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播】王铎书法的考鉴与研究—“王铎佳书赏鉴消夏"(6.28)

闻正

韩玉涛：（未修订）

各位朋友，这么多人研究王铎，我很高兴，我没什么研究。不过我觉得我们这一代应该留给后人一些东西，王铎年谱和王铎年谱长编不一样，现在不是编王铎年谱的时候，是编王铎年谱长编的时候。司马光在洛阳，他手下当时都是一流的史学家，把材料都罗列出来，然后司马光根据这个判断真伪下论断，所以，后人就说《资治通鉴》最好看的就是考异，把不同的说法都列出来。

我们现在写的王铎书法，比如施先生写过，才20多万字，也可能是交稿太急，20多万字实在不行，我想象中的王铎长编少说得80万字。问题是王铎太复杂，在那么一个天崩地裂的时代，一颗骚动的灵魂很不容易把握，所以我说你这一代要把资料都搜集全了，而至于审美上怎么说，一代又一代的看法。


我讲三个小事说明王铎的年谱不好编，第一个就是王铎与弘光，弘光就是明朝灭亡以后，南京的小皇帝弘光，此人是酒色之徒，但王铎是他的大学士，所以，王铎对弘光看透了，弘光一上台马上大规模搜罗美女。所以，有一天王铎对他说，我凭什么忠于你？你有什么了不起的？王铎这个人一生有一个线索，比如说他中进那一年有三狂人，就包括王铎，这是年轻的时候。到中年的时候，写出了不朽的美学著作叫《文丹》，再往后就是骂弘光了，在老年过去世的时候又写一部书叫叫王觉思（音）先生首批国语读本，这里面的有一个有名的故事，这个故事就是叫杀君论。王铎是一个有头脑、有骨头的人，并不是简单的书匠。

再一个故事就是扬州人瞧不起王铎，扬州人拿王铎开涮，扬州的诗人看不起他，王某林（音）的一本书里写王铎晚饭能吃好几屉馒头，然后晚上写一宿。他是表现了一种对王铎的不理解，扬州画派20多年前的八怪热，什么好听说什么。扬州人为什么不理解王铎？这里头有一个美学思想的差异，扬州人有什么弱点？上海的朱启詹（音）先生的书值得读一读，因为他买了许多八怪做法的真迹，所以他说扬州八怪软，这个软字下笔太重了，什么叫软？就是没气魄，跟王铎不是一回事。像郑板桥，根本不会写草书，他有时候很想努力写草书，但是他写不出来。再比如说王实慎（音），还有杨法（音），杨法（音）写的字不是草篆，不是狂草。扬州这几个代表人物，不会狂草。扬州派敢于写草书、写狂草的就是黄慎（音），你说他是发展也可以，你说他是失落也可以，我看失落更重，因为黄慎（音）他没有发扬传统，一笔一笔堆砌而成，可以说是小孩玩积木，不信你临临就可以了，没有气魄、没有风度。所以，他也不会写狂草。

这么看，扬州派和王铎这一派不一样。这也是一件应该清理的线索，应该把王铎的狂草放在名末清初第一流作家的行列中，就不光是青藤八大。王铎的美学那叫无骨无筋，空前绝后，历史上没有人能和他比。

第三是王铎和竟陵派，竟陵派是明末的一个诗派，再往下就是元中郎的信陵派，他以白书号召天下，但是他写得太随便了，所以又引起下一个流量，竟陵派，竟陵派跟前面的七子派、信陵派都不一样，还写的有他自己的特色，很幽暗、很苦涩、很少见。王铎学的就是这一派，王铎写字动不动就是杜甫五律，说他写了一万首五律，选集就有四千多首。王铎对杜甫非常钟情，但是他写的一多半都是竟陵体，现在国内对竟陵体一笔抹杀，什么都不是。

再有一个就是大才女柳如是，柳如是敢这么选择一个老人，有她的思想基础，她早年写过一篇赋，叫《南洛神赋》，太大胆了，她的异端意味很浓，跟王铎是很相似的。所以，有了王铎、柳如是，你再否定竟陵派（音），那就得小心点了。

我讲这三个小事，就是说王铎太需要研究了，问题就是说你先把长编编好，长编编好了你的年谱来不及写就死了也值得。所以，这是我的一点感想，关于编年谱的问题，我希望能看到年谱能出来。

下面我讲第一个问题，美学史上的一大冤案。这个冤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认为中国艺术方法是从西方来，现在为什么大家感到陌生？快30年了，不讲艺术方法，当然，更不讲中国的艺术方法，就是意匠，说中国的艺术方法是西方来的，这是一种完全统治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我们如果从根上倒，认为中国的老头子就是九方杲，九方杲应该是公元前七世纪的人，就是说这个老头没有真实的姓名，他是九方杲水边的一个老头，秦穆公让伯乐推荐相马的人，他就推荐了九方杲。九方杲说我找到了，在沙丘，品而黄，品就是母的，黄就是黄色，但是拉过来一看是黑颜色的，而且是个公的。就是说九方杲他相马根本不看颜色，这就是异族不求颜色，但是秦穆公代表另一派。九方杲这个思想一直流传永续，九方杲过去以后就是老子，老子67章有三个字，似不肖。

后来到了明朝有一个屠龙（音），屠龙（音）就读懂这句话了，他第一条就叫似不似，就是老子这个思路，后来一直是传下来，就是说九方杲这个学说叫骊黄润（音）。这个说法后来陆基（音）也从这里取得营养，真正的铸成一句话是到元末，同时提出来草书。这些都是讲艺术、都是讲美学的，到了清朝也一直是这样，吴昌硕这个人相当开通，不过他说的所谓八翁，八翁有高论，乱头粗服写离骚，离骚是内容，乱头粗服是形式，这就是中国艺术的方法，这七个字就论定了，动不了了，他还是从公元前七世纪传下来的。

