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六，本名田益宾，1963年生于东北大庆，自由摄影家。




郑大世的哭，阿里郎的舞

颜长江

　　朝鲜，极冷感；巴西，极性感。我们等着它们碰撞，已很久了。在等待时，肾上腺都要爆了。
　　结果让我们痛快释放。巴西零角度，朝鲜人民军。然而最令肾上腺素狂升以至泪腺哗哗的是：郑大世哭了。
　　郑同志哭了，拉得我们报纸头版一起哭了。我也很不好意思，跟着哭了。
　　然而又无厘头、很无聊的，想作泪水成分分析：他和我们为什么而哭？
　　正如报纸大照片上压的那个著名的标题《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表面上看，简单地说，是信仰，是崇高。于是表现为集体主义，表现为战神。这东西资本主义日本怕是没有了，所以郑大世来到祖国就对比强烈再感觉到了，感动了。而咱们也没有了，好不容易在亲切友好的邻居那看到了，于是咱跟着感动。正如羊城晚报记者汪晖的精彩评论：“只有他们才明白什么是信念和信仰，什么才叫做到极致和坚持到底；而由此，我们发现，自己竟然空空如也，除了贪欲，一片虚无。”
　　人要有信仰，这是无疑的。汪晖一语，中了中国之的。
　　这一种感动，是为了警醒自己，着重于人家的长处。我也很醉心于那种纯粹的气氛，毕竟咱们本来是这样长大的，亲切啊。但是，观乎不少人过度倾心朝鲜式的精神世界，甚至想回到举国体制，计划经济，或“文革”式的理想时代，理性又告诉我，我们也应看到崇高的背后，那里的现实——观乎大世面相，哭得扭曲，是为悲怆。悲怆者，一面是崇高，另一面是悲惨。姑妄猜之，其所以哭者，一为祖国、领袖、人民，二为祖国的现实。我想朝鲜的所有队员都有这种感觉，不过，郑大世的哭，这个可以有，而其他队员的哭，这个真没有、不能有。
　　郑大世是海外赤子，毕竟特殊。而朝鲜全队，那种不哭不笑的无表情冷战，才能告诉我们：什么叫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纪律性……
　　这一切的“极致”，并不在于朝鲜足球队，足球还多少得自由地跑一跑，更在于个性为零的《阿里郎》团体操。正好，国内外都有摄影师拍下了这十万人志愿表演，作品还很著名。
　　一是东北人田益宾的《舞过三八线》。他同朝鲜族的崔健一起去朝鲜，看了《阿里郎》演出，居然设法拍下了照片，从北京到美国地展出，很是出色；
　　二是世界影像市场头号人物安德鲁斯·古斯基的《平壤》系列作品，能看到的几张，也是这场团体操。2008年4月，其中的《平壤四号》以137.5万美元在索斯比的慈善拍卖会上售出！不知道他这款项是否买了粮食，还给了那里饥肠辘辘的人民？

　无疑，是《阿里郎》本身的极端造就了这些作品。当代艺术的市场妙诀在于高度形式感和摆布再现，深谙市场法术的古斯基尤其如此，所以，我相信他初见这团体操时，心里一定狂喜，虽然我也相信，他的作品一向有一种社会批判的功能。在那里，一切公开活动都是行为艺术，比咱北京的艺术家更坚决，比咱奥运会团体操更规整僵硬，那种整齐划一，是人类的极限，在那里，你按下快门，就成功了。
　　而在那影像的背后，作为权威社会的过来人，田益宾无疑会比古斯基更深刻。关于那幅最动人的少女之舞，他是这样说的：
　　“那些朝鲜表演者的表情都特别幸福，但是你会觉得那种笑容极为奇特。信仰生命和美好的事物，是幸福的，但因为盲目地崇拜而得到的幸福，会让游离在那个仿佛被催眠的氛围外的人特别感慨。”
　　是的，我们是否一定要因为朝鲜队的杰出，而玩儿回去呢？
　　与田益宾同行的老崔，也作了《舞过三八线》这首歌，与摄影作品同名。年初中国队3:0击败韩国的时候，我开车时就反复地听这首歌，极为快意。现在，再看歌词，才发现老崔坏坏的狠狠的声音很有深意——
　　“别问我为什么　别试着叫醒我　等我做完这个梦　等我唱完这首歌。”
　　这个梦我们做过了，这首歌我们唱完了。于是我们没有了梦，我们也不再高歌。我们必须再有梦，我们必须再高歌。只是，那梦不该是这一场梦，那歌也不该是这首歌。
　　放眼世界与历史，还有更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