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之胄兮举世皆闻一胄炎黄兮翰苑天慧】

闻正

—黄胄夫人郑闻慧女士访谈录

            文/  刘晓林

      编者：康有为在20世纪初曾经向整个画界大声发问：如果让你们画出建章宫千门万户的宏伟气象，画出御林军郊原狩猎时千乘万骑的雄浑气势，试问数百年来所谓的画家名手有谁能做得到吗？
　　直到一个人的出现，他不仅画出了千家万户的宏伟气象；画出了千乘万骑的雄浑气势；更画出了《洪荒风雪》后神州大地的《飞雪迎春》；画出了炎黄子孙多少年来为之苦苦追寻的《广阔天地》。
　　他，便是黄胄。




      在黄胄先生诞辰81周年之际，炎黄艺术馆建馆15周年前夕，我们采访了黄胄先生的夫人郑闻慧女士。刊出了部分作品，以表达对艺术大师黄胄先生的深切怀念以及郑闻慧女士的深深景仰。

      刘晓林：黄胄先生是新中国绘画史上重要开拓者，也是中国人物画发展史上一个重要里程碑。他将西方素描与中国笔墨相结合，他那全新的精神、意境、手法开辟了中国水墨画的新时代，弥补了严格绘画写实带来的弊端。在谈论他的艺术成就前，请郑馆长先谈一下黄胄先生的艺术生涯。

　　郑闻慧：1925年，他出生在河北蠡县梁家庄的一个贫苦家庭。（梁家庄还走出了一位很有影响的艺术家、《红旗谱》的作者、黄胄的堂兄梁斌先生。）1933年黄胄随母亲到了陕西宝鸡，十四岁的时候父亲就病故了。在此期间，黄胄遇到了对自己一生产生很大影响的两个人——赵望云先生和韩乐然先生。

　　刘晓林：黄胄先生说过：“在我这一生中，青年时期接触过四位画家，他们对我的成长起着决定的影响”。这四位画家，除了赵望云和韩乐然两位先生外，另外的两位是谁？同时问一下，黄胄先生与赵望云和韩乐然两位先生的相识，谁更早一些？

　　郑闻慧：其余两位画家指的是司徒乔和徐悲鸿先生。黄胄认识韩乐然先生更早一些。韩乐然先生早年曾留学法国，学过油画，接受了很多当时先进的东西，尤其是思想方面。在20世纪40年代初，韩乐然先生在政治上很不如意，就一个人游梭于秦川一带。韩先生很需要一个背画架，同时又能聊得来的人。这时黄胄与他相遇了，对于小时候就喜欢画画、正处在少年时期的黄胄来说是最合适不过了。

　黄胄陪伴韩先生在八百里秦川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时光。在这段日子里，应该说韩乐然先生给了黄胄很大的精神力量，在视野方面使黄胄更开阔了。1944年初，黄胄又拜对自己一生的艺术道路产生了最大影响的赵望云先生为师。直到1949年参军，黄胄大部分时间都住在赵先生家中。1945年冬，赵望云先生的朋友、河南《民报》社长傅恒书约黄胄去他那里工作，到黄泛区写生。黄泛区内灾鸿遍野、瘟疫横行，当时国民政府的腐败，使黄胄在精神上受到了巨大震撼。他用国画、漫画、木刻各种形式画了《遍地汹汹黄水》、《就这样活下去》、《孩子快死了》等几百幅作品。其实赵望云先生在1935年时，就曾到山东、江苏等水灾地区写生，在很多方面他们师生各自的艺术道路上有着很多相似之处，人道主义、忧国爱民的情感贯穿了他们师生的一生。

