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难兴邦”与美术界巫祝思想

“多难兴邦”与美术界巫祝思想
程美信
温家宝在四川DZ灾区一学校黑板上，写下“多难兴邦”四个粉笔字，其用意是鼓励人们振作起来。至于多灾多难能不能强国兴邦，温家宝肯定没有周密推敲。网上对此颇有微词，一些质疑声很快遭到“枪毙”。这说明了国家领导人的言行，无论对错仍不容评议和质疑。
可以肯定：多灾多难不是强国兴邦的必要条件，灾难多到一定程度将使一个国家彻底萎靡不振，甚至永久毁灭，绝不存在多难必将兴邦。只要是在灾难中能够吸取教训、奋发图强，做到“前车之鉴，不蹈覆辙”，那才有利于社会发展，前提是灾难不能超过承受极限。可这次四川大DZ，从国家Z/F到老百姓都明显缺乏防震意识，毕竟中国位于一个多震地带，大约占世界重大DZ的一半，举世罕见的唐山大DZ也相去不远，Z/F应该有足够的经验教训去重视民生设施，特别事关民族未来的学校建筑，不该存在如此马虎的校舍质量问题。此外，这次DZ暴露出应急机制和救援装备的严重欠缺，由于没有足够的直升机，使救援显得“有心无力”，乡村地区因道路障碍，直到震后第7天才实行救援。
目前世界上最发达、最富足、最安逸的社会，恰是天灾人祸极少地区。一个社会的兴起以及发展，不能寄望于更多的国家灾难、同胞伤亡之上。“多难兴邦”之说，对于诸多罹难者是大不敬，意味着他们成了“兴邦”的祭品。可以说，“多难兴邦”只是一种精神胜利法，完全经不起学理的推敲，是典型的犬儒主义惰性思维，无形中庇护了灾难中不尽责的“人祸”因素。
美术界最不缺的是国粹主义“文化人”，他们满脑子都是“多难兴邦”玄古思想。如央美吕胜中教授，他在为5.12汶川大DZ遇难同胞举行“七日祭”中，大呼“多难兴邦，魂兮归来，……一定辉煌！”真不愧是“祭师”，居然拿遇难者的亡灵充当民族主义庆典，一边祈求多灾多难、多死多伤，一边又要祈祷兴邦强国的民族崛起；“多难兴邦”毕竟充满了封建权术的陈词滥调，根本不符合现代平民主义的生命观和政治观。还有就是美术界的彭德先生，他在《生死劫与双倍的人生》博文中说：“大灾难会毁灭很多生命，却赋予在世者双倍的人生，因为他们既会懂得珍惜，也将变得达观。承认生命的脆弱，置生死于度外，就会把经历灾难当作人生的幸运。大禹是洪灾的产物，屈原是国难的见证，成就苏轼的是接连不断的挫折，而被遗忘的历史和无足轻重的人生缘于平淡的经历。”
彭德显然是个相信因果报应的宿命论者，据说他精通命理相术，有美术界“巫师”之称，照他的荒谬逻辑：一位失去儿子的父亲，就会得到两个儿子的双倍补偿；更为矛盾的是，既要置生死于度外，又要把经历灾难当作人生的幸运。试想，一个人连生死都无关紧要了，还在意什么灾难与幸运？再说人们不可能渴望英雄人物而祈求多灾多难，恰恰在于惧怕天灾人祸才盼望“五百年必有王者”。严格的说，只有吸取历史教训、善于反思、避祸减灾才能实现兴邦之目的。灾难一旦发生便是既定损失，死亡就是死亡，不可能双倍、三倍之偿还，能够痛定思痛地吸取教训才是自强务本之实，信口“多难兴邦”和迷信“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全然是歪理邪说。可见，从堂堂国家总理到美术界教授学者，满脑子是犬儒主义、阿Q精神、玄虚思想，中华民族之大脑，何时才能完全康健发达？比DZ更为可怕的莫过于国民思想之沉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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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果报应”与“多难兴邦”的哲学思考
程美信
好莱坞女星莎朗.斯通在嘎纳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四川DZ是中国对藏人不友善的因果报应（karma，梵语：?????），结果引发了中国网民的极大愤慨，谴责声和谩骂声一时铺天盖地。可以肯定，莎朗言论背后反映出一些系列深层问题，有迹象表明她对XZ缺乏全面了解，包括藏汉之间历史关系，其次是她对达赖喇私人情谊以及宗教观念的双重关系，致使她产生四川DZ是中国对藏人不友善的因果报应的联想。可见莎朗.斯通受到藏传佛教的“转世轮回”与“因果报应”思想影响极大，达赖喇嘛在西方社会不少“粉丝”，更是名流界的座上宾。之所以，莎朗.斯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一开始就XZ问题谈起，得出四川DZ是“报应”就不奇怪了，她甚至对XZ人组织表示要帮助四川灾区的善举而感动得泪下，她也表示要帮助灾区，足见她友好善意与错误偏见交集于一身。