中国的方法怎么能说是从西方来的呢？有一些人也不查查历史，西方的方法早的先不说，近代的方法论歌德和席勒，1830年的时候，席勒和歌德吵架，歌德主张是从客观原则出发，而席勒是从主观的方式出发，后来就演变成了古典诗和浪漫诗这两种方法，席勒不熟悉歌德，写了一篇文章，叫论《素朴的诗和感伤的诗》，素朴的诗就是现实主义，感伤的诗是浪漫主义。这是在18世纪末的德国。

后来歌德自己说，50年来传遍国内外都是从我们这儿出去的。俄国人就把这个抓住了，十月革命以后，他们这些作者就议论，社会主义的艺术是不是跟巴尔扎克、托尔斯泰不一样呢？这引起了很大的争论，从1929—1931年争论得相当厉害，叫英雄的现实主义、浪漫的现实主义，有各种叫法。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争论的文章有四百多篇，说明这规模相当大。

这一场争论留下两个成果，一个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953年斯大林死了，这一条被否定了。再一条就是留下了艺术方法这个词汇，这个词是苏联人发明的，一说中国的艺术方法是从苏联来的，这不是睁眼说瞎话吗？苏联是1930年，我们中国是公元前621年，这差到哪去了？所以，现在占统治地位的方法仍然是西来说，对我们自己的九方杲，这些人根本无视，或者说是漠视，而这是一个大案，我一人翻不来。这是讲冤案。

苏联学者研究艺术方法值得参考，比如说什么叫艺术方法？艺术方法是艺术思维的规律。第二条，艺术方法是形象思维的方法。第三条，艺术方法是艺术技巧的总和。这都值得参考，中国人说的一句，说艺术方法就是艺术家观察现实和反映现实的原则和方法，他用的是歌德、席勒的方法。这些我看都太费劲，你们要看原书的话都知道，这个翻译体实在令人恼火。我的看法，艺术方法中国叫意匠，什么叫意匠？就是写的方法，写意的方法，就是草书，这在古人不算秘密。但是现在呢？这些话都不讲，一讲就是西欧的，这不是很大的冤案吗。这是关于这个冤案。

我们现在讲意匠，讲艺术方法有什么意义呢？讲艺术方法，讲意匠有什么用呢？是不是说是科学的？这就是我下面这个问题要讲的。中国的艺术方法第一是九方杲相马法，第二就是草书法，第三就是思与境谐。九方杲相马法也叫似不肖，这就是意匠说的基本的要求。刚才我讲了，中国美学是一根红线。再一个，就是离形隔似（音），再一个不似之似，齐白石、黄宾虹、张大千讲的像与不像，一直传下来的是民族的思维，甚至是民族的痼疾，跟现实主义根本不是一码事。意匠史主要表现写意与写形的斗争，特别是大写与小写的斗争，这是总的创作方法，总的是这么一个要求。   

什么叫离形得似，不似之似，以极似就不似，不似是最高之似，外国人讲内在真实，不是切似。因为艺术这个东西究竟是什么？苦闷的象征，而天才游戏，这才叫艺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出不了天才，那叫什么？这是关于艺术方法。


第二，草书法。草书法就是它从宇宙中抽出根写意的线。

第三部分，王铎这个《文丹》是1985年正成让我写王铎，为什么王铎的书这么了不得？他全讲的是怪异，特别是讲凶险争鸣。王铎的美学简单概括就是敢于胡乱，这个可以说是中国美学辉煌的象征，人类史上最辉煌的异端。这让人想到意大利未来派，否定一切、否定传统。王铎不一样，他有所肯定，肯定真理之学，跟人家不一样。

另外，王铎针对的是什么？首先朱熹，朱熹说字为苏黄米，胡乱写坏。再一个是针对项穆，讲了22种偏，王铎不光是书法问题，他是整个明末清初艺术史，乃至思想史异端，这是一个潮流的。所以，我说王铎很值得研究。

王铎充分表现了中国的意匠美、草书美，美学史总是楷草斗争的历史，有八个高潮，第一个高潮就是庄子说的真画者与假画者的区别。庄子讲到画画有两种人，一种人是真画者，他是真正的猖狂，第二个叫红都门学，第三是献之与羲之，再有就是张旭的美学，再一个就是苏黄米与朱子，再一个是王铎与项穆，再一个是翁方纲与王渔洋、沈德潜、袁牧，再一个是李拔可与盛昱。

闻正

谈王铎诗稿（修订稿）

高文龙

首先，我也不是什么学者，只是喜欢王铎，觉得王铎这个人身上集中了很多矛盾的对立面。像刚才韩玉涛先生讲的王铎在美学思想上喜欢讲怪力乱神、讲异端，而在学习二王，深入古法这里，又是做得少有人可比，这是矛盾的一个方面。第二点还可以从他家庭出身角度来讲，王铎出身一个中小阶层的家庭，但是最后他做到了大学士，做到了次辅，相当于我们今天说的副总理这么一个官职。就在明代以科举考试为入仕途径这样一个大环境下，这也不能说是普遍现象，。再一点，他是一个文人，文人是一个广泛的概念。但是从王铎相貌来讲，却是威风凛凛，仪表堂堂，很威武，甚至能够提刀上马驰骋一番。在明末动乱的年代，他有过三年南北漂流的经历，有的时候从北京到自己的家乡这个路程也经常遇到一些农民起义军的冲击，如何保护家人、保护自身性命的情景，在他的诗文中可以经常看到，可以说王铎身手非凡。王铎还有一个弟弟专门练武功，在少林山下。可见，从这个学文习武的角度，这两个概念都有，一般的资料不提，我想对于了解王铎，这些是应该知道的，刚才我说的这三点，都可以说明王铎自身所表现出来的矛盾统一体的概念，我想，这应该是王铎在书艺上取得非凡成就的一个独特条件吧。

还有一个跟这个概念相关的，我觉得就是当前形成了一种王铎现象，大家喜欢王铎、研究王铎。但是在喜欢王铎、研究王铎的概念里，日本人恐怕比咱们要早很多，王铎热好像是在日本更早出现 ，这又是王铎的一个不俗的“表现”。90年代初，我和老刘编辑中国书法全集王铎卷时，最早看到的就是日本的资料，此外，我对王铎没有什么特别的研究，只是说日语资料我也能看，所以老刘说就看看日语资料吧。我当时把有关日本人研究王铎的资料看了一下，并翻译过来，面对这些研究文章，我感觉到他们很了不起，觉得研究王铎，我们未来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我指的主要就是关于王铎基础资料方面的搜集与研究工作。

