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可，1973年生，原名辛梦尧，祖籍宁夏，现居北京，所习专业为历史学。长期从事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嬉笑怒骂，自成一格，描述了现实社会中最真实、最阴暗的一面。出版有《唐僧写给观音的36封信》、《逼下梁山》、《斯文扫地》等著作。

    以下为辛可先生在北师大演讲的部分内容

    以我的观察，现在的知识界和知识分子，特别是所谓的知识精英、文化精英，尽管个个装的很斯文，都是正人君子，其实很多都是口是心非，是标准的假货和水货，我把这种现象称为伪知识界与伪知识精英。我写《斯文扫地》，就是要撕下伪知识界和伪知识精英的遮羞布，扒光了给大家看，到底是什么德行。为什么我可以写这本书呢，因为我就是这伪知识界中的一员，精英算不上，我也是个伪知识分子啊。我今天到北师大，跟同学们交流，就是代表中国的伪知识分子来向各位报告，让大家看看，我们都是些什么东西。

    那么什么是伪知识界和伪知识精英呢？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把它归结为四化，就是官僚化、帮派化、货币化、剽客化。我们小时候一直被灌输一种东西，就是要好好学习，为实现中国的四个现代化而奋斗。几十年了，中国到底有没有真正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不敢说，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最发言权的是贵校的董藩教授。但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中国的知识界和知识精英，是货真价实的实现四化了，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伪知识界和伪知识精英的官僚化。在《斯文扫地》里我说过，中国的学界就是官场。如果大家稍微留意的话，发现中国现在的文化教育界特别好玩，绝对是中国特色。你会发现，在许多专家教授的名片上，写满密密麻麻的各种头衔，实在写不下，就写在反面，最让人惊艳的是，教授、研究员后还来个括弧，写着XX级或相当于XX级，如此等等。虽然“学成文武艺，贷于帝王家”是中国的传统，可毕竟那时候社会分工不充分，读书人除了走仕途，实在也没有别的体面的饭碗。现在社会分工如此明显，社会为知识分子创造了很多体面的饭碗，还要括弧后来个相当于XX级。但凡有点成就的学者，很快就把学问丢在一边，先弄一个帽子戴上，从此每天琢磨如何让帽子更大、更威风。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很简单，在中国的各种象牙塔里，最威风的莫过于各种老爷，学究们只能靠边站，他们真正掌握着大量的公共权利和学术资源。只有头上有个乌纱帽，才能弄到大把的资源，把自己打造成各个学科的泰斗和掌门人。在这种气氛下，谁还愿意老老实实坐冷板凳呢？

    与之相反，官场上又是另一番景象，官员们喜欢在XX级后边加括弧相当于教授，中国的知识界是教授后边加括弧相当于XX级。余秋雨先生都名满天下了，我看见他在电视上还动不动自称是正局级干部，原来盛名天下尚不及正局级的大帽子唬人。这似乎很符合中国人所为“学而优则仕”的传统，难怪蒲松龄先生都71岁了，还要为小科长的位置奋斗不息；国家级风流才子唐伯虎为了名片上能加个括弧，甚至铤而走险玩高考作弊的把戏（有人说他是被冤枉了）。风流夫子孟浩然也要跑到长安城钻营，好不容易见到皇上，吓得爬在床下不敢出来，弄得非但不风流，简直是斯文扫地。在所谓的象牙塔里，装满了各种型号的老爷，他们掌握着资源分配权力，呼风唤雨、风流潇洒，似乎在为年轻一代的读书人昭示着奋斗的方向，坐冷板凳过时了，搞个乌纱帽才是人间正道。弄成这样，学术的自由与价值也就不用再提了。据说曹禺先生晚年追悔不已，跟他的老同学钱钟书等相比，自己碌碌无为混了几十年，荒废了老本行。可如果曹禺先生再生一次，故事会有第二个版本吗，我看不会。

    伪知识精英的剽客化。首先要澄清一个概念，此剽客非彼嫖客。嫖客是搞了人家要买单，也算是公平交易，剽客是偷了人家的，非但一毛不拔，还要贴上自己的标签。如果把剽客误读为嫖客，实在太影响古今中外嫖客们的声誉。眼下的伪知识界，真的有点像是剽客横行的时代。大家上网搜索一下，知识界剽客数量之巨、程度之高，足够让大家叹为观止。其中不乏文化名流、专家教授，甚至大学校长，至于那些小剽客，更是星罗棋布、不可胜数。中国如果指着这些大小剽客来创新技术、振兴文化，甚至获诺贝尔奖，真是千古笑谭。剽客们的作案手段很多，不妨在此列举一二：

