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刚：陈丹青的十年】

闻正

“10年过去了，我看见了我所看见的。”陈丹青用一句有些虚无却也不无深意的话，总结了他回国的十年。对他而言，这似乎也是一个梦想破灭的十年。
2000年后，从纽约回到北京的陈丹青，先是进入清华大学的体制，后因不满招生制度而离开；曾以《西藏组画》一举成名，后来却连谈论绘画的兴趣都没有了，他的新作《外国音乐在外国》就在这个月出版，这本书和他的“本业”一点关系都没有。
“谈论艺术的氛围，早就丧失了”，陈丹青对南方都市报记者说，“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没有鲁迅时期的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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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你在伦勃朗的画面前哭？

十年前，在2000年1月《艺术世界》“与陈丹青交谈”专栏上，一位读者问陈丹青，“为什么你在伦勃朗的画面前哭？”
在同一篇专栏文章的问题部分，还有诸如“为什么剃光头？为什么穿中式服装？是否信服？”“你认为你是一个平凡人么？”“艺术家需要教父吗”等怪异而有趣的问题。陈丹青均耐心地一一作答，以致他的朋友生气地质问他：“这样浅薄无知的问题，你也居然有耐心回答吗！”
这是陈丹青回国后在刊物上第一次亮相。在开场白中，陈丹青这样写道：“今岁归国，各地刊物不免时来邀稿。几番应酬过，还不放我清闲。”读者的疑问，以文艺话题、问题居多。
专栏开始没多久，陈丹青就接受了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邀请，作为“百名人才引进计划”中的一员，成为了该校特聘教授。研究方向是“当代架上绘画与图像文化比较研究”，并兼任本科生教学以及每年春秋两季给各系学生的公共选修课。
接受这一教职后，发生的一连串“事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他在公众视野中的画家形象。
次年的11月11日，陈丹青在专栏文章中，不无激烈地对人文艺术学科的英语招生制度进行了批评：“中国自‘五四’前后创办艺术学院迄今，八十多年过去了，我们的艺术学院从未像今天这样臃肿庞大，像今天这样充斥办学的教条”，“艺术学院外语考试的苛政实施有年，贻害众生，实已积重难返”。
陈丹青说，“忽然对准外语考试破口大骂，实在是从气闷的学院伸出脑袋，做做深呼吸。”这篇文章后来被四川美院的学生复印了贴墙上，上书“请看猛文”。
在政治与外语分数绝对优先专业成绩制度下，长达4年，陈丹青都无法招到一名硕士生。此后的清华大学辞职事件，酿成了一起风波。2004年10月15日，陈丹青提出辞职报告。在辞职报道中，他写道：“我深知，这一决定出于我对体制的不适应，及不愿适应。当我对体制背后的国情渐有更深的认知，最妥善的办法，乃以主动退出为宜。”
“中国人重世故。我的世故仅限于礼貌的层面，但我至今没有学会在表格上，或按照教条指定的方式，陈述‘成绩’：那是对体制的确认，而不是对学术道德及其规律的确认。我今服务于这所学院的价值，以及我微乎其微的服务本身，远不如这所学院选择我的价值：这选择证实了国家的良性变化，在这变化的戏剧性环节中，我愿意充任一件可被暂时利用的小小的标本。”
随后，陈丹青接受大量媒体采访，在后来出版的《退步集》一书中，他将辞职信“高调”收进该书中。陈丹青日后在上海的某个讲坛上也坦陈：“其实在批评教育的时候，我也有虚伪的一面，我只对政治英语开炮，如果在其他方面再作批评的话，就要得罪我得很多朋友和老师”。
尽管陈丹青的批评和出走，赢得了不少的喝彩，但他所批评的制度，并没有发生任何实质地变化，英语和政治成绩依然是入学的重要考核标准。“这个问题之所以是问题，主要在于领导水平，很多大学的领导不懂美术教学的规律”，日后谈及陈丹青的出走，曾任职广州美术学院副院长的杨之光说。

