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美信：如何当大师

闻正

如何当大师
程美信
时下，文人学术界兴起一股“大师”风骚，互相吹捧为大师已是一种时尚，再显中国文人之圆滑风趣之能事，艺术大师、学术大师、美术大师、表演大师、哲学大师、策划大师、国学大师、文学大师、曲艺大师、书法大师不绝于耳，更不乏大师自居之人。
很显然，中国文化界的“大师”之好具有特色。如果按照西方的标准是在指某一领域取代伟大成就的著名人士，即在画家、思想家、科学家之前加上一个great形容词表示敬仰和赞美，可在书面上极为罕见，更别说挂在口头上过嘴瘾，它至少必须经得起岁月考验，比加索和爱因斯坦，堪称当代“大师”该当之无愧，由于时间的关系，很少有人滥用great一汇，除了伟大的历史帝王之外，剩下只有那些古代先哲和文艺复兴的巨匠。这里，中国文化界通用“大师”决不是西方muster，师傅或技师的荣誉职称，而是伟大得近乎“万岁”的地步，即great级别的大师。一位女硕士毕业论文的中文标题是《论艺术大师陈逸飞先生绘画的东方审美神韵》，好在其英文标题用了muster，不然将吓倒一大片洋鬼子。
中国古代显然没有“大师”一说，它不过是现代时髦而已。因为自古只有圣贤，万世师表和千古文章，一般能工巧匠和文弱书生无此殊荣。历史总是进步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大师出尽，他们以古代圣贤的师范道德、西方巨人的进步思想，能德兼备，开时代之先风，激进的陈独秀或鲁迅，温和的蔡元培或胡适，保守的王国维或梁漱溟；这一代人都在人格与道德上不失大师风范，时代之先驱，其胸怀志气更为博大深远，从而开创了一场自春秋以来再次百家争鸣的新文化运动。由于历史局限，他们取得的成就是配得上道德与人格之大师，在能为方面则是西方“拿来主义”或本土“继承主义”，有革古之新，而无原创之实。当时能够接受并宣扬世界先进科学、进步思想和民主观念已非常了不起。这笔“五四”先驱大师们的精神遗产，在当今中国社会已荡然无存，历史是如此不可思议而滑稽透顶。今日公认或自封的“大师”，既无能也无德，三点顶戴和稍有皮毛便大师椅上张牙舞爪，好比泰森和杰克逊之风华小丑，从而形成教授跟随明星走，专家听从领导做，文艺瞄准大众演，学术迎合商业转。
泱泱大师之国，不过吹牛拍马之淫匠而已，其思想与人格、德操与胸怀不及妓女之丝毫。因为她们卖身而不卖灵魂，更没有坑蒙拐骗之害人之事。再看我们今日台面上那些粉墨登场的大师们，有几人是有脊梁骨？在看他们冠冕堂皇起来，完全不是泰森和杰克迅可以比较的，可谓虚伪阴险之极。笔者大学时有位名书法家授课，他头衔前缀总被冠以“著名”二字，每每授课之余，当众拆开来自各地书法爱好者们仰慕与求字的书信，他既不答复也不退回，将一堆破裂书信留在教室里让学生们随便拜读，意思是你们看看我多么闻名遐尔，崇拜者五湖四海。说真的，我不仅为那些书法爱好者感到难过，他们其中有年少和老人，更为周围的年轻学子感到担心，他们将来必定潜移默化的仿效老师。如此著名书法家和大学教师，斯文的言吐、古典的装扮和风雅的墨笔，完全不足掩盖其丑陋的生活行为，可谓恶心之极。
过去中国名牌大学有一种“亦师亦生”特殊校园氛围，这便是“民主”与“科学”的五四精神。这股遗风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末一在老牌大学中“死灰复燃”，原因深受五四精神影响的老一辈学者还尚存于高校，随着他们的逝去隐退，中国高校立即恢复的官学氛围。当下大学教授身上集造反派、官僚、商人于一身，使得大学园和学术界变得乌烟瘴气，教授也罢，大师也罢，个个张牙舞爪，要学问没学问，要品德没品德，唯有吹牛拍马人人是大师高手。看看人文社会学科的申报项目便一清二楚，领导今天说要 “弘扬传统”，国学课题、国研所和国学院应运而生，领导明说提出“三个代表”，研修班、专题画展、报告会和专研组便铺天盖地。
比加索和爱因斯坦虽有私人作风小节问题，特别比加索有“色好老头”之诨号，不如说他对热爱女人和被女人爱，但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则平易近人和富有正义感；他对于来自第三世界的艺术家始终持着热情与关怀态度，并不在乎他们知名度和艺术立场，达到来者不拒的地步；不仅接济被政治迫害的“良心犯”和潦倒艺术家，还援助第三世界解放组织，一度使他成为西方右势力的眼中钉。爱因斯坦身为一名划时代的伟大科学家，他在普林斯顿过着普通人的生活，一个随和可亲的老头，乐于接待年轻学者向请教问题，并活跃于民间爱乐团体，参加演出和写乐评，以致多年的票友都不知他是爱因斯坦。本人曾见过几位诺贝尔得主，他们没谁象杨振宁在中国那样摆这一幅首长架势，所到之处更是前呼后拥，也不曾见过西方大师象个暴发户和中国首长的。
要想成为一位名副其实的大师，不仅要有创新的开拓精神与突破成果，起码还有博大胸怀和独立人格。否则无论怎样炒作和招摇，沽名钓誉也不过图一时之快，既赢不得人们内心的信服，更经不起时间考验。总之，当代中国，无论被封大师还是自称大师，全然是过嘴瘾之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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