当时王铎的年谱，就是对王铎一生的勾勒上，还没有形成一个框架，你不知道他一生大致做了哪些事情，他的家庭状况，他的思想状况，他的艺术主张等等。所以，当时依据王铎的诗文、王铎的作品为基本资料，再加上日本人研究的基础，把王铎的年表、一生轮廓算是勾勒出来了。这是我们王铎研究的一个阶段性成果。

刚才韩玉涛先生讲，说要做王铎年谱长编，我听了之后很高兴也很振奋，我说如果谁能做这样的工作，那真的是太了不起了，因为确实需要这样的资料汇集工作，把所有的资料罗列起来，然后再让大家各抒己见。把资料罗列起来，把它罗列好，我想就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简单说一下王铎的一生，刚才韩玉涛老先生也说了一些，因为王铎是个贰臣，提起来总感觉很不好听，这是一个容易令人尴尬的话题。但是，贰臣的概念不能代表全部的王铎。首先，王铎是东林党人，朝中要员乔允升、孙承宗都是属于东林党人，又是王铎的同乡。还有王铎座师丁乾学、文震孟、黄道周、倪元璐等，在政治立场上都属于东林党人。东林党人关心国计民生，为下层百姓讲话，对朝廷的政治有所抨击，都是这样一些观念的人。第二，在崇祯朝的时候，他曾上书言边不可抚，矛头直指崇祯当时新任命的总兵杨嗣昌。朝廷与清兵议和，实际是得到崇祯皇帝认可的，谁还敢讲话。王铎站出来讲这个话，必然触怒崇祯皇帝及投降派，因此，王铎险些遭到廷杖的处罚，因为与清军议和的事情没有议成，王铎才免除了遭受廷杖的处罚，等于是形势把他给救了。当时，他们家里人甚至都要考虑后事了，全家人没有办法，一筹莫展，处于惊悚之中。所以说，王铎能够冒着生命危险来上书，可见他是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同时也是一个有胆识的人。

也就是在上书之后没有多长时间，清军一直攻进了北京城，王铎分守大明门，就在这前后一个月之内，他的两个女儿都因为疾病死掉了，再加上崇祯皇帝对他特别不信任，因为崇祯当时是主和，所以说就给王铎安排了一个南京礼部尚书的差事，让他去上任。当时北京这边的情况非常紧急，正是用人的时候，让他去南京，等于在政治上疏远了王铎，王铎自觉升迁无望，加上女儿病故，加上政治上失意，这时候的王铎，思想才向着另一个方向去转化，这是王铎入仕20多年来第一次比较大的思想改变。

崇祯十三年秋冬之际，王铎启程赴南京上任。路过家乡孟津，准备继续往南京去的时候，正好赶上他老父亲死了，不能再去南京上任了，得守丧，而且要守丧三年。刚才我讲的杨嗣昌做总兵，就是有丧事在身，不为父母守丧，继续留任，叫做夺情任职，这一条也是杨嗣昌被大家攻击的口实。所以说夺情任职绝不是个简单的事情。再加上王铎思想低落，他自然不能去南京上任了。正好家乡又遭到农民义军冲击，他就携家人到黄河对岸找了一个茅草屋，在那里面住，元旦的时候、过年的时候在那里静静地为父亲守丧。老父亲死后四个月，母亲又病死了。在这个期间，他又四处奔走，不遑安居，大约三年的时间，我把这一时期叫做南北漂流时期。因为王铎往南方走，都是走的运河水路。

大家要知道，王铎那年是49岁，为父亲守丧，转过年来，他就50岁了。在王铎一生当中有一个很传奇的事情，早年黄道周说过这样的话，说行草书在当今恐怕就王觉斯写得好了，但是现在还在盛年，50岁以后自然可入化境。也就是在50岁的时候，也就是在王铎思想发生大的转变时，再加上为父亲守丧的这几年时间里，王铎的作品发生了一个升华，这时候我们再看王铎作品的时候，在他的一生当中，不管是晚年的还是早年的，这个时期是非常重要的，而且精彩作品非常多，这一点也要特别作一个概念提出来。

王铎在崇祯17年，崇祯皇帝死了以后，他6月份到了南京小朝廷，此后一年多的时间，南京被清军占领，与文武百官降清。他降清之后又大约过了8年时间。这是他一生的大致情况。降清之后，他跟清朝统治者并不是合作，所以他后来才被列到贰臣传乙编，跟过去的诗友饮酒做诗。和歌妓喝酒游玩。钱歉益说他，既入北廷，颓然自放，粉黛横陈，二八替代。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下面我说这个诗稿，就是刚才大家看到的这些诗稿，里面绝大部分内容都是写于他50岁以后。我可以明确的说，50岁以前写的应该说没有看到，虽然有时候诗稿是残缺的，内容也不确切，但是不能说哪首诗是50岁以前写的，这话我不敢说。但是50岁以后写的，就是写于怀州的，或者写于晚年的，都很明确，而且这些诗稿也没有公开出版，所以对于了解王铎，尤其是了解王铎南北漂流，在怀州的生活，可以说有特别独到的价值。

还有，这个诗稿我要跟大家特别说一下，这些诗假如说是50岁以后写的，也有晚年写的。但是这个诗稿是一个整理的文本，整理是做什么用呢？可能是为了刻诗集用的。里面有一首诗是写到祭华山的内容，祭华山那年王铎59岁，他60岁就去世了。他什么时间整理的这些诗稿？他不可能在旅途上整理，应该是回到家以后整理，所以我们也可以把这些诗稿看作是王铎有生之年最后的时间整理的诗稿。