要艺术家拯救社会，是大不幸

招生制度的问题，依然是大学教育的病症，不过，对于在陈丹青递交辞职信的四年后进入中央美术学院的徐冰而言，“商业体制比学院体制更残酷和更窄小，艺术的空间更小”，进入学院反而成为了“权益之计”。
离开学院后的陈丹青，在上海艺博画廊举办了他近年来的最后一个个展：“感觉记忆”艺术展，自此，陈丹青的展览记录到此嘎然而止。画家陈丹青成为谈论鲁迅的“专家”和畅销书作家，继《退步集》出版后，《退步集续编》、《荒废集》等书也相继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写作使我从只顾画画的痴态中睡醒来，醒在自己不同的书中，暗暗惊讶域外和家国怎样深刻地改变并重塑一个人。”在2007年《纽约琐记》的修订序言中，陈丹青解释自己由“画”到“写”的转变时说，“二十多年前，我蓬头垢面去纽约，自信为了艺术，是《纽约琐记》通知我，假如内心的经验欲以言说，可以试着写写”。
“在绘画里，我只做到了结束‘文革’，但用写实的笔触去描述当下，我做不到，因为我意识到自我的断层”，在一次对谈中，陈丹青坦承。
其时，艺术创作的环境其实也已经发生变化，“F4”等艺术家成为市场明星，刚回国时，当代艺术的流寇状态也发生了改变。“我为什么要办个展？画画是为了办展览吗？我确实无意谈论艺术。我在这里看见的艺术，背后都是别的事情，出于别的原因。诚实的，有兴味地谈论艺术的氛围，早就丧失了。”陈丹青对南方都市报记者说。
在2009年年底的参加中国当代艺术院的挂牌仪式时，陈丹青对于当代艺术的“招安”问题，以直言伤害了不少前卫好汉，陈丹青说，“不管怎么样，都不要把自已的锐气灭掉，不要让自己慢慢变蔫了，我希望大家能一直玩下去”。
“平心而论，过去二十年，中国式的当代艺术有效拓展了表达的方式与空间”，在陈丹青看来，“中国当代艺术与体制的关系，只能是目前我们看见的那样，混在一起玩玩，彼此利用，彼此涂抹，分享一些好处。我们需要时间，别指望它会像欧美国家那般自由而独立。”
“丹青是一个敢作敢当的人，不仅说到，而且也是那样做的，他对自己的言论、行为负责人，诚实而有才华，他的文字如同他的绘画一样充满了魅力”，艺术家刘小东是陈丹青多年的朋友，刘小东认为，“复杂的社会给丹青的冲击大于艺术，他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是一种不同于绘画的表达方式”。在招安一说出来后，陈丹青也遭遇到中国美术学院教师邱志杰的批驳，他以质问的语气问陈丹青：你这几年为艺术做什么了吗？
“我现在不愿仅只谈艺术，因这话题似乎愈形狭窄贫薄——在所谓风格、手法、主义、观念的背后，我认为还有别的话题在：我们为什么要来画画？所谓‘艺术家’是怎样的‘人’？这种‘人’在今天的文化环境中究竟是哪种角色……”在《纽约琐记》中将其作为自己的文章很少瞄准艺术的一个原因。
不过，陈丹青并不认为自己就从此成为了“公共知识分子”，可以拥有拯救社会的能力。“如果公众居然期待艺术家来改变现状，那是社会的大不幸”，陈丹青说。

访谈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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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都市报：我注意到你出版的书籍中，谈艺术的文章越来越少，并且，你的个展记录到2004就断了，为什么会这样？
陈丹青：我刚回国的2000年，清华美院为我办了个展，此后迄今，九年内我没再办过一次个展，零星展览是陪朋友玩玩。为什么要办个展？画画是为了办展览吗？我确实无意谈论艺术。我在这里看见的艺术，背后都是别的事情，出于别的原因。诚实的，有兴味地谈论艺术的氛围，早就丧失了。

