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收藏-永安五铢钱范（北魏）】（价格协商）

老渔翁

【文献记载】

1、钱文笔画与穿廓相连以致重合者，曰“接廓”。如“北魏之“永安五株”“永”字下部一撇一捺、“安”字头上宝盖均与穿廓相连重合而为一，北齐“常平五铢”“平”字上横即与穿廓重合，此类现象均属“接廓”或“借廓”。

2、魏五铢阳文铜范，圆角长方形，周边有框，下部有一三角形凸起部分，是为定方位的标志，长110.6，宽72毫米。范中有两个凸起的圆形及浇注槽模。范两行各4枚钱模(一排为钱面，一排为钱背)。面文“五铢”篆书，仿铸无郭五铢钱范，但有所增益，重新增加钱币的轮郭，压“五”右侧，压“铢”字金旁左侧。钱模径22，穿9.6毫米。范背有十字筋，无纪年文字，和东汉钱范同一风格。

3、永安五铢：北魏庄帝永安二年（公元529年），始铸“永安五铢”。后北魏分裂，两魏继续行铸，版别复杂。其中“安”字，借用钱币穿孔边缘组成，给后世篆刻中“借边简笔”提供了范本。

老渔翁

三国时期的文化总论-2

水利工程：

陂：多音字，bei 1, pi 2, po 3,三种读法，在这里是第1种，读杯的音，意思就是池塘。

堨：通假字：堰

渠：不用解释了吧？

三国时期的各种水利设施，以魏国的最多，吴国次之，蜀最少。

魏：

太寿陂（夏侯惇）：魏志夏侯惇传：「复领陈留济阴太守，……时大旱，蝗虫起，惇乃断太寿水作陂，身自负土，率将士劝种稻，民赖其利。」

芍陂（刘馥）魏志刘馥传：「後孙策所置庐江太守李述攻杀扬州刺史严象，庐江梅乾雷给陈兰等聚众数万在江淮间，郡县残破。太祖方有袁绍之难，谓馥可任以东南之事，遂表为扬州刺史。前既受命，单马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於时聚诸生，立学校，广屯田，兴治芍陂及茹陂七门吴塘诸堨以溉稻田，官民有蓄」

茹陂（刘馥）：同上

七门吴塘诸堨（刘馥）：同上

郑陂（郑浑）：魏志郑浑传：「文帝即位，为侍御史，加驸马都尉，迁阳平沛郡二太守。郡界下湿，属水涝，百姓饥乏。浑於萧相二县界兴陂遏，开稻田，郡人皆以为不便。浑日，地势洿下，宜灌溉，终有鱼稻经久之利，此丰民之本也。遂躬率吏民兴立功夫，一冬间皆成。比年大收，顷亩岁增，租入倍常，民赖其利，刻石颂之，号曰郑陂。」

新陂、小弋阳陂（贾逵）：魏志贾逵传：「大军出征，……至谯，以逵为豫州刺史。……外修军旅，内治民事，遏鄢汝造新陂，又断山溜长溪水造小弋阳陂。

戾陵堨车箱渠（刘靖）：水经鲍丘水注载刘靖碑文有云：「魏使持节都督河北道诸军事征北将军建城乡侯沛国刘靖，……使帐下丁鸿督军士千人以嘉平二年立遏於水，导高梁河，造戾陵遏，开车箱渠。其遏表云，高梁河者，出自并州，潞河之别源，时长岸峻固，直截中流，积石笼以为主，遏高一丈，东西长三十丈，南北广七十馀步，依北岸立水门，门广四丈，立水遏长十丈，山水暴发，则乘遏东下，平流守常，则自门北入，灌田岁二千顷，凡所封地百馀万亩。至景元三年，辛酉，诏书以民食转广，陆费不赡，遗谒者樊晨更制水门，限由千顷，刻地四千三百一十六顷出给郡县，改定田五千九百三十顷。水流乘车箱渠自前西北迳昌平，东尽渔阳潞县，凡所润合四五百里，所灌田万有馀顷。

淮阳渠百尺渠及预水南北诸陂和成国渠临晋陂都是国家开的，不知道主办人是WHO了。



吴国有记载的吴作浦里塘毫无功绩，吴志濮阳兴传：「永安三年都尉严密建丹阳湖田作浦里塘，调百官会议，成以为用功多而田不保成，唯兴以为可成。遂会诸兵民就作，功佣之费，不可胜数，士卒死亡，或自贼杀，百姓大怨之。」吴志陆凯传：「建衡元年，疾病，昭遣中书令董朝问所欲言，凯陈……奚熙小吏，建起浦里田，欢复严密故迹，亦不可听。……」



蜀国，吃吃李冰的老家底而已。



货币

三国时期由于战争的关系，汉朝稳定的货币政策以及象征政府尊严的汉五铢钱的形象受到了空前的破坏。同时由于经济衰退的影响，甚至出现了历史性的倒退。货币逐渐的退出历史舞台，转而出现更原始的贸易方式：以物易物。同时，某些更具有一般等价性的物品成为了三国时期的货币，例如谷物，丝帛甚至是奴隶人口。

实际上，在东汉和三国时期，中国采用的仍然是金本位制，五铢钱只是货币的总称，例如现在说的“人民币”的概念。实际上在当时流通的不仅是铜制的五铢钱，而且还有金/银的五铢钱，并且还有体形超大的外圆内方的钱币，只不过一般不参与流通。只作为库存或者封赏时候使用。

