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古民居村落考察之客家围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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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学院美术史系的易英教授每年都会带硕博士外出考察。2011年7月，师生数人又踏上了岭南客家文化的考察之旅。期间，重点考察了客家人的建筑、语言、音乐以及工艺美术等文化的方方面面，地域范围遍及湘南、赣南、粤西和闽中。虽然类似的外出考察已经持续了很多年，但是对古民村落的考察一直都没有引起足够重视，此次专题考察正是加强了这一点。
此次随行的硕博士所学专业都是西方艺术史或西方现当代艺术理论，面对中国历史源远流长的古村落、古民居都表示不仅与所学专业没有冲突，还为自己专业的理论联系实际提供很大帮助，收获颇丰。在考察结束后，很多同学撰写了考察报告，虽然是一路同行，但大家的关注点不同，既有对客家文化习惯与信仰习俗的关注，也有对客家民居形成的历史问题的考察，还有对客家族裔成形与杂交的讨论，还有一部分同学接受了艺术资讯网记者的采访，和大家分享考察中的见闻与思考，在此为大家一一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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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闽粤三省交界地区，是客家人的主要聚居地。三省都有代表各自地方特色的民居，即赣南围屋、闽西土楼、粤东围龙屋。它们之间相互渗透、相互辉映，共同构成了客家民居的奇异文化景观。
一、围屋概说
围屋,即围起来了的房屋。其外墙既是围屋每间房子的承重外墙,也是整座围屋的防卫围墙。围屋的大门门额上大多有某某围的题名,如“磐安围”、“燕翼围”、“龙光围”之属,故有是称。当地人也多有从其功能特点上称之为“水围”(有人认为即“守围”之音转,也有人释为是因围内备设有“水井”故名)者,也有的将之与村围及有坚固防御围墙的民居,统称为“土围仔”或“围仔”。
1.分布状况
赣南,指现属江西省赣州地区统辖(古代分属赣州府、南安府、宁都直隶州)的十八个县市。即赣州市、赣县、兴国、于都、信丰、会昌、安远、寻乌、龙南、定南、全南(以上为赣州府)、大余、上犹、崇义、南康(以上为南安府)、宁都、瑞金、石城(以上为宁都直隶州)。赣南围屋主要分布在龙南、定南、全南(地方习称“三南”),以及寻乌、安远、信丰的南部,大致恰好在江西南端嵌入粤东北的那一个范围。此外,在石城、瑞金、会昌三县也分布有少量的小土楼和零星围屋;于都、宁都、兴国三县交界地则流行村围。
围屋以龙南县的最具代表性,也最为集中。据不完全统计,现存围屋尚有200座以上。有些山谷村庄,往往一个自然村,便有七八座。形制形式也最全,除大量方形的围屋外,还有半圆形的、近圆形的和不规则形的。平面上既有“国”字形围,也有“口”字形和“回”字形围;结构上既有三合土和河卵石构筑的,也有青砖和巨条石垒砌的;体量上既有赣南最大的围屋——关西新围,也有最小的围屋——里仁白围(俗称“猫柜围”,形容小如养猫之笼);年代上则有赣南现存最早的一座围屋——乌石村盘石围。杨村的燕翼围、桃江的龙光围、关西的新围,都是赣南围屋中具有代表性的精品。
定南县几乎各乡镇都有围屋,但较为零散、精品也少。多用生土夯筑墙体,故屋顶形式也多为悬山,此为别县所少见。全南县围屋基本上采用河卵石垒砌墙体。为了争取到多一层的射击高度,大部分围屋顶上四周还砌有女墙和射击孔,以便必要时上屋顶做殊死抵抗。安远县围屋主要分布在以镇岗、孔田乡为中心的南部各乡镇,现约存一百余座。信丰县围屋较破残,今多存见于小江乡。寻乌县属珠江水系,过去向受粤东文化影响,因而这里南部乡镇多行围龙屋,其正面两隅多设有炮楼。以上各县围屋,估计总数至少在600座以上。
2.主要特征