另外，这些诗稿里面还记录了王铎很多有价值的经历，有关联的人和事。其中有一首诗是写一个人叫李燮园，这个人很有意思，他是明代科举考试制度下受残害的一位典型，他科举考试屡不中。每次小考试成绩总是特别好，不是第一就是第二，一大考就不行了，这心理上有问题。考的最好的一次是哪一次？就是第二次科举参加考取举人的考试可以免考，当时叫副榜。他学问很高，博文强知，再加上总也不中，性情就更加孤僻，一般人也不说话，看谁都不理。他是廪生，是拿政府的供给读书的人，王铎说当时在自己为诸生的时候见过他两面，在汴水之滨。但是也没有说话。后来王铎中了进士，在朝中做官了，回家路过李燮园的家乡武陟，王铎还到他们家去看他，到他们家以后，他也不招待。王铎说听说你的诗文很好，可以看一看吗？不给看，就是你赶紧走人。就是这么一个性格，这个人叫武陟狂生。

后来武陟也收到农民起义军冲击，不能在家里待了，李燮园也来到怀州避难，两个人才走到一起，这个人的家里什么都没有，全是书，而且这个人很奇怪，喝完酒就骂人。他们在这个特殊的环境下，后来成为了知己，他们结交当地的很多地方官，还有文人，在一起经常写写诗，他的诗写得非常快，也写得非常好，八股文也写得好。在这个诗稿中，有一篇五言古诗，还是一个组诗，就是记载王铎与李燮园交游的。我看了之后心理觉得收到了冲击，许久不能平静。非常遗憾，李燮园就在跟王铎交往半年之后，就病死了。终年四十五岁。

还有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交游，就是王铎的同年，有一个蒋德璟的，在崇祯朝做到大学士，这个人是个山西人，是跟王铎同一批的进士，王铎同年。他在政治立场和观念上跟王铎是很接近的，像黄道周获罪重起，蒋德璟斡旋之力尤多。他对崇祯皇帝缴饷很有意见，总提出这个问题，话说得很尖刻，遭到崇祯帝的训斥，蒋德璟不敢牵连杨嗣昌，一支吾就说到了故尚书李待问。这个人书法也特别好，好到什么程度呢？很多人说他比董其昌写得好，董其昌一听不满意了，说他的字在哪呢？我去看去，后来去了一看确实好，好是好，但是用董其昌的原话说是有杀气，不吉利。后来，李待问这个人就因为抗清死了，死得比较早，董其昌说这字有杀气，恐怕就是在这字里看出什么来了。董其昌这个人的人品肯定是有疑问的，还说董其昌买了好多李待问的字给烧了，怕他超过自己。李待问的字流传不多，我在吉大上学的时候，我们的老师就讲他在旅顺的时候，屋子里就挂着李待问的字。

李自成3月19号攻进北京，蒋德璟辞官是3月2、3号的时候，走了，离开北京了，李自成攻进北京，那些官员是什么命运？所以，蒋德璟辞官辞的也真是时候。但是李自成是从西边来的，他老家是山西的，他回不了老家，一定是随着难民到了南京小朝廷了，弘光帝给他任命职务，蒋德璟不接受，但是他去了。我们诗稿里就有蒋八公一首七律，写的就是王铎跟蒋德璟见面的情形，头两句就说：蒋公真是宦情阑，药杵关心懒做官。王铎头几年不在北京，也没跟蒋德璟接触，所以此诗一看就是在南京小朝廷写的。所以，通过这些线索，我们还可以读到很多东西，包括王铎和他的另位亲家张鼎延在怀州怎么见的面，家人怎么死的，都有记述。

所以说，看王铎这些诗稿，比看王铎三篇、五篇甚至更多具体记载某些事情的文章，了解王铎，更有资料价值。文章是一是一，二是二，写什么是什么，这个诗有什么特点呢？表达情绪是他的长项，我们读诗可以读出王铎的情绪来，一读诗，王铎离你就近了。所以说，读王铎诗是了解王铎绝对不能缺少的一个途径。

还有一条很重要的，刚才韩玉涛老先生讲的，说王铎的五言诗有一万首，这是明末的史学家谈迁说的，五言诗近万首，光五言诗就近万首，王铎没有一种诗体没写过的，五言绝句、七言绝句、五言律诗、七言律诗、五言排律、七言排律等等。而且我们看到的拟山园选集，台湾影印出版的是四千九百多首诗。咱们的国家图书馆，社科院文学所还藏有很多王铎的诗集，加上各种诗稿，作品，把它汇总起来，数量是巨大的。

南宋爱国诗人陆游有这么一句话，叫60年间万首诗，是个高产作家，我可以明确的跟大家讲，王铎是40年间万首诗，我目前这里讲的看诗稿是93首，刻在集子里的是30多首，绝大部分没有刻进去。从这么一个比例来看，没刻进集子里的，曾经作过的有多少，是不言而喻的。一万首，肯定是最保守的估算。

我今天就随便说这么多，希望大家喜欢王铎、关心王铎，欣赏王铎，阅读王铎，带着一些观念、带着一些概念，我想一定是很有意义的事情。谢谢大家！

闻正

王铎唐诗卷和自作诗的关系

张以国

今天讲王铎的《唐诗卷》，是1646年作的。原来是过云楼的藏物，后捐给了上海博物馆。在这个手卷的题跋里，王铎写到：
吾书学之四十年，颇有所从来，必有相深爱吾书者。不知者则谓为高闲、张旭、怀素野道，吾不服、不服、不服。
王铎这么自信，相信一定有人爱自已的书法，可能是唯一的一次，但他有九次以上、批评或挑战张旭、怀素。

这个诗卷原来叫《杜诗卷》，前面七首是杜甫的，而后面的是别人的。所以，应该叫《唐诗卷》。大家都知道，这件作品是王铎最精彩作品之一，为何这样精彩？这些唐诗是不是说随便地抄抄？最早的鉴赏辞典中王铎的条目是我写的，有人对我说，“你这是表达个人的看法。就像现在的书画家，随便地抄抄别人。”我说不是，今天我要说王铎为什么写这十首唐诗？我把这些唐诗的背景和王铎这个时期的自作诗做比较分析，来看看此卷诗是不是真实地反映了王铎的感情。
        
