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味：金锋获奖彰显谁的悲哀？

闻正

金锋终于获奖了，获得了“第四届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的“年度艺术家”奖，这应该是值得欣慰的事！毕竟金锋那种比较独特的艺术方式，对当代艺术（不仅仅是中国当代艺术）的本体论拓展“可能”具有重要意义，这种可能的重要意义也是我从2005年金锋创作《秦桧夫妇站像》以来，要从艺术史和艺术理论建构的角度给予他持续的深度关注的原因。然而，欣慰之余，一股悲哀又涌上心头！

金锋早在2005年创作《秦桧夫妇站像》时就开始在总体趋向上进行了艺术方式的转型，从以前《我的形象消失过程》为代表的无特定问题针对性的前卫艺术方式（主要是后现代艺术方式），转到以《秦桧夫妇站像》为代表的特定问题针对性的当代艺术方式。这种特定问题针对性的当代艺术方式就是我所说的“问题主义”。之后的5年多时间，金锋大体上以“问题主义”的当代艺术方式创作了大量的作品，如《无字访》、《假如南京长江大桥被炸，桥头堡改造方案》、《一个流产的方案——我叫孙继祥》、《你的灵魂是我的》、《马中欣欣行走的脚底是我的》、《孔子哭了》、《骂艺术》、《关岛宣言》、《马家爵在上海宾阳路》、《仿真警察》、《为老太王小六存档》、《余奇威》、《关于内力与外力的研究方案之一》、《上海仙女商务咨询有限公司形象代言人》、《以拍摄电影的名义》、《“非常地妖”的头像》、《来自上帝的批评》、《公共物品8×4m》、《牛逼》、《忏悔书》、《招牌》和《我感谢你上访白宫》等，比较好的作品有《秦桧夫妇站像》、《孔子哭了》、《马家爵在上海宾阳路》、《以拍摄电影的名义》和《招牌》等，而《秦桧夫妇站像》可以说是其中的经典，其它作品具有一定程度的特定问题针对性，有的作品甚至没有特定问题针对性而滑到后现代艺术方式。而且，金锋艺术方式转型后的创作，从《秦桧夫妇站像》开始就采取了非常规的作品展示和传播方式，主要通过网络媒体及时广泛地与社会各界进行互动，甚至他的某些作品是直接在网上发布或先在民间口头流传而不做常规展览的，如《一个流产的方案——我叫孙继祥》、《你的灵魂是我的》、《马中欣欣行走的脚底是我的》和《马家爵在上海宾阳路》等，这使作品能够及时有效地实现它的社会功能，在公共领域产生了较广泛的影响。这种方式是与金锋艺术强调特定社会文化问题的针对性有关的。

针对金锋那种独特艺术方式的创作，我从当代艺术的“问题主义”特定观念、方法论、语言学等等方面，及时进行了持续的关注。在2005年金锋转型开始创作的《秦桧夫妇站像》在“亚洲交通·当代艺术展”中展出、并遭受政治、社会压力而撤展时，我即写了《我们需要怎样的当代艺术——从金锋的“秦桧夫妇站像”谈起》一文，我当时还是从我所理解的王南溟“批评性艺术”的角度，对其特定社会文化问题的针对性及其方法论的社会科学性质进行了肯定；之后我几乎对金锋创作的所有重要作品以及存在的严重问题都及时给予了批评，撰写了一系列批评文章：《社会学：当代艺术的方法论——从<个展>的“问题作品”》（部分内容）、《针对儒学中国的尖锐提问——评金锋的<孔子哭了>雕塑》、《<骂艺术>：金锋的“后现代主义尾巴”》、《可能性在艺术之外——与金锋谈“批评性艺术”》、《莫让鬼迷心窍——与金锋谈艺术与批评》、《圄于艺术的内部——金锋的<仿真警察>批评》、《金锋在倒退――兼评金锋的<为老太王小六存档>》、《在问题现场“摇摆”——金锋艺术批评》、《去不掉的“尾巴”――评金锋<鲁迅宴请知识界>作品》、《破坏即创造：“艺术连环”之“解”乎？》、《金锋的“症结”――再谈“连环可解也”命题》、《“多元”不是“多杂”――回答金锋（一）》、《批评就是为了批评――回答金锋（二）》、《批评不是为了“利益共同体”――回答金锋（三）》、《本体论超越与当代艺术的可能性——在“3+1展”研讨会上的发言》（部分内容）等等文章，这些文章重在金锋艺术存在的问题的分析，并揭示了金锋艺术超越的可能性方向。金锋也写了许多与我讨论的文章，如《简单说说<无字访>》、《对吴味就我文字所写文章的回答》、《我要说说吴味与南溟了》、《继续与吴味交流》、《也说说吴味的“问题主义艺术”——兼与楚楚、JJ商榷》、《等待吴味的批评（一）》、《英雄主义的吴味，我向你问好！——等待吴味的批评（二）》和《继续说说——等待吴味的批评（三）》等。至于与金锋的网络发帖争论更是不计其数。正是在与金锋的争论以及在与网友的争论（许多由金锋作品引起）中，我在以前的当代艺术的社会科学观念和方法论思考的基础上，提出了当代艺术的“问题主义”理论概念，并且那种争论很大程度上完善了我的“问题主义”当代艺术理论。

