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良 戏曲人物画巨擘——关良 著名艺术评论家柯文辉访谈录

闻正

记者:您认为关良的戏曲人物画在中国画坛处于一个怎样的位置?
　　柯文辉: 戏曲人物画是中国画的一个独特品种，它以戏曲人物作为自己的绘画素材，关良的戏曲人物主要来自京剧。关良在戏曲人物画方面的位置，到目前为止，可称得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20世纪，对外来文化吸收比较成功的，有三个典范。第一是鲁迅。鲁迅最难懂最深邃的作品是《野草》，虽然有屠格涅夫、波德莱尔等外来影响，但却是100%的中国化，并一步到位，未经模仿变成世界经典。第二个是黄宾虹，用“明一而现万千”的方法，吸收了印象派对光的处理，但画上毫无痕迹。这是因为鲁迅、黄宾虹两位中国文化功底强大，足以消化对方。第三个是关良，从中国戏曲的肩膀上开步走，用重、拙、辣而非一波三折的传统用笔改造了西画的线条，写出了强烈的民族精神。在改造西画上取得了可喜的突破。但由于流传未广，尚未被画坛内外重视。关良的格局较小，中国古典文化不够深厚，因此算半个。我们也可以称他们为两个半。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关良对戏曲人物画和中国画的贡献都是很大的。

　　记者：您觉得哪些主客观条件造就了关良戏曲人物画的艺术成就？

　　柯文辉:关良是在中国几百年戏曲艺术积累到很高水平并走向成熟而产生出的杰出画家。同时也受到了当时浓厚的学术氛围的影响，不光在国内，国际上，如卡夫卡、马尔蒂斯等文坛巨匠辈出，世界范围内的的活跃文化，自然对他的创作有着深刻的影响。关老广结戏缘，又赶上20世纪初至杨小楼去世这段黄金时期的后20年。四大须生、四大名旦，名角上百，人才鼎盛，各种流派纷呈，在世界戏剧史上罕见先例。抗战后创派很难，戏目增添缓慢，由活跃拓展的青春状态相对趋于稳定。

　　关老懂戏、爱戏、进戏，他在重庆国立艺专（194年前后）、浙江美术学院 （1963年左右）任教时还曾粉墨登场，演出《打渔杀家》《捉放曹宿店》，亲身何味与局外观赏不同，而和盖叫天的长期交往，均为其他画师所缺乏的机缘。

　　记者：您认为关良戏曲人物艺术特色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柯文辉:关良的作品有很好的素描基础，同时融入了中国画的线条。简而言之，他画戏曲人物主要是画戏曲人物出场时由动入静的一刹那。他的戏曲人物画有很好的人性体现，将剧中人和演员融合在一起表现，以剧中人为主，同时又不掩盖演员的个性，而现在一些人的戏曲人物画，往往只体现剧中人，因此个性色彩不浓厚。关老把一个人物的系列形象排成队，视为一组向美渡过的造型，只选一个与自己心象叠合一体的完美典型，落到纸上。从早年的铅笔速写、后来的毛笔勾稿，到最后定稿成图，求索时间漫长，既写出个体，又反射出群体、剧种、文明之美。他的画美于戏，洗净了市井油滑气息，在不上程度上赋予清爽素逸之风神，天韵流溢，抒人民性大众人性人情之曼妙、深沉、健朴、朗润，含有回味无穷的妍丽简畅。

　　记者：您觉得关良作品的社会价值主要表现在哪？

　　柯文辉:他的作品代表了中国画最高的写意精神。他的画作通过剧中人的情感，努力开发民族个性，包括阳刚和光明的一面。一般来说，戏曲人物主要是阴柔的美，而他的作品将阳刚气挖掘了出来，体现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关良的作品还让我们看到了古人的音容笑貌、个性和向往，也看到了表演者的创造和风格。同时，其社会价值还在于中国人在艺术上如何勇敢地弘扬民族个性，对西方的艺术是了解和尊重，而不是投降；是主动积极的态度，而不是抄袭。关良对西方的艺术是改造，有所取舍，并统一于自身对中国文化的继承上。

　　记者：您如何评价当代的戏曲人物画家的作品？

　　柯文辉:现在比较知名的戏曲人物画家北有韩羽，南有高马得，堪称当代该领域画家的代表，尤其是韩羽，是当代画家中为数不多、不甘心做艺术家，而一心要做学问家的聪明人，我很崇敬他，但他的西方底子没有关良深厚。20世纪后期一直到现在，是政治经济特别发达的年代，哲学和艺术难于在其中占据一定的空间，因此没有大师级人物诞生的土壤。同时，现在戏曲艺术也难有过去的大师辈出的繁荣，因此，在要超过关良所达到的艺术成就，恐怕很难。

　　柯文辉 1935年生，安徽省安庆人，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研究戏剧、美术等，著名艺术评论家。主要论著有传记《旷世凡夫——弘一大师传》、《孤独中的狂热——卫天霖传》、《刘海粟传》，史诗悲剧小说《史圣司马迁》，诗剧《爱之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