　　刘晓林：是的！人们常说生活是艺术创作的源泉。黄胄先生则更彻底，他认为“生活是艺术创作的唯一源泉”——这种艺术观可不可以说是真正形成于黄泛区的写生期间？

　　郑闻慧：黄胄的黄泛区写生可以说是他的艺术道路的重要转折点。他自己也曾说过，两次黄泛区写生对于自己非常重要。当时也不知道为什么主义奋斗，但对现实生活中的到处是贪官污吏深恶痛绝，作为画家必须反映老百姓的苦难生活。1949年参军后，黄胄来到了新疆，从此一生与新疆结缘，创作了大批反映祖国大西北的作品。新疆人民也把黄胄看作了自己的画家。后来，由于国家需要及幸遇徐悲鸿、丁井文、罗工柳、陈忻、黄镇等人，使他有机会来到了北京。

　　刘晓林：据说，当时徐悲鸿先生对黄胄先生作品大为赞赏？

　　郑闻慧：徐先生是伟大的艺术家、美术教育家，了不起的伯乐。在解放初期第一次美展排选作品中他看到了黄胄的作品，觉得很有生活，无论是笔墨还是内容等方面有很多值得称道的地方。当然从纯艺术角度来看，那时黄胄的作品中仍有不太完美的地方。据说，徐先生几次将黄胄作品从众多参选作品中拿出，并且讲宁可自己的作品不展，也要展“黄画胄”这个年青人的作品。黄胄创作《爹去打老蒋》时，还在新疆。那时，徐先生的学生，也是我的老师吕斯百先生向徐先生要美术教师。徐先生说，你们西北就有一个“黄画胄”画的不错。他费了很大周折，终于找到了徐先生所说的“黄画胄”。来北京后，故宫、琉璃厂等是黄胄经常去的地方。在50年代到70年代，他临摹了大量的古画。文革期间，黄胄和其他老艺术家一样，遭遇了无法遇料的磨难。他经常说：“我将来怎么办？干什么？难道中国画我就不能再画了吗？”

　　文革结束后，他离开总政治部创作室，直接领导参加了中国画研究院的创建工作，后来又创建了新中国第一座由民间发起，政府和社会广泛支持的大型艺术博物馆——炎黄艺术馆。他不止一次说：“……连保护和收藏我们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都做不好，我们岂不是愧对祖先，愧对历史，更愧对子孙吗……”。炎黄艺术馆是黄胄一生呕心沥血完成的最后一件作品，他为此耗掉了生命的最后一丝气力。

　　刘晓林：黄胄先生的一生有很多可讲的事情，作为艺术大师影响了很多人，推动了中国美术事业的发展，是几千年中国绘画史上一标志性人物。因为谈到中国画研究院和炎黄艺术馆的创建，我想在谈黄胄先生艺术前再谈个题外话。我反复考虑过这样一个问题，每个时代的人都有每个时代的特定烙印，都有其自身的特点。对艺术家来说，更是如此，如果仅仅从艺术本身来分析评论是远远不够的。20世纪的中国美史上产生了不少伟大的艺术家，除了大的时代背景相同外，他们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对伟大的艺术家来说，如果从思维角度考虑可分两大类：可以理解的和值得敬佩的。可以理解的艺术家很多，值得敬佩的艺术家太少。中国传统的文化讲究出世与入世，出世与入世任一方面做好的人都可以成为各自领域的杰出者，是可以理解的。而真正的伟大者要两方面都要处理好才行，是值得敬佩的。无疑，黄胄先生属于值得敬佩的行列。进一步说，有的艺术家会沉沦于环境，有的艺术家力图超脱于环境，而黄胄先生做到了适应环境并且最大限度的改造环境。

　　黄胄先生与同时代的大艺术家相比，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除了有很高的艺术成就外，在生存方面明显强于其他艺术家，是伟大的实干家，伟大的社会活动家。设想，他不从事艺术的话，其他方面也会很有成就——比如做企业。