除我之外，对金锋的创作写过专门批评文章的只有王南溟、沈其斌和比利安娜·思瑞克（是否还有其他人），王南溟针对金锋的《秦桧夫妇站像》写过一篇《金锋不能撤走秦桧夫妇站像》，从“批评性艺术”的角度肯定了作品；沈其斌为金锋在正大美术馆的个展画册《问题现场·金锋个案》写了《问题之问题——金锋作品读疑》一文，文章质疑了金锋的“问题主义”艺术方式；在同一画册中比利安娜也为金锋写了《金锋——艺术是一种活法，一项缘起于2003年的个案研究》一文，主要是描述金锋艺术及想法，未涉及金锋艺术方式超越性的研究。其他人对金锋只有一些零星的评论，谈不上批评。

我不敢说我对金锋艺术的批评多么有意义，但我以“问题主义”理论对金锋艺术的可能性超越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较深程度的有效解读，却是连金锋自己都不否认的事实，不然，金锋会如此长时间地与我进行创作与理论的互动（包括争论）吗？实际上，我对金锋更多的是批评，比较肯定的作品也很少，这种批评旨在揭示金锋艺术无法进一步做出超越、甚至徘徊乃至倒退的根本原因，这些原因金锋到现在似乎依然存在（当然现在稍好一点），如：艺术的根本思维方式还很大程度地“圄于艺术的内部”；还不能在根本上建立“问题社会学”科学方法论；“中庸”生存智慧对艺术创作的不良影响等等（吴味《在问题现场“摇摆”——金锋艺术批评》），以至于我以为金锋艺术开始转型时创作的经典作品《秦桧夫妇站像》可能是一件带有极大偶然性的歪打正着的“问题主义艺术”作品。所以，我的批评实际上是用“问题主义”理论对金锋艺术可能存在的尚不能完全肯定的超越方向的挖掘，通过排除障碍，以期金锋艺术能够光大那种超越的可能性。尽管金锋不一定完全认可我的批评，但我的批评对金锋艺术的影响是显然的，这从金锋作品及文章越来越明显的“问题主义”倾向可以看出，尽管在我看来依然很不够我的“问题主义”应有的境界。


令我深感悲哀的是，历届“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的几乎所有批评家（王南溟只参加了首届），更不用说第四届那7个评委（黄专、陶咏白、王小箭、何桂彦、陈默、鲍栋和朱青生），对金锋5年多来的明显呈现出艺术方式超越可能性的创作，几乎没有任何理论意义上的批评，甚至连普通意义上的评论都极少，无论是在金锋转型极为艰难（主要是政治风险）的早期、还是社会影响已经较大的后期，都是如此。“第四届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的批评家们现在才给金锋评奖到底是体现了自己批评的前沿还是后卫呢？！这些参加“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的批评家以前都干嘛去了？他们批评的敏锐性、艺术史的眼光、理论的造诣……都到哪里去了？年会不是说“集合了全国重要批评家”、而且还是“老中青三结合”吗？全国那么多“重要批评家”总该有人对“年度艺术家”早一点有所批评的作为吧？金锋的艺术方式又不是现在才冒出来的，我就纳闷：没有前期学术准备，年会是怎样给金锋做学术评奖的呢？而且，更令我深感悲哀的是，直到今天给金锋的获奖评语也是一些表面的话语，毫无艺术理论超越的见识，对金锋在艺术方式上超越的可能性就像睁眼瞎——“金锋作为一个长期坚持探索的艺术家，始终保持着敏感性与批判性，尤其是近年来，他的艺术实践集中体现了当下的文化政治维度，把知识分子的批判立场，与多维的、丰富的艺术语言进行了有效地结合，从而在中国当代艺术系统中拓展了更具公共性的讨论空间。”这到底是金锋的幸运还是悲哀呢？

由此可见，“第四届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对金锋的评奖仍然看的是金锋艺术的一些表面现象（社会影响大等），做的是一些表面文章。这种表面文章无法表现出年会学术的必然性，没有学术的必然性，年会评奖只能是没有学术标准、而又貌似学术的“艺术江湖”功利活动（第一届年会时我就批评了年会没有公正、客观、严谨的评奖学术标准），前几届评选的“年度艺术家”、“年度青年艺术家”、“年度青年批评家”、“年度青年策展人”很多不就是大笑话吗？这样的年会及其评奖有什么学术意义可言？难怪艺术家都如此轻视年会及其评奖。

金锋获奖算是“歪打正着”了，但愿这种“歪打正着”成为“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及其批评家们离开“江湖”、走向真正的学术及其规范的开始。


2010年11月7日星期日于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