在当时情况下，人们既没有想出采用纸币的方法，同时，在早期也没有其他的物资可以代替汉五铢钱的牢固地位，虽然这种牢固的地位在后来被完全破坏掉了。为了解决货币不足的问题，各路军阀采用了两种偷工减料的办法。一种是用更少的铜制作五铢钱，我们知道，“铢”实际上是中国的一个重量单位，所谓五铢钱，就是说该钱币有五铢那么重，后来董卓砸掉洛阳金人（铜的）就是为了铸造自己的五铢钱，但实际上分量并没有五铢，只是当作五铢钱来用罢了。而第二种方法就是铸造大钱，在蜀和吴都采用过，利用比五铢更多的铜料，铸造一种全新的货币，在上面铸上“当百”“当五百”就行了。意思就是这种新钱币一枚等于原来的100个五铢钱，或者是500个。蜀先铸“蜀五铢”后又铸“太平百钱”、“直百五铢”、“直百”“定平一百”等钱。吴除沿用“五铢”外，还沿用新莽的“大泉五十”，并铸造了“大泉五百”、“大泉当千”、“大泉二千”、“大泉五千”等。

吴志孙权传嘉禾五年：「春，铸大钱一当五百，诏使吏民输铜，计铜畀值，设盗铸之科。」吴志朱据传：「嘉禾中始铸大钱，一当五百。後据部曲应受三万缗，工王遂诈而受之，典校吕懿疑据实取；考问主者，死於杖下。」通典食货志：「吴孙权嘉平（平乃禾之譌）五年，铸大钱一当五百，文曰大泉五百径一寸三分，重十二铢。」吴志孙权传赤乌元年：「春，铸当千大钱。」通典企货典：「赤乌元年铸一当千大钱，径一寸四分，重十六铢。」

传统的看法认为，“大泉五十”是新莽的货币，东吴仅是沿用而已。但后来证明镇江地区出土的“大泉五十”特别厚重，与北方所出之莽钱“大泉五十”有明显的差异，不可同日而语。吴除沿用外，也曾铸造过“大泉五十”的推断，颇为合理。再如，过去一般把“大平百钱”谈作“太平百钱”。并归入蜀钱，“直百”系列。前贤对此早有疑义。近年，镇江刘建国、高岚先生在《三国吴钱初探》一文中引《骈雅训篡五。释名称》：“古人太字多不加点，后人加点，以别小大之大”之后指出：“看来，称此钱首字为“大”，实属后人的臆测，遂以“平太”二字；或附合于帝王年号（吴孙亮），或认为与宗教、厌胜有涉。实则首字即“大”字。大者，大泉也；平者，源出于“一刀平五千”的平字，意同“直”，同“当”如是，则“大平百钱”、“大平五百”应即是大泉（钱）平（当）一百和大泉平五百的意思。若按其特征分类，它们亦可归属大泉系列钱的范畴，或者说大泉系列钱的异文钱。这是很有见地的。

魏五铢阳文铜范，圆角长方形，周边有框，下部有一三角形凸起部分，是为定方位的标志，长110.6，宽72毫米。范中有两个凸起的圆形及浇注槽模。范两行各4枚钱模(一排为钱面，一排为钱背)。面文“五铢”篆书，仿铸无郭五铢钱范，但有所增益，重新增加钱币的轮郭，压“五”右侧，压“铢”字金旁左侧。钱模径22，穿9.6毫米。范背有十字筋，无纪年文字，和东汉钱范同一风格。

显然曹魏五铢阳文铜范是在东汉末年铸无郭五铢钱范的基础上，有所增益而成，它继承了东汉时期五株钱范的形制，又有自己的新型制。东汉末期货币减重，曹魏五铢是在一个特殊时期重新调整的货币。

东汉末年，经董卓之乱，逐渐形成了豪强割据势力的大混战，使人民遭到空前的洗劫。社会生产力一度遭到极大破坏，社会经济崩溃。据文献记载，董卓于初平元年(公元l90年)二月，乃徒天子都长安，焚洛阳宫室，悉发掘陵墓，取宝物……悉推破铜人，虏钟及坏五铢钱，更铸为小钱，大五分，无文章，肉好无轮郭，不磨滤，于是货轻而物重，谷一斗至数十万，自是后钱货不行。这种“钱货不行”的局面当是指某些地区而言。兴平元年(公元l95年)长安城中谷价一斛五十万，豆麦二十万。由此可见东汉五铢钱和董卓小钱还在使用。但是董卓铸行劣质钱，破坏了东汉的货币制度。据彭信威先生考证，董卓这一破坏性举措,大约销毁掉东汉末年全国货币总量的五分之一(主要指五铢的总数量)，其影响是巨大的。这时曹操打起了“兴义民，诛暴乱”的旗帜，采取“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策略，用武力消灭豪强割据势力，南征北战，东讨西伐，逐步统一了北部中国，形成了魏、蜀、吴三方割据形势，这对东汉末年的大丧乱来说，无疑是一个喘息的时期，这时三方立国各有所本，割据之初无不先筹经济，故能裕国而瞻军。