南方都市报：在这十年，你相继出版了《退步集》、《退步集续编》、《荒废集》等多本书，写作对画家陈丹青而言意味着什么？
陈丹青：不意味着什么。我既不想到我是作家，也不想到我是画家。

南方都市报：我感觉你和这个国家总是保持着适度的距离，比如你没有像梁文道、韩寒等人那样，对谈论公共事务保有浓厚的热情，而是以自己的节奏写作、出书。你能容忍一个再也不画画的“时评家”陈丹青吗？
陈丹青：我一直在画画，只是不那么多。我可不是时评家，太可怕了！那是一项专业，不能乱说的。梁文道是职业媒体人，他很尽职。韩寒是赛车手，在他的领域是第一名，他玩博客是因为真的好玩，我猜他挂上一篇新博文时，绝不会想：“啊，我又一次介入公共事物！”他得意的一定是写出哪句妙语，就像我得意自己的哪根线条一样。
要和一切保持距离。为了描绘我正在描绘的，我必须保持距离。我想提醒诸位：目前被大家称为“介入社会”的人群——据我所知，国内有几十位葆有良知令人尊敬的学者和文人——从来就和社会保持距离，安静地活在自己的电脑前。真正介入社会，无孔不入的人，是商家与政客，数钱，弄权，社会的所有缝隙早被他们占有了。

南方都市报：在一次演讲中，你认为“从1937年以来，我们从来没有达到过鲁迅时期的批评水准，而且今后很长很长时间也不可能达到。”我们的批评丧失了什么才至于让你悲观至此？
陈丹青：如今不是“丧失批评”的问题，而是让不让说话。“鲁迅时期”的说法其实不恰当：鲁迅在世的年代，绝不只他一人在说话，各种人，各种问题，到处公开说。后来鲁迅被钦定为当年唯一的批评者，被弄成过去式符号——因为据说他批评的罪恶早已终结了——现在我以鲁迅符号指称那个时代，已是扭曲。我不能说“胡适时期”、“陈独秀时期”、“邵飘苹时期”……太多名字被屏蔽太久了，我只能提鲁迅。这就是言论窘境。今天许多优秀耿直的学者仍在批评，民众私下的批评更是没有停止，但是既不能公开，也很难发生影响。

南方都市报：无论是你笑谈中的“大先生”鲁迅，还是你在2009年曾经与之对谈的梁文道、韩寒，他们的一致性似乎都在于直接、迅即地介入社会，担当道义，直言著文。你认为知识分子与社会、与国家之间理想的关系结构是怎样的？
陈丹青：在鲁迅时代，许许多多媒体人、作家、大学生，就是梁文道、韩寒的角色。拿梁韩二位和鲁迅比较，符号不对称：不是指才华与名气，而是他们没有鲁迅的语境。鲁迅与他同道、论敌群相构成的言论生态，今天梁韩二位有吗？他俩得不到起码的公开应和与持续论辩，除了网络留言，但留言是批评吗？他们的“迅即”，只因网络，他们的言论，其实并不“直接”，相反，他们必须拟定曲折的语体才能表达，但仍会受阻——去年一年，梁被退稿近二十次，南方周末将韩寒选为“中国梦”受奖人，最后一分钟被合作方的上海文广集团否决，而他只接受极有限的采访，从不为纸媒供稿——是的，他们声誉卓著，但这是一种不可能“介入”，更不可能生效的声誉，是暂时被放一码的杂音，就像媒体的批评，难见实效。
总之，梁、韩，还有未未，又孤立，又孤单，媒体不过是在被允许的限度内放大他们几位，这种放大只告诉我一件事：安静极了。绝大多数人选择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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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都市报：最近，韩寒被称之为“当代鲁迅”，也有杂志将其定义为“公民韩寒”，韩寒在媒体上掀起一阵热潮，你认为这样的评价公允、准确吗？你认为一个知识分子成为“当代鲁迅”，应该具备怎样的基本素养？
陈丹青：前面说了，鲁迅之为鲁迅，除了个人价值，还在他周围的价值。没有那些价值，哪来“当代鲁迅”。当年鲁迅的敌友都是五四前后顶顶优异的一群人，各自有真实的深刻的影响面。今天谁与韩寒为敌为友？就算有，是什么份量？什么影响？此也所以韩寒之于今日，或比鲁迅之于当年，更稀缺。他有三亿多博客点击量，可他身边是空的，他要是遭遇麻烦，会有三亿人声援么？就算有，会发生作用吗？
“公民”的意思，是指千千万万具有宪政意识，实实在在拥有宪法权力的人。十三亿老百姓，由韩寒扮演一介“公民”，岂非怪事。如今媒体称他为“公民”，只是一形容词，一份假托和愿望，借此一例，说说罢了。鲁迅死后七十多年，中国有一位年轻人被举为“公民”，真是其情可感，其状可怜。