　　郑闻慧：文革期间，黄胄非常困惑。我曾半认真的对他说，实在画不了画，我们去河南黄湖种葡萄去。我知道种葡萄绝不是他的生活，更不是他的奋斗目标。不过，他葡萄种得确实不错，维持生活还是可以的。在创建中国画研究院时，李可染先生多次提到，具体的事情交给实干家黄胄去做。其实，在20世纪60年代初，黄胄和朋友们就憧憬过建一所自己管理、供国人欣赏和研究的博物馆。然而在当时的情况下是无法实现的。直到80年代中期，他到国外办展访问后，更加坚定了几十年前的想法。改革开放没有多久的中国，那时由民间人士发起，自筹资金创建一个大型文化设施，是受到诸多体制和思想观念的限制和制约。黄胄抱着病弱之躯，奔走呼吁，努力地争取社会各界的支持和帮助。为此，他常参加各种获得援助的谈判工作，我也跟着学了不少。至今有一点我记得很清楚，黄胄对我说：“和别人合作，一定要首先考虑他人所需，要互惠才行。否则事情不可能做好”。

　　刘晓林：中国美术史上天才的艺术家不多，具备天才并且极其勤奋的艺术家更不多，天才勤奋兼备同时人情练达的艺术家更少之又少。如果选几个人的话，我想黄胄先生是其中之一，其他如徐悲鸿先生。（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徐悲鸿先生不从事艺术可能会是出色的政治家，黄胄先生不从事艺术可能会是出色的企业家。）

　　题外话谈得有点多了，下面我想就黄胄先生的艺术成就、对中国美术史的贡献以及留给世人的宝贵启示等方面，请郑馆长重点谈一下？

　　郑闻慧：其实这个问题我是不好回答，只能根据我想的几方面结合着谈一些自己的看法。是不是可以这么说：赵望云先生把艺术引入了十字街头，使艺术从象牙塔里走了出来。徐悲鸿先生把西方画法引入了中国，使中国的绘画艺术吸收了外来营养。总的来说，黄胄继承了二人之长，并且将其扩大化。古时候士大夫画家看人民群众是俯视，解放后画家看人民群众是仰视，应该看人民群众是平视，黄胄在这方面做得很好。他完全走了一条生活之路，并且完全走进了生活。如你前面提到的，他完全贯彻了“生活是艺术创作的唯一源泉”。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黄胄把西方的素描与中国笔墨结合的很成功，更加突出了所塑造对象的生动性和笔墨的流畅性。

　　黄泛区写生我们已经谈过，如果把黄泛区看作黄胄艺术观产生转折的地方，那么新疆是他艺术生活的基地。新疆各族人民生活是黄胄绘画的重要题材，为了更好表现沙漠中绿洲上能歌善舞的维吾尔、哈萨克等民族豪爽奔放的性情，为了表现祖国的西北边疆之美，他多次到新疆各地深入生活写生作画。几十年来，他曾与边疆牧民同吃一盆抓饭，同睡一个毡房，结下了深厚友谊。有一次为了画好俩位牧民，他赶了200多里路。因为他与当地牧民情感是那样交融，对当地牧民生活是那样熟悉，所以他笔下表现的一切都很传神、都很可亲和自然。

　　刘晓林：黄胄先生笔下不仅仅描绘的各族人民的生活千姿百态、非常真实，其它方面的内容也是如此。要达到如此我想仅深入生活也是不够的，还要观察和研究生活。据说，一次黄胄先生乘车外出，一只马蜂落在了他的袖口上，他竟然不让别人把马蜂赶走，还笑着说这是难得的一次观察机会。病重住院期间，他躺在病床上还观察研究窗外枝头上的小鸟。黄胄先生也曾说过：“几十年来，我敢于不断进行创作，主要是根据生活起草图，去生活中练基本功，根据生活的感受来创作……”。