从头一首开始，《题玄武禅师屋壁》：
何年顾虎头，满壁画瀛州。
赤日石林气，青天江海流。
锡飞常近鹤，杯渡不惊鸥。
似得庐山路，真随惠远游。

此诗为杜甫762年作。其中“杯渡不惊鸥”援引《高僧传》中的典故，东晋时期惠远和尚安逸闲适的生活，感召了许多人，他们放弃名利富贵，到庐山与他结交。

在唐诗卷的前一个月，在王铎写给好友的诗《告惕庵》中（图1b），降清后的王铎显然也希望退隐山林。

方知君子意，亦自尚幽寻。
白豹门门闲，青棂日日深。
经纶真有钥，身世澹无心。
纵带飞仙骨，瑶华另一林。

王铎诗中的“纵带飞仙骨”正对应杜甫那句“真随惠远游”。两者都强烈希望逃离世俗 。

第二首，《秦州杂诗二十首》之第十九首）。杜甫作于759年，是《秦州杂诗二十首》之第十九首。描述了发生在甘肃、西藏交界处上的军事冲突。当时吐蕃军队进犯西藏的边界凤林，一只唐朝军队杀入敌后，但终因孤军无援，天气恶劣，缺水短粮而陷入重围。杜甫对此十分感慨，不禁叹息大唐没有像西汉李广那样智勇双全的大将，感叹报国无奈：
      
凤林戈未息，鱼海路常难。
候火云峰峻，悬军幕井干。
风连西极动，月过北庭寒。
故老思飞将，何时议筑坛。

王铎亲历了君主耗尽国力、国土沦丧、清兵铁蹄蹂躏的惨状，因此，他乱世思良将的心情与杜甫颇为相似。在创作《唐诗卷》的8年前（即1638年），王铎给皇帝上了封奏折，请求全力以赴抵制清兵，但没有得到重视。高文龙先生做过研究，虽然后来皇帝没有惩罚王铎，但这足以使其的家人蒙受屈辱。

为此他写了大量的诗篇，感慨“报国无奈” 如：“济世无多术，邃探种药院。”“报国尚无策，入山空此心。”我可以举出很多，似乎只有在这些诗作中他才能找回自己。

第三首为杜甫的《送远》，759年冬作于秦州。诗歌描写的是兵荒马乱之际，杜甫即将只身前往孤城，亲友赶来送别的场景。
        
带甲满天地，胡为君远行。
亲朋尽一哭，鞍马去孤城。               
草木岁月晚，关河霜雪清。
别离已昨日，因见古人情。

这首诗表达了生死离别的之苦。写《唐诗卷》的几个月前，王铎写了一首题为《江上房有怀》的诗作送给太峰（图3b）。又一次，所抒“生死离别”情与唐诗卷中的《送远》如此相似：

阶次有溪痕，无因憺旅魂。
高驼行湿路，寡妇哭秋原。
陵寝沉朝火，梧桐落旧园。
天涯迢递眼，何地到云门。

《唐诗卷》完成后的一个月，即1646年5月，他以同样的情绪和情感创作了《云轮》

故关衰草编，离别正堪悲。
路出寒云外，人归暮雪时。
少孤为客早，多难识君迟。
掩注空相白，风尘何所期。

王铎的“离别正堪悲”与杜甫的“别离已昨日”遥相呼应。
作《唐诗卷》之前的那几年对王铎来说是一段非常艰难的离别时期。王铎的许多亲朋好友，包括他的弟弟王镆，都在明末战争中英勇牺牲了。王铎的挚友倪元璐、黄道周皆在这段时期身殉故朝，倪元璐在一年前自杀殉国，黄道周则于《唐诗卷》完成的两个星期前为清廷所杀。
《唐诗卷》所选杜诗中蕴含的离别之痛，最恰当地传达着王铎此时的心情。 “亲朋尽一哭，鞍马去孤城” 包含了诗人与友人的离别之情，将此句与王铎的“离别正堪悲”比较，两者都将朋友的过世与战争带来的伤感联系在一起，王铎借杜甫的诗歌表达了这种离别伤愁。
杜甫第四首《玉台观》、第五首《观李固请弟山水图》承载着类似的、从忧烦中解脱出来的情怀：

     《玉台观》
浩劫因王造，平台访古游
彩云萧史驻，文字鲁恭留。
宫阙通群帝，乾坤到十洲。
人传有笙鹤，时过北山头。

《观李固请弟山水图》
方丈浑连水，天台总映云。
人间长见画，老去恨空闻。
范蠡舟偏小，王乔鹤不群。
此生随万物，何时出尘氛。

这些期盼逃离现世的诗歌，抒发了诗人内心巨大的悲痛。在《观李固请弟山水图》的最后两行“此生随万物，何时出尘氛”，笔墨已经耗尽，干笔写出的线条，若隐若现，似乎书法家已经濒临失控。这种现实的悲痛之感在《跋周臣画卷》中也有所表现 (图4b)：

予之情絓于爵禄，拳于车马，一身为遁人焉。筋节腃急，梁肉浊酒，口蜇腹憯，何如画中散发者，一童、一鲋、一甔、一琴、一砚。泉泻湿瞥，松阴小雷，木瘿为樽，水光淡宕，鸟林密迩，静对涩峰齾角，一饮一咏，云烟之兴……

此题跋和杜诗《观李固请弟山水图》的悲伤与遁世一致，也体现了王铎当时的心境。王铎对这首诗深有感触，并于第二年又书写了三次，分别是农历3月27日作、4月6日作和10月17日作。这三幅作品皆为手卷，草书线条变化多端，行笔迅急有力。
《唐诗卷》中第六首杜甫765年的诗作《旅夜书怀》， 是诗人乘舟沿长江前往湖南途中所作。纵览两岸荒凉的景象，杜甫感叹休官不能的痛苦：

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
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
名岂文章着？官应老病休！
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

句中涉及到杜甫卸任严武幕府参谋之后，告老还乡的生活。同样地，对政治生活的不满以及对远离庙堂的渴望，正是创作《唐诗卷》时期王铎情感的基调。 在完成《唐诗卷》的同一年，王铎作了一幅书法立轴送给好友匡一，作品中表达了他盼望卸官，却事与愿违的遗憾