典型的围屋,平面为方形,四角构筑有朝外凸出1米左右的炮楼(碉堡),外墙厚在0.6米~1.5米间。围屋立面高二至四层,四角炮楼又高出一层。外墙上不辟窗,仅在顶层墙上开设一排排枪眼,有的还有炮孔。屋顶形式以硬山为主。围内必设有一至两口水井。围门一般为一孔,大者则有两孔。围屋平面“口”字形的除四周围屋外,围内别无房屋,这一类数量较少,规模也较小。而“国”字形围屋则是在围内还建有一座带祖堂的主体建筑,这类府第式民宅较为常见,小者或一明两暗,但更多的是三堂两横,或规模更大的中轴线对称式宗祠民居,大者面积近万平方米。建筑材料以砖石为主,墙体大多采用俗称为“金包银”的砌法,即三分之一厚的外皮墙体,用砖或石砌,三分之二厚的内墙体,则用土坯或夯土垒筑。
围屋楼层一般比粤东的围龙屋高,而较闽西的土楼低。较之闽粤围楼,赣南围屋的防御功能更为完善。围屋四角所建的炮楼,其功用显然是为了便于警戒和打击已进入墙根或瓦面上的敌人。这些炮楼形制多样,不仅建在四角,有的还建在墙段之中,如同城防之“马面”。还有的则在四角炮楼上,再抹角建一单体小碉堡,从而完全消灭了死角。另外,在围门的设计上,也体现了追求万无一失的特点。门是整个围屋的安危所在,故一般在板门之后,还设有一道闸门。而有的围屋则在闸门之后,还设有一道便门,板门之前设一道“门插”(栅栏门,如同广东之“躺龙门”)。为防火攻,门顶还设有漏水孔。总之,防卫是围屋的最大特点。
3.聚族而居
围屋是一种集家、堡、祠于一体的设防性民居,围内不仅设计有水井和专门积屯粮草的房间,甚至连“土地庙”(俗称“社公”)也搬进围内(一般设置在围门内侧),即使敌人长困久围,也可照常祈神保平安。故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具有割据性,只要将围门一闭,几乎就是一个独立王国。住在围里的人,不论多少,一般都是某一共同男性祖先的后裔。围内人相见,互以叔伯兄弟、姊嫂婶侄相称。因此,围屋的第二大特点是“血缘性”。
维持这种血脉关系的纽带,便是每年定时进行敬宗祭祖活动。故围内必设有“祖堂”这一功能的公共建筑。它一般设在围中的核心位置上,并以之作为中轴线,将围内建筑对称布局。围内实行族长管理制,这对一些大围屋来讲尤为重要。如龙南县武堂乡的田心围,最多时围内住过900余人。安远镇岗乡的东生围,现在尚分成5个村民小组,住有300余人。诸如围内的交通、卫生、排水、纠纷等等,都得有个德高望重的人统一管理。他们平时各为家政,祭祖行礼时,便是一个大家庭。遇到外敌时,整个围民又成为一个统一的战斗集体。
4.空间处理
围屋是种封闭性的、聚族而居的大型民居。如何正确利用围内有限的空间,便成为围屋设计者和围居者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
首先,不管围内(指“国”字形围)营建多少间房屋(像关西新围和东生围,平面都在200间以上),必求整齐划一、街巷分明,以保证围内交通、通风、采光的便利。其次,要保证围内有适当的室外空间。农家生活本来晾晒浆洗的东西就多,加之围内人口、房舍集中,因此,每座围屋都很注意留出一块阳光地,俗称“禾坪”。“口”字围自不必说,“国”字围,则一般置于围内的厅堂前。围屋还有一个不可缺少的室内公共空间,这便是“祖堂”和“围门厅”。祖堂,是围民的圣殿,必位于中轴线上的最深处。其前部或许还有正厅、中厅、前厅等引伸厅堂。厅堂每进之间,有巷道通往两侧横屋,这是人们举行重要礼仪活动的公共场地。但围民最爱聚集的地方,还是围门厅,因主厅堂太庄重,光线也黯淡。门厅则不仅光线好、通风好,且还是进出围门的哨口。因而,它成了围民日常感情交流的主要场所。门厅两边多固设有长凳或树筒、石墩等备坐,几乎任何时候造访围屋,这里都会有人,若遇生人他们就会“笑问客从何处来”。
围屋不仅有刻意设计的公共空间,而且也很注意平时对它的约束管理。因为居围日久必致“生齿日殷、萃处稠密”,出现占用公共场地的现象。所以,许多大围屋都立有公约,如龙南武堂田心围,在前厅侧墙上便嵌有一方禁碑,其中内容有:“祖堂乃先公英灵栖所,永禁堆放竹木等项;天井、丹墀永禁浴身污秽;围内三层街坪巷道,乃朝夕出入公共之路,永禁接檐截竖及砌结浴所、猪栏、鸡栖等项;围外门坪斗角,永禁架木笠厕、蔽塞外界……”此碑刻立于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
围屋底层基本上为厨房和客厅,有些为“前厨后厅”。楼上一般为卧室和贮藏间。从立面上看,围屋四角炮楼高于四周围屋楼房,围屋楼房又高于围心建筑,为了取得更多的利用空间,围屋楼房一般在二三层内檐设有环行通廊,俗称“外走马”。
5.构造艺术