　　郑闻慧：的确这样，黄胄的艺术题材得益于生活，而艺术表现得益于生活中他的速写。速写贯穿了他的一生。黄胄的速写不仅是创作的素材，其自身也具有很高的独立艺术价值。大家都知道速写的一个重要特点便是快，黄胄作画也是非常快的。当年给丁井文先生画群驴图时，42头毛驴2个多小时便跃然纸上。60年代，136厘米*370厘米的巨幅作品《奔腾急》（又名《藏童上学图》），不到3小时便一气呵成。黄胄主张画速写快不是目的，快并不意味着盲目落笔，要完整、充分、充满激情。他说过“画几张站得住的，比画上一百张一般化的速写还强”。

　　黄胄的速写成就得益于很多方面，主要有三点：一、受赵望云先生影响，早期的作品是经过整理的毛笔写生。二、受德国画家门采尔、珂勒惠支影响，速写时更肯定，在事物的刻画上更准确。三、吸收了齐白石等人的写意画技巧，逐步解决了笔墨的造型问题。

　　刘晓林：谈到黄胄先生的速写，人们会发现黄胄先生的速写作品中常运用很多的复笔。复笔的运用对画家来说是很谨慎的事情。中国传统绘画的评判，谢赫的六法论是很重要的依据。其中有一条是骨法用笔，其不仅讲绘画作品中线条的力度，还包括简洁性。在简洁性这点上，正好是复笔运用的弱势所在，但在欣赏黄胄先生的作品时，会发现他的复笔运用恰到好处，这是为什么？

　　郑闻慧：有一点，你只要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在表现事物飞舞、奔跑、转动等动态时，黄胄才会用复笔。对于面部五官是不用复笔的。复笔的运用对整个画面产生强烈运动感，烘托热烈氛围，造成满壁风动的效果是很有好处的。

　　刘晓林：人们谈到黄胄先生时，常会把他做为杰出的人物画家来看待，其实是不太准确的。黄胄先生的动物、花鸟作品艺术成就也是相当高的：例如他笔下的毛驴、马、骆驼、狗、猪、麻雀、喜鹊……。这一切与他的极高艺术天份有关，然而与他超人的勤奋密不可分的。熟悉他的人都知道，黄胄先生的画稿是以麻袋来计算的，这在整个中国画史上也是少有的。如同熟悉齐白石先生的“学我者生，似我者死”一样，黄胄先生的“必攻不守”人们也很熟悉。黄胄先生为什么提出“必攻不守”这一观点？

　　郑闻慧：他说过这样的话：“学画也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守是守不住的，一定要攻”。我想“必攻不守”的根本前提是持之以恒的勤奋。十年浩劫时，黄胄身心备受摧残，因脊椎综合症住院长达两年零九个月。住院期间，他忍着手脚麻痹痛苦，在腿上放画板作画。在《小鸡图》上，他写道“此1978年病中作……能提笔作画，不致残疾，挥汗自喜也”。我国与日本签订友好条约时，赠送日本的国礼《百驴图》也是住院时创作。黄胄自我解嘲作画是镇痛良药。他就这样以生命之力在艺术创作中去进攻，不知疲倦地去笔耕：每年画上百幅作品，平均每月要画两刀宣纸……

　　还有一点不得不提，他的“攻”有坚实“守”的基础。他在向生活学习的同时，也在向传统学，向历代名作、历代大师学。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这20多年的时间里，他尽最大可能临遍了所见前贤作品。唐宋画作的严谨法度和生活情趣、元人画作的深邃意境和笔墨趣味、明清诸家的率性之意和鲜明个性，甚至民间作品、出土文物的浑朴之风都给黄胄以启迪。

　　刘晓林：我这样认为，伟大的艺术家和优秀艺术家相比，有一个明显的不同：仅仅自已作品画得好是远远不够的，他必须影响数代甚至更长远。他不仅完成了继承的使命，而且有了发展甚至突破。至1997年，黄胄先生在中国美术事业的作用和影响并没有因他的离去而黯淡。相反，日益凸显。当代中国画坛的很多画家，尤其是人物画家，直接或间接得益于黄胄先生，很多都已成为中坚力量。

