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子英伦行3] 和苏立文教授的“厨房对话”

黟人

已经先后两次做客苏立文教授牛津大学“又一居”寓所，主人都在牛津镇离“又一居”不远的广东菜馆做东。女儿女婿也经常去牛津看望老人，久了不去，老人就要打电话来催--他喜欢这对年轻人--都在这家广东菜馆用饭。今次不同了，苏立文教授在家中亲自下厨招待我们午饭，令我们一行人很震惊！

我们这次去伦敦前夕，女儿女婿已应召去了一次牛津，并与老人约好到离牛津不远的我们的旅游地Oaksey聚会。因为电子邮件出问题，Oaksey的聚会未成，就在女儿女婿休假结朿前我们一行三人又有了驱车牛津行。今年，苏立文先生3月份来过北京，然后从香港返英，不久又去美国斯垣福大学讲学，可谓东奔西忙！我们这次去英国前，他去了新加坡，参加南洋大学60周年校庆刚刚返回牛津不久，又可谓马不停蹄。我在《英伦行色》里已提到过苏立文生于1916年，也就是说今年已过92岁高龄，如此频繁纵横东西半球的学朮访问活动会给他的身体带来什么影响？女儿曾告诉我，老人从新加坡回来后身体稍有不适，可是，当“又一居”大门打开时，我看见仍然是那个鹤发童颜两眼闪光的苏立文，竟看不出染疾疲劳的倦色！

寒喧之后，他把我们引进客厅用茶，自己就不见了。女儿叫我：快来厨房！我循声找到了厨房，苏立文正在灶台上操作做饭哩！灶台上摆了三口锅：一口熬鸡汤，一口炒菜花，一口做意大利饭。老人手里捏着一小包米，告诉我这是意大利的米，然后一把一把地往锅里撒。撒一把米，加一勺鸡汤，煮一会儿再加一把米。米加得差不多了，就倒进一大盘切好的磨菇。起锅前，再加一小盘切成丝的契司--奶烙--饭好了。不过，就在做这顿意大利饭之间，我和苏立文教授却有了一场“厨房对话”。

他放下米袋，拿起厨案上的一块骨头问我：“在这上面刻甲骨文，骨头很硬，怎么刻？”看来这是一块剔干净肉的羊肩胛骨，苏立文是不是用刀在这上面试刻过倒看不出来，但显然他试过羊骨硬度的。“文革”期间，郭沫若的《青铜时代》与《十批判书》重新受到青睐，大约是在1973年安阳小屯南地甲骨文出土那阵，出现了一阵甲骨文热。郭沫若说，青铜做刀具较软，刻甲骨文不行，因此他猜测要么是甲骨用醋浸泡过，要么是用一种天然硬金属如从前补碗匠砧磁器补钉眼用的金刚钻。因此，我告诉苏立文教授也许要用醋来浸泡过，他说原来如此。然后，我又告诉他朱清时院士用烧灼过的金属刀具镌刻甲骨的推测。2005年夏天，我曾陪同苏立文教授应朱清时校长之邀赴合肥中国科技大学讲过学。我曾问朱校长：周原甲骨字太小，有没有办法拍摄。不久，朱校长用他自己设计由日本佳能公司制作的显微照像机拍摄甲骨文了，同时发现，甲骨文字痕底部呈黑色，似乎是钙经氧化后的碳，因此推测商人是用烧过的青铜刀在甲骨上灼刻出来的。我很赞同这个推测的想像力，特别是殷墟一、二期那种笔划较粗的甲骨文。当时，朱校长让我和他合作写一篇论文，我迟迟未动手，他便让他的一个博士后学生和他用中国科技大学国家物理实验室的大型电子计算机进行深入实验研究。我拿出正准备赠送苏立文教授的拙著《书法艺术概论》，翻开朱校长给我提供的法国巴黎居美博物馆展出的镌刻甲骨文的青铜刀具图片，讲了灼烫刻制的猜想。苏立文教授仔细看看那张图片，还问我这个刀具有多大，似乎也陷入一种思考。

在意大利饭起锅以前，苏立文教授又向我发出第二问：“乾隆六十年即１７９５年9月，乾隆皇帝退位，但是又没有新皇帝上任，到底谁在执政？”我知道故宫保和殿东边有一个武英殿，也是现在用作故宫博物院的书画馆，就是当年乾隆皇帝专门修建的太上皇帝的专用宫殿，乾隆六十年他退位后在此办公，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应该划归他的儿子嘉庆皇帝继统所用。而实际上，直到嘉庆四年(1799)正月乾隆驾崩，终年八十九岁之前，乾隆皇帝从未放弃过权柄，嘉庆皇帝直到老子去世那天，才开始“亲政”的。《年表》：当月“逮和坤于刑部狱，旋赐死”。我想，这差不多整整三年时间，除了太上皇执政外，嘉庆皇帝的实际权力恐怕还不如和坤，故立除和坤以夺回政权。所以，现在的历史教科书应该记载“清高宗,乾隆帝弘历在位60+4年”才正确。一个九二高龄的老人，他是艺术史家，而并不是清史专家，竟能把乾隆六十年的公元纪年和乾隆退位的月份也记得如此清楚，当时，他的拷问还真把我镇住了！我只能勉强敷衍道：“乾隆皇帝是太上皇，嘉庆皇帝只能以‘监国’摄政吧？”我的回答显然没有令他感到满意。我正在想，他为什么提这个问题呢？他在研究什么？我想问他，餐厅已布好，午餐开始，大家围坐餐桌，只得刹住了我的话题。