围屋是以防御为主要特征的民居,如何使围屋易守难攻,是造围者苦心孤诣之处。如厚实的围屋墙体,大多外包砌砖石,内皮三分之二厚的生土墙砌至顶层楼时,便收分成环形的“坎墙通廊”即“内走马”,以便作战时防御用。就此便体现了两方面的构造艺术:一方面既保证了易受攻击部分墙体的坚厚度,又利用了上部不易受攻击而显得过厚的墙体,做成一周“内走马”;另一方面则既节省了建筑材料,又争取到了实用的防卫空间。又如燕翼围,为了防备长困久围,墙体中甚至还设计有四个斜向的“排污道”,以便人出不了围又被堵塞排水沟时,也能将污便排泄围外,还有前述的炮楼构建、围门设计等,均可谓用心良苦,尽善尽美。
围屋墙高壁厚,外观冷峻,使人感到壁垒森严。而在围内、尤其是在“国”字形围的厅堂建筑中,则突出表现了其细部艺术。祖堂或祠堂是围民婚丧吉庆、祭拜祖宗的公用房屋,堂屋的好差或档次的高低,往往代表着一围或一姓一房的脸面或地位。因此,祖堂或厅堂中的梁架垫木、门窗门额、柱联柱础、天花铺地等,都要尽其资财之所及、毕其工艺之所能、精益求精地进行装饰装修。如祠堂大门门面,一般为仿木构牌楼线脚装饰或雕刻,额书堂号或其他标榜门第出处的文字。厅堂内均铺青砖或方砖,天井阶沿皆用巨条石打制。厅堂一般不设楼层,尤其正厅或祖堂。因按传统祖位所在,其上是不敢设层置物住人的。因此,大多为彻上露明造,故梁架制作精美,有的还镂刻绘彩,而梁托雀替则基本上都是艺术化的刻镂;厅堂的下厅或前厅多用天花板,上绘民俗彩画,高级的还设有藻井;朝厅堂开设的门窗,绦环板上均雕刻人物故事或花卉祥兽,风格近徽雕;天井两侧厢房,则用六扇或八扇门墙,窗棂多为各种拐子纹与雕花棂相结合使用,表面髹漆,重要的雕刻还抹金;厅堂内用柱不多,有木质和石质之分,石质柱往往四面题刻对联。柱础雕饰形色多样。此外,围内用小卵石拼铺的室外花样铺地,以及悬挑的走马楼也颇具艺术特色。总之,围屋的外表朴实无华,甚至还给人以压抑感。但围内,则显出民间艺术的活泼、乡土文化的质朴和生活气息的浓郁。
二、围屋探源
客家是因魏晋后中原汉人南迁而形成的。常见的围屋,因外形与汉晋时地主豪强的庄园建筑——坞壁(又称坞堡)相似,于是,有的学者便认为:赣南围屋源自汉晋时中原盛行的“坞壁”建筑,并据客家人由北而南的迁徙过程,遂认为闽粤土楼和围龙屋,也是由此发展而来的①。笔者认为:事实远非如此简单。赣南围屋出现于明朝晚期,消亡于民国初期。自汉晋到明清,自中原到华南,时空跨度太大。当年中原汉人因“永嘉之乱”、“安史之乱”、“靖康之难”被迫南迁,本是无目的性的。宋元时成为客家始民的那部分人,也是经过数十百年以上沿途盘桓,波浪式从黄河流域向淮河流域、长江流域逐渐推移,首先来到赣南、闽西的北部县份的。可是,在中原南迁沿途的民居中,却不见流行过围屋民居,反而在赣南紧连粤东北的南部数县率先出现围屋。如果说这些地方若早有因袭,保存下一些清初以前的围屋是完全可能的(因围屋大多坚固耐久),但目前尚未发现围屋遗迹。再就坞壁平面来说,与围屋也存较大差异。据大量出土的汉晋坞壁看,大部分是在围墙内独立设一或两座高耸的炮楼。而四角设碉堡外形极似围屋的一例,反而是在广州汉墓中发现的。再则坞壁的围墙,是专职的围护墙,围屋则既是围护墙,又充任各房间的承重外檐墙。在赣南像广州汉墓出土的那种坞壁式围屋,则是在清嘉庆末年以后才出现并盛行起来的。因此,我认为,赣南围屋的源本,只能就近就地、往上和往周围寻找,而无须舍近求远跨越数千里、上千年的大时空去寻觅。至于坞壁与围屋的惊人相似,是否可暂且假设为:由于当时人文和自然条件与盛行坞壁的时代大体相似,从而唤起人们一种不约而同的潜意识。就像欧州中世纪也流行庄园城堡建筑,而不必考虑是否与中国坞壁有关一样。
但下面三种现象,我们却不能不注意。
1.原有城堡的影响
明后期以来,官府为了对付“三南”、安远一带的屡治不平的“盗贼”,采取的措施是设“巡检司城”(由武将充任、隶属州县指挥、专职镇压反抗势力的军事堡垒)和增设新县城。自明嘉靖年间始,先后在安远、龙南、会昌县分别设置了黄乡司城、下历司城、羊角水司城。以后又增设了定南、长宁(今寻乌县)和全南县,后又在这些县属下设置了高沙堡土城、新坪司城、观音阁司城等。这些司城或土筑或砖砌石垒,一般只设一或两孔城门。如黄乡司城:“周围一百二十五丈、雉堞二百有零,门曰:‘镇定’。”其周长仅略大于关西新围和东生围。观音阁司城:“周围二百二十五丈,高一丈五尺,宽阔九尺,辟门二,城楼二座。”②也只相当于一般村围大小。筑城堡有利于镇防“盗贼”,那么,官行民效,百姓造围屋,自然会联想到借鉴司城形状。这些小城堡出现于明代中晚期,在赣南又主要见于“三南”、安远一带,这与围屋发生的时代背景、分布区域是相吻合的。从围屋的状貌看,大围两门,小围一门,与司城也是一致的。变城楼为围屋角堡、变城墙和雉堞为围屋房间和枪眼,这也是作为民居的围屋,考虑经济实用、便于生活的结果。