建安九年(公元204年)曹操击败袁绍父子后，在经济领域里进行了大力整顿，调整税赋，恢复了盐铁官营，抑制豪强兼并，使当时黄河流域的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曹操十分重视恢复农业生产，由于很快解决了当时最迫切的粮食问题，社会局势趋于稳定。一些有识之士也在讨论铸行新币问题。荀攸主张恢复五铢钱，“官之所争者谷也，牛马之禁，不待出百里之外，彼于钱取之于左，用之于右，贸迁有无，用而迫之，海内一家，何患焉”。“钱实便于事用，民乐行之，禁之难，今开难令绝便事，禁民所乐，不茂矣。”他反对把民间所藏的五铢钱收集起来运到京师用，认为如果五铢不多，政府可以补铸。曹操任丞相后，着手进行经济改革，整顿币制，“罢董卓小钱，还用五铢。随着当时的商品经济恢复利用原有的铸钱设备，将罢掉的董卓小钱销熔，新铸曹魏五铢钱和原有的五铢钱同时使用，当为情理之中的事情。建安十九年，刘备也始铸新币。由此可知，在三国鼎立以前，曹魏和蜀汉先后确立了自己的货币体系，孙权则于嘉禾五年(公元236年)始铸大泉五百。曹魏行五铢体系，蜀行直百体系，孙吴行大泉体系。蜀汉是否铸行过五铢钱?从考古发掘资料看，在三国时期的墓葬中尚未发现一枚蜀五铢。而孙吴铸大泉，则完全脱离了五铢钱体系，是十分明显的。根据文献记载三国时期的赏赐及金银使用情况，也可窥其货币使用情况。建安年中，曹操对臣下的赏赐以谷帛、金银、珠玉、宝物及钱币为主。如毛玠卒，“太祖赐棺器钱币”。杨修卒“太祖赐杨彪钱六十万与其它物品”，糜竺“祖世僮客万人，赀产钜亿，竺进妹与先主为夫人，奴客二千，金银货币以助军资。刘备攻取成都后，“赐飞及诸葛亮、法正、关羽金各五百斤，银千斤，钱五千万，帛千匹。”上述记载说明三国时期金银、货币仍在行用。汉五铢钱虽然在名义上在各地继续流通，但是，实际上由于流通的五铢钱数量仍然很少，就牵扯到其他的一般等价物交易形式了。当时，在这三个国家可以自由交换的一般等价物还包括了：丝帛/马匹/蜀锦（蜀锦和丝帛有区别，请注意）/盐/谷物等。

魏志曹洪传注引魏略：「文帝在东宫，当从洪贷绢百匹，洪不称意。」

魏志田豫传注引魏略：「豫罢官归居魏县，……汝南为具资数千匹，遣人饷豫，豫一不受。」资下，太平御览八百十七引有绢相字。

魏志夏侯尚传注引魏略：「护军总统诸将，任武官选举，前後当此官者，不能止货赂，故蒋济为护军时，有谣言，欲求牙门，当得千匹，百人督五百匹。」

魏志胡质传注引晋阳秋：「质之为荆州也，威（质子）自京都省之，…．：告归，临辞，质赐其绢一匹为道路粮。」

全三国文卷四十载毋丘俭报弟书：「今别致绢二百匹，可以供送葬之事。」

吴志孙皓传凤皇元年注引江表传谓何定：「又使诸将各上好犬，皆千里远求，一犬至直数千匹。」

吴志锺离牧传注引会稽典录：「又揭阳县贼率曾夏等数千人，历十馀年，以侯爵杂缯千匹下书购募，绝不可得。」

吴志全琮传：「柔（珠父）当使琮赍米数千斛到吴，有所市易，珠至，皆散用，空船而还。」

吴志朱桓传：「赤乌元年卒，…家无馀财，权赐盐五千斛以周丧事。」

我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金属/贵金属货币丧失一般等价物地位，而日用品成为一般等价物的趋势抬头主要是前面说过的两个问题。一个是在战乱的情况下，金属货币在人心目中作用降低，毕竟在当时，身边有100个五铢钱和有价值100个五铢钱的谷子，心情是不一样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各国所发行的货币种类参差不齐，质量有好有坏。假如你是一个商人，从蜀国出发，打算在其他国家卖掉自己的蜀锦，到了魏，东西是卖出去了，可是人家给了你1万个董卓的缺斤短两的五铢钱，你怎么办？你自认倒霉，把这1万个董五铢花了，买了4头牛，贩卖到吴国（这个例子不好，呵呵。当时牛的买卖是违法的，会杀头……汗）等你到了吴国，买牛的人排成队，按道理说，你转手应该能赚一倍的价钱，也就是两万。可是你到手的钱哪？就是吴国4个“大泉五千”。呵呵，这四个大钱你还不敢不接受，不拿就是“对抗政府！”也是杀头的罪过。拿了哪？等回到自己的蜀国，也根本花不出去。

事情就是这样，所以当时的最流通的一般等价物就是丝帛，如果你1头牛要人家10匹丝帛的花，回了蜀，起码能拿这40匹丝帛再织成蜀锦，继续进行你的交易。

当然，三国时期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决不是我举例子里面说到的那个物价水平。



工商业

三国时期的工商业实在是乏善可陈。毕竟，全部精力都放在打仗上面。经济建设和发展就变成退而求其次的事情了。在那个时候，三个国家之间根本上没有什么象样的贸易。大多是小额贸易（私人经营）而国家控制的互市/互易除了在某几个年头是存在的以外，基本上都是停滞的。

