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艺术概论》增订本序

闻正

      本书于2008年4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初版后，一年左右时间就重印两次，既为我所期望，又出乎我的预料。这本书的撰写体例是教材类型，是金开诚教授为所长、王岳川教授为副所长的北京大学书法研究所所推出的“北京大学文化书法研究丛书”之一，实际上是一本我为该所研究生的讲课教材，这自然是为迅速发展的书法学科教育服务的。目前，全国各地的大学本科教育的院校肯定在三位数以上，而据我了解，规范性的教材，特别是书法艺术学基础理论教材尚在各自创建阶段。因此，我希望这本书走入本科教学课堂，从而促进书法作为艺术学科的基本建设。另一方面，本书出版以后，我除了作为客座教授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美术学院、暨南大学、河北美术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等，以本书作为教材讲学之外，我并未通过教育行政部门做过本书的推广工作，现在印数上万，夸张一点说叫“不迳而走”，这又让我喜出望外。

      本书出版以后，青年学者朱中原曾专文评介过，不无夸奖地点出了此书的一些特点。他说：“他写这本‘概论’，大概就是要开书法‘艺术学’研究风气之先吧。这本书，尽管总共不到20万字，但我前前后后看了不下五六遍，现在仍时常置于案头翻看。……似乎在走别人老路了。然而，细读之则会发现，就是这些老掉牙的话题，却被刘正成谈得异彩纷呈。”书刚出的时候，我曾托朋友给朱关田先生奉赠一册以求指教，两年前我去杭州时，朱先生在西湖湖畔居请我吃饭，席间，从不当面捧场的他不无郑重地告诉我，这本书“填补了一个空白”。匆忙中，我没来得及追问这句说的更多解释，但朱先生作为中国美术学院的资深教授，我们又一同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担任中国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达十年之久，我体会到这句话的份量：既有鼓励，又有鞭策。不独有偶，2008年夏天我带着这本新书去牛津大学拜访苏立文教授的时候，他仔细地翻阅了目录，便立即肯定地说，这本书值得翻译成英文。同时，他还希望我找人翻译出本书的英文简介，由他向英、美有关出版社推荐出版。我说，这是一本纯理论的书，在中国也不是非专业的大学生读得懂的。他说：不，越是有理论价值的书，西方读者越欢迎，普通读物反而没有什么翻译价值。说着，他还给了我一个在北京中央美术学院执教的美国藉教援姜菲德女土的电话，让我向她咨询翻译人选的事宜。后来，我从牛津大学艺术史系博士生吴秀华同学聊天中知道，她们作为西方学习书法的学者，可供阅读的这方面书籍极为有限。她说，这本书译成英文出版肯定受欢迎。

      这些具有积极意义的反馈意见，促使我下决心启动了本书的增订工作。除了我在初版序中声明要补写的第六章“创作与审美”之外，我从2011年9月初至2012年5月初，又花了整整8个月时间全力投入，撰写了与前6章同等文字数量的下编10章，称为“书法审美历程”，前面6章则作为上编称之为“书法基础理论”。初版序中我已阐明了作为书法基础理论中关乎创作实践与美学认知的六个基本范畴的结构特征，而我在这里就只略述一下“书法审美历程”十个段落的立意与内容。
     
      所谓“历程”，有两个侧面：一个是创作生态，一个是理论认知。我把中国书法发展历程归纳为10个阶段，而这种阶段的划分既与朝代更迭有关，也不完全用政治史阶段性来代替艺术史的发展脉络。这个创作生态与理论认知的历史叙述，相对于书法基础理论来说，是属于“史”的范畴，但它又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书法艺术史。我力图建立两个简明的坐标系，一个是书法家与书法作品的坐标系，一个是书法理论家和书学论著的坐标系，让读者获得一个“历程”的宏观的审美观照。书法和书法审美观从哪里来？我们今天的书法创作和书法理论与它有何关系？我们从历史的选择中，如何做出今天的艺术审美判断？我认为，这正是进入书法学科认知的两扇门。我打开这两扇门，并以我的认知能力，为你呈现一种选择，这种选择的叙述只是为你的认知提供一个参考。

     当然我要告诉你，我这个“推门”的工作並不轻松。二十余年来，百卷本《中国书法全集》的编撰工作就像安置一个大书架，我在无数个日日夜夜中都思考着，如何让我所得的一切关于书法史的资料和思想，摆在那个“大书架”中合适的位置。这个位置就是我在这里所说的两个坐标系。可以断言，没有我这二十年的不懈努力，我是无论如何推不开这两扇门的。因此，当我用平生最慢的速度，即用8个月时间才撰写完这14万字的书稿时，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而如释重负。正因其难，我要敬请读者诸君对我在这个工作中的粗疏与不当，而有所原宥。

      一百年来，我们正处于一个学术转换期，沙孟海先生的《中国近三百年书学史》，和梁启超、钱穆二人同名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样，都企图用一种新的学术规范来整理国故。梁启超先生早期思想曾认为古代“中国无史”。他曾说：“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他认为传统 “纪传体”是旧史学：新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这种说法，难免有矫枉过正之嫌。我们自不必将中国传统的“以人为中心”的史学框架推倒重来，而从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的各个侧面去建树“二十四史”，使之成为中国历史的系统化，实现我国“史官文化”的现代转换。因此，我在构建“书法审美历程”时所使用的“书法家与书法作品的坐标系”和“书法理论家和书学论著的坐标系”的说法，是与梁启超晚期的新史学目标是一致的。将“人”和“事”互为表里，避免将中国艺术史完全陷入人类学的范畴之中，从而围绕艺术核心价值观的递进，梳理和叙述书法“艺术”的“审美历程”。这个“历程”既与“人”—书法家环环相扣，又与各个历史进程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息息相关。三十年前，李泽厚先生的《审美历程》风行一时，我们这一代学人难以避免其影响。可以说，我的下编十章是直接套用了他的书名，只不过将“历程”局限在“书法”这个相对“微观”的范围之内，这也算是对“二十四史”的进一步细化吧。

      值得提到的是，我在撰写下编的过程中，除了翻检历代书法文献之外，也浏览了大量的当代书法史学著作，从而选择和确立我自己的学术认知。我在引用这些古今文献时，一般都记录了出处，这除了记录古今学人在学术事业中的叠加贡献之外，也能方便读者诸君区分出我个人文责自负的学术见解，以期得到海内外同行的讨论和指教。

      金、王二位教授为 “北京大学文化书法研究丛书” 所作的《总序》结尾时提到：“通过对书法理论的总结和反思，使得大学书法的新思维能够推广到民间，成为大众的思想，进而能够在国际书法文化交流中逐渐成为新世纪影响他国书法的新理念。”本书未敢妄言负此大任，但也可以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个增订本，是朝着这个既有方向的一种努力吧。在此，请允许我将此书作为对已故金开诚教授的一种纪念。

      是为再序。

                                                                           

                                                     刘正成
                                      壬辰小雪前三日于泥龟梦蝶堂灯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