南方都市报：有人提议选韩寒当市长，你会投出怎样的一票？
陈丹青：这种“提议”辱没了韩寒，也辱没了“公民”一说。这是世世代代盼“清官”的集体基因、集体思路，凡被有所寄托的人物，除了盼他当官，没有别的想象，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没有公民。而且这种期盼太离奇了，简直说梦话：我们哪位可爱的市长是老百姓投票选出的？哪位“公民”手里捏着一张选票？

南方都市报：其实，你们身上似乎有某些共同性，比如韩寒的退学和你的辞职，你们都从体制从挣脱了出来，这样的勇气并不是所有人都有。你希望看到更多的韩寒、更多的陈丹青去做这样的冲破体制的事情吗？
陈丹青：我绝对不希望“更多的”高中生或教师“冲破体制”，不要夸张退学、辞职这类个例。重要的不是走开，而是你怎样存活。我本来是个体画家，独自谋饭。今天的生存空间不容许使性子，除非你果然有能力自谋生路。改革开放的良性后果之一是部分人群可以自谋生路，但绝大多数人，包括先进国家，都是上学上班过一辈子。
“冲破体制”不是目的，不是价值观。何况休想“冲破”。目前的体制不仅在政治层面，更在饭碗层面。体制并非只是管人，而在养人。三两个不识抬举的家伙破了一破，千万人补进来。能做的事，是自尊，自强，自我完善。我不认为退学辞职是勇气，而是性格与命运，倘若像韩寒那样，加上智慧、韧劲，就能自食其力，葆蓄自己的成长。

南方都市报：韩寒应该是80年代生人中的异类，也是最幸运的一位。你看过电视剧《蜗居》，你怎样看待这个在高压中生活的年轻一代？
陈丹青：韩寒对得起他的幸运，现在都说他成功，有谁留心过他付了什么代价吗？至于《蝸居》，那是全世界白领的总命运——受薪、贷款、分期付清之类——区别是：我们固若金汤的体制成功引进竞争机制，以双重陷阱牢牢套住千千万万蝸居族：此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或曰“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当然，“主义”之类早已不能指称中国现实了，统治从来没有这么奏效过。我同情年轻人，但很抱歉，我只能说：蜗着吧，巴望蜗进来的人密密麻麻，千万别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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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都市报：前段时间，中国艺术研究院当代艺术院的成立，被外界称之为是一次对艺术家群体的“招安”，这让人感觉当代艺术是一个纸老虎，极其容易地就和体制言和了。你认为的当代艺术和体制应该是怎样的关系？当代艺术对社会的贡献应该在什么地方？
陈丹青：那天的成立大会，领导们都拿份稿子照着念，一点不“当代”，我出于开开玩笑的意思，说了“招安”二字，不料当场伤害不少前卫好汉，真是抱歉。我知道，“招安”一词其实即不准确，也早过时了，“朝廷”与“江湖”是宋代的故事，距今一千多年。六十年来我们这里没有真的江湖。八五运动是在体制内发起的，日后在体制外不断繁衍的空间也全赖体制默认，甚至纵容，不然要收拾干净非常容易。
认真说，这不是坏事，也不是好事，而是肯定会发生的事。我不关心“当代艺术”这类字眼，它会使我们误会中国真的有了当代艺术，就像误会中国出现了“公民”。平心而论，过去二十年，中国式的当代艺术有效拓展了表达的方式与空间，它和时尚业、流行文化、超女超男之类一样，使社会相对多样、宽容、有趣，缓缓进入和平演变，它甚至有限触动了体制内的权力意识，带动部分年轻官员相对开明、开放。它或许是纸老虎，但毕竟长一副老虎的凶相，并不是绵羊。它与体制的关系只能是目前我们看见的那样，混在一起玩玩，彼此利用，彼此涂抹，分享一些好处。我们需要时间，别指望它会像欧美国家那般自由而独立。
再说，全世界的艺术家都渴望得到承认，在中国，目前被承认的方式只能来自所谓“体制”，此外哪有任何足够权威的机构承认艺术家？除了你们媒体，弄些奖项，闹点气氛，但别忘了，媒体绝对属于体制。总之，主要的变化来自体制，当代英雄的分庭抗礼原是部分假象，现在他们进入体制，回到本来的出处，不必诧怪。
反正“招安”一词不适用，我真的是在开玩笑。要知道，欧美国家的当代艺术，本身就是一整套体制。毕加索说：一旦艺术被承认，就不值一钱。在他们那里，是政府与国家巴结毕加索，希望得到他的承认——在目前的中国，我想，只有艾未未与韩寒绝对不会与体制玩耍，此所以他们是孤例，此也所以他们是未未，是韩寒。