三国时期比较能拿的出手的几个工商业项目也就是盐铁，织造，造船和蜀锦，还有就是一些国际贸易了。其他的，吴还有珍珠交易。

盐：

三国时期的盐，总共是3种：海盐，池盐，井盐。

海盐好理解。魏，吴都有。

池盐是魏国在当时的武威，酒泉所做的盐池，实际上就是如今的甘肃青海的盐。

魏志徐邈传：「河右少雨，常苦乏谷，邈上修武威酒泉盐池以收虏谷。」

井盐是蜀的特产了，尤其以自贡地区的最为出名。

文选左思蜀都赋：「家有盐泉之井」

当时的三种盐都是官盐，私盐并存。原因有二，其一是官家主要精力在战争上，管不了这么多事情；其二是由于人口的减少，实际上盐的消耗量比汉代小了很多。魏和吴都有专门的盐官，但是只是负责买卖并不负责生产。

值得一提的是蜀的井盐。为什么哪？实际上井盐是当时质量最好的盐了。海盐和池盐的杂质比较多且成分复杂。虽然主要成分是Nacl，但是实际上，味道并不怎么样。酸，苦，涩俱全。但是蜀的井盐在当时的生产水平下完全不含杂质。是质量最上乘的盐。四川天府之国确非过誉。

井盐的开采过程是开井50-200米，采卤水，井盐的卤水主要是2种，黄卤和黑卤，如果真是拿这2种卤炼制的话，出来的结晶其实根本不能吃。为什么哪？因为根本就不是盐nacl. 黄卤是一种硫酸盐，而黑卤是一种Na盐，我记得不太清楚了，基本上是一种置换反应，置换出来的是NaCl和硫酸盐，接着，按照当时的做法是用豆浆的大分子沉淀作用使硫酸盐形成絮状沉淀，然后利用火井（天然气，蜀地同样盛产）熬制出盐结晶。不过当时的人们似乎并不掌握子母盐的工艺。所谓子母盐就是用已有的盐晶体促进过饱和溶液的结晶。

当时的蜀井盐是另外一种流通的一般等价物。只不过，在当时盐的储存不便，所以并不象丝帛那么流行。



铁：

中国人古代经常把盐和铁一起说，叫盐铁盐铁的。盖因为盐铁经常是由同一个官员所掌控的。

蜀志王连传：「迁司盐校尉，较盐铁之利，利入甚多，有裨国有。」

蜀志吕义传：「初先主定益州，置盐府校尉，较盐铁之利。」

魏志王修传注引魏略：「修为司金中即将，陈黄白异议……魏志韩暨传：「徒监冶谒者，……在职七年，器用充实，制书褒叹，就加司金都尉，班亚九卿。」蜀志张裔传：「先主以裔为巴郡太守，还为司金中郎将，典作农战之器。」

通过上面的例子，大家已经看出来，蜀和魏都有专门的官员负责盐铁的买卖和生产。但是吴是个比较特殊的例子，吴国并没有专门的盐铁官员。因为和蜀还有山越（当时的少数民族和逃亡到山野的汉人总称，呵呵，在现在的湖南一带。）都有铁的贸易，而且，在当时吴所控制的地区并没有大的铁产地。所以吴国也就没设有专门的官员了。而当时山越很多自炼钢铁，出售给吴换取衣服和日用品。吴志诸葛恪传：「山谷万里，其幽邃民人，未尝入城邑对长吏，皆仗兵野逸，白首於林莽，逋亡宿恶，成共逃窜，山出铜铁，自铸甲兵。……」

三国时期的铁实际上并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如果只是做做锄头什么的农具，似乎用不了很多。但是如果是为了战争准备，做起刀枪剑戟什么的，好象就不够用了，更遑论做铠甲。实际上大家在电视里看到的“三国演义”电视剧比《三国演义》小说还假。因为当时的技术和工艺水平制造不出那样的铠甲，而且当时的士兵所着的大多是牛皮甲而已。因为铁的匮乏，魏从曹操开始就制订了用铁抵刑罚的规定：文献通卷刑考三：「魏武帝既建魏国，乃定甲子科，犯钺。左右趾者，易以斗械，是时乏铁，故易以木焉。



织造业

首先澄清大家一个观点。当时所谓的织造业，其原料并不是棉花或者木棉。因为当时这2种东西还都没有传入中国。所谓丝织业是指当时的蚕丝业以及麻葛织造业。中国人普通人当时穿的并不是棉布，而是麻葛质地的衣服。

吴志蒋钦传：「权尝入其堂内，母疏帐缥被，妻妾布裙，权叹其在贵守约，却敕御府为母作锦被，改易帷帐，妻妾衣服悉皆锦绣。」

吴：

吴国的织造业在当时是最不发达的。关于此问题，本人也一直没有想明白。因为吴所在的地理位置应该是中国织造业最发达且地理条件最好的地区。但是当时吴的情况是，真正的丝绸织造业并不发达，而麻和葛的织造业在江南就很普遍。

全三国文卷六载魏文帝诏有云：「夫珍玩必中国，……未闻衣布服葛也。」

因为吴的织造业不发达，因此有了下面的记述：

吴志华窍传载窍疏有云：「今吏士之家，少无子女，多者三四，少者一二。通令户有一女，十万家则十万人。人织绩一岁一束，则十万束矣。使四疆之内，同心戮力，数年之间，布帛必积。恣民五色，惟所服用，但禁绮绣无益之饰，……此救乏之上务，富国之本业也。」