　　黄胄先生去世后，郑馆长您为让世人更多了解黄胄先生的艺术、为炎黄艺术馆更好发展、为宏扬民族文化做了大量工作。

　　郑闻慧：我和黄胄19岁就相识，作为他的学生，他的家人应该把他的作品介绍给社会，便于后人对他的研究。同时，黄胄已不仅仅属于某个人，他属于整个国家。

    这几年，我写了《炎黄痴子——我的丈夫黄胄》，在纪念黄胄诞辰80周年时，出版了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6卷本的《黄胄作品集》，同时黄胄美术基金会也推出了一系列活动。对了，9月28日我们会举办纪念炎黄艺术馆成立15周年的活动，到时希望你们来参加。

　　采访进行了近3个小时，不时有电话打进，很多事情需要郑馆长去处理。有些问题来不及细谈，例如黄胄先生绘画以外的爱好、黄胄先生的宽阔胸怀、黄胄先生在书画鉴定方面的成就、黄胄先生与郑闻慧女士的相濡以沫、郑馆长在绘画上显为人知的艺术成就。

　　有人说，曾已逐渐失去活力的中国人物画的颓势被黄胄先生首先突破了；还有人说，他画什么都姓“黄”；更有人说，在黄胄的艺术前可以马上跪下……这一切，无论在黄胄先生的生前还是身后都不重要。对先生而言，他深知“泻水置平地东西南北流，朝露丹青途慷兮慨思忧”。换言之，无常人生如泻平地之水，流向何方？谁知道，谁可料。短暂人生想有所成就是多么不易：既要知天行，还要天行健。先生的一切慨叹忧思无不与艺术有关！无不与祖国有关。

　　黄胄是谁？中国美术史上谁也绕不过去的坐标，华夏历史上谁也不能忘记的炎黄之子……

　　黄胄便是黄胄！


附记

1、黄胄先生对戏曲很感兴趣，很多地方戏也很熟悉，他的河南坠子、山西梆子唱得相当不错。20世纪50年代，他在西北教学时常唱给学生听，也吸引了郑闻慧女士。
　　2、黄胄先生与郑闻慧女士婚后不久，便一人离开西安回到西北军区。作为婚礼司仪的石鲁先生跟郑闻慧女士开玩笑，说西北的“风婆子”多，会把黄胄折腾惨的。石鲁的玩笑害得郑闻慧女士为丈夫担心了很长时间。
　　3、据说，刘海粟先生任全国政协书画室主任时，很多人不同意。黄胄先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当有机会离开祖国过舒适生活时，刘海粟先生却选择留在了祖国。这一条就是很值得尊重的。
　　4、文革期间，有一段时间黄胄与毛驴相依为命，他把毛驴当作朋友来看待。以至于毛驴为了减轻主人的劳累，每当路过酒馆时便停下，直到黄胄先生从酒馆微醉而出。
　　5、唐山大地震前期，唐山市政府邀请黄胄先生前去画瓷器。对艺术精艺求精的黄胄先生来说，因不满自己创作的《曹雪芹》，数易其稿，婉谢邀请，没想到躲过人生一劫。有人说是“曹雪芹救了黄胄”，实在是黄胄先生对艺术的执着救了自己。
　　6、在访谈中，郑闻慧女士多次提到赵望云先生。她说赵先生不仅是黄胄的思师，也是黄胄的父亲。作为黄胄先生来说，他也确实这样做了。赵望云先生的后代对黄胄先生也以兄辈相称。据说，世界知名大提琴手赵望云先生的儿子赵季宵先生就是在黄胄先生的一袋“油泼辣子”的“利诱”下走上了音乐之路。
　　7、黄胄先生把自己进藏的皮大衣给了学生，希望自己有生之年可能完不成的事情学生能好好完成。
　　8、因为黄胄先生高尚的人格力量，炎黄艺术馆的建立得到了各个行业，世界各地有关人士的支持和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