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砥柱铭》背后的鉴定迷局
周文翰的日志

以4.368亿元刷新中国艺术品拍卖世界纪录的《砥柱铭》到底是不是北宋大书法家黄庭坚的作品又引起“蛙声一片”，有收藏家、书法家认为“拿不准”，甚至称为赝品，而发言“保真”的则是中国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台北故宫博物院指导委员会委员这样的重要学者，让从没一睹真迹的常人对此难以判断谁是谁非。

记忆力好的人一定还记得2003年北京故宫以高价购买《出师颂》时闹出的新闻，那时候辩论双方的名头更大，媒体报道也更多。当时拍卖公司宣称这件书法是西晋书法家索靖手书，而多数鉴定专家认为是隋唐人模仿之作，可是最终也没有人用可靠的鉴定手段锁定这到底是晋代、隋唐的早期版本还是更晚的伪造制作。

鉴定是困扰中国古代书画收藏的一大问题，之前好几件价格过千万、过亿的作品都引起过争论。盖因现在书画鉴定并无过硬的技术和有信誉的机构，因此多数都是拍卖公司自己找专家鉴定、写文章肯定，而作品露面以后观众则各有评说，没有共通的“技术标准”。

围绕《砥柱铭》的争议再次把强调学识、眼光和经验的传统鉴定家放在了尴尬的位置：台北故宫博物院指导委员会委员、黄庭坚作品研究专家傅申在三十多年前写博士伦的时候曾在日本有邻馆看过这件作品的复印件和有关资料，在论文中把它当作“疑而不能下定语的‘问题作品’”，但今年拍卖的时候拍卖公司请他参阅原件，却又从笔法结字、异写字、补笔以及书法家书风的变化、书法家与杨明叔的交往等多个侧面论证这件作品为真迹。难免让人怀疑：这到底是学识加深以后的眼光转变还是因为现在有利益牵涉才导致观点跳跃？

如果我们无法相信个人，那就需要找到更客观可行的技术手段：尽管美剧《罪案现场》里呈现的高精尖鉴定设备和工作方法还没法普及，但现在已经有碳14测年、成分分析法和热释光测年法等进行艺术品断代鉴定的仪器和方法，国内的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等也有部分设备，这些方法测定都是给出一个误差范围之内的的年代。尽管有误差，可是仪器鉴定毕竟是比较客观一种技术手段（据说也有造假者可以把画作材料“做旧”），而且如果结合艺术史专家、评论家从风格、历史资料方面的考察，应该说能给人一个相对有说服力的鉴定结果。

但是真的到艺术收藏圈打听一下，拍卖公司、收藏家里绝少有人愿意去做仪器技术鉴定，对拍卖公司来说他们不愿意多花钱走这个程序，更重要的是他们需要利用种种模糊空间出售很历不明的作品，获得更多的佣金收入；已经占据主流的传统鉴定家为了独占阐释权也会排斥技术派；而对已经买下一件有争议作品的人，对他更有利的做法不是去用仪器鉴定，而是转手卖给下一个人。

有太多人的利益与赝品、模糊作品紧紧地绑在了一起，孤单的挑战者将继续孤单下去。



（发表于新京报，此为原版）

容庚破译商周鼎器的文字密码

　　学者篇容庚（上）
　　□东莞新观察
　　谁人为君赋《采薇》
　　三代的王朝礼乐与时俱化为尘烟，鼎器上斑驳的文字却延宕着古文明的回响。
　　正如青铜上的金文，容庚研究的古文字学亦是高山流水，知音几稀。但先生的际遇之传奇，浮生之波折，治学之深博，气节之清正，一如青铜文字的幽古高奇，其活的灵魂却只能，也足以为后生学人所感怀追慕了。
　　仓颉造字始，汉文明才得以走入符号表达时代。
　　起始于殷商时代的甲骨文，则使文字除了记载的功能外，额外获得了占卜学意义上启示天道的机用；商周的青铜器皿，文字与金属一起，使文明得以物化，打通时间的天堑，逶迤至今传承不绝。
　　文字确然与土地一样重要，是文化流转的河床，成为每一个古老文明的经纬之尺，见证千年的衰变与繁华。
　　王国维、罗振玉、容庚们的孤独与伟大，便在于斯。或许只有当下人们所热衷于批判的“旧学”时代，还能化育出这样甘于寂寞困苦的学人，于今，大多则只能怅然莫名了。
