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家玲:民营美术馆在中国

丁香

民营美术馆自上世纪90年代起经历了所谓的“三波浪潮”之后其建设仍旧方兴未艾。在我目前的公司，自己就经手了四个民营美术馆的建馆方案，这并不是四个不同类型的美术馆，而是一种公司向政府推销的一种“模式”，这种“模式”包涵了美术馆、艺术家工作室、星级酒店、高级企业会所、别墅等等，只不过美术馆的名称因为地域的不同做相应更改而已。我所知的类似的商业操作模式并非我所在的这一家公司。而这些公司无非是打着文化创意产业的旗号，美术馆的旗号，做兴文化之举，行商业圈地谋利之实，因为拍板方案的老总们并不理解何为“美术馆”，政府也不理解小小的一个“美术馆”究竟能为这个社会带来什么价值，他们的共同的着力点仍旧在于GDP。当这些方案被政府批准认可后，这些通过“文化项目”圈到地的公司究竟拿“美术馆”来做什么，这样的“文化项目”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为当地的经济和社会公共文化带来了益处，没有人追责，没有人问责，也没有人监管，因为，当这些项目建设成型，那批当年管批文的领导早就届满卸任或升调，至于“文化项目”在实际上如何操作已非后一任政府所关心之事了。

拿这些方案说服政府的有力证据无非是列举毕尔巴鄂古根海姆美术馆拯救了一座城市的经典案例。同时在举国内的例子时，又拿北京今日美术馆说事。今日美术馆当然是现阶段中国大陆地区最好的民营美术馆，近几年在当代艺术的推动和普及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馆长的学术眼光、学术水准以及执行力往往决定了一个民营美术馆的生死和发展走向，而大多数的民营美术馆兴建后担任馆长的人不是投资人自己就是投资人找到的利益傀儡。缺乏对当代艺术发展的深入研究，缺乏对中国目前城市发展的深度认识，不可能做好一座民营美术馆。

中国城市的发展缺乏平衡，并且拉开的距离巨大。单就文化资源而言，北京所占据的文化资源起码占据了全国文化资源的百分之七十以上，也就是说一些文化项目只有在北京启动才能有效的整合资源，发挥到最大效用，如果放到成都、武汉、广州、上海、天津就显得未必。北京和地方城市发展不平衡，地方城市与地方城市之间也发展不平衡，而弥补这些文化差距，仅仅依靠商业投资兴建美术馆，或是模仿798是断然不能做到的。一座美术馆能拯救一座城市，首先是这座城市所处的社会重视文化，理解文化，如果只是将文化作为一种手段，而目的是用文化换来经济实惠，则绝对做不好文化。

我今年十一回四川，碰到老家的一些画家。他们没有大名气，但笔墨功底很好，虽然不能成就举国之名的大家，但也算得地方乡贤。我对他们说，太可惜了，你们的作品如果在当地没有一个机构能够收藏你们的东西，一百年之后后人就看不到了。文化就是这样，它不是短线投资，是要长远的能留下来，为这个时代证明，为后世有所贡献，能够流传，产生影响。一百年后，子孙们看不到当地名家的作品，不会认为他的家乡是一座有文化的城市，但是如果这些地方乡贤的作品保存了下来，他们还能亲自看到，去感受，欣赏，他们会以一种敬佩的眼光看我们和这个时代，尽管，这个时代我们深感厌恶和龌龊。

四川资中文庙起建于北宋雍熙年，后于清道光九年重建保留至今。文庙中除了供奉“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外，偏殿一边是“乡贤祠”，一边是“名宦祠”。自汉代以来，凡地方所产名人贤良皆一一供奉于“乡贤祠”内，而为当地州郡做出贡献的官宦则在“名宦祠”中享用后人祭祀。我看过之后，两千多年的地方人物志居然通过这些牌位保存得如此完好，令人大为感动。就像我去北京文庙，细数元、明、清三代的进士碑林上乡人的名字，才深刻的感受到什么是文化。这种以人及人的情感难于言表。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祠堂的文化功能胜于博物馆，因为祠堂不是教给你知识，而是为人之道，立命之本。在这里我不想引申讨论传统文化和当代文化之间的鸿沟，我的疑问是现在做“文化项目”的商人、官员们还有没有那个对文化的较真儿劲？这让我想到收藏古时文人画的商人，他们不是为了投资，而是个人喜好，因为他们的身份不是单纯投资经营的商人，他们读圣贤书，理解文人的“涂鸦之作”，他们是被教化过的文化商人。而今天，不管是政府启动的“文化项目”还是今秋拍卖市场上的疯狂，哪一个不是为了政绩，不是为了投机，真正在乎那点文化的官员、商人有几个？做文化如果不为长远着想，等于不做。