子尚知狂性，非因徇禄留。
大钧畴所坏，小智果难周。
石脑求滋润，金龟积悔尤。
潜愚怀旧咏，寤叹不能休。

唐诗卷中第七首杜甫的诗歌《登岳阳楼》写于768年，当时杜甫携家流落到湖南岳阳，登岳阳楼望洞庭湖，有感于壮阔浩渺的景象而作。

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
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
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
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

杜甫悲惨的个人遭遇与天地间空旷的景观形成对照，不仅表现出对国家动乱的哀痛，也寄托了作者感叹“老病“、“孤舟”的情愁。很长一段时间，悲愁也成了王铎诗作的主旋律。例如，1646年7月，他为朋友皓熙写了一幅对联，这幅作品缓慢沉重的行笔、淋漓湿润的涨墨、以及颤抖的笔法，都凝聚着作者深深的哀愁。
林屋暮烟，樵归路远。
荒城落日，宦冷怀高。

“归”字的结构是收缩的，而之后的“路”字则以飞白展开，笔势自右上至左下，又以颤动的笔法急速回转到右侧。这样的笔势与变化，流露出书法家的书写状态。

第七首杜甫诗后，王铎的手卷还收纳了王湾王湾《次北固山下》、祖咏《江南旅怀》的诗篇，二人均来自王铎的故乡洛阳，都表达有家难归的乡愁。

客路青山外，行舟绿水前。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
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

王湾时任洛阳尉，《次北固山下》诗中异乡迷人的景致，与最后一行中的思乡之愁形成对比。祖咏的《江南旅怀》也抒发了同样的心境。

楚山不可极，归路但萧条。
海色晴看雨，江声夜听潮。
剑留南斗近，书寄北风遥。
为报空潭橘，无媒赠洛桥。

王铎与祖咏同样出于河南，他们的仕途也是极其的相似。二人都有着坎坷的政治生涯，都希望逃离现实生活的是非纷扰。《江南旅怀》中，祖咏描述了渡过长江，前往异乡吴越时的心情。在将诗成于书法时，王铎将自己与诗歌强烈的情感共鸣，化作为纸上枯寂的“飞白”。“楚山不可及”和结尾句“为报空潭桔，无媒赠洛桥”皆以枯笔干线书写，枯竭之笔写出了诗人的思乡之愁与对生活的绝望。虽然这样的线条在王铎的书法中并不少见，但此处擦皱产生的效果却显示出特别紧张的情绪。同样的情感在王铎书王湾的《次北固山下》时也有所体现，两人的故乡洛阳，唤起了王铎巨大的创作力量。类似的干笔与表象性线条，在王铎1646年底于北京家中所作的几篇诗作中也有表现，如王铎《岁事》和《云纶》。

春到欲何求，依然在卫州。
东吴空飘渺，西洛叹浮蝣。
阅寺逢红酒，归家照白头。
激萸舞战鼓，不厌啸台游。

西风米谷花，困顿悔离家。
此日将焉往，居人更喜哗。
海光并苦雾，潮气逆阴沙。
忆在天中阁，玉萧落彩霞。

这两首诗再一次勾起了深深的思乡之情（“困顿悔离家”）。官员谢甲归田，荣归故里是历朝历代的传统，王铎曾设法短暂重返洛阳，但由于现实的限制，他在洛阳的时间转瞬即逝（“西洛叹浮蝣”）。

为了缓解内心的哀痛，王铎在《唐诗卷》的卷尾将笔锋转向了宗教。最后一首诗为綦毋潜的《宿龙兴寺》：虽然綦毋潜并非河南人，但他的遭遇与诗中所表达的感情可以表达王铎的感受。进士及第后他被授予校书郎一职。后辞官返乡可开始写佛教的诗歌

香剎夜忘归，松青古殿扉。
灯明方丈室，珠系比丘衣。
白日传心静，青莲喻法微。
天花落不尽，处处鸟衔飞。

綦诗中传达的宁静与虔诚信仰，标志着王铎思想的突变，他从过去《唐诗卷》的哀愁与遁世思想中走出来。在《宿龙兴寺》中，我们能够发现超越遁世思想之外，更积极、更释怀的元素。写《唐诗卷》的两个月前，王铎曾将自己作诗歌《生事》赠予梦祯，此诗像《唐诗卷》中綦毋潜诗一样，抒发了他的宗教情结（图8b，王铎《生事》：

生事已颓颜，浮沉弓韣间。
道衣怀白堕，蜡屐许苍山。
火爨倌人起，风休蛰鸟还。
偏多灈足处，深窦隐潺潺。

“道衣”和“蜡屐”具有虔诚的宗教色彩，暗示着王铎正在探寻救赎心灵的出路。

《唐诗卷》中每一个字的书写都与诗文所表达的情感相辅相成，书法技巧与感情寄托融合得恰到好处。 除了“五十而自化”的过程外，同时还得有灵感的刺激，王铎这样激烈的感情，各种情绪、诗意，刺激了他的书法。他最后说他的书画不是张旭、怀素的野道，而“颇有所从来”。来在哪里？他没有说。张旭、怀素野在什么地方？也没讲。在《唐诗卷》里面，他把张旭、怀素的风格汲取了，就像韩玉涛先生谈的，是把野路子都融合在一起的中庸，不是简单的说是优美和雄壮之间的中间。

当王铎有这样的情绪时，有这种力量，杜甫的诗意，书写的速度把过去张旭和王羲之那种矛盾渐渐的化解，逐渐融合。你看他写的线条，一会有了，一会没有了，诗意和书法的风格结合得这么好，这种感情、这种诗意给王铎带来了一种新的风格、一种新的融合。刘正成先生曾在《书法全集、王铎卷》说：“杜工部伤时哀世的价值观念，在强烈地撞击王铎的心灵，”指出了问题的要害。可以说所选诗作都与王铎自己所作诗文一样，是其内心激烈情绪的外现，每一首诗都反映人生中不同时期的感受和境遇。《唐诗卷》中所承载的情感、经历，为我们深入研究王铎书法提供了极有价值的视角。