而麻葛的记述则比较详细：

文帝（此文帝是曹丕）诏，既嗤江东之衣布服葛，复谓「江东为葛，宁可比罗纨绮縠？」後汉书独行传陆续：「陆续字智初，会稽吴人也，世为族姓，祖父闳，字子春，建武中为尚书令，美姿貌，喜著越布单衣，光武见而好之，自是常敕会稽郡献越布。」後汉书后妃明德马皇后：「及帝崩，肃宗即位，尊后曰皇太后，诸贵人当徙居南宫，太后感析别之怀，各赐王赤绶，加安车驷马，白越三千端，杂帛二千匹，黄金十斤。」

蜀：

关于蜀的织造业，应该说是3个国家里最强的。原因有2，第一是受战争影响小，第二是蜀锦的染色技术比较高。

後汉书方术左慈传：「操恐其近即所取，因曰，吾前遣人到蜀买锦，可过敕使者增市二端。」

吴志孙权传注引吴历：「蜀致马二百匹，锦千端，及方物。」

蜀志先主传注引典略：「备遣军谋掾韩冉赉书吊，并贡锦布。」

全三国文卷六十六载张温表：「刘禅送臣温熟锦五端。」

左思蜀郡赋有云：「百室离房，机杼相和，贝锦斐成，濯色江波，黄润比筒，籝金所过。」

蜀灭亡以后，王宫里面最多的就是蜀锦和各种绫罗绸缎。

而蜀的蜀锦质量之好是各国所公认的。文帝诏曰：「前後每得蜀锦，殊不相似，比适可讶，而鲜卑尚复不爱也。自吾所织如意虎头连璧锦，亦有金薄，蜀薄来至洛邑，皆下恶，是为下工之物皆有虚名。」

蜀国最后的对外贸易最大宗的部分实际上也是靠蜀锦维持的。虽然是高档消费品，但是各国都有需求。

魏：

魏值得一提的大概也只有上党的麻织业。

曹植表日：「欲遣人到邺市上党布五十匹作车上小帐帷，谒者不许。」所谓谒者是指曹丕派到自己封王的各个兄弟身边监视的人，全称是监国谒者。

当时的麻织品虽然数量最大，但价值最低。“上麻二十二斤，下麻三十大斤，当绢一匹”。



造船业：

造船业当然是吴最发达，吴亡时，官有舟船达五千馀艘，吴志孙皓传注引晋阳秋：「濬收其图籍，……舟船五千馀艘，……」民众之间的舟船数量之大当然可想而知。建安郡盖有一大船厂，故罪人辄谪至建安造船。吴志孙皓传凤皇三年：「会稽妖言章安侯奋当为天子，临海太守奚熙与会稽太守郭诞书，非论国政，诞但白熙书，不白妖言，送付建安作船。」吴志张紘传：「子玄官至南郡太守，尚书。玄子尚，孙皓时为侍郎，……送建安作船，久之，又就加诛。」

吴的造船业是比较N的，当时吴制造的海船向北可以到达东三省（支援公孙渊），向南最远应该是到达过印度。吴志薛综传载综疏：「田户之租赋，裁取供办，贵致远珍，名珠、香药、象牙、犀角、玳瑁、珊瑚、琉璃、鹦鹉、翡翠、孔雀，奇物充备宝玩，不必仰其赋入以益中国也。」吴志士燮传：「燮每遣使诣权，致杂香细葛辄以千数，明珠、大贝、流离、翡翠、玳瑁、犀象之珍，奇物异果，蕉邪、龙眼之属，无岁不至。」吴志孙休传永安五年，「是岁使察战到交趾调孔雀、大猪。」

魏和蜀同样也有造船业，但大多是为了战争需要。例如，诸葛村夫造的木牛流马里面的流马实际上就是在现在的汉水上运送粮食的一种小船，而不是什么神话的运输工具。

魏国虽然也大规模造的龙舟楼船，也只不过是为了战争的需要。魏志文帝纪黄初五年：「八月，为水军；亲御龙舟，循蔡颖，浮准，幸寿春。」魏志明帝纪景初元年：「诏青兖幽冀四州大作海船。」（伐公孙渊用）

吴国当时已经开始开发南海珍珠。从上面的注释里应该可以看的到。只不过限于当时的能力，开采能力有限罢了。



财政情况和人民生活

三国时期的财政仍然是象该时期的一切问题一样，都是围绕着战争的主线展开的。国家的财政情况的好坏也影响着战争的进展。想想也能明白，没钱谁给你玩命？

所谓钱粮钱粮，古代的财政归根到底就是这2个字。在钱上头，中国贵州的铜矿还未被发现。当时人们所知道的铜矿主要是：蜀：铜山（具体地址无考），吴：武昌铜绿山（今湖北大冶县），魏：山西（书中只提到‘晋’，地址无考）。且开采以及炼制技术的落后也造成了拙作前文货币一章中提到的以实物代替货币的情况。



钱：

当时的钱的来源，各国都差不多，主要是：关税，罚金和“国有企业”以及“国营市场”关税和罚金比较好理解，“国有企业”和“国营市场”是指当时由国家创办的屯田（主要是军屯），南北互市，盐酒专卖（铁是造兵器和农具的，必须由政府统一调配）以及随军队一起流动四方的军市。