南方都市报：艺术家似乎只有介入公共事务，他才有可能成为社会舆论领袖，比如你、艾未未、吴冠中，无不是如此。公众对艺术家的期待似乎艺术家不应该只待在画室，你认为这是“公众的期待”和“艺术家的理想”之间的差异吗？
陈丹青：我从未、也不可能“介入公共事物”，只是为招生的苦恼骂几句，被媒体渲染，社会听到了，如此而已。艺术家为什么要成为“社会的舆论领袖”？何况哪有真正的“舆论”或“民意”？哪份报纸、哪家电视台给过我们清晰的“舆论”？多少年来，我们早就“被舆论”了。我相信未未、韩寒都不是为了成为舆论领袖而说话，只是性格倔，不识时务，准确地说，他们是反舆论的人。
我看不出“社会”对这些家伙感兴趣：社会是指最大多数人。大多数人很清楚，除了无所不在的权势者，没有人可能真正介入并改变中国的所谓公共生活：这既是潜规则，也是尽人皆知的潜舆论。迄今发生的公共事件不过是这一主宰过程中的大麻烦和小波澜，并不是真的公共行为和民意结果。我不知道“公众”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居然期待“艺术家不应该只待在画室里”。我不相信有这回事，大街上哪个“公众”真有兴趣知道艺术家吗？
就算公众居然期待艺术家来改变现状，那是大不幸。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文学家曾被赋予太多社会期待，作家们会收到无数冤假错案的申诉信，现在情况应该变了吧：从好的一面说，各行各业基本落实了职业归属，民间种种问题开始进入职业律师和相应社会角色（包括部分官员）的职权范围（虽然维权律师的介入挫折重重）；从坏的一面说，今天一个文艺人远不如三十年前的社会影响，那时，一个作家真的能够起到今天的文艺家休想起到的道德作用，甚至直接影响现实。未未、韩寒的出现是今日社会的畸形，畸形到居然想要推举韩寒当市长，这不是好消息，而是社会有病，病得很重。
但艺术家的可能性，在这当口，被豁然打开：并非他要“介入社会”，而是，社会问题成为紧迫而生动的题材，而社会，在艺术家那里忽然听见意外的回声。我们总会提起当年的左拉，他就是一个意外，当市长、法官、军人难以被信任时，左拉展示了他的能量。他决不是要成为“舆论领袖”，相反，他和舆论斗争：当时所有舆论都对他不利，但他遭遇了一个被迫害的人，也就是说，一个难以拒绝的题材，作为作家，他要进入并解决这题材。
艾未未前年为杨佳叫喊的动机和左拉近似。当然，案情与结局完全不同，因为社会完全不同。未未的困境比左拉绝望得多，但他竭尽全力攻击舆论：在我们这里，谁真正占有舆论，大家都知道。

