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炼：无良媒体与艺术批评

闻正

这组随笔的第一篇写内裤反穿，旨在曝光当代艺术的时髦商标，以免损害艺术的肌体；第二篇写开裆裤，揭露知识精英的无耻，以利学术健康。本文为第三篇，写媒体的邪恶，并言及当代艺术批评，指出无良媒体是毒害中国文化的帮凶。
  
1
   
在艺术界，批评家类似于媒体从业人员，只不过新闻记者偏向于报道事件，而批评家则偏向于评论时事。照通常的理解，新闻报道是客观的，时事评论相对主观。但事实是，由于新闻报道具有强烈的选择性和倾向性，也不乏主观偏见，还可以左右并利用公众舆论，所以媒体记者有“无冕之王”的隐形权力。

    媒体权力究竟有多大？这权力一旦滥用会造成怎样的社会公害？

据说，上世纪70年代美国前任总统尼克松的政治败笔，不是水门事件，而是他过于自负、没将媒体供在头顶，反而忽视媒体、得罪媒体从业人员，这才有了水门丑闻。如果说水门事件展现了媒体的力量和正义，那么苏联的“克里空”则暴露了新闻记者滥用媒体权力的邪恶行径。当年北京元老陈毅在一首诗中用了“克里空”的典故，借指无良媒体从业人员。

大约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国内某出版社要出版一部关于美国媒体内幕的书，中文译名《无冕之王》。出版社将译稿交给四川大学新闻系一年轻教师校译，此人刚从复旦大学新闻系硕士毕业，与我是邻居，于是我有机会早早见到这部书的英文原版和中文手稿。邻居很热情，常在傍晚聊天时同我讲新闻学知识和媒界内幕，让我大开眼界，遂对无良媒体略有所知。

    到90年代，好莱坞拍了一部关于无良媒体的电影Wag the Dog，中文译名《狗尾招摇》，讲美国一家全国性的大电视台炮制南斯拉夫侵略阿尔巴尼亚的假新闻，揭露美国媒体与政府、军方、情报界的勾结。电影告诉观众：媒体并无客观、公正、正义、良知，媒体的所作所为，是由收视率、经济效益、集团利益、国家利益来决定的，媒体既操控政府和公众，也被政府和金钱所操控。


    2

就今日中国的实情而言，无良媒体的邪恶，首先是利用无冕之王的舆论力量来谋取一己私利。其邪恶之文雅手法，是装扮成正义的化身，超越法律、公德和良知，以判官的姿态居高临下，挟持公众，饱中私囊。其邪恶之下三烂手法，则是要挟事主收取封口费，为所欲为、无恶不作。作为社会公害，无良媒体误导公众舆论、败坏社会风气、为一己小利而损害社会大义。

       此外，还有一类媒体人是国内公众不太了解的，仅见于国外媒体。这就是北京等中心城市的一些媒体从业人员，为了赚取外快，给外国媒体充当“研究员”或“资料员”，而实际上是以翻译、向导、中介的名义而替外国媒体收集情报，成为妖魔化中国的帮凶。这些人一旦犯事被捕，便祭起民主、言论自由和普世主义的大旗，打出悲情牌，骗取舆论的眼泪，祈求外国政府出面解救。

西方媒界每年都要发表数据，列出那些迫害记者的国家，而中国每次都在榜上名列前茅，仿佛中国是个与媒体为敌的国度。可是我们并不清楚，这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西方媒体的妖魔化和无良媒体的“研究员”“资料员”出于一己私利而抹黑中国。古代奸臣都懂得挟天子以令诸侯，今日无良媒体也很懂得利用西方媒体摸黑中国来达到个人目的。

在这个意义上说，今天的信息时代，是一个被媒体绑架了的时代。


       3
   
不过，媒体是绑架者，同时也是被绑架者。

    记得是90年代前半期的某一天，美国各大新闻媒体都大轰炸式地报道了一条轰动性新闻：美国海岸卫队在加州海岸截获了一条走私船，船上藏着两千多件武器。军火走私在美国算不得新闻，因为黑社会常搞这事，但通常是手枪、半自动步枪之类轻型武器。这次走私案的轰动性在于，截获的非法军火中，不仅有轻武器，更有重武器，甚至有枪榴弹、反坦克火箭、肩扛式防空导弹之类超越黑帮个人使用的武器。这条新闻的真正轰动性，是走私船来自中国，所有军火均为中国制造。媒体说，在旧金山唐人街的某写字楼内，美国调查人员逮捕了一批中国商人，其头目来自北京一家有复杂背景的公司。