2.山寨、村围的影响
赣南地属边远山区,自古以来,固有山寨、村围。先是草寇占山为王,垒寨盘守。如南宋时“赣寇陈三枪据松樟山寨”③。后官府也在要冲和易滋事的地方设寨防守。如南宋“度宗咸淳六年(1270)二月,立赣、吉、南安要冲四寨。每寨屯兵百,地势联络,御寇为便,择三郡将官领之”④。明代则在赣南各险隘处设“长洛、平头、新田等十三个‘寨巡检’,每寨设弓兵一百名”⑤。百姓们为了同样的目的,往往也在村子附近山头垒寨,寇至举家避寨中,寇去则返村。至今赣南一些偏远乡村,尚能见到许多废弃的山寨。著名的如于都县银坑镇的“岳飞寨”,为北宋时岳飞来此镇压农民起义时所垒。
稍晚些时候,为更有利于保护生命财产,便出现了就村围砌墙垣的“村围”。所谓村围,即将整个村庄都包裹在内的围子。它与围屋的区别在于:围屋一般是由某一位财主一手策划、统一布局设计而建的,围内居民都是他一人的后裔。因此,构造较精工,整体性能好;村围则往往是先有一个同宗(也有不同宗姓的)的自然村,后因安全的需要,而聚众捐资出力修起的环村之围。因此,它面积一般较大,平面呈不规则形,围内建筑大多杂乱无章,炮楼、门楼根据需要而定。这种村围,赣南几乎各县都有,盛行围屋的地方,同样也盛行村围,有的围屋还在村围之内。较早的村围如于都县葛坳澄江村围,它设有东南西北四门,现县博物馆将其南门、北门的门匾收藏。其中北门门铭落款是“文天祥题”。
若从安全便利来看,围屋显然优于村围,村围又优于山寨。从三者的性能和外形看,山寨和村围显然仿自城堡,围屋则又显然脱胎于山寨、村围。
3.闽粤围楼的影响
从现有的调查研究资料来看,闽西南的土楼,似乎年代要略早些,嬗演关系也较为清晰。据刊,闽南华安县沙建乡的“齐云楼”刻石纪年为大明万历十八年(1590),同乡的“升平楼”纪年为万历二十九年(1601)。另据《中国文物报》报道:漳浦县发现四座明代纪年土楼,分别为明嘉靖、隆庆、万历三个年号。而赣南现存围屋中,只有一座可推断建于明末。赣闽粤边,地理相错,社会背景大同小异,而明末清初,即围屋产生的年代,又有闽粤客家人大举“返迁入赣”的史实(现在赣南的客家人,大部分是明清时自粤闽迁来客家的后裔)。从赣南早期的围屋看,除了方形的外,尚有少量粤式围龙屋式的围屋和少数闽式圆土楼,而方土楼加上角堡者则更多见。尤其从一些细部构造看,如围屋的夹墙通廊(即内走马,闽称“隐通廊”)和内通廊(外走马),以及门头上防火攻的水漏等设计,与土楼的做法如出一辙。因此,围屋与土楼和围龙屋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它们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却又三足鼎立,各领风骚。
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赣南属长江水系,古代向视为中原的边缘,故史书称“南抚百越、北望中州”。这种地理上的原因,使赣南在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更习惯于来自中原的影响。而闽西、粤东地处岭外,水系分属长江和珠江流域,它们同样也更易受自己下游经济发达区的文化影响。因此,赣闽粤边虽均系客家人聚居地,但赣南客家文化与他们尚存一定差异。这种差异表现在民居上,便是趋向于赣北民居风格,围屋则就方而不就圆弧,并多用砖石材料。这显然是不断吸取中原文化的结果。明末清初,闽粤人虽大量涌入赣南,但他们毕竟是丧失产业的“新客”,因此,围屋最初的创造者,只能主要是赣南的“土著”(老客家)。如赣南现存最早的围屋之一——燕翼围,便是杨村的土著赖姓,请江西丰城县的建筑师营造的。新客有的虽身怀粤闽围楼建筑技术,但因当时经济上处于从属地位,所以只能局部地影响围屋,而不能完全成为闽粤围楼的“主流”。
注释:
①韩振飞:《赣南客家围屋源流考》,《南方文物》,1993年第2期。
②③④⑤(清)同治版《赣州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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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您每年都会带学生去外地，考察异地的乡土民居。请问您这次南下考察的初衷是什么？是否也以做美术史的方法来切入？
