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8双年展：“乱”中如何取胜？

闻正

廖邦铭
在各大艺术网站上出现对此次798双年展的诸多言说，在这些言说，说言中，可谓“乱”字当头，似乎798双年展“乱象”丛生，行为艺术项目策展人王军宣布自己负责的行为策展退出798双年展之“乱”到798双年展706主展场部分作品被勒令撤出展场和一些作品局部被权力干扰以及策展人、艺术家的退出或不退出双年展声明达至巅峰。围绕“主乱”的还有“次乱”，如主题展开幕现场的收门票引发的不满情绪和“砸啤酒”，时态空间外广场上实施行为过程中“动粗”和私下的诸多关于展览的趣闻轶事之乱说，等等。这，怎一个“乱”字了得！当然，我希望的是大家对当代艺术未来的信心不乱就成。相对来看，这次展览的“乱”是“正乱”，即正确的乱——因问题的不可避免的存在，并在展览中被暴露，而之前的那些艺术市场上的乱，那可叫真正的乱，是现实权力操纵下的外齐内乱——精神上的乱弹琴——艺术意识纷乱嘈杂，凌乱不堪。
然而，此次798双年展如何在乱中取胜呢？当然，这个“胜”的含量应该是历史自动生成的，即我们可以以平和心来看待展览在历史的进程中如何体现出它自身的价值，如何与未来进行一种预期性的价值衔接。只是这些预估是以以目前的“乱”为基础的，或者说从“乱”出发，以“乱”为始，真理必将在“乱”中显露他的踪迹。
我认为这798双年展的“乱”对于一个充满探索性意义的展览是正常的，不要怕乱，只要乱出道理，乱出激情就好，艺术展览的“乱”在艺术创造的范畴中是合法的，甚至是创造力的体现，这点已经被历史证明了，比如当年杜尚将小便器放入纽约独立艺术协会举办的展览中造成一片混乱那样，就其而言，798双年展的“乱”在艺术的角度看是一次生机勃勃的“乱”，是对某种成文性稳定展览、和谐模式的背道而驰，一个展览制造出矛盾、冲突以及由此而生发很多抵抗情绪正是因为艺术还存有活力基因的表现。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任何艺术史上具里程碑的艺术作品的出现或者具有文化转折意义的艺术展览相对而言都呈现出某种“乱象”。如西方当代艺术在历史性进程中的里程碑式展览——当态度成为形式——也是充满了某种“混乱”，当然，最后这样的“混乱”之结果是该展策展人哈罗德•西曼被伯尔尼美术馆解雇走人，但是，西曼却因祸得福，随即就被任命为1972德国卡塞尔文件大展的策展人，同时，这也标志着独立策展人时代的降临，而正是在这届展览上，德国艺术家博伊斯横空出世，之后博伊斯连续三届参加卡塞尔文件展，每次展出都引发巨大轰动，而同时期举办的那些四平八稳的展览基本上过不了多长时间就自行消声灭迹了。
而正是这种对抗基因的不断增长使得这次双年展充满活力而魅力无穷。这种魅力显然来自艺术的“不规矩”行为，因为规规矩矩的艺术行为也就是呆呆板板的艺术行为。纵观之前的在中国本土举办的那些双、三年展或文献展为何如一根根老朽的枯木，而毫无活力呢？就是因为那些展览太有“章法”——上级文化主管部门盖章批准，然后策展人以此执法。在那些政府背景下的艺术大展上，上级不满意的作品统统枪毙，勉强参展的作品方案越临近展览越面目全非，或被策展人肆意“修改”的一塌糊涂，或是被另一个安全稳妥的、不痛不痒的方案替代。