    一是肆无忌惮地抄袭别人的作品，或在原作基础上重新演绎一番，或直接抄来为我所用，把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发挥到了极致。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大家到网上搜一下就会了然，一定能大饱眼福。

    二是雇人写作，然后署上自己的大名，俨然是某某行业的专家和权威。被雇佣的人良莠不齐，水平总是有限，其作品价值可知。很多人不学无术，却著述等身，都是得宜于剽客的作为。

    三是找个题目，连哄带骗从国家弄到银子，指挥学生和门人干活，以第一作者自居。象牙塔里的学术带头人，不少就是这样的货色。其行状有点像电影里的黑社会老大。学生和门人不干也不行啊，除非他不想毕业了。

    四是充分发挥新传播技术的功能，七拉八凑，动不动就搞出所谓煌煌巨著。文老师就是这样的模范。以前编一套辞书或大典，得集合成千上百顶级的知识分子干上好多年，现在洋洋千万字的作品，有几个高中生、几台电脑，几个月就搞定了。编辑《四库全书》差不多用了十年功夫，倘若国家级大才子纪晓岚先生地下有知，是不是羞愧地再死上一次。跟文大师比，纪晓岚先生也太没才、效率太低了吧。

    苏轼说：“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向来以剽窃别人为最大耻辱。可为什么当下的中国会突然涌现出如此多的剽客？原因无他，大家都不愿坐冷板凳，不学无术，不做剽客又能如何。再说大家都很忙，没时间料理学问，但为了升官发财、装点门面，又需要学术作品做装饰品、当台阶，剽客横行也就在所难免了。虽然做剽客多少要承担道德的压力，可跟名利地位相比，这点压力又算得了什么！所谓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何况当剽客可以换来颜如玉和黄金屋，何乐而不为呢。

    伪知识精英的帮派化。欧阳修是宋代的大学问家，个人以为，在所为的唐宋八大家里，他的文章当拜第一，他写过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叫《朋党论》，大意是君子结为朋党，是社稷之福。如果欧阳修活到今天，看着正人君子结帮拉派，不知道他还有没有兴趣写一篇《帮派论》。现在的伪知识界，在很多方面，都借鉴了民间社会一些帮派的弄法，呈现出帮派化的倾向。大家发现没有，为什么现在的文化思想界这么热闹，就是出现了很多圈子，类似旧社会的帮派，党同伐异，斗得你死我活。凡是不论是非，只要是自己一伙的，就极尽吹捧之能事，各种肉麻的大帽子往上堆，能想到的形容词一个也不放过，丝毫不考虑别人屁股的承受能力。给大家举个例子，易中天先生出了个全集，把那些说书的东西编到一块，青年领袖韩寒说，易中天真能憋，以他的成就，到现在才出全集！其实韩老师忙着玩赛车，没有好好读书，比易中天还能憋的人多的是，比如钱钟书先生，到死都不愿出文集。既然韩寒先生拍得这么起劲，易教授自然也要拍回去。为何，大家都是一伙的嘛。对于不是自己一伙的，就另当别论了，不但口诛笔伐，而且动不动要操别人的妈，甚至动手打人。比如说xx之乡那伙人，只要提起所谓南方系，且不看人家到底说了什么，就把汉奸的帽子送过去，满嘴脏话，不共戴天。这种不论是非，党同伐异，斗得你死我活的玩法，不就是过去的黑帮吗？有人说现在中国的文化界严重分裂，根本原因就是为了各自的利益，不讲是非。

    在学术教育界，更是这样，出现了各种小圈子，为首的说文明点就是学霸，头上顶个官帽子，门生故旧控制着各个关键岗位，各种公共资源和学术资源一把抓，俨然是某个专业某个行业的地头蛇，南霸天。你想在这个学术领域发展，对不起，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拜学霸的码头，加入我们的团伙，否则你别想拿到任何资源。就算你有点成就，我们也会群起而攻之，把你消灭掉。这些学霸和团伙控制着大量的经费和项目，号令天下，跟民间社会的帮派有什么两样。很多很优秀的学者，包括在国外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学者，为什么在国内就玩不转，没人待见呢，原因很简单，你没拜码头，你不是我们一伙的，想在我们的锅里分一杯羹，没门。