易英：今年我们去了南方的广东、福建、湖南、江西4个省，主要考察古民居村落。这种考察我们已经坚持了好多年，刚开始对于这些古民居村落不太注意，后来逐渐从这里面发现很多和我们的专业相关的东西。
我们主要还是从美术史的角度来考察民居的，这就涉及到很多方面的问题：比如木雕、砖雕、石雕，这些本来就是艺术作品,它的意义不只在于图像本身，还在于包含的文化内涵。南方民居中庙宇很少，但祠堂很多。我们这次到过的广东省普宁市洪阳区的老城区就有约1200个大小不等的祠堂。这是和整个中国的文化结构相联系的。
我们现在的美术史研究不是传统的美术史研究。传统的美术史研究除了考据以外，还很关注艺术作品自身的价值，这是以审美为主体的；而现在比较强调艺术品的文化价值，因为每一件艺术作品都是特定时代、特定地区的产物，所以艺术品是被文化所规定的，而不会存在一个超越时代、超越地区的价值。在这一点上民居甚至比艺术品体现得更加强烈：中国的民居有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不创新、很保守，传统的延续性很强。但是，在不同时代、不同的地域中，这种保守性往往会产生新的意义，这与艺术不同。艺术往往强调它的创新性与时代特征，以及在不断发展中对人类审美观的丰富、延展；但民居具有功能性、技术性，有很强的恒定性。中国的南方人大多是从北方过去的，比如说现在的湖南人主要是从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这5个省过去的，这些人又是从北方逐渐迁移过来的，在移动的过程中“恒定性”保持了宗族、家族的一种稳定关系。他们大多是以宗族的形式移居的，所以到了任何地方都需要保持这个传统，这样家族才能够生存。这就使得一个建筑、一个村落、一个祠堂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它本身；反过来说，我们只有通过作品才能知道它的文化意义，同时，也只有通过更丰富的文化意义才能够理解这个作品或村落现在的价值。
a+a:这次考察期间，您觉得地方在文物保护方面的总体情况如何呢？
易英：这不是我们主要关注的问题,但是肯定会遇到这个问题。我觉得福建大田的保护工作总体来说相对好一些，不过也是一种过渡性的。他们修缮土堡，让里面的村民都搬出来，为旅游开发做准备，这个时候的状况是最好的。它地处偏僻，没有游人，对坍塌的地方进行了维修，对一些腐朽的木块进行了置换，我考察的时候感觉非常好。这种土楼在永定非常多，但是游人也太多了。最著名的是永定的承启楼、振成楼，游人如织。在南靖还有很多这种土楼，已经开发好了等着游人去，但是目前还没什么人去。我认为这种修缮、开发好了，等着人来旅游的状态是最好的，但一旦旅游开发不成功，下一步怎么做，结果我就不得而知了，这是第一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是我们去郴州的一个村叫小埠村，由一个商人做整体保护，其实这是个房地产商，他在周边做了个高尔夫球场，开发了一片别墅区。但他对小埠村的保护一点兴趣没有，只是一个幌子，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村子被破坏得非常严重：他并没有对老房子进行修缮，并且村民有钱了就直接把老房子拆了，盖起了自己的瓷砖房，这种情况是最失败的、最危险的方式。
第三种还有一种普遍存在现象是“自然消亡”。所谓“自然消亡”是指随着经济的发展，年轻人都走了，只留下了大片的村落。我们去了一个郴州的庙下村，有几百户人家，非常大，但是它完全败落，只剩下了老人与留守儿童。因为小孩在本地上学是免学费的，如果跟着父母在城里上学交不起学费。这是最为普遍的现象，绝大多数的古村落都是这种情况。这就会自然地消亡，因为政府也不可能开发旅游。比如郴州汝城县就有古村落三百多处，祠堂六百多家，政府不可能来修缮，等老人去世了，人们会逐渐搬出来。现在年轻人都已经在城里买了房子，不回来了。
a+a:自然消亡也好、被破坏也好，您不觉得如您所说的这种情况很可惜吗？
