺术始终保持着与解构同步运作的态势。早期的中国装置艺术，其实验性体现在它指出：艺术是没有本质的，或者它的本质是用材料的异化形式拼凑起来的。本质主义在中国是一种极其常见的压迫方式，它往往以强权或主流的面貌出现，比如严格地要求为某新生事物作明确定义，否则就不予承认。而“装置?艺术”正是要反对这种压迫，它作为一个合成词，在诞生之初，就已宣告了其反艺术、反收藏、反体制的三大对抗姿态。
　　但光是摧毁和对抗，确实远远不够，所以装置艺术后来也同样走向建设性的晚期解构。如何建设？重新清理解构意识向装置艺术的注入、或装置生产所积淀的解构意识，这样才能使中国当代装置艺术有理可依、有凭可据，也可激活装置艺术的先锋性，再次将其实验性提升到文化社会和结构制度层面。简而言之，装置艺术中的解构意识，就是要针对本土的文化问题，参与中国的现代性建设。
　　首先需要特别澄清的一点是：解构，只能它自己解构自己，解构不可以从外部发生；也就是说，通常所谓“把什么东西解构”这种话语方式，是不符合解构原意的。德里达当时在考虑Deconstruction（解构）这个词时，曾专门查过词典：“在永恒的东方，一种达到其完美状态的语言，会根据符合人类天性的变化之道，从内部自行发生解构和变化。”[1]
　　中国当代装置艺术自我解构的发生，乃是凭借作品的语言、形式，同其指涉的对象所蕴含的现实象征意义，构成某种冲突或悖谬，以提示观众审视其中存在的隐喻或作者的批评立场。解构意识要求装置艺术家的第一件工作，就是寻找批评对象的切入点。在1990年代寻找缝隙的装置作品中，卢昊的作品《鱼缸》、《花盆》最具代表性：装置巧妙地将几个具有重要社会意义的建筑物（天安门、人民大会堂），转换成仅供观赏的鱼缸、花盆。尽管卢昊本人乃是抱着好玩的心态，但其隐射之意仍不言而喻。
　　当然，我们不能简单地说：早期的装置艺术仅仅是将斗争的矛头指向概念。中国装置艺术的发轫不同于西方的情况，它从一开始就面临着矛盾重重的社会状况，而不是像西方那样更多地是作为一种新媒介在艺术史内部的衍生。即使是在早期，中国装置艺术对概念的不满，也是将其引向对制度和社会问题的深度批判。装置到了今天，已不应该再承担对词语定义的责难任务，比如回避定义或者从别处说明定义，而是要从定义入手，将视域放到更为广阔的文化问题上来。顾丞峰一直倡导要将装置看作一种表述方式或语言样式，而对装置介入社会的功能和价值则有意弱化。这一主张在1990年代无疑是一种有助于装置在当时生存发展的妥协性策略，但这种妥协所付出的代价却是昂贵的，其后果已在近几年装置艺术的生产状况中有所体现。温和的装置创作虽能使装置作为媒介苟延残喘，却无助于确立装置艺术生产的独有品格。长远来看，强调装置的文化针对性，不仅不会损伤装置的形态问题，反而能更明确装置的存在价值。如果装置与绘画、雕塑同样作为媒介的差异难以区分，那么装置即使被承认作为一种日常化的艺术形式存在，其意义也不大。
　　这样，我们就必须明确装置的文化针对性究竟曾落实在哪些领域？装置艺术作为实物的组合形式，并不只是一种仅在文字学领域活动的结构主义哲学：“解构不是也不应该仅仅是对话语、哲学陈述或概念以及语义学的分析；它必须向制度、向社会的和政治的结构、向最顽固的传统挑战。”[2] 有一点要注意的是：话语、哲学、政治，都可以成为装置解构的对象，但其中任何一项都不可以成为其中心议题。
　　对文字的解构，是中国装置艺术比较常见的情况，但这种解构并非那种单一针对文字的书生游戏，而是有关东-西、古-今文化的考察，其中以徐冰的工作最具影响力。他早期《天书》对西方人的震惊，其实不在于伪字之创造，而在于其巨大的东方古典式制作：对不识汉字的老外来说，伪汉字根本不成其为问题。他后来的《英文书法》，则以中文笔画来书写英文，也暗含了一种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嘲弄：西方因其拼音文字优越感，一直存在“象形文字偏见”。德里达在《论文字学》一书中的第一部分第三章“论作为实证科学的文字学”，集中讨论了汉字对颠覆逻各斯中心主义的重要意义，他认为逻各斯中心主义就是人种中心主义的形而上学。德里达“经常参照非表音中心的文字，比如中国文字，就是说我不相信，也不愿说中国是欧洲中心的边缘，也不要中国变成为中心。我希望，哲学在世界范围内建立新的人类的观念。”[3] 至于“新的人类的观念”究竟如何，如同徐冰最后的成果——伪字、伪英文一样，还难以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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