魏志文帝纪延康元年二月注：「魏书载庚戌令曰，关津所以通商旅，池苑所以御荒灾，设禁重税，非所以便民，其除池籞之禁，轻关津之税皆复什一」

吴志诸葛恪传：「格更拜太傅，於是罢视听，息校官，原逋责，除关税，事崇恩泽，众莫不悦。」

魏志高柔传：「校事刘慈等，自黄初数年之间举吏民奸罪以万数，柔皆请惩虚实，其馀小小挂法者，不过罚金。」

魏志明帝纪太和四年：「冬十月，……庚申，令罪非殊死听赎各有差。」



当时三个国家所控制的少数民族地区，虽然在名义上也有交纳税赋的义务，但实际上并没有建立成系统的流官以及象东汉时期的西域都护府那样的长设政府办公机构。因此，在纳税的问题上，一直是比较放任自流的态势。3个国家自己的仗都打不完，谁也没有精力去经略边疆的蛮族。所以一直以来采用的是比较怀柔的政策。有时候迫不得已要些纳贡，但也是极少的情况：

魏志郭准传：「（太和）五年，蜀出卤城，是时陇右无谷，议欲关中大运，淮以威恩抚循羌胡，家使出谷，平其输调，军食足用。」

魏志牵招传：「又表复乌丸五百馀家租调，使备鞍马。」

北堂书钞一百四引晋中兴书：「初宣王在关中，与氐羌破铁券，约不役使。」

少数民族基本上不缴纳税赋，只是定期的向各自承认的中央政府象征性的进贡而已。再有就是用马匹和汉族交换一些生活必需品和奢侈的消费品。

真正从少数民族手里得到实惠的，也是靠和蛮族打仗得来的，这里恐怕还得说是万众景仰的诸葛村夫得了些实惠：

蜀志诸葛亮传：「三年春亮率众南征，其秋悉平，军资所出，国以富饶。」

蜀志李恢传：「南土平定，恢军功居多，封汉兴亭侯，加安汉将军。後军还，南夷复叛，杀害守将，恢身往扑讨，鉏尽恶类，从其豪帅於成都，赋出叟濮耕牛战马金银犀革，充继军资，於时费用不乏」。

至于钱的出处，一般来说是赏赐，抚恤以及官员的月薪。

吴志朱据传：「数月，典军刘助觉言王遂所取，权大感悟，曰，朱据见枉，况吏民乎？乃穷治壹罪，赏助百万。」

魏志文帝纪延康元年二月注引魏书：「辛亥，赐诸侯王将相已下，大将粟万斛帛千匹，金银各有差等。」

魏志张辽传：「文帝即王位，转前将军。」注引魏书：「王阳辽帛千匹，谷万斛。」

魏志明帝纪青龙三年注引魏略载张茂谏帝书有云：「且军师在外，数千万人，一日之费，非徒千金，举天下之赋以奉此役，犹将不给，况很有宫庭非员无录之女，椒房母后之家，赏赐横兴，内外交引，其费半军。」

魏志三少帝纪齐王芳正始元年：「八月车驾巡省洛阳界秋稼，赐高年力田各有差。」

魏志三少帝纪齐王芳正始四年：「春正月，帝加元服，赐群臣各有差。」

魏志三少帝纪齐王芳正始五年：「五月癸已，讲尚书经通，使太常以太宰祠孔子於辟雍，以颜渊配，赐太博大将军及侍讲者各有差。」

魏志三少帝纪高贵乡公髦正元元年：「命有司论废立定策之功，封爵、增邑、进位、班赐各有差。」

晋书景帝纪谓魏高贵乡公赐司马师「钱五百万，帛五千匹。」

蜀志後主传：「复主学家东迁，既至洛阳，策命之曰，……公其只服朕命，克广德心，以终乃显烈。食邑万户，赐绢万匹，取婢百人，他物称是。」

魏志满宠传：「诏曰，君典兵在外，专心忧公，有行父祭遵之风，赐田十顷，谷五百斛，钱二十万，以明清忠俭约之节焉。」

魏志崔林传：「龟兹王遣侍子来朝，朝廷嘉其远至，褒赏其王甚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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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货币基础知识 - 三、关于钱文、钱文书法及文字

【钱文】 亦称“面文”，泛指钱面所铸文字。如“半两”、“五铢”、“开元通宝”、 “太平通宝”、“咸丰元宝”等，均为“钱文”或“面文”。

【背文】 钱背的文字，包括符号、图纹及标记等统称“背文”。如记地“浙”、记值“当十”、记年“六”、吉语“天下太平”等，单见图纹、符号亦可用“背纹”称之。

【重文】 因浇铸时钱范错位或移动，致使钱文出现错移、交叉，使二字现出四字、四字变成六字、八字等均叫“重文”，亦称“复文”、“重筑”。如“五铼”平行迭现双“五”双“铢”，或交叉出现两个“五铢”等，均谓“重文”。

【传形】 指钱文左右二字传动易位。如“半两”铸成“大泉五十”铸为“大泉十五”等，亦叫“反文”。另有位置未变但钱文反书者，亦称“传形”或“反字”。

【直读】 面文四字按“上、下、右、左”顺序释读叫“直读”。如“乾隆通宝”直读，即为先上下、后右左；倘非“直读”即可能误读成“乾通隆宝”。一般“通宝”钱多为直读。旧谱称“对读”欠准，因上下可“对读”、左右亦可“对读”，不如“直读”之直观明快。