    各位都是专家，以上是我个人、爱王铎书法的人的看法。

闻正

“后王胜前王”新释

刘正成

    我今天讲一个现代书法史上重要的题目，“后王胜前王”。这个提法的来源是村上三岛提出来的说法，后王就谈到了王铎，前王就谈到了我们的王羲之和王献之，这可以说是比较书法的一个命题。

    村上三岛先生第一次到河南孟津去的时候，中国的书法界对王铎是缺乏研究的，包括河南书法界。他曾经去开封找刘广普（音）先生讨论王铎，当时河南研究的王铎的一个专家只有刘先生，可以说是孤芳自赏，鼓掌难免。村上三岛先生是日本的泰斗人物，他一生研究王铎的书法。他三次到王铎的故乡孟津去朝拜，王铎故居前面就有村上三岛题写的“神笔王铎”四个字，后来他提出了王铎这个命题。


    对王铎书法的研究，在70年代以前是比较少的，我们当时的改革开放还没有开始，或者刚刚开始，王铎的提出对中国书法界很重要的事情。当时我们改革开放之初，甚至到文化革命的后期，日本和中国的交往对国内影响很重大，大家知道，今天大家耳熟能详的非常崇拜的林善之（音），也是因为日本对中国书法的影响，引起了我们对林善之（音）先生的注意。同时，也因为村上三岛对王铎故里的三次拜访，引起了王铎书法热潮。


    回顾1985年，我刚到北京的时候，又主编《中国书法杂志》，第一期就上了王铎的专题，当时还王铎专题还冒了风险，因为书协某某同志就写封信到中宣部告我，说王铎是个汉奸，怎么能作为专题呢？我后来找到启功先生，我去他家里的时候，他家里就挂了王铎的作品，我当时猜想王铎投降满清，而启功先生是皇族，他非常欣赏王铎。其实启功先生并没有狭隘的民族观念，他更多的是对王铎的欣赏。所以，村上三岛“后王胜前王”，他的来源我们再探讨一下，就是今天张以国先生带来的王铎先生的几件精品，其中有一个是誊卷。我引了启功先生的《论书诗》，觉斯笔力能扛鼎，五百年来无此君。这种说法其实来源于我们中国第一个提出的，就是启功先生。


    然后是沙孟海先生，沙孟海先生谈王铎是在他的《近三百年的书学》一书中写到的，他说王铎一生吃着二王法帖，天分又高，功力又深，结果居然能得其正传，矫正赵孟頫、董其昌的未流之失，在于明季，可说是书学界的“中兴之主”了。这个提法就很高了，把王铎和王羲之相提并论，提出了王铎在书法发展史上重要的地位。


    沙孟海的谈法也有更早的说法，就是吴昌硕先生，吴昌硕先生提出了谁执王字相雌雄？他的诗中提到有明书法推第一，屈指匹敌空坤维。他是高于一般的成就之上的，然后提出文安诗亦猛虎吼，王铎的诗和杜甫一样，是猛虎吼，谁执王字相雌雄？他也把后王王铎和前王王羲之相提并论，讨论他们谁好谁坏，谁是雌谁是雄。


    当然，还有王铎的同时代人黄道周。黄道周在王铎第一次出作品集的时候，出了这个序，这时候王铎大概有40多岁。他提出什么呢？行草近推王觉斯。觉斯方盛年，看其五十自化。如欲骨力嶙峋，筋肉辅茂，俯仰操纵，俱不繇人，抹蔡掩苏，望王逾羊。王羲之一生创作的高峰就在崇祯10年到崇祯16年他50岁前后，黄道周的期待我觉得是有道理的，到了50岁左右，他的书法会发生重大的变化。


    刚才我们看到张以国先生提供的杜诗卷就是在50岁前后，崇祯14年、15年，他父母去世，他避难到了怀州那一带，这时期正好是王铎50岁左右，他创作的实际反映了黄道周的提法。刚才张以国先生为我们提供的那些杜诗卷也是王铎成熟时期的代表作。我第一个问题讲王铎“后王胜前王”的来源。


    第二是讲前王与后王的比较，怎么看这个问题。先讲王羲之，王羲之的核心价值之一就是王羲之的新体，新体确立永字八法的楷书点画，确立了方圆兼备的楷书结构，终结了书体的进程。王羲之成为书生的第一个重大贡献，楷书在他这里完成了。所以，他的楷书里面没有任何隶书的隶意。从王羲之以后，我们楷书这个书体的发展演变就停止了。


    王羲之的核心价值之二，变章草为今草。张怀瓘的《书断》引欧阳询《与杨尉书马章草千文批后》，当然，我们也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张芝创立今草，欧阳询是比张旭更早的人，他比张怀瓘年龄更大，他是初唐时的人物，还没有张旭、怀素的时候，他提出的看法，我们现在看到的《二谢帖》、《得示帖》基本上都是今草，没有任何章草的痕迹，这是王羲之的晚年做法，所以我认为他的核心价值之二是变章草为今草。


    王羲之的核心价值之三，就是《兰亭序》的书法审美价值观。《兰亭序》是艺术价值与人文价值相融合的经典，之前所有的书法作品大多不留作者姓名，为什么呢？从商周青铜器和泰山碑石有一种教化作用，创作的主体并不突出。我们现在谈到古今名人之书大部分从汉末开始，这个作品是王羲之的，他把创作的主体和创作对象相结合，观察作品，可以说是从《兰亭序》开始，《兰亭序》表达了王羲之的社会伦理价值观，他的人生哲学，以前的作品，我们看到的汉碑也好、商周青铜器也好，没有看到书法作品的表达，而王羲之的作品表达了书法作品的人文价值，表达了书法家的情感、社会观念、诗意的表达。我认为王羲之的三个核心价值，在我们今天来看是必须肯定的。


    第二个，王铎的核心价值在什么地方呢？从实用书写到艺术书写的陈述，王羲之的作品像《快雪时晴帖》，而王铎的作品比如说《临王筠帖轴二》，基本上是条幅形式的，以前的作品，我们看的手卷，基本上是实用书写和艺术书写同时进行的，而王铎时代创作的作品就是为了观赏的，就是给你们一种欣赏的感觉，这是他的艺术书写和王羲之时代的实用和艺术并行的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而王铎在这个阶段，他是个重要的书法家。