　　当18岁的容庚一则为生计前途所迫，一则为道业文章使命感召，仅携一卷自著的《金文编》决然北上，并毛遂自荐于其时的前辈大师罗振玉，后者一读之下，顿为《金文编》的才华和专研所叹服，对古文字学研究后继有人的惊喜和感叹可以想见……其后罗振玉提携后进，把尚未读高中的容庚推荐给北大国学研究生院，破格录用。以至于后来再荐容庚结识王国维，成就其甲骨文、金文领域治学的法侣财地。其间的因缘既不可思议，也似乎顺理成章。
　　民国年间虽非治平之世，但学界的兼容并包，依然留存了中国书院办学的千年遗风，既开拓了新学的气象，也传承了旧学的文脉。
　　而时下行政主导的大学教育体制，改革却多在财富分配与机构扩张上展开，真正大师之谓，而非大楼之谓的教育精神却遥不可及，教育在现代性的实用主义上需要延伸，在人文性的核心价值上更需要的是回归。
　　如果18岁的容庚活在现代，北上求学之路，更多的可能是拔剑四顾心茫然，罗、王、容诸先生的佳话或许只是一首绝唱，一声叹息。
　　□云水参
　　一代国学大师京成粤就
　　容庚所属容氏家族，乃东莞县书宦世家，容庚祖上进学入仕，大多有所成。容氏子孙，国学根基不浅。容庚（1894-1983），原名容肇庚，与其胞弟容肇祖（念祖），皆为容氏家族的佼佼者，容庚在古文字学、古器物学、书画、篆刻方面有大成就，而容肇祖则在民俗学方面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兄弟二人，各有所长。
　　容庚之父容作恭，曾是广雅书院的学生，晚清正途拔贡出身，藏书甚丰，虽侍父时日不长，但年少的容庚兄弟，仍从中获益良多，而容庚的舅父邓尔雅对容庚的古文字修为，启蒙颇深、影响尤大。出身于这样的家庭，一定比其他的人，更懂得旧文化旧传统的好与坏，也正因为这样，才对这种古老文明有着更深厚的感情。
　　1916年容庚毕业于东莞中学，随即留校任教。据容肇祖的回忆，容庚任教期间，初撰其重要作品《金文编》，所录之字，“以商周彝器疑识为主，以王国维《国朝金文著录表》为据”，先影印后摹写罗振玉《殷文存》、鄒安《周金文存》，以求近真。1922年，容庚携《金文编》北上，罗振玉、马衡，王国维见之大为赞赏，在马衡的极力推动下，容庚得以被北大研究所国学门破格录取，容庚由中学学历直升研究生学习，奇迹种种，全赖旧日北大“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之气慨胆识。
　　旧日北京，也许是大师们的福地，包括陈寅恪、容庚等，他们一生最重要的成就，都得力于北京、完成于北京，容庚南归后曾慨叹，“我的著作，是在北京燕大时编写的”。北京的众多古玩遗迹，北京与晚近旧文化之间的坚韧联系，北京的劫难，是激发容庚终身研究旧学、珍重旧学的重要原因。在京期间，他致力于研究古器物，1924年溥仪被逐出宫之后，北大多位教授参加故宫博物馆的接收工作，容庚亦参与，从中习得不少鉴定古器物之法，容庚亦趁求学任教之际，用工薪余钱四处求购古器物；与此同时，他重点重修增订《金文编》，《商周彝器通考》及其它研究古文字、古器物、书画碑帖的著作，亦在专业领域内影响深远。
　　1946年，容庚因言失业，无奈返粤，任岭南大学国文系教授兼主任一职，后任中山大学教授。容庚身居岭南，一忧资料书籍缺乏，二忧收藏去向。
　　容庚曾叹：“余南归四年，以事务劳其神，以衣食撄其心，鲜读书之暇，无从旅之人。”1949年以后，在当局及中山大学的努力下，容庚的收藏品得以运回广州。“文革”期间，大师落难，据容庚女儿容璞回忆，因与康生旧怨，容庚被打成“反动的学术权威”，成为中山大学受冲击的第一人，在最痛苦的时候，容庚甚至想骑着单车冲进珠江。
　　返粤后，容庚开始为他的收藏品安排出路。50年代，容庚将其收藏的古铜器“栾书缶”和150件青铜器珍品捐给国家。1977年以后，容庚分三批将所藏青铜器及书画字帖交付广州博物馆。后又几经波折，将一万多册珍贵书籍交付中山大学图书馆。1982年春，容庚因摔倒而致坐骨断折，多年忧疾一日发，1983年3月6日，容庚病逝。
　　1998年，容庚先生在海内外的子女秉承父亲的遗愿，将其最后一批著作手稿、名人信札、金石拓片、古籍图书等400多种，2000多件捐予广东省中山图书馆。他的子女，最懂得他的心愿、他的感情，以行动达成容庚先生的心愿，为容先生一生所聚，寻求最好归宿。倾一生心血去研究，去收藏，尽可能地，让更多的人懂得旧学的珍贵、认同文化的根系，这种诚挚与执着，源于这种文化的深刻魅力。