我去过的一些民营美术馆，不管是北京的还是南京的，虽然名义上是叫“美术馆”，但是经营的手段仍旧是画廊的操作方式，他们只能通过索要画家的作品回报转手经营，连场地都难以出租。做画廊的经营，却用美术馆的名义，但是其本质还是画廊，因为如果是一个美术馆，就必须是公共价值至上，其次才是赢利。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现在把该馆重要的展览宣传放到望京地区的公交站灯箱广告上，方力钧今年在今日美术馆的个展广告投放到出租车后座的移动视频，雷子人在北京饭店的展览被放到地铁灯箱之中，在我看来，这都是美术馆、展览发挥公共价值的第一个重要步骤。那就是，先要把公众吸引进美术馆，然后逐渐的培养公众看展览的习惯，从中推动公共美术教育。说得更彻底一点，中央美术学院学院美术馆如果在未来没有把望京人培养成看展览的习惯，那么它的公共美术教育从一定程度上而言就是失败的。但是，在北京、南京的民营美术馆除了开幕式当日高朋满座、人潮涌动之外，第二日，第三日往往来者渺渺，甚至关门大吉。

民营美术馆现阶段缺少政府、基金的扶植是我们能深刻感受到的。但是从另一个方面而言，民营美术馆的经营比公立美术馆有着更大的商业操作空间即公立美术馆比如中国美术馆举办商业的展览和活动会受到严格的限制，又如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作为一座有着学院学术背景的美术馆，其展览首先要考虑的是为学院的教学研究服务，为周边地区的公众服务，而不是想方设法如何赚钱。因此在中央美院美术馆的新馆建成之初，经过了一些商业展览和活动短暂行销之后，尤其是王璜生的接任越来越地体现了美术馆的学术性和研究性，同时公众教育也陆续展开，其美术馆官网的改版就是一个明证。而民营美术馆不会受到此类学术和官方定位的限制，从某种意义上说，民营美术馆是可营利的。毕竟民营美术馆在现阶段的发展举步维艰，更甚是想要做出一点学术业绩的民营美术馆，充裕的资金支持是民营美术馆发展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因此，民营美术馆在经营的拓展上必定要打破收画卖画的单一生存模式，美术馆不是画廊，需要有作品留下来，那么就需要收藏资金得到保证。收藏的资金从何而来，无非是通过企业、基金的赞助，但这是仅仅不够的，因为目前国内愿意出资支持民营美术馆收藏的企业和基金屈指可数，它们并不清楚这种投入能给它们自身带来多大的社会影响和营销效益。

民营美术馆除了展览单纯的艺术作品，可不可以展览工业设计如汽车、珠宝首饰，举办时装发布会等等，通过商业资源整合得到的资金去赞助、收藏艺术？当然是可以的，因为这样的操作方式不但可以为美术馆筹得资金，也可以将美术馆的展览事件化，将之放大于媒体和公众视角之下，那么美术馆的公共价值将得到极大拓展。但是这些商业手段能够成功实施，首先要求的是美术馆本身要成为一个“知名品牌”，只有品牌和品牌的合作价值才可能得到最大的发挥，唯有如此，才可能争取更多商业合作的机会。反过来说，民营美术馆的品牌确立又并不是建立在商业的营销方式上，它仍旧取决于美术馆执行管理层的专业学术眼光和水准。因为商业品牌和美术馆合作，就是欲图通过美术馆的公共影响力推销企业形象，而不是去参加或组织一个普通意义上的小型商业展会。

在这个法制不健全，政策多变的社会，民营美术馆在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的发展依然只有靠自身的努力拓展资金渠道。中国目前没有欧洲那样的贵族也没有儒商，更不可能是让只认“经济唱戏”为目的的政府扶植民营美术馆的发展，因此，对于任何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民营美术馆要做的事只能是苦心经营，但是它所要做的不是展览几幅画几件作品，折腾几个事件，而是首先为公众服务，发挥公共价值，更长远的是为后人考虑一些事情。唯有如此，文化的目的才能达成，一个美术馆的意义才能成为一个地域、一个时代高度的建筑象征。

一个民营美术馆的经营关系到方方面面，投资方、管理层、策展团队、学术研究团队、公共服务团队，它的最大公共价值的发挥又牵扯到媒体公关、学术研究和出版，一个美术馆是一个整体，而不是两三个挂了馆长、副馆长头衔，盖个场地，办个展览，请点漂亮姑娘站台保安站岗就是美术馆了。同时，不是每个地方每个区域都适合修建美术馆，美术馆的建立必须要有自己明确的学术定位和公共价值定位。美术馆更不是地产开发的羊头，不要拿它到处圈地卖狗肉。民营美术馆的强大是一个国家和社会文化强盛的象征之一，文化的强盛并不取决于文化主管部门力量的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