当年，马可-波罗把中国的面条带回意大利后，估计並没有带上中国酱油等调料，所以今天吃意大利面条全用西红柿和西式调料，一点中国味也没有。在英国偶尔吃一次意大利面条，我不免慨叹：放点中国酱油，再放点四川熟油辣子就真好吃了！显然，从苏立文先生操作的这顿意大利米饭来看，也有这个问题。这饭与菜花放在桌子中间，然后用勺舀在各自的餐盘里，这当然与中国人吃米饭的方法相左，中国人在家里吃饭时米饭是不会摆上餐桌，而只会放在旁边要吃时才用小碗盛过来。这鸡汤和磨菇再加盐，其营养价值和味道中西方应该没有什么差别，只是这奶烙加进饭里以后，这种不乾不稀可以称为泡饭的米饭就完全西化了，你说这怪不怪！菜式很简洁，比起我们四川人的九斗碗来说，一样吃饱饭，这样反倒显得更高雅得体。有一种说法：“羙食不如美器！”餐具摆设得很讲究，或者说很到位。我看叉和匙都像是银制的，特别是那只有细緻花纹的汤匙很像供观赏的艺术品。细心的苏立文先生马上给我介绍说：“这是我奶奶留下的。”哎哟，苏老的奶奶是什么朝代的古董了！还有面前摆的餐盘也是古董，而且是中国古董：晚清民国时的青花釉里红大鱼盘，是苏立文先生五十年前在新加坡一元一只买来的。我说，这的确是中国民间的餐盘，但到今天这年头已经没有人摆在桌上用餐了，是要摆上古董架的！苏立文先生顺便讲了当年他和夫人吳环在新加坡亲手创办南洋大学艺术学院的旧事，今年正是为了纪念艺术学院成立五十周年他才专程去了新加坡的。这是我以前并未了解到的苏立文先生的履历业绩，从这只中国盘，才不经意地引出来了。我记得，2006年底我来牛津拜会他时，除了送给他我的新著《英伦行色》，还加上他不久前访问中国时我在《北京晨报》翰墨副刊上的访谈文章，临分手时，他把我女儿叫到一边，要她转告我：“千才别过多宣传他，他没有那么了不起！”我女儿后来告诉我，他这不是客套，是真心希望。其实，我对苏立文先生在研究、交流、发展中国和东方文化的功绩还了解得远远不够。就在这次的访问中，我又有几项自已陋闻的关于苏立文研究成界的新发现。

他的英文著作好多我看不懂，包括他刚刚出的英文版《韩熙载夜宴图》研究，其已经翻译成中文版的专著那天我就携走厚厚两大册：

一，1985年由台湾南天书局根据英文第四版翻译出版的《中国艺术史》，因为我没有看见过中文版，在苏立文教授一年多前让我帮助他搜集历代书法作品图版时，我还误以为是把书法完全是新加进去的，我还在《书法艺概论》的序言中错误地谈到这件事，翻开这本书，才知道1967年初版时就论述到了书法，并在书末附录了《中国书法艺术名词解释》！最近，经过大量修订的此书英文第五版将于10月见书，今年我或许要写一本新书，我急切地想看看苏立文是怎么撰写中国艺术史的，当即我便“强行”把他书架上的台湾译本借走了。

二，1998年6月由江苏羙术出版社翻译出版的《东西方美术的交流》，这本书的英文版完成于1985年，出版于1989年，正值中国大陆“新潮美术”高涨的时候。他从1550年丰臣秀吉时代的日本与西方的“初次接触”开始，继而记录到1600年利玛窦第二次进北京的文化交流活动，并分别罗列中国、日本的绘画、雕塑、版画、园林等各项，并进行史事可征的论述，一直到“今天”即1985年时代。他在第七章做了一个专章的结语：《对东西方美术交流的思考》。这与他后来的《二十世纪中国画坛与画家》相比，而前者应该是美术通史，后者是美术断代史了。
我在为这本书拍照的时候，苏立文先生说不用照，使从书架上又拿出一本赠我。这也值得我带回国细细读一读。这时，我忽然又意识到了自己犯的第二个错误：我曾在十多年前说过一句话並一直引以为有创见，我说“西方对中国的了解远远比不上中国对西方的了解”，真是这回事吗？我在想，我曾经为熊秉明先生潜入西方学术和教育界几十年而感动和骄傲，今天当我“发现”了苏立文以后，西方难道不为他潜入东方学术和艺术界几十年而感动和骄傲？