    美国电视、报纸等媒体在事发当天的报道，可谓铺天盖地、惊天动地，但多是炒作事情经过，还来不及对内幕作深度挖掘。照美国媒界的常规，内幕要在第二天才来得及步步揭示。于是，我急切地等着看次日的新闻。可是，第二天的报纸、电视却全无关于这件事的片言只语，一夜之间，风平浪静，仿佛什么也没发生过。我大失所望，唯留疑虑。

    另一案例是纽约9-11恐怖袭击发生后大约一个多月，媒体转入对事件的深度挖掘。有天我在电视上看到一个特别报道，说是在与世贸大厦一河相隔的地方，有几个以色列人买了一座住宅。邻居向电视台报料说：在9-11那天一大早，这户人家将一辆厢型车停在屋前，将摄像机、照相机等设备架设在车顶，镜头一律对准世贸大厦。之后没多久，恐怖袭击就发生了，随后，这户人家人去楼空。专题报道估计，这些以色列人事先知道恐怖袭击将会发生，到河边买房是为了记录事件。据电视台调查，这家人来自以色列情报部门，于是派记者追踪到以色列，甚至在特拉维夫找到了其中一人。这个专题报道探讨的问题是：既然以色列政府事先知道会发生恐怖袭击，甚至知道日期、时间、地点、方式等细节，那么，为何事先不向美国政府通报？

    这个特别报道在电视上播出后，美国公众一片哗然，要求政府介入调查。然而，这件事并无下文，美国媒体不再提起，也不知政府有无进一步调查。

    军火走私和恐怖袭击二事，有一共同点：媒体受制于某种神秘力量。我在此要问的首先是：谁在控制媒体、为什么控制、怎样控制？其次我要问的是：媒体在今日社会生活中到底扮演什么角色？


    4
   
顺着这些问题，本文该回到美术批评了。
    在美术界对批评的诸多不满中，有一条是说中国没有真正的批评家。对此我要问：什么是“真正的批评家”、谁来定义“批评家”、谁给批评家颁发从业执照？

    针对当代艺术的内裤商标、针对知识精英的开裆裤、针对无良媒体的邪恶，我提倡批评家的业余身份。我的观点是：批评写作应该是专业的，但批评家的身份却可以是业余的。

    在西方，不少艺术大师都是业余画家，例如鲁本斯的正职是外交官、达芬奇是多面手；在中国古代，文人画家要么是官员，如郑板桥，要么是乡绅，如倪瓒和董其昌。因此，我们不必对批评家的业余身份大惊小怪，只要其文章写得专业就行了。

    业余批评家有如票友，从事批评写作凭的是兴趣爱好和一腔热情，目的是为了自己的心性，并兼及业界。这样的批评相对纯粹，其写作可以兴之所至，笔到文成，减少了利用职业机会来谋取私利的可能性。戏剧票友不指望从演唱中获取功名利禄，而仅仅是为了怡情养性、广交同好。对艺术批评家来说，只有业余了，写作才能优哉游哉，没有谋生进阶的压力，不必看美协官员的脸色，也不必揣摩名家是否高兴。相反，业余批评家一旦职业化了，就会有种种压力和顾虑，其写作会受到多方制约，动笔会顾忌多多，其文也失去批评的锋芒。

业余批评家与职业批评家的区别，有如古代文人画家与画匠的区别，但二者间的具体界线却难以划清。比方说，艺术院校的美术史论教师从事批评写作，其文章很专业，但其身份究竟是职业的还是业余的？

西方媒体的职业批评家，该是各大报之美术评论版的作者和专业期刊的编辑记者。可是据我所知，西方大报的周末美术版，通常仅有两三个批评家写作评论，其首席批评家由该版主编担任，另一特约批评家一般是当地高校的美术史论教师，第三人不固定，常为客串，该版基本不接受外来投稿。严格地说，这些作者的正职是编辑、教师，无一是职业批评家。这样，所谓职业批评家便仅剩专业美术期刊的编辑记者了，但他们的职业，却也是编辑记者，并非专司批评。

所以，“中国没有真正的批评家”之说是个伪命题，但这并不是说，批评界就没有无良媒体的邪恶了，只不过美术批评的社会公害小于无良媒体而已。

哦，不对，我应该说：无良美术批评对社会肌体的祸害，与无良媒体的邪恶有得一拼。


  2010年7-8月，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