【旋读】 面文四字按“上、右、下、左”序读犹时针之旋转曰“旋读”。如宋“祥符元宝”必旋读，如直读便成“祥元符宝”而使人诧异。一般“元宝”钱多旋读，可能取“元”与“圆”相通意。

【顺读】 亦称“横读”。指“半两”、“五铢”等二字横书钱自右向左读。按传统书法历来以自右向左为顺势，故谓“顺读”。

【环读】 先秦环钱如“共屯赤金”、“重一两十二珠'等，其面文依穿孔圆势作环形书写，首尾相撞，故其文必按环形布局一一读出，是谓“环读”。辽代冥钱“清宁二年”亦作“环读”。

【大篆】 春秋战国间主要为秦国使用的一种文体，包含甲骨文、金文、籀（音宙）文以及六国行用的类似文字。大篆结构繁杂，笔画重叠，变化无定，故较难辨识。秦以前所有刀、布、环钱及蚁鼻钱之面文，多属大篆字体。如六字刀、三孔布之文字。

【小篆】 秦统一中国后据丞相李斯（书法家）意见整顿文字，对大篆书体进行简化，并使文字形体统一，笔画匀整，是谓“小篆”，亦称“秦篆”。秦汉、六朝以至于隋，“半两”及“五铼钱系”的各种钱文多系小篆书体。

【悬针篆】 小篆的一种变体。特征为竖笔下端出现锋芒，仿佛悬挂着的针尖，故名“悬针篆”。如新莽的货泉、布泉以及货布等钱文，均属悬针篆。

【玉筯篆】 小篆的一种。凡笔画纤柔匀称、结构工整、字形特别优美典雅者，即可称“玉筋篆”。如六朝北周布泉、五行大布以及金代泰和重宝之文体，即为玉筋篆。

【九叠篆】 篆书之一种。多见于印章刻写。笔画折叠堆砌，均匀对称；折叠多少依笔画繁简而定，称“九叠”乃指其多。九叠篆盛行于宋、元，故北宋“皇宋通宝”可见九叠篆钱文，宋元宝钞上亦常见之。

【隶书】 由小篆进一步简化而变得更便书写的字体，其笔势由圆转变方折、改象形为笔画。初为官府衙门文书——隶进行记录的文字，遂称之“隶书”。虽出现于汉魏，但广泛用于钱文却从唐“开元通宝”始。此后五代十国而至北宋，钱文多半为隶书。

【八分书】 隶书之别称。魏晋时已出现楷书，为有别于篆体，人们沿袭先例仍称之为“隶书”，为与汉代有波折的隶书相区别，遂将汉隶称“八分书”。“八分”者，言其“字方八分”，又似“八字分散”，其笔势如八字“左右分布相背然也”。故旧谱释开元、乾元等钱文“字八分”，即为隶书意。

【真书】 又称“楷书”。指简省隶书波折、笔画平直、字形方正的现行书体。自南宋宁宗庆元间铸“庆元通宝”纯用真书后，元、明、清各代钱文均以真书为主。如元“至大通宝”、明“洪武通宝”、清“顺洽通宝”等，均为真书面文。偶尔出现的其它文体仅为特例，如蒙文“大元通宝”、老满文“天命汗钱”及篆书“永历通宝”、“昭武通宝”等。

【瘦金体】 宋徽宗赵佶独创的一种书体，自称“瘦金书”。以楷书为本，笔画俊逸挺拔，挥洒自如，不拘一格，刚健有力，故有“铁划银钩”之称，或谓“铁线书”。徽宗亲书之“大观通宝”、“崇宁通宝”均为瘦金体钱文之杰出代表。金“大定通宝”等亦仿瘦金体风格。

【三体书】 同一钱文以三种书体题写后浇铸的三种钱，形制特征与对钱类似。如宋太宗手书之“淳化元宝”、“至道元宝”，均有真、行、草三种书体面文，俗称“三体书”钱。

【御书钱 】 钱文由皇帝亲笔题写的钱称“御书钱”。如宋太宗赵光义所书“淳化元宝”，宋徽宗瘦金体“大观通宝”等，均为“御书钱”。所书文字又俗称“御笔”。

【左挑】 一般指隶书钱文中“元”字第二笔的起势，若起笔向上挑起成“└”状的为“左挑”。如起笔不挑而收笔挑起如“┘”状者为“右挑”。如“开元通宝”之“元”即有左挑、右挑之别，亦有“双挑”或不挑的，均属稀品。

【缩水】 钱文中有三点水旁（氵）的字，其三点靠得很近，仿佛收缩起来似的，俗称“缩水”。如“淳化元宝”中即有“淳”字三点水缩得很紧的钱，通称“缩水淳化”。

【点建】 钱文中建字旁“廴”上出现一点、形态近似走之如“辶”字，即称“点建”。南宋“建炎通宝”中即有“点建”钱。多系制作中偶尔错写或漏铜所至，故甚希罕。

【隐起文】 钱文因浇铸不匀致笔画高低不平，低处“隐”没，高处突“起”，遂称“隐起文”。如“嗣统通宝”中即有典型隐起文者。

【聚头】钱文四字底部均朝向穿孔，此现象俗称“聚头”。以厌胜钱文多见。如八卦钱等。

【并脚】 钱文四字头部均朝向穿孔，此现象俗称“并脚”。如越南“明命通宝”之“美号钱”中即有“亲若长幼”等背文均为并脚。

【倒书】 钱文中有一二字倒写，或面文正书、背文倒写者，均称“倒书”。此例在背文或合背钱中较多见。如“天朝通宝”背文倒“永”、“光绪通宝”合背钱倒书等。

【接廓】 钱文笔画与穿廓相连以致重合者，曰“接廓”。如“北魏之“永安五株”“永”字下部一撇一捺、“安”字头上宝盖均与穿廓相连重合而为一，北齐“常平五铢”“平”字上横即与穿廓重合，此类现象均属“接廓”或“借廓”。