易英：这个没有办法。我们传统的砖木结构的建筑是不可能长久保留的，这不比欧洲。我们到诸如意大利、德国、法国的那些小城镇，他们基本上都维持了中世纪、文艺复兴的样子。因为他们的建筑主要是石头结构，他们的城堡基本上是千年不变，而且在修缮的时候直接替换石头就可以了。中国不用石头，比如郴州就处于喀斯特地区，出产青石、石灰岩，这些材料只是用来做建筑的条石、柱础，其它地方还是用砖木、瓦等等。这就反映了一种保守性，中国的传统建筑是不创新的。这是一种法规，作为对祖宗的崇拜。祠堂是用来拜祖宗，而不是拜神的。所以呢，他们情愿在使用、迁徙的过程中不断翻修，而不愿意做成石头的。而在欧洲，从古埃及到古罗马甚至到中世纪，都以石头作为建筑材料，他们追求的是一种永恒的观念。为表现对神的崇拜，那些建筑高大、内部空间宽敞，千年不变。我们中国强调的是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的关系，生命的循环与四季的更替，它是变动的，但形制不变。这就导致了我们的古建筑保护的难度。
a+a：您也对比了东西方建筑的差异，您认为西方建筑保护的很好，与中国传统的建筑保护形成显著的差别。这真的是建筑材料上的差异，还是在近百年来由于我们处于这样一个被动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形成了一种崇洋媚外的心理使然？我觉得现在的国人往往认为西方的现代、后现代建筑就是“先进”的标志，而我们的传统建筑就是旧的，落后的象征。
易英：我们现在对这些问题还没有正确的认识。由于近百年中国的落后，所以我们把西方的东西当做是一种进步和文明的象征，认为我们传统的是落后的，但传统建筑确实有它落后的地方，比如它不太适合现代的居住和城市的发展。由于西方列强的侵略，导致了我们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这造成了中国人的一种逆反心理——西方人做到的我们都要做到。毛泽东时代，梁思成要求保留旧城，但毛泽东说：“我希望看到的全是烟囱”。毛泽东那一代人把烟囱看做现代化的标志，而且当时也没有保护文物的意识，就把城墙都拆了。北京带头，其它地方也都效仿，纷纷拆掉老城。现在只有经济很不好的地方才凑巧保留着旧城，供人们去旅游。国外不是这样：法国早在19世纪30、40年代就已经颁布了法令，所有的建筑都是艺术品，不得随意拆除。这从美术史上也可以看得出来。在西方艺术史上，建筑、雕塑和绘画从来都是并存的，主要是由于西方的绘画和雕塑原来都是依附于建筑的，三位一体。但我们没有这个意识，直到了中央美院的金维诺先生才把石窟、墓葬等纳入美术史。我们原来的美术史只有卷轴画，建筑并没有纳入我们的视野。
a+a：您对于我们当前的现代性转型过程有什么样的思考？
易英：假设一个社会不受外来的影响，由于自己本身形成的机制，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家族、社会、国家观念等等也不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但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根据达尔文的生存法则，不允许一个国家、一个社会非常封闭、非常祥和地生存在自己的一片天地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果是对资源的利用、对市场的开发以及对落后、弱小民族和国家的欺凌，控制他们的经济，实现对其殖民化统治。所以，好多事情由不得你，越不变化、越落后就越要挨打。被殖民的结果是自己的民族文化彻底毁灭。其实，中国近百年的革命是革自己的命，革自己根深蒂固的思想观念的命，向西方学习，“以夷制夷”这是迫不得已的选择。这就像民居一样，本身不存在好与不好，落后就要挨打！即使现在，中国现在发展起来了，但西方国家还是在围攻我们，不让我们发展。我们千万不要忘记30年的发展是改革开放的结果，改革什么，向谁开放，我们心里都明白。有了发展，有了今天的进步，现在才有可能来研究传统，反思历史。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传统反而会被彻底灭掉。所以，每一段历史都有它特定的文化、特定的意义，当然也有局限性。一件艺术品、一种文化的永恒性，不在于它的自身之美，而在于它永不归复的社会性，在于它特定的历史条件，这样它才有意义、有价值。当然它作用于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由于我们当今的社会也有一些缺失，同时我们也在发现传统文化中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不论是我们的还是西方的传统都有很多糟粕，比如性别、等级等问题。