　　口胡传吉
　　[中学生·研究生·笃志为学]
　　容庚6岁入学，12岁已熟读四书五经。年十五，慈父见背，家道中落。升读东莞中学后，碰巧四舅邓尔雅住进他家里，容庚与两个弟弟每日得以聆听他的教益，在那时就草就了最早写成的《雕虫小言》。1917年中学毕业后，容庚为贴补家用，在东莞中学担任文字学课，可是学校认为他只有初中毕业，每周只给他四节课时，而给了他弟弟容肇祖每周二十四节课时。当时容庚先生在邓尔雅的指导下，正式开始古文字学的研究，《金文编》已快完稿。中学生在莞地不受重用，促使容庚的出走，也促成他的成名之路。
　　容老脾气急，学校嘲笑他读初中而教高中令他不能服气，遂决心北上再读书。1922年5月，留下妻子儿女三人，与弟弟容肇祖毅然北上。到北京后，他在琉璃厂打听到罗振玉天津地址，于是毛遂自荐把《金文编》稿本呈教。罗一看十分欣赏，认为是可造之才，立刻向北京大学金石学教授马衡推荐。马衡重视人才，决定不予考试，破格录取容庚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研究生。这是容庚人生的转折点。罗振玉还写介绍函叫容庚前往拜见王国维，王、容一见如故，王亲自为《金文编》作序。而时任燕京大学校长的司徒雷登更直接聘请容庚当北大的副教授。
　　从中学生到研究生的跨度，矛盾的体现在容庚身上，叫人感叹。当时的北大国学门正处于草创时期，多方瞩目其成败，容庚就学北大，一面为研究所整理古物，一面努力阅读所内有关文史书籍，增订修改了《金文编》，在《国学季刊》发表论文，其卓越表现为北大国学门营造树立了良好形象。容庚成才之路，完全是靠个人孜孜不倦的努力，勤奋钻研的精神，和笃志为学的决心走出。
　　[硬骨头·不喜恭维·率直真诚]
　　容庚话不多，但实话实说，脾气倔强，刚正不阿，不趋炎附势，是很多人对容庚的个性评价，他更被人誉为“硬骨头”。这位话不多，甚至有些口吃的教授，却说过不少“名言”。
　　他有一句口头禅：“把戏人人有，变法各不同”。以此来点拨自己的弟子，做学问讲究的是变通，取法前人，但须求变。曾宪通感慨容先生的耿直，在那么多的“运动”中，他总是怎么想就怎么说。容庚曾对曾宪通说过：“我说的话，是人人心中所有，人人口中所无。”回想起先生的言论，曾宪通笑道：“其实他的言论早够‘右派’了，只是被‘保’了下来。他倒好，还一个劲儿跑到中文系党委去为‘右派’教师说情，说这个不应该是‘右派’，那个不应该是‘右派’，说得党委书记没办法，只得威胁他，‘你都自身难保了，还管别人’。”“文革”中贴容庚的大字报，说是要斩“野马”，砸烂“鬼锁”。曾宪通介绍，此话的出处是容庚在上世纪50年代所写的入党申请书，其中有“我是野马，是鬼锁，是一个自由知识分子，需要一个紧箍咒，需要党的铁一般的纪律来约束自己”之言。其实，“野马”、“鬼锁”之语，正反映了容庚不愿接受羁绊的内心世界。
　　“文革”结束后给教授们平反，于是乎“容庚先生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人”等话甚为流行。谁知他不领情，一本正经地说：“过去你们批判的容庚，实际上没那么坏；现在你们说好的容庚，实际上也没那么好。”
　　上世纪60年代初，为了修订《商周彝器通考》，容庚和曾宪通等人跑了全国不少地方。每到一地，他们需要拿着党内“文胆”康生亲笔开具的介绍信，先去拜访宣传部。由于容庚先生搞不清共产党的“党委宣传部”和国民党的“党部”有什么区别，每当持康生的介绍信到省委宣传部时，总是说“我们先到党部来报到”，一度出现过尴尬的场面，后来他就再也不用康生的介绍信了。
　　[爱国·万言书·考古学社]
　　容庚热爱祖国，对日寇侵略我国东北，而当时当局又采取不抵抗政策十分愤恨，燕京大学学生组织燕京大学抗日救国委员会，他积极支持，并编了一小册子《九·一八事变记》，分送海外同胞，激发华侨爱国热忱。并发动募捐，支援救国运动，主编《火把》白话报，带头为刊物写文章。看到当时大量的古物外流至他国，容庚痛心疾首，节衣缩食所余的钱，拿来买一些有价值的古物。他更团结一些同道，倡导成立我国第一个考古组织“考古学社”。
