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很时髦—梁缨回忆黄胄先生

闻正

采访梁缨是在她的画室，快人快语，笑声爽朗，颇有当年黄老先生的风采。郑闻慧老师（黄胄夫人）出了一本关于黄胄的回忆文集，点滴往事，情深感人。而在女儿梁缨的回忆中，和父亲在一起的日子里更多的是一种轻松愉快的基调。
透明人黄胄
豪爽、幽默、诚恳、热心肠、能吃苦，这是梁缨给黄胄的评价，当然，这也是大众对黄胄的普遍印象。难道黄胄在自己最亲的人面前也没有不为人所知的另一面吗？梁缨摇摇头，她觉得父亲就是个透明人，表里如一，人前人后都是一派作风。因为骨子里的豪迈特点，黄胄的朋友遍天下，从新疆到北京，从底层劳动者到文艺巨擘，黄胄都能称兄道弟。梁缨说只要父亲在，家里就门庭若市，形形色色的客人从不间断。
黄胄是个闲不住的人，早年因社会动荡和工作关系，四处奔走，两次黄泛区写生，多次新疆之行，从而成就了他的艺术。七八十年代的时候，虽说家庭工作已是趋于稳定，黄胄却是在这种安适的生活中闷坏了。“文革”结束后，黄胄由于严重的颈椎病综合症突发，住了三年院，虽然遭受极大的折磨，仍笔耕不辍，在此期间，创作了《松鹰图》、《百驴图》、《丰乐图》等优秀作品。
1979年出院后，虽然医生严重警告过不能出远门和过度劳累，黄胄还是不顾他人劝阻，在家人的陪同下第五次出行新疆。在海拔两千多米的“冰山之父”穆士塔格峰下，由于高原缺氧和天气寒冷，别人都不愿动弹，只有黄胄仍保持着十分兴奋的状态，见到了他由衷热爱的新疆人民和景物，黄胄只想把眼前这一切用画笔记录下来。梁缨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就是：有一次，塔吉克人用毛驴“踩场子”（新疆地区当时生产工具比较落后，碾粮食是用毛驴踩），黄胄就画着画板跟着毛驴画速写，梁缨由于高原反应就裹着毛毡在旁边的草垛里睡觉，等她醒来，天色渐黑，上头盘旋着几只老雕，联想起该地区的人实行“天葬”，梁缨当时害怕得不行，再看父亲，早跟着毛驴往前走了几百米，看着那个聚精会神的影子，梁缨又委屈又暗暗佩服。
画画替女儿“还债”
不过，在梁缨看来，黄胄从来不是一个失职的父亲。“文革”期间，和很多知识分子的命运一样，黄胄被打成了“反革命分子”。有一段时间，黄胄被关在军事博物馆改造，郑闻慧在青年出版社工作，梁缨三兄妹被托管在北京东四十条一位根正苗红的工人家，由于这家工人已有九个孩子，日子十分拮据，每天都是吃的棒子面和菜团子。这种情形下，梁缨最盼望的就是星期天的到来了，因为这一天，黄胄可以获准来看他们三个，为了见孩子们，黄胄早上四点就从军博出发，走到东四十条时，已经是八点了。然后带着兄妹三人出去玩，吃前门的糖炒栗子，看手艺人捏糖人。梁缨并不知道父亲在改造中受过怎样的折磨，因为每次来看他们，父亲总是这么开心，一点也没有压抑痛苦的痕迹。
“父亲是我的偶像、朋友、亲人。”梁缨一直都很崇敬父亲，但是这并不拉开她和黄胄的距离。“因为我是女儿，所以一直很亲近，他会对我哥哥们严厉，对我不会。”言语之中带了甜蜜的得意之情。因为这种宠爱，黄胄只要条件允许，去哪里都要带上女儿，新疆、云南、江浙、黄山，饱览祖国大好河山的同时，梁缨也渐渐喜欢上了绘画，虽然黄胄从未要求过子女学画。黄山之行，一老一少临山画速写，成了梁缨至今难以忘怀的风景。
1979年，考工艺美院失利后，梁缨去了广东美院，其实梁缨是属意浙江美院（今中国美院）的，但是黄胄在杭州考察了一圈后，认为江南太过甜美，呆久了就失去了棱角，“那里很适合养老，不适合学习。”于是，梁缨遵从了父亲的愿望。一次学校去了广西偏远的隆林地区写生，由于食宿条件异常艰苦，好多同学写信给家里抱怨，梁缨也不例外，就在其他同学收到了家里的慰问信时，梁缨收到的却是父亲的警告：“这样好的学习机会恐怕你此生再难遇的，好好珍惜。”尽管天气炎热，梁缨被迎头泼了盆凉水。
终归是少女心性，回去的路上，梁缨和杨之光的女儿（同班同学）跑到桂林玩，并住上了榕湖饭店，级别相当于北京的钓鱼台宾馆，这是需要介绍信才能入住的，她们怎么混进去的呢？原来俩人报上各自父亲的大名，饭店经理称只要黄胄能为饭店画一幅画就可以，梁缨替父亲答应了。回去后，自然遭到了双亲斥责。不过，1984年，黄胄应邀去桂林写生，真的为榕湖饭店画了一幅《套马图》，以偿女儿当日所欠，宠溺之情溢于言表。2007年嘉德拍卖会上，梁缨竟看到了这幅画，她毫不犹豫地花高价买了下来。
后来梁缨到德国留学了，黄胄在1985到1985年期间每次出国办展都要和女儿见上一面，一次在意大利威尼斯的一所教堂里，黄胄对那些装饰性壁画赞叹不已，对梁缨说：“要是你学这些工艺美术多好！”黄胄从来没有干涉过子女的艺术选择道路，梁缨到表现主义之乡的德国留学后，黄胄对她的那些抽象主义的作品既不反对，也不赞扬，这一次感慨，让梁缨知道了父亲对自己还是有期望的。
爱穿“国产名牌”
别人眼中的艺术大师，对自己来说，父亲其实是个很普通的人，甚至是可爱。作为一个歌颂真善美、热爱生活的画家，黄胄其实很注重生活的质量和品味。晚年生活宽裕后，黄胄穿着很时髦，而且都是国外的名牌，但是他把那些商标都给剪了下来，美名曰“国产名牌”。一次一个朋友打死也不相信质量这么好的衣服居然是国产的，把衣服翻个底朝天，终于在一个夹缝里发现漏网之鱼，居然是“Dior”的商标，黄胄摸着脑袋“嘿嘿”地笑。诸如此类的事情枚不胜举，再有一次，黄胄买了一条国外的皮带，就把金属头卸下来，镶上一块和田玉。
自89年筹备炎黄艺术馆后，黄胄奉献了自己的全部精力。建成后，为了还债，黄胄举办了很多画展卖画，早年的颈椎病以及家族糖尿病的遗传，让黄胄的身体状况再度下滑，但是他仍坐着轮椅，飞往香港、法国等地，各种文化交流活动也频繁参加。由于天生的随性，黄胄从来没有照顾自己的意识，和朋友聚在一起，仍是喝酒吃肉、谈笑风生，多年的过度操劳，终于让黄胄病情恶化，再度倒下。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父亲一生身体力行这句话，梁缨现在也在这条路上走着，或许，她这一生都无法脱下父亲的光环，但这个影响下，我们看到一位伟大艺术家走了，但还有后继者在不断地追随着他艺术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