【离廓】 钱文不与穿廓相连。而且离得较远者，曰“离廓”。如元代“元统元宝”小钱即为典型之“离廓”。

【寄廓】 或曰“挤廓”，指面文与穿廓挤靠得很紧者。如刘蜀“直百五铢”，元蒙文“大德通宝”，汉文“天历元宝”等均属寄廓钱。

【年号钱】 面文铸帝王年号的钱。东晋十六国成汉李寿汉兴年间所铸“汉兴”钱为我国最早之年号钱。其后如唐“乾封泉宝”、宋“宣和通宝”、明“永乐通宝”直至清末“宣统通宝”等，均系“年号钱”。

【国号钱】 面文铸有国号的钱。自战国时期“东周”布、“齐法化”刀直至五代十国的“大齐通宝”、“唐国通宝”，以及此后南宋的“大宋元宝”、蒙文“大元通宝'，南明的“大明通宝”等，均为“国号钱”。

【国号年号钱】 集国号、年号于一体的钱。如东晋十六国夏赫连勃勃真兴年间所铸“大夏真兴”钱。其后辽天祚帝天庆年间铸“大辽天庆”，及至清咸丰年间宝福局所铸“大清咸丰通宝”，均为国号年号并铸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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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安县出土北魏永安五铢钱
金 玉

　　农安县出土北魏永安五铢钱为铜质，属于方孔圆钱，直径2.4厘米，阳文篆书直读“永安五铢”，为北魏孝庄永安二年（公元529年）所铸的年号钱。北魏永安五铢钱出土地点位于农安县新农乡欢喜岭。

　　永安的年号是为了纪念北魏权臣尔朱荣平定六镇葛荣起义军而定，“九月乙丑，诏太尉公、上党王天穆讨葛荣，次于朝歌之南。己巳，以征东将军、齐州刺史元欣为沛郡王。壬申，柱国大将军尔朱荣率骑七万讨葛荣于滏口，破擒之，余众悉降。冀、定、沧、瀛、殷五州平。乙亥，以平葛荣，大赦天下，改为永安元年。辛巳，以柱国大将军、太原王尔朱荣为大丞相、都督河北畿外诸军事，以荣子平昌郡开国公文殊、昌乐郡公文畅并进爵为王，以司徒公杨椿为太保，城阳王徽为司徒（《魏书·孝庄本纪》）。”从此尔朱荣不仅控制朝廷，而且得到了专制河北的大权。《魏书·孝庄本纪》：“（永安二年）八月庚戌朔，诏诸有公私债负，一钱以上巨万以还，悉皆禁断，不得征责。”可知，由于镇压葛荣以及随后发生的河北邢杲所率流民起义消耗了北魏的大量财物，尔朱荣控制的朝廷开始收缩银根。东北师范大学考古学博士张爽认为，“永安五铢”应该是为解决财政困难发行的货币，此时的北魏已经是农民起义不断、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永安五铢”的发行量可能很少，同时自从东汉末年董卓毁五铢造小钱开始，五铢钱作为货币在魏晋南北朝就很少使用了。由于战乱频繁，当时的商业受到很大冲击，自然经济占有绝对的统治地位，实物货币如谷物、布帛成为当时中国流通的主要货币。

　　那么北魏永安五铢钱是怎样流落到当时尚处在蛮荒之地的东北呢？吉林大学考古学博士薛海波认为，农安位于今东北中部，属于当时东北少数民族勿吉控制，据《魏书·勿吉传》载“勿吉国，在高句丽北，旧肃慎国也。邑落各自有长，不相总一。其人劲悍，于东夷最强，言语独异。常轻豆莫娄等国，诸国亦患之。去洛五千里。自和龙北二百余里有善玉山，山北行十三日至祁黎山；又北行七日至如洛环水，水广里余；又北行十五日至太鲁水；又东北行十八日到其国。国有大水，阔三里余，名速末水。其地下湿，筑城穴居，屋形似冢，开口于上，以梯出入。其国无牛，有车马，佃则偶耕，车则步推。有粟及麦穄，菜则有葵。水气醎凝，盐生树上，亦有盐池。多猪无羊。嚼米酝酒，饮能至醉。自此迄于正光，贡使相寻。尔后，中国纷扰，颇或不至。兴和二年六月，遣使石久云等贡方物，至于武定不绝。”可知勿吉社会经济是以农业为主，甚至看不出有商业的存在。“永安五铢”通过商业途径流入勿吉可能性很小。兴和、武定是东魏孝静帝的年号，兴和二年为公元540年，武定是543至550年。如果在当时永安五铢能够流入今农安地区，只能是归咎于兴和二年至武定年间的朝贡活动。当然也不排除后世流入农安的可能性。

开门，楼主什么价格可以出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