南方都市报：艾未未近年来不断介入社会事件，尽管获得了声援与支持，但是他的艺术家的身份越来越模糊，艾未未做了什么作品，也不大为人所知了，这对一个艺术家而言会不会是一种自我牺牲？
陈丹青：当你说“艺术家某某介入社会事件”，你已假定艺术家不该介入社会事件，但左拉，一个小说家，确实介入社会，并发生奇异的作用；当你说“艺术家的身份越来越模糊”，意思是艺术家应该只是艺术家，但我告诉你，未未一点不在乎，甚至厌恶身份；当你说未未的作品“不大为人所知”，可能是真的，艺术在中国的社会空间远远还没生根、展开；当你说这是一种“自我牺牲”，我告诉你：未未要的就是这种“牺牲”，他以这“牺牲”嘲笑并超越“艺术家”，同时证明，什么才是艺术家的能量：这种能量来自“人”，如果这个“人”正巧是艺术家，那么，这种表达方式会更有个性与人性的力量。他为汶川的死孩子建立姓名档案，与他的《童话》异曲同工，是更为广大而自然的拓展，是他的创作的一部分。去年十月，他以数千枚中国孩子的书包包裹展厅的外墙，十分壮观，这种渲染的方式只会来自艺术家，社会工作者、维权律师再善良，再正义，也想不出这样的方式。
当然，这一大规模的装置目前只能出现在欧洲人为未未提供的场所，不可能在这里被允许。但我们不是要走向世界吗？不是要在世界范围确立话语权，甚至软实力吗？政府应该感谢未未：目前我们拿得出什么像样的话语足以感动世界吗？人家除了看你GPT，还要看你怎样对待性命，看你以什么方式对待性命：未未拿出了他的生命观。这才是真的话语，这才是真的软实力。一个艾未未，一小群义工，居然让法庭和警察不安，这不是软实力是什么？

南方都市报：据我所知，有人批驳艾未未是打着艺术的幌子做非艺术的事情，他甚至还被某些批评家从艺术家行列里“开除”，对此你怎么看？
陈丹青：太荒谬了。什么叫做“非艺术的事情”？什么叫做“艺术家行列”？见鬼去吧！一群虫蛆。

南方都市报：在谈到安迪沃霍时，你认为他的书中无所不在的自由与诚实，是对于自以为进入现代生活的中国都市读者们，可能正当其时。依你看来，我们似乎处于“自由”与“诚实”的双重短缺的危机中。以当代艺术为例，你认为短缺危机下的致命伤在哪里？
陈丹青：不自由的人，一定不诚实；不诚实的人，一定不会自由。我不在乎“当代艺术”，我只是亲眼目击一个个不诚实的艺术家自以为很自由，一个个不自由的艺术家，根本不在乎诚实不诚实。

南方都市报：你给人的感觉是温文尔雅，你会因为什么事情而愤怒？
陈丹青：为太多无法表达的愤怒，为这些愤怒最后只能是愤怒，我感到愤怒。有时我为自己必须克制这廉价的情绪，也会愤怒……此所以我不能成为公民，合格的公民不该是愤怒的，他被赋予权力，摆脱愤怒。

南方都市报：你自2000年回国后，历经辞职风波和出书高潮，请谈谈你在新世纪的这个10年。
陈：正好是我回国的10年——我辞职时很平静，风波起于媒体；我每出一本书，不过是当年书市的几万分之一。10年过去了，我看见了我所看见的，此外没什么。

南方都市报：最后一个问题。你有理想吗？
陈丹青：没有理想，但有梦——言论自由。

看你

初来乍到，请多多关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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