　　抗战8年，在敌伪铁蹄的统治下，他无时无刻不在渴望转移至西南大后方。但他难以割舍事业上有关的研究资料，未完成的著作草稿、而珍贵书籍、古物也无法转移和保存。他曾说“我什么痛苦都可以忍受，可是不能没有事业”。为了保全历史稀有的珍品，他压抑着受屈辱的民族自尊心，忍受着沦陷耻辱，留在北京。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教育部认为抗日期间留在北京的教授是“汉奸”，予以解聘。容庚激于义愤，上“万言书”，历述几年来知识分子为抵制日本的奴化教育，保存中华文化而坚持教育岗位、培养学生的事实，抨击国民党反动派的无能。
　　[收藏·生财有大道·我聚我散]
　　容庚先生一生很节俭，他每月拿出一半工资给妻子做家用，其余一半就用来购买书籍，收藏铜器及字画。他也会将一些收藏价值不大的器物卖出，然后购买回更为珍贵的古董。他从不隐瞒，还乐呵呵地用“生财有大道”来譬喻。他曾对欧初市长说过：“数十年薪水收入，自奉甚微，所有余资尽以购买书籍字画器物，这样做的目的，一供学术研究之用，二可使国家文物减少外流，今老了我将献于国家，以酬夙愿。”容庚先生果然说到做到，1978-1980年，他说任何东西都有聚散时候，与其让子孙随随便便地散，不如自己经手，“我聚我散”。他把一辈子珍藏的铜器以及一千多件古字画、一万多卷书籍，分批捐赠给广州博物馆、美术馆及中山大学图书馆。
　　容庚女儿容璞女士说：“当这些陪伴了他几十年，用他心血换来的书籍、字画搬走以后，他面对四壁空空的房子，一连几夜不能成眠。他深情地对我母亲说，这些书和字画都是我一件一件买回来的呵！”这些收藏品已经成为容老生命的一部分，实在难以割舍。据说在他弥留之际，还常常发出叮嘱家属挂晾字画的呓语，可见它们在他心中的分量。
　　钩沉辑轶
　　◎因王国维感叹人生苦短
　　众所周知，王国维是容庚的伯乐。后来二人交往频繁，王国维与容庚的通信中，一直谦称为弟王国维，而称其为希白兄。容庚年纪大了之后，屡次感叹“人生很苦。”他曾对其他人说，“王国维死前两日的晚上，在清华大学校园他的家中坐了半个晚上，闲谈中，并不觉得他有烦恼事，隔两天，王国维投昆明湖死了，我跑去看，他的遗体用草席盖着，放在湖边，我哭了一场才离去。碰不上王国维，我的《金文编》不知何日出得来，吃饭也成问题，我一生本想在大树底下做个小麻雀，树荫凉快，挺舒服的过一生，想不到也不可能！人生否泰，真很难说啊！”
　　◎与郭沫若从神交到知交
　　20世纪30年代，郭沫若在日本研究古文困难重重，偶然的机会，郭沫若读到容庚的《金文编》，十分钦佩，于是在素未谋面之下，冒昧写信向容庚请教问题，署名“未知友郭沫若”。自此，郭沫若给容庚前后写过50多封信，容庚也寄给郭沫若很多甲骨文、金文的资料，两人成了文字之交。郭氏著名的《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和《两周金文辞大系》得以顺利成书，郭沫若曾说，“若是没有容庚的帮助，我走上研究金文的道路，恐怕也是不可能的。”
　　◎容庚商承祚的互相抬杠
　　容庚与商承祚都是近现代中国金文、青铜器研究学上的两位泰斗。两人是同乡，还是同学、同行、同事。表面上两人是“死对头”，容老是急性子，只要与商老一碰面，就总少不了“抬杠”，争得面红耳赤，之后又和好如初。商承祚曾写过《我与容希白》的文章，其中一段记录他们为学术问题争辩的趣事。30年代初，两人都在北大任教，一次一起鉴别一青铜器，容老摩挲此物高兴之极，大谈其物上镌四字的妙处。不料商老一盆冷水泼过去，称自己几天前看过，因为器真字伪而没有买。容庚不信，与他吵起来，商承祚举证此四字是仿自某钟的，还当场查阅该器，证明确伪，容庚不能不服。好玩的是过了半个月，容庚兴奋地对商承祚说：“我把那件假古董卖了。”“卖给谁？”答：“卖给美国福开森。”商承祚为之莞尔。
　　◎启功至老对容庚执弟子礼
　　启功是陈垣的门下弟子，三四十年代，陈垣与容庚是同乡，又是史学研究上的朋友，启功常有机会与容先生过从论书品画。启功比容庚小17岁，启功后来成为一代名书法家，至老对容庚执弟子之礼。