在中国当下的社会政治、文化制度屏障壁垒对艺术精神自由严丝合缝的掣肘中，对非主流意识形态处处监控，并在关键时刻很轻易的就能动用国家权力机器对一个所谓非法展览进行封杀的现实情景下，策展人的确在很大程度上会自动的将艺术理想进行折扣，这也很正常，在中国，一意孤行的抗争似乎是无意义的，即一切抗争的结果，秋后盘算下来，最终是得不丧失。这，似乎是大家一条多年实践总结下来的经验，也是那些在江湖行走的策展人的真经：两面兼顾策略。朱其的当代艺术发展的“渐进主义”模式也是这样的经验结果吧！对于这种渐进方法论，有着对人及社会精神异态研究历史背景的南京艺术家郭海平似乎不太赞同，因为现实状况是非常复杂的，今天，社会变得比过去日渐复杂，变幻莫测，计划中的很多事情在瞬间就会面目全非，一些突发事件更是令人防不胜防，艺术领域也不例外。因此，在文化精神运作之历史性的关键时刻，尤其是关系文化进程在某种历史紧要关头的转折，非拿点一竿子捅到底的勇气不可，才有可能真正的快速的打开艺术新的局面，在中国的艺术文化进程中很多这样事例已经说明了这个问题，至于那些所谓主流权力上层意识的是似而非文化艺术政策动向基本没有可以拿来参照的价值。因为这是两个不同的价值体系的在时代独木桥上的博弈，而不是商量好将这独木桥劈为两瓣而握手同行。策展人的工作是尽量将创造的舞台搭建起来，在文化监控的间隙处让艺术家尽情发挥自身的艺术创造力，而那些基于各种安全的考虑不是说是不可以，但是，这样的意识在实践中基本上都导致文化精神行为举措的平庸，无法真正开创历史，建构起艺术新的发展维度，无法凸现艺术创造的精神张力。
说到798双年展的“乱”之源头，表面看来是此次总策展人朱其与双年展框架中的行为艺术项目分策展人王军之间就展览产生的分歧问题。其实，他们二者之间的分歧并不是“乱”的始作俑者，而是这个社会文化体制造成的乱，是某些艺术之外的权力压制的结果，是那些人为因素导致的乱，如某些所谓上层人物对某件作品不满意、看不惯，一句话就将作品给毙掉，是当代艺术发展作为整体社会文化进程，并在这个进程中受到文化保守以及权力蛮横因素的干扰而出现的“不和谐”状况。朱其作为此次双年展的艺术总监兼主题展的策展人，其展览理念是很好的，具有精神理想主义的色彩，终极目的也是谋求将中国当代艺术从僵化的形式表述泥沼中拽出来，重新出发，激发艺术家那种日渐萎缩的创造激情和勇气。这点看，行为艺术项目策展人王军也是同样抱有这样的想法，我常和这些年轻一代艺术家们聊，认为中国当代艺术的活力比存于更为广阔的社会现实情景中（这也是朱其社群理念的主旨，是其展览要呈现出的基本价值维度，这也是朱其一开始邀请王军作为798双年展行为艺术项目策划人的基本出发点，至于后来发生的很多局部问题并不影响这个大方向），在更为广阔的文化领域中才能构建出当代艺术新的气象，将艺术的感性认知与艺术的理性分析相结合，这是这个时代艺术精神总的方向，也是艺术家在这个时代所要面临的文化职责，无论是艺术家或策展人都应该在这样的时代情景中具备起码的社会意识与对现实政治文化保持敏锐的观察力度。

总而言之。此次798双年展的所谓“乱象”正好契合说明了今天整体社会文化精神状况的基本形态，在一个充满矛盾、冲突、精神文化焦虑以及人性在精神层面上压抑的社会现实情景中，艺术展览的“乱”字当先恰好应证了这一基本的社会形态特征。当然，也在这样“乱”中隐约显露了未来艺术实践的方向。而之前批评理论界所讨论的当代艺术的语言学向社会学转向在这个展览中得到相对最为完整的体现，似乎批评家王南溟的新闻即艺术理论依据在这个展览中才可得到现实补充和提升。

2009年8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