西方自己也有许多批判，而且他们对于这些做得也比较早。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社会才逐渐开放。我们一直到现在还是比较落后，还在把传统中一些应该抛弃的东西还当作好的东西。传统文化中有很多优秀的东西，但是它慢慢融合、渗透，优秀的东西在发展中逐渐显现出来，比如我们的亲情关系，我们中和平庸的处事方式，在处理当今的地缘政治和国际关系中还是会起很大作用，但我们目前还是无法判断出哪些是精华，哪些是糟粕。我们只能在保护、发展过程中使其逐渐融合。要开放言论，既要有民间的言论，也要有专家的研究；有非常西化的，同时也要有非常保守的。只有这样这个社会才能真正做到融合、和谐，那些该抛弃的才会被抛弃，该融合、发展的东西才会真正融合发展，但发展方向肯定是中西融合的。中国文化的价值恰好是在现在才完全显现出来，在80年代或者是在五四时期，我们总是要把中国传统的东西全部打倒。因为它是一种束缚，它束缚了我们的发展，束缚了我们同西方竞争，束缚了我们向西方学习。而现在我们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程度，需要对我们的传统文化加以整理，尤其在同西方的文化较量中我们要有自己的东西，不光是学习和追赶的问题了。
a+a：那您对现在西方的建筑师在中国做很多大型的建筑项目怎么看待？
易英：我觉得这是好事儿。我们拿几十个方案都不行，结果人家拿一个方案，我们就什么话都说不出来。这个是长期形成的，西方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后一直处在竞争、发展的环境中，而且与整个社会运动联系得非常密切，工业化时期、现代主义时期、后现代时期，他们是一步步走过来的，所以他们在这方面的经验非常丰富，再加上他们教学的开放程度，而我们很难做到。我们30年的发展是“追赶经济”、“山寨经济”，那就很难做到西方人的原创，再加上我们的社会就像我提到的民居一样不提倡原创。而西方正好相反，他们的有些设计师有可能一辈子都没接一个工程，但总是会有稀奇古怪的想法。所以做不过人家，并且人家确实做的要好一些。但有一个问题就是没有中国味了。
a+a：很多学者认为鸟巢，中央电视台新址以及我们的国家大剧院与周围的人文环境很不协调，并且没有考虑到百姓的审美习惯，您怎么看？
易英：应该换一下角度。在现有的情况下，你认为这些建筑很不协调。我从欧洲回来，发现我们周围的环境极其糟糕，这样的环境怎么协调、怎么配套？除非北京原有的旧城被完整保护下来，这时谈配套，设计一个现代感和传统相融合的风格才能说得过去。旧的没了，北京现在的建筑的都是新的，几乎都是50、60年代发展过来的“伪现代主义风格”的建筑。另外，我认为一个优秀的建筑，会拉升配套、提高配套。打个比方，在西方中世纪，罗马式与哥特式建筑刚开始出现时人们都觉得很糟糕；但有一个重要的区别是罗马式建筑坐落在乡村朝圣路上，而哥特式建筑坐落于城镇，所以哥特式建筑一起来就带动了周边的城镇化发展，成为地标性建筑，代表先进文化的方向。所以，一个优秀的建筑确实会拉升周边建筑的发展，而怎么做就要看中国人的智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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黟人

在后现代的学术语境中，纪念碑这一概念已经脱离了传统的含意，成为相关学者在交叉原则和多种方法论基础上对其进行研究的对象。纪念碑性是一个相对抽象的概念，它与纪念碑的关系类似“内容”和“形式”之间的关系，“可以认为，只有一座具备明确“纪念性”的纪念碑才是一座有内容和功能的纪念碑”，并且“‘纪念碑性’的具体内涵决定了纪念碑的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等多方面的含意”，本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纪念碑性”这一概念的，也正是以此为基础来追寻客家围屋的纪念碑意义。