事实上，在中国人同样不乏类似莎朗的思想偏见，如“多难兴邦”就是一种典型的轮回学说，“兴邦”本意目的在于减灾少祸，多难怎能兴邦？这种自相矛盾的语义显然来自“因果报应”的错误观念。莎朗把中国对藏人的不友善视为一种强梁之业，故而发生了近来四川DZ之果。那些基于“多难兴邦”说法的国人，将DZ之果，视为一种兴邦之因，也是“二十年后又一条好汉”集体精神胜利法。总之，两者的思维方式没有丝毫差异，只是顺反诠释不同而已。
中国人对“死里逃生必有后福”、“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宿命论是根深蒂固，正如笔者童年时代的家乡，每每村上有小孩溺水而死，或某家生了残疾孩子，人们私下总认为是其祖上缺德所致。佛教试图通过这种说法来制约人性的恶面，然而造成人们的愚昧无知，对生命的冷漠，莎朗言论无疑是最好的说明，尽管中国人对她的说法咬牙切齿，可他们自己却是“多难兴邦”迷信者，无形中等于默认了莎朗言论。如中央美院教授吕胜中，在为5.12震遇难同胞举行祭奠时，大呼：“多难兴邦，魂兮归来，……一定辉煌！一定辉煌！一定辉煌！”。可见歪理邪说成为人们的常态思维习惯，从国家领导人、教授学者和明星人物均不例外。
汉语媒体借着莎朗的“报应”之词，大肆渲染，激怒了所有中国人，不堪入耳的字眼遍布整个华语世界。正如美国发生9.11事件，手舞足蹈的中国人都认为它是美国人是罪有因得的报应。对此，在美国有人发问：“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在恨我们？”这其中也包括了部分中国人。不同的是，在中国没有人有类似的发问，只有众口齐声地大骂女星莎朗“人渣”。其实，不论美国911或中国DZ，稍微有良知的人都清楚，那些受难者是无辜的，他们都承受了生命最大不幸；拿灾难和死亡当作一种因果报应，这显然是对人生命的大不敬。可是，这种麻木不仁的歪理邪说不仅根植于莎朗的心脑，中国人何尝不是如此。之所以，有那么多人乐以将DZ当作一种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东风”，以死难者的亡灵充当“兴邦”的庆典祭品，因为都奉信“因果报应”轮回思想。
真实的世界是如此复杂矛盾，解不开的历史恩怨与民族矛盾，梳不通的思想偏见和错误观念。故此，中国人对四川DZ的校舍倒塌、救援因装备不足却不那么在意，媒体对此是轻描淡写，更多是大搞“多难兴邦”、领袖崇拜、爱国教育和民族主义。莎朗不过是这场天灾之外人祸闹剧之一，所谓“恶有恶报”的持论者。
西方人对XZ同情和支持基于“信仰自由”基本观点，而实质上隐含着国家利益与意识形态的种种矛盾。莎朗对XZ历史和达赖喇嘛的了解非常有限，停留在媒体表面文章的层面，似如中国媒体在灌输“多难兴邦”真理一样。西方人、中国汉人、达赖喇嘛都均没有走出民族主义死胡同。偏见是文明世界的死结，错误观念所引发的不止于行为偏执，而是对生命的普遍冷漠，它比天灾更为可怕，意味着人类永远在相互损害、自作自受。……
吴味先生对此一针见血，他说：几千年来的“多灾多难”也没有让中国“兴”起来。“多难兴邦”－－一句愚弄百姓的说辞，像“多行不义必自毙”也是这种“因果报应”的说法。那些老百姓面对贪官污吏就是这样的心态，好像那些贪官污吏会“自自然然”地“毙”似的，而且还是“自毙”。由此也可见宗教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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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莎朗回答记者的字面译文：
记者问：你知道中国四川发生了DZ吗？
莎朗答：我当然知道了
记者问：你对此有何感想？
莎朗答：这是一件有趣的事情，首先我不喜欢中国（人）对待XZ的方式，但我觉得每个人都不能对别人不友善。所以一直以来我都很关注这个（指XZ问题），……怎么可以那样（指中国对藏人）？想去做点什么？因为我不喜欢那样（指中国对XZ的态度）。我一直关注……在奥运事件上我们该怎样做？因为他们（中国）对达赖喇嘛不友善，而达赖喇嘛是我的朋友，现在发生了这DZ，这是一种报应（发问）？当不好的坏事也发生在你身上了。后来我收到一封XZ组织的信，他们说要去帮助灾区，这把我感动哭了，他们还问我是否考虑做点什么？我说我会的，这对我来说是个很大的教益，有时候你得学会成为帮助别人，即使对你不友好的人，这对我是一个很大教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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