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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我的父亲很时髦—梁缨回忆黄胄先生 [打印本页]

作者: 闻正    时间: 2010-3-14 19:33
标题: 我的父亲很时髦—梁缨回忆黄胄先生


采访梁缨是在她的画室,快人快语,笑声爽朗,颇有当年黄老先生的风采。郑闻慧老师(黄胄夫人)出了一本关于黄胄的回忆文集,点滴往事,情深感人。而在女儿梁缨的回忆中,和父亲在一起的日子里更多的是一种轻松愉快的基调。
透明人黄胄
豪爽、幽默、诚恳、热心肠、能吃苦,这是梁缨给黄胄的评价,当然,这也是大众对黄胄的普遍印象。难道黄胄在自己最亲的人面前也没有不为人所知的另一面吗?梁缨摇摇头,她觉得父亲就是个透明人,表里如一,人前人后都是一派作风。因为骨子里的豪迈特点,黄胄的朋友遍天下,从新疆到北京,从底层劳动者到文艺巨擘,黄胄都能称兄道弟。梁缨说只要父亲在,家里就门庭若市,形形色色的客人从不间断。
黄胄是个闲不住的人,早年因社会动荡和工作关系,四处奔走,两次黄泛区写生,多次新疆之行,从而成就了他的艺术。七八十年代的时候,虽说家庭工作已是趋于稳定,黄胄却是在这种安适的生活中闷坏了。“文革”结束后,黄胄由于严重的颈椎病综合症突发,住了三年院,虽然遭受极大的折磨,仍笔耕不辍,在此期间,创作了《松鹰图》、《百驴图》、《丰乐图》等优秀作品。
1979年出院后,虽然医生严重警告过不能出远门和过度劳累,黄胄还是不顾他人劝阻,在家人的陪同下第五次出行新疆。在海拔两千多米的“冰山之父”穆士塔格峰下,由于高原缺氧和天气寒冷,别人都不愿动弹,只有黄胄仍保持着十分兴奋的状态,见到了他由衷热爱的新疆人民和景物,黄胄只想把眼前这一切用画笔记录下来。梁缨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就是:有一次,塔吉克人用毛驴“踩场子”(新疆地区当时生产工具比较落后,碾粮食是用毛驴踩),黄胄就画着画板跟着毛驴画速写,梁缨由于高原反应就裹着毛毡在旁边的草垛里睡觉,等她醒来,天色渐黑,上头盘旋着几只老雕,联想起该地区的人实行“天葬”,梁缨当时害怕得不行,再看父亲,早跟着毛驴往前走了几百米,看着那个聚精会神的影子,梁缨又委屈又暗暗佩服。
画画替女儿“还债”
不过,在梁缨看来,黄胄从来不是一个失职的父亲。“文革”期间,和很多知识分子的命运一样,黄胄被打成了“反革命分子”。有一段时间,黄胄被关在军事博物馆改造,郑闻慧在青年出版社工作,梁缨三兄妹被托管在北京东四十条一位根正苗红的工人家,由于这家工人已有九个孩子,日子十分拮据,每天都是吃的棒子面和菜团子。这种情形下,梁缨最盼望的就是星期天的到来了,因为这一天,黄胄可以获准来看他们三个,为了见孩子们,黄胄早上四点就从军博出发,走到东四十条时,已经是八点了。然后带着兄妹三人出去玩,吃前门的糖炒栗子,看手艺人捏糖人。梁缨并不知道父亲在改造中受过怎样的折磨,因为每次来看他们,父亲总是这么开心,一点也没有压抑痛苦的痕迹。
“父亲是我的偶像、朋友、亲人。”梁缨一直都很崇敬父亲,但是这并不拉开她和黄胄的距离。“因为我是女儿,所以一直很亲近,他会对我哥哥们严厉,对我不会。”言语之中带了甜蜜的得意之情。因为这种宠爱,黄胄只要条件允许,去哪里都要带上女儿,新疆、云南、江浙、黄山,饱览祖国大好河山的同时,梁缨也渐渐喜欢上了绘画,虽然黄胄从未要求过子女学画。黄山之行,一老一少临山画速写,成了梁缨至今难以忘怀的风景。
1979年,考工艺美院失利后,梁缨去了广东美院,其实梁缨是属意浙江美院(今中国美院)的,但是黄胄在杭州考察了一圈后,认为江南太过甜美,呆久了就失去了棱角,“那里很适合养老,不适合学习。”于是,梁缨遵从了父亲的愿望。一次学校去了广西偏远的隆林地区写生,由于食宿条件异常艰苦,好多同学写信给家里抱怨,梁缨也不例外,就在其他同学收到了家里的慰问信时,梁缨收到的却是父亲的警告:“这样好的学习机会恐怕你此生再难遇的,好好珍惜。”尽管天气炎热,梁缨被迎头泼了盆凉水。
终归是少女心性,回去的路上,梁缨和杨之光的女儿(同班同学)跑到桂林玩,并住上了榕湖饭店,级别相当于北京的钓鱼台宾馆,这是需要介绍信才能入住的,她们怎么混进去的呢?原来俩人报上各自父亲的大名,饭店经理称只要黄胄能为饭店画一幅画就可以,梁缨替父亲答应了。回去后,自然遭到了双亲斥责。不过,1984年,黄胄应邀去桂林写生,真的为榕湖饭店画了一幅《套马图》,以偿女儿当日所欠,宠溺之情溢于言表。2007年嘉德拍卖会上,梁缨竟看到了这幅画,她毫不犹豫地花高价买了下来。
后来梁缨到德国留学了,黄胄在1985到1985年期间每次出国办展都要和女儿见上一面,一次在意大利威尼斯的一所教堂里,黄胄对那些装饰性壁画赞叹不已,对梁缨说:“要是你学这些工艺美术多好!”黄胄从来没有干涉过子女的艺术选择道路,梁缨到表现主义之乡的德国留学后,黄胄对她的那些抽象主义的作品既不反对,也不赞扬,这一次感慨,让梁缨知道了父亲对自己还是有期望的。
爱穿“国产名牌”
别人眼中的艺术大师,对自己来说,父亲其实是个很普通的人,甚至是可爱。作为一个歌颂真善美、热爱生活的画家,黄胄其实很注重生活的质量和品味。晚年生活宽裕后,黄胄穿着很时髦,而且都是国外的名牌,但是他把那些商标都给剪了下来,美名曰“国产名牌”。一次一个朋友打死也不相信质量这么好的衣服居然是国产的,把衣服翻个底朝天,终于在一个夹缝里发现漏网之鱼,居然是“Dior”的商标,黄胄摸着脑袋“嘿嘿”地笑。诸如此类的事情枚不胜举,再有一次,黄胄买了一条国外的皮带,就把金属头卸下来,镶上一块和田玉。
自89年筹备炎黄艺术馆后,黄胄奉献了自己的全部精力。建成后,为了还债,黄胄举办了很多画展卖画,早年的颈椎病以及家族糖尿病的遗传,让黄胄的身体状况再度下滑,但是他仍坐着轮椅,飞往香港、法国等地,各种文化交流活动也频繁参加。由于天生的随性,黄胄从来没有照顾自己的意识,和朋友聚在一起,仍是喝酒吃肉、谈笑风生,多年的过度操劳,终于让黄胄病情恶化,再度倒下。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父亲一生身体力行这句话,梁缨现在也在这条路上走着,或许,她这一生都无法脱下父亲的光环,但这个影响下,我们看到一位伟大艺术家走了,但还有后继者在不断地追随着他艺术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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