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仁恺：值得纪念的中国书协的创始人

闻正

刘正成

早在中国书协成立之前的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就已知道杨仁恺先生大名了。这不仅是因为他是四川老乡，也不仅因为他是辽宁省博物馆馆长兼书画鉴定家，而是他热心书法艺术事业、提携书坛新人的盛名，尤其是他在沈阳筹备举办了笫一届全国书法篆刻展，这个展览是中国书协成立的最重要的前奏。

笫一届全国书法篆刻展是现代中国书法史上标致性事件。那时，尚未有“中国书法家协会”这个官方文艺社团，这个展览就只能是民办的了。辽宁省以一非“中央”的地方省份出头，动员了几乎全国所有省、市、区书法界高端人士参与，办成中国历史上真正具有“全国”意义上的笫一次书法展览，杨仁恺先生居功至伟。杨仁恺先生曾任中国古代书画鉴定五人小组成员，这个小组实际上是“文革”后成立的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书画专业委员会的前身。由谢稚柳先生任组长，组员还有启功、徐邦达、刘九庵。现在我们书法史研究日常便用的工具书，即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的三十卷本的《中国古代书画图录》，是杨仁恺先生在其中的五人小组的功绩。五人小组带着一批专家作助手，在十年“文革”的后期，花数年时间，跑遍大江南北大河上下黑山白水普查各省、市、区博物馆等馆藏书画，将所有历代传世书画一一过目，鉴定真伪将其编目拍照，然后逐一出版问世，让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书画遗产有了清单并公诸于世！这个工作就放在今天，也是不可想像的艰难。杨仁恺先生在书画界的地位可以说是由此奠定的。杨仁恺先生是这五人小组中笫四位谢世的成员，我们今天纪念杨先生，也不得不提到我亦曾与之请益和过从的其他四位前辈的英名。

但真正让我对杨仁恺先生有更深入了解的是1970年代末，辽宁青年书法家陈复澄和北京书法研究家王培真二位入蜀求学与之结识后。陈、王二位均在1978年考入四川大学历史系徐中舒教授的古文字学硕士研究生，他们主动与成都书家联络，让我们得以知道了他们携来的辽宁和北京书坛信息。陈复澄先生还讲了杨仁恺先生的故事，尤其是支持他们这些青年人在辽宁省博物馆办书法展等。我第一次见到杨仁恺先生，是1982年中国书协在四川召开一层二次理事会时。杨先生对年轻后辈非常随和亲切，在成都锦江饭店会议期间和去峨眉山旅游途中，我曾主动找机会接近他，得以亲自听到他向我讲1940年代在北京琉璃厂字画行从业的一些经历，以及郭沫若亲自点名他去东北清点溥仪散失清廷书画的旧事。让我先前对这位川人前辈怀有景仰之情变得更加具体和亲切。

陈复澄先生自称杨仁恺先生弟子，还说辽宁书坛“九畹”均是杨先生提携的弟子。辽宁书坛“九畹”在当时的中国书界非常有名，甚至超过浙美“五虎” 。浙江美术学院陆维钊、沙孟海的五位硕士研究生朱关田、王冬龄、邱振中、陈振濂、祝遂之是在1980年代初方崭露头角，但辽宁“九畹”以创作展览活动在1970年代末已蜚声书坛，尤其是看了辽宁美术出版社出版的《辽宁书法》第一期后，让我至今仍记得其中大部份人的名字：郭子绪、聂成文、陈复澄、徐帜、姚哲成、魏哲等。陈复澄先生还讲了杨仁恺先生的故事，尤其是支持他们这些青年人在辽宁省博物馆办书法展等。1970年代末，中国书坛的焦点地区有三个：第一个是上海，第二个是浙江，笫三个就是辽宁。当年，沈延毅与杨仁恺是辽宁书坛的两张名片，前者年高是偶像，后者年轻是大将。可以说杨仁恺先生是第一届全国书法篆刻展的组委会执行主任。杨先生人脉广，见识高，又熟稔展览策划，抓住了“十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的先机，为中国书法创造了一个有规模、有声势、有水平的文艺群体环境。为第二年即1980成立中国书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可以说，以杨先生当年的功绩和影响力，如果他身在中央集权力度最高年代的北京，中国书协成立时他应该是一位副主席，或至少是一位常务理事。但遗憾的是，当1985年中国书协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杨仁恺先生仍未当上常务理事，这令我和张鑫等人曾在会议当场便叹息不已！