在我要借那本台湾版的《中国艺术史》时，我说要写一本新书，苏立文先生立即很关心地问我写什么书。我说：你们英国物理学家霍金写了一本《时间筒史》，不用一个公式把最高深的天体物理学理论讲清楚了，让普通读者也能读懂，我就准备写一本这样的让普通大众都能读懂的书法审美历程的书。他点点头说，我的习惯还是按历史年代来叙述。接着又追问道：你为中国读者写吗？我说：是呵！“这很好！”他说：“你这本《书法艺术概论》虽然是专业性很强的理论书，但你是这方面的权威，在西方反而有人读！我建议你搞个五、六页的英文简介出来，推荐给英国出版社去选择翻译出版。” 说着，他还马上找出一个在中国工作的美国朋友的通讯址来交给我女儿，让我回北京与她联络咨询翻译的人选事宜。《书法艺术概论》还未出版时，我就在怀疑用这种普通文艺美学规范写的这本书法理论书，中国书法界的读者能不能接受呵？没想到苏立文这位西方学术权威反而立即给予充分肯定，让我感慨有加。我以前听王岳川教授讲过，不久前又听中央外宣办有关同志也讲起，出于“文化输出”的目标，说如果有外国出版社愿意翻译出版中国学者和作家的著作，中国政府愿意出钱资助。我刚提起这事，苏立文教授立即向我摆手坚决地说：“不行！出版社会认为这样的书不是好书。要由出版社自己去判断才行。”我倒抽了一几冷气：你看，东西方完全在用不用的规范做不同的判断，大家各行其是怎么能走到一块来！哈！你看，到底是中国人更了解西方，还是西方人更了解中国？

吃完饭正喝茶吃甜点的时侯，苏立文教授拿出一本中国的旧刊物来，才又让我看了眼界：这是一本“民国十七年三月十日”出版的《新月》创刊号。翻开蓝灰色的封面就是目录，除了应该是胡适之行发刊词《<新月>的态度》外，有梁实秋《文学的纪律》、沈从文的《阿丽丝的中国游记》、徐志摩的《汤麦士哈代》，还顾有徐悲鸿的《哈份画像》。当然还有胡适之那篇新红学的开山之作《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也有闻一多和徐志摩各译部份的《白郎宁夫人的情诗》，译作前面均附有英文原诗。恕我浅陋，我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搞过现代文学与鲁迅研究，却并没有看过《新月》的原版杂志，现在一看，这可是一本真正的“杂”志！这六十年来没有过、也可以说没有哪个人能的这样一本“杂”志的主编！这既是一本文学刊物，又是一本学术理论刊物，又是一本诗刊；是一本外国文学期刊，还有绘画，有中文，还有英文！我们今天高谈阔论什么国际化、中西文化交流、国学什么什么的，还以为是新鲜的独门玩意招摇过市，其实前辈们在近百年前早玩过了，还玩的真格的！

我连忙拍照纪录，主人看我好兴致，便问我看不看他新收的黄永玉的画。我说，当然看啦！主人把我们带到了他的大卧室中，拿出了两幅黄永玉少见的人物画，然后是一大堆版画。苏立方先生说他与黄先生本人不是很熟，是得自别人之手。他还告诉我们，他正策划近年内把他的藏画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搞个展览。我想，这些纸面发黄的陈年旧作或许要令它的尚健在的作者们目瞪口呆哩！两年来，苏立文先生藏画展先后已在英国、美国等多地展出，这当然是一种最有效率、最不让中国人花钱的中国文化宣传，当这个展览把齐白石、涨大千、黄宾虹、徐悲鸿、林风眠、李可染，甚至闻一多、吳宓、邓以蛰等等都请回北京来省亲，济济一堂何等美妙！等着吧，苏立文先生正在为展览筹集经费哩，还不知能不能成！

我太太付淑群前一天去了伦敦眼，又雨中游泰晤士河，已感到有些累，临时取消了去牛津的行程。但我们把她专门为老人买的一件丝绸黑红二色两面穿的中式夹衫携了去，老人很高兴，还特地穿上身让我们拍了照片。老人与我们合过影后说，如果在故宫的展览经费筹划有望，今年十一月在北京再见。然后，他把我们送出门，送下楼，非常绅士地先为我女儿拉开车门让她上車，又绕过来为我开车门，其大师风度在吾国谁见？这不得不令我这个后学晚辈倾倒再三：咱们慢慢学着吧，照着样子回中国去寻找大师咯！哈哈！

我们穿过牛津的校园林阴道，还总是那样静谧、从容，它吸引起我在车上及拍了几张点照片。晚上在家，电视机开着，还在回味与苏立文教授的“厨房对话”，偶然听见余秋雨在凤凰卫视欧洲台“秋雨时分”里侃文比，不断重复一句话，我倒觉得既通俗，也到位：“文化不等于知识，文化也不等于教育学历，文化是一种修养与气质！”

刘正成2008年9月12日凌晨于伦敦有紫竹居所

易一

文化是一种修养与气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