　　专家访谈
　　编者按：曾宪通老师是古文字学专家，也是追随容老时间最长的一位学者，在容商二老去世之后，古文字学界将他与张振林、陈伟湛、孙稚雏四位教授戏称为古文字学界的“四大金刚”。
　　现年七十多岁的曾宪通老师，精神矍铄，和蔼可亲，侃侃而谈。如今因采写容庚先生的稿件有机会与这位仁师相坐一堂，听他讲述他的尊师生平琐事。曾老师一开口便说“我自己是没什么好说的，我一生中最幸运的事，就是遇见几位好老师，容庚先生对我影响很深。”
　　“阙疑”方法新开学术之风
　　记者：《金文编》跟前人的书籍相比有了哪些突破？
　　曾宪通：王国维为《金文编》作序云：“癸亥冬日，东莞容君希白出所著《金文编》相示，其书祖述中丞而补正中丞书处甚多，是能用中丞（吴大澂）之法而光大之者。”就是说《金文编》充分吸收了吴大澂《说文古籀三补》的优点，但一改此书驳杂的缺点，又作了很大的改进。此书以收金文为主，凡金文字形与《说文》小篆有异者，则以金文纠正小篆之讹误，《说文》所无之字则附于同部之末。这体现了容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这一做法被时人称之为“阙疑”，前人没有做到这一点，是容老一大“发明”。1925年至1959年，《金文编》经过了3次增补，至今已是一部研究两周金文方面最权威的工具书。共收录了2420个古字，深得学术界的推崇，享誉海内外。
　　亲手摩挲青铜器促进研究
　　记者：容老另一巨著《商周彝器通考》，他通过什么途径来研究？
　　曾宪通：张荫麟先生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希白自幼即醉心于金石之学，壮而弥笃，由文字而及器物，进而及于史迹。”《商周彝器通考》，其实这是容老对古文字深化研究的另一个境界。这部著作的诞生，得益于容老有一个绝顶难得的摩挲青铜器的机会。1924年，溥仪被赶出故宫，故宫成立了故宫博物馆，并有了古物陈列所，将内府收藏的青铜器集中于此，达3000余件。1926年，容老被聘为古物陈列所古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他得以近距离地对青铜器进行实物探究，辨别真伪。那时候他还是个后进学生，为了偷师，他有时把真品说成赝品，把赝品说成真品，去向很多老前辈请教，听他们如何辨别考究。
　　完成这部著述第二个因素是容老自己收藏的青铜器不少，有近两百件，但大部分还是在北京时候收藏的。1930年，山西有一大收藏家逝世，其后人拟将数百件古铜器整批出售，索价万余元。容老闻讯，便将整批铜器买下来，先付5000元订金。这批铜器运到北京后，容老召集同道选购，卖去其半数就抵偿了价款，他因此成为古铜器的大收藏家。到岭南之后，条件不允许，他只买过“陈午侯敦”，陈午侯是齐国的第一任国君，后容老将这青铜器送给华南师范大学博物馆。
　　《商周彝器通考》令后人能按图索骥
　　记者：《商周彝器通考》有什么叫人称道的地方？
　　曾宪通：《商周彝器通考》有一个非常叫人赞叹的地方，文内有插图两百多幅。下册“图录”部分附图一千零九幅，除一幅为拓本外，全是原器的照片，不仅有器形，还有器上的花纹，其中有一些器今已不知去向，可见《通考》所附的器形图是非常珍贵的。全书搜罗宏富，抉择有方，考证矜审，图文并茂，洋洋乎三十多万言。后人拿着此书，可以按图索骥，非常方便，这一宝典是容庚先生充分吸收宋清两代金石学的成果并益以近代考古学的成就而集大成者，是对中国青铜器作系统理论阐发和科学分类的划时代著作，它的出版，标志着中国青铜器研究由旧式金石学迈入现代青铜器学的里程碑。
　　从帖收藏居公私藏家之冠
　　记者：容老回到岭南后所著的《从帖目》又有什么特点？
　　曾宪通：容老来岭南后，由于兴趣所至，他前后收藏了250种从帖，在收藏上当属国内公私藏家之冠。《从帖目》有100多万字，汇集了容老毕生收集和过目的从帖，考证了各种法帖的真伪和源流，最大的贡献在于广收国内群帖，堪称集大成的帖学巨著。