我是1985年中国书协第二次代表大会秘书组组长，组员有张道兴、苏士澍、苏适、邬邦生等。所以知晓了会议操作的全过程。当年，中国书协的副主席绝大多数只能在北京书法家中产生，而十几名常务理事(相当当今中国书协主席团总人数)分配给东北只有一名。在1980年代中，东北书坛有两个热点，一个是前面讲到的举办过第一届全国展的辽宁，一个是修了一座书法大厦的黑龙江。在辽宁首推杨仁恺，在黑龙江当属陈雷。两省在暗中较劲，但辽宁代表聂成文则在大会上公开了矛盾。聂成文素以敢于在大会上直言“放炮”出名，人称“小钢炮”(当然今天已不复“小钢炮”之称，已改称“聂大帅”了)。这一吵，两败俱伤，杨仁恺和陈雷均未当选，好事落在了书法发展滞后并无什么大建树的吉林的段成桂身上。有人出于对聂先生的偏见，或者出于对杨先生的惋惜，认为是聂故意大吵，他想反正在辽宁自己也当不上，别人当不上岂不更好！今天，杨仁恺的书名已不显，而远逊于他在书画鉴定界的大名，但是在当年，杨仁恺在中国书坛仍是举足轻重的人物。只是第二次书代会后，杨先生似乎在慢慢淡出书坛，这与另一位书坛前辈谢稚柳相似。谢稚柳先生当年是上诲市书协主席，上海分配到一个副主常名额，按常理非谢先生莫属。但当年中国书协主席团需要一位篆刻家，就选到了上海方去疾先生，于是谢先生不仅没有当上副主席，连常务理事的名额也给占去了。

老一辈书家经历了多少沧海桑田的历练，地位名号岂能撼动信念。杨先生虽然没有当上中国书协常务理事，但他对辽宁书协的事仍很上心。记得1995年六届中青展在沈阳召开终评会时，杨先生亲自宴请全体评委，出面组织了辽宁省博物馆珍贵藏品观摩会，还亲自陪同中青展评委们一亲《万岁通天进帖》这部武则天亲自指示制作的王氏一门书摹本的芳泽，我们用手轻轻摸了摸这传世珍宝，也深深感受到杨老对我们的关爱。

1990年代后期，与杨仁恺先生见面的机会渐渐少了，偶尔在北京的拍卖公司作品预展上碰面，只是寒喧一番便告辞。当然，我也不时见到杨先生的书画题跋。由于市场化影响，鉴定家为私人收藏题跋往往受到质疑一方的非难。鉴定家给书画作品题跋而各抒己见，本是很正常的一件文事，1949年以后，国家规定任何人不能在公有书画藏品上题跋，以致连毛泽东、郭沫若这些喜爱古书画的名人也不能像乾隆皇帝那样，在传世名作上留跋加印了，便也成了一段憾事。1990年代后期，书画拍卖开张，卖主为了证明，往往请著名鉴定家题跋。但这些题跋并非用于研究，而用于市场，于是纠纷便起。杨仁恺、史树青等先生的一些题跋也难以幸免于非议。但在我眼中，史先生的题跋恭谨，而杨先生的题跋却放纵恣肆，堪称“暮年乃妙”！ 我曾在新加坡大学博物馆看见杨先生为一帧花鸟画的题跋，虽题跋的位置过于居于中心外，其行书潇洒，颇有米南宫的风韵，与他1980年代过于稳重的书风大异其趣。

当然，我并非有杨仁恺先生关门教诲之幸，仅仅是一些较远距离的粗线条述说，表达我作为杨先生同时代人的一种记忆，这种记忆也许能更宏观、真切地反映出杨仁恺先生对当代文化与书法的影响力。

庚寅谷雨后二日于泥龟梦蝶堂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