    王铎的核心价值之二，拓而为大的字法与章法。就是把过去的小字变成大字，这就是刚才张以国先生提出的。不是手札，而是拓而为大的作品，把小字变成大字，这是艺术创作的一个重要的典范。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王铎临王献之的豹努力帖，这个字由小变大，这是王铎的时代才有的，所以王羲之写的字最大也没有核桃这么大，而王铎的字，每一个字可以大到像西瓜这么大。由小变大，这个是重要的时代变化，明以前就没有多少大字，除了我们看泰山石以外，拓而为大是王铎一生的追求。
    王铎的晚年是一日临帖，一日作书，这个临帖的功夫就是拓而为大，是王铎把王羲之的小字变成了大字，传承了二王的精髓，这个大并不是简单的模拟而大，而是他的创作方法，他的笔法、他的行气、他的章法，把这个小字变成了大字。所以，我们如果今天把王铎和王羲之比较，王羲之能不能写条幅？王羲之能不能写对联？王羲之能不能写中堂？都是未知数，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时代没有这样的创作形式，拓而为大是书法发展过程中间，除了创作的审美不能发生变化以后，这个小字变大字的重要创造是王铎这一代人开始的，这是王铎的核心价值。


    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王羲之的姨母帖，高26.3公分，宽是53.8公分，藏于辽宁博物馆，而王铎的书增王屋年兄轴，这个是张铁林先生收藏的，高327公分，宽是72.5公分，是一种新的视觉审美观念，就是我们现在称为章法，这个章法是王羲之时代没有的，而且他们也不需要的，从王羲之到米芾，他们不需要这种大条幅的结构，这种观念、这种要求是王铎的时代才有的。拿在手里面看的字和挂在墙上进行视觉审美的字，它的空间有了巨大的变化，它一定有复杂的空间结构，每一个空白都有它的节奏、旋律的变化，而不雷同。如果我们要把这样的章法移到这里来，肯定是呆板的。


    王铎的核心价值之三，涨墨与视觉审美。大家看，《洛州香山诗轴》，这幅作品从日本拿过来卖了几千万，为什么这么高的价值呢？他的墨法运用是一种新的创造，这种墨法如果是王羲之写出来的话，那就是天方夜谭了。这种墨法是王羲之时代不可想象的，一直到董其昌也不可想象的，王铎用新的观念来看待书法。今天张以国先生提供的作品就是涨墨，这种墨法就是王铎创造的，他通过墨自然的浸润，形成一种新的视觉效果，这个视觉效果让这件作品有轻重的变化，让它的节奏不疲劳、不单调，这是王铎时代、王铎的创造。这件作品可以说王铎创造在什么地方，大家可以看得很明确了。


    所以，我作一个结论，我的结论并没有说这两王谁高谁低，我是有两点启示，第一点，就是创作模式的关注，书法从实用书写进入艺术书写的比较研究。我们今天怎么学习二王，怎么研究王铎？我们要从书写的创作心理，审美创作的功能去研究到底王铎的优势在什么地方，而王羲之的精髓在什么地方，提出我们第一要思考的问题，村上三岛提出后王胜前王，过犹不及。我们今天不是简单的讨论到底是王铎高还是王羲之高，而是研究他们书法发展史中不同的创造，来认识我们今天的创作，我们怎么去学习二王。我可以说现在如果提出回归二王，我们应该向王铎回归，是王羲之的创作发展，而不仅仅是仅仅得到了王羲之的点化。


    有一天书协给我寄了五本书过来，就是五个展览作品集，我一看里面全是小字，写出来几张作品拼在一块的，我就让助理统计一下，这些小字拼在一块的作品有多少件。几乎站了四分之三，甚至五分之四，作品就是回归二王的非常愚蠢的模拟典范，而不是像王铎这样学习王羲之。我最近提到有一个青年书法家，他写的书法非常好，有一个评论家采访他，说你写了多少年？应该几十年了吧？他说我写了四个月的时间。但是我们回过头来问，我们四个月能够生产一个书法家吗，如果中国书法是这样浅薄的话，它就不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不是我们几千年来我们无数先贤追寻的目标。


    所以，我们提出王铎和王羲之的比较研究，第一个启示，就是我们从实用书写到艺书写发展过程当中，王铎是怎么做的。第二个就是审美模式，书法从阅读审美进入视觉审美的比较研究。当然，我们不能忽视这个发展过程，就是书法从文人、文法中间的自我陶醉、相互欣赏的过程变成一种大众的视觉艺术，这个作品已经不是自己消遣的作品了。今天的创作目的和王羲之那个时代完全不一样。当时是拿在手里面阅读的，今天我们的作品是挂出去的，一个展厅挂300件作品，如果你看两个小时，平均一件作品只能看3、4秒左右，甚至15秒左右，15秒的时间是没法阅读一个作品的，你也读不完。所以，今天作品的审美模式和古代不一样，从视觉审美进入阅读审美，反复的交错。而今天我们的书法作品都是放在展览会上，几百件作品放在一块，你站上两个小时已经很累了。我们的书法家投稿第一个要看章法，章法不好，评委几秒钟就决定把你刷下去了。


    所以，我们要比较研究，我们书法从实用书写，从阅读审美进入视觉审美的时候，我们作品创作的要素所突出的重点。当然，并不是说书法的阅读审美就低级，反过来说，阅读审美作品是中国书法传统的精髓，实用的书写更能够超越意识把握，非理性的美得到很好的表达。我们今天创作需要花一年或者半年的时间，每个作品挂在墙上，每个字天天进行调整，考虑它的布局，这种创作方法和过去王羲之、苏东坡时代完全不一样，它的艺术效果怎么样，我们是需要研究的，它要经过历史的筛选。

   
    所以，我们今天对中国书法史的选择、学习、评价都要从书法的创作功能、审美模式去了解变化中的艺术标准的异同。


    今天我到讲到这里，欢迎大家批评。


    ——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