客家围屋始见于唐宋，兴盛于明清。在两晋至唐宋时期，因战乱饥荒等原因，黄河流域的中原汉人被迫南迁，历经五次大迁移，先后流落南方。由于平坦地区已有人居住，只好迁于山区或丘陵地带。当地官员为这些移民登记户籍时，立为“客籍”，称为“客户”、“客家”。为防外敌及野兽侵扰，多数客家人聚族而居，形成了围屋。从分布的地域和外部形式来看，围屋主要包括闽西的方形、圆形土楼，赣南的口字、国字形土围子，粤北的四角楼、碉楼，粤东梅州的围龙屋、带有碉楼的围龙屋、杠楼、圆围、半月围、八角围、多角围屋和方、圆土楼，粤中惠阳、深圳的城堡式围楼和围村等10余种类型。位于江西省南部的赣州，是赣、闽、粤三角区最大的客家聚集地，其中龙南县关西镇的新围是赣南现存客家围屋中最具有地方特色的一座围屋。关西新围因为其巨大的规模、典型的建筑结构，以及凝聚族人的精神力量而成为人们心中的一座纪念碑。
关西新围位于赣南地区龙南县的关西镇，关西镇在龙南县与定南县交界处,与龙南县城相距有23公里，关西新围位于关西墟北1公里的公路旁。新围的东边和南边是一大片开阔的农田，南边至西南方向是一片小山丘，围主长兄的“大书房”建立在西北方向，其父的“西昌围”和其他兄弟们的围屋在北边及东北方向。关西新围的位置处于整个围屋群之中,处于东至西方位的突出位置。
关西新围平面略呈长方形，围东门南偏东28度。围面阔9216厘米,进深8348厘米,占地7425平方米（不含附属建筑区）。围内共有房屋108间（不含敌楼）。外墙高6.7米，下面主要是用黄泥、糯米汁、细沙、石灰和鹅卵石为材料（又称三合土）进行版筑，每版高0.5米，一直砌至5米高，再用青砖砌至顶，外墙墙面还特地刷了厚厚的一层铜油，这样有利于防止敌人入侵时用火攻。墙下部厚60厘米,，上至400厘米高处,墙厚度始内收到35厘米。东头前、后围墙各开有一道围门，门框用花岗石砌筑。前门称“大围门”或“东门”。大围门前方，地势开阔易守难攻。前围墙上部开36个花形射击孔和6个射击窗。新围7厘米厚的木大门上钉满了1毫米厚18厘米高的长方形铁板。东大门内砌有护墙,用5根粗大的门杠横栏大门。战时再从二楼贴墙放下千斤闸，顶死门栓，可谓万无一失。后门曰“小围门”或“西门”，小围门较矮小，为方角式。它是通往老围和其它围屋的内通道门。
新围的布局为九幢十八厅，大围中有小围，围屋的四个角建立了高大的炮楼，四角遥相互应，使整个围屋没有射击死角，体现了围屋的宏大，并达到了防御围屋的目的。鸟瞰整个关西新围，其框架结构看起来就像个“回”字，依东西墙而建的是边屋，依北墙而建的是走马楼和看戏台，南边依墙而建的是土库，围屋的祠堂建于中间，类似回字里面的“口”部位，祠堂是客家人最神圣的地方，一般情况下不对外开放，客家人把它当做“圣殿”，祠堂就像一条中心线，整个围屋的建筑左右以其对称。祠堂的结构分为三个部分，由上厅、中厅、下厅组成，客家民居的住房结构一般是“三进三开”，而在关西新围里面没有按部就班，而是发展成为“三进六开”，这样就形成九幢十八厅的典型建筑，共有124间房。祠堂的建筑装饰艺术十分讲究，运用了大量的木雕、石雕和彩画，是围屋里面的人逢年过节或举行大型集体活动时的公共场所。新围的建筑分五组排列，前后三进，从祠堂大门进来的是下厅，出下厅门后门往里走是中厅，再往里是上厅，地面一层比一层高，寓意步步高升。围屋里面共设置了14个天井，十八厅对称分置，“六开”的意思是以祠堂的中厅为中心线向左右两边对称，两边的院、房、门窗都对称，从这些结构上看所有的房子都向着中心而建，祠堂就是整座围屋的核心。
新围营建于清代嘉庆年间（1796－1820），完工于道光初年，前后建造20多年。新围主人徐名均，字韶彬，号集园，因排行第四所以又称其“徐老四”。徐明均生于乾隆十八年（1753），殁于道光九年（1829），生前从事竹木、典当生意发了大财，曾捐职布政司理问，又被皇封为奉直大夫等。徐明均用他一生心血建好围屋后，正在寻找名人为围屋取名题字时就一病不起，两年后去世，致使至今仍然使用当年临时区别于老围的称呼。
徐明均的个人历史、家庭成员等材料和建围屋的详细文献查找不到，多属于传说性质，需要考证。
当地当时的社会历史情境，在龙南县志中记载不详，需要考证。
从方法论的层面上说，判定一件事物是否是纪念碑，应该着眼于它们在中国社会中的功能和象征意义，因此，就要在特定的文化和政治传统中来探索纪念碑的当地概念及表现形式，研究这些概念和形式的社会原始情境，以期在这些建筑物与其建造者和观者之间建立起直接的和具体的联系。从这样的研究视角来看，以关西新围为代表的客家围屋，防御、祭祀、生活等等功能并不是终极目的，围屋建造者的终极目的是让自己的声名和意愿永世长存，这样相对于当时的族人和后世的子孙来说，围屋在客观上就成为了一座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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