　　这里还有故事，1979年，中华书局香港分局想出版容老的《从帖目》，时任总编的李祖泽找到我，要我劝说容老同意此次出版。我将李的意思转告容老，容老当即答应。待到李祖泽到广州问容老要草稿的时候，容老却有点舍不得了，因为这里的一百多万字都是他辛辛苦苦写下来的。李祖泽听出容老话内之意，便询问容老：“您有什么要求啊？”容老如孩童般淘气地指着师母麦凌宵说：“你有什么要求就说啊。”师母说：“我要一台电视机。”容老立刻嚷嚷：“电视机吵吵嚷嚷的有什么好？不要不要”师母笑答：“你不看我看，你若要看，我便向你收费。”后来《从帖目》印出，李祖泽也为容老买了一台电视机。容老的从帖后来全部捐献给广州市文管会，据说现在也已经不全了。
　　《颂斋书画小记》在斗室孤独完成
　　记者：《颂斋书画小记》还是容老在“文革”受批斗时写出来的巨著。这著作的价值在哪里？
　　曾宪通：200余万字的《颂斋书画小记》是中国书画史上一部巨著。容老记录了从唐代到现代各个时代的书画家，每个人有其传记和其代表作。这是相当了不起的一个收录与撰写，对于初学者与专门研究的人都能应其急需，非常重要。这部著作是容老在“文革”受批斗时创作的，在“文革”中容老家属都被遣送回乡，他自己独自一人限于斗室中完成文稿。当时的辛酸全部化为写作了。
　　感谢曾宪通先生、容璞女士、杨宝霖老师、东莞政协文史委员会对此文提供宝贵的资料意见
　　[下期预告：容庚（下）]
　　容庚在东莞、北京、广州都留下自己的足迹，通过走访他的故居，倾听他的女儿讲述老人逝去的年华，我们在这个时空找寻关于他的鲜活记忆。
　　欢迎提供线索：13433051413
　　E-MAIL：dsbdgrw@163.com
　　本版采写（除署名外）：本报记者 蔡贤丽 梁茜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为资料图片

著名中国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书法家－－容庚教授

    容庚出身于清末书宦之家，自小受到熏陶，养成好学不倦的精神。1916年在东莞中学毕业后留校任教，与其弟容肇祖、妹容媛等编纂《商周秦汉文字》，分八大类，《金文编》为其中最早完成的稿子。1922年他到北方求学，路过天津，以《金文编》稿本谒见著名考古学家罗振玉，深得罗的赏识，推荐他见北京大学马衡教授，遂于同年秋进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当研究生。期间，他完成了《金文编》的撰集并于1925年出版。该专著“成为我国第一部专科性的金文大字典”，“至今仍然是一部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极高的著作。”（曾宪通）
    抗日战争胜利后，容庚全家从北平燕京大学南归，后不久，被岭南大学聘为教授兼中文系主任，并主编《岭南大学学报》。期间，容庚于1948年被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聘为毕业考试委员会的校外委员。1952年院、系调整后任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直至逝世。
    容庚教授在中文系主讲《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字学》、《说文》等课程，他和詹安泰、吴重翰合编的讲义《中国文学史（第一部）》、和历史系岑仲勉编的《隋唐史》，于1954年被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推荐为高等学校公开交流的教材，并由高等教育部教材编审处出版。后于1956年编出的《中国文学史（第二部）》，则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容庚教授一向关心学生的成长和社会青年的自学。当时，“有个学生研究某一专题，在图书馆找不到资料，请教容老。当晚，他从藏书中，寻找到有关资料，便马上骑自行车到学生宿舍送上资料，使该生大为感动。”“广州东山某医院的挂号员刘翔，决心学金文，曾冒昧登门，要拜容老为师。容老见他决心大，经过考核后就接受他的请求。容老教他抄读《说文》、《金文编》，研读《商周彝器通考》，还定时进行辅导，使他终于考取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金文研究生。“（张维持）