    类似的例子太多了，特别是北大清华这些重点大学，这种现象有没有，我想每个人都心知肚明。我怕说出来以后没法混，就只好到此为止了。如果不打破这种帮派化的学术圈子，合理的分配资源，我对中国学术发展没任何信心。

    伪知识界与知识精英的货币化。在《斯文扫地》里，我写了这么一段话：当小人是生意，做君子也是生意；革命是生意，反革命也是生意；骂人是生意，被骂也是生意；标榜爱国是生意，做汉奸也是生意；衣冠楚楚是生意，袒胸露乳其实也是生意；做小鬼是生意，当钟馗也是生意。

    总之，一切都是生意，说得文明点，就是一切都被货币化，包括文化、学术、我们的良心都变成了人民币或美元。文化也好，学术也罢，不管嘴上说得多么冠冕堂皇，其实都是为了钱。跟失足妇女一样，我们也是出来卖，只是卖的东西有所不同而已。儒家讲“君子固穷”、“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些玩意都过时了。职业操守和知识分子的尊严在物质欲望前溃不成军，大家集体向孔方兄投降。当知识分子放弃精神追求，而选择以满足物质欲望为己任的时候，实际上真正的知识界也就轰然垮塌，只留下一个伪知识界来支撑门面。

    有件事我觉着特别好玩，就是易中天先生在各种场合，动不动就讲自己“站着把钱挣了”。就算他确实站着把钱挣了，有必要反复向全国人民强调这个吗？如果我可以全国人民的话，我想劝易先生一句，我们都知道你站着挣了，以后别再叨叨这件事行吗？只有曾经穷疯了的人，才整天显摆这种东西。话说回来，跟很多伪知识精英相比，易中天这样做，起码还比较真实。很多人明明站着、跪着、躺着把钱挣了，还标榜自己视金钱如粪土，装得挺像正人君子。我并不反对知识分子发财致富，知识分子就应该过得体面些，但我觉着衡量一个知识分子价值的标准，不应该是站着或躺着挣了多少钱。为什么现在连煤老板都看不起我们，原因无他，跟人家拼谁站着或跪着挣的钱多，人家能看得起我们吗？如果把文化、学术、良心、尊严都货币化了，钱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谁还愿意在象牙塔里，坐在冷板凳上做学问呢。

    最为可悲的是，就连宗教信仰也呈现出货币化的倾向。在《斯文扫地》里，我把他总结为主持老板化、和尚白领化、寺庙企业化、神仙货币化。其实就是一个字，钱。也许只有在中国，寺庙可以出租、搞各种公司、甚至搞连锁，完全变成经营机构。各位如果想创业的话，搞个寺庙经营不失为一个好办法。这也不影响大家的生活，照样可以喝酒吃肉、当官发财、交女朋友，甚至娶妻生子、养小三。你看那些主持的派头、说话的口气，不就是一个个大老板吗？最逗的是，在中国各种神仙都被货币化了，神仙变成了产品，成为某些人赚钱的机器。如果释迦牟尼自己要被上市，变成股票，会不会后悔千辛万苦搞这么个东西出来。有件事我一直想不通，既然一脑门子发财的思想，你还出家干什么？看着那些顶着各种官帽子、一门心思升官发财的东西，你不觉着很好玩吗？我实在想不明白，对着那些被他们货币化、用来买钱的神仙，他们心里没有丝毫的畏惧之心吗？当神仙都变成人民币、美元的时候，你对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还能有什么指望吗？而在这个过程中，所谓的知识精英，事实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种种绝不是中国知识界的全部，我已说过，除了这些活宝伪精英，知识界也有很多踏踏实实干活的人，他们是中国的希望。等中国的老百姓厌倦了活宝们的表演，他们的道德才华终将绽放出来，那将是中国知识界另一个光辉的时代。萧伯纳说：“我希望世界在我去世的时候要比我出生的时候更美好。”对于中国的知识界，我也抱着与萧伯纳先生类似的期待，也充满信心，毕竟我还年轻，有的是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