    容庚和商承祚从1956年起联名招收研究生。“他们的指导，主要是研究方向、研究方法的指导。”（陈伟湛）他常对学生们说：“我的方法是土法上马，从抄《说文解字》开始，然后抄读《说文古籀补》、《缪篆分韵》等书。你们也可以先抄《说文》，抄完再抄《金文编》、《甲骨文编》。”按他的“土法”，从经过规范的小篆入手，有《说文》的字形分析帮助，由近及远，由易至难，在抄读过程中，眼、手、口、脑同时并用，对小篆、金文、甲骨文的偏旁结构、主要异体，都会留下深刻的印象。有此抄读的功夫垫底，然后再看古文字的原始材料及有关考释时，就方便快捷得多，也不易被某些旁征博引和音韵通转掩盖下的臆说胡猜牵着鼻子走。（张振林）他对研究生的问学质疑，“不论何时前往，先生总是立即接见，他解答疑难，指点迷津，有问必答，从不知疲倦。”（陈伟湛）
    容庚的考古学造诣也很高。他“从研究金文入手，进而研究青铜器及其历史背景与文化内涵”（曾宪通）。1925年成立的故宫博物院，内设古物鉴定委员会，聘容庚为委员。“他精通金文，可以通过文字辨别古铜器的年代及真伪”（张维持）。“他亲自整理和鉴定奉天、热河两行宫的青铜器”，并“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清理传世的青铜器，先后编著了《宝蕴楼彝器图录》和《武英殿彝器图录》等八种图录”，“在系统清理的基础上，先后更着眼于青铜器整体的研究。”“他以八年的时间，专门从事商周青铜器的综合研究，终于在1941年完成了《商周彝品通考》这部开创性的巨著。”它的出版是标志青铜器研究由旧式金石学进入近代考古学的里程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曾宪通）
    容庚南归后，苦于青铜器铭文资料非常缺乏，便把注意力转移到书画碑帖方面。“无论对竹谱的研究，对倪瓒画的研究，对飞白书的研究，以及对淳化阁和澄清堂法帖的研究，都有很深的造诣。”20世纪60年代以后，他“更把主要精力集中到《从帖目》、《历代名画著录目》和《颂斋所藏所见书画小记》这三部巨型工具书的辑集上”，即使“文革”期间身处逆境之时，也从未间断过。（曾宪通）
    容庚教授“毕生著书20余种，发表论文和述作近百篇，是一位著作等身的大学者。”这是与他的严谨治学态度和他独特的治学方法分不开的。他非常强调“目录是治学的阶梯”，认为“做学问的人，为了研究某个课题，只靠平时博闻强记是不够的，必须借助‘目录’一类的工具书，才能综合全局，循序渐进，逐步达到学术的顶点”。他极力主张“以原材料为治学之根本”，认为“治学切忌浮夸之言，无根之论；而要做到言之有物，就必须详细地占有第一手资料，作为研究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他坚持“以考据为治学之手段”，认为“文字学非同玄想，必须依靠大量的参考书，积累足够的证据，才能有所作为”。他“以善通变为治学之目标”，“所谓‘通变’，就是在融合贯通的基础上锐意革新”。（曾宪通）
    容庚教授除担任校内多个职务外，还于1978年中国古文字学研究会成立时被推举为理事，1979年中国考古学会成立时任名誉理事，及后又任中国语言学会理事、广东省书法篆刻家协会主任。是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四届广东省政协常务委员。
    容庚教授生于1894年9月5日，1983年3月6日逝世。
    1994年70周年校庆期间，在中山大学举行了纪念容庚先生百年诞辰暨中国古